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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把他堆放货物的屋子挪出一块地儿,我和几个年轻人在这里建了一个工作室。楼下房地产中介的胖子敲门,脑袋伸进来疑惑地问我们是否在做网店。很多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仓库起家的,姑且这么想吧。
冬天,小区暖气烧得贼热,我们在这里做了几次沙龙聚会,人多的时候,屋子里的货物箱子上,甚至桌子上都坐着人。因为暖气,也因为人气,每个人的脸蛋都红扑扑的。
说是人多,其实还是因为屋子太小,统共也就十几个人,尽管每次活动都在微博上公开邀请,却总是这样一个差不多恒定的人数。这种奇怪的现象大概也可以用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的“150人定律”来解释,不管网络世界为你展示了一个怎样庞大的社交圈子,每个人的人际交往却都有着容量的上线,邓巴认为那正是村落这种居住形态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从智力还是情感上,我们都不能承担太多好友。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部落生活已经消失,巨大的城市把人撑散,挤进格子间,那社交网络上的一片繁华如海市蜃楼一般很难落到实处,真正能够见面的也就是那150人中的十分之一。
正因为此,有“真身”出现的聚会,三两人一堆聚在一起聊天的场景会让我觉得分外迷人。工作室一有客人到访,我都既兴奋又紧张,生怕有什么不慎会破坏这种气氛。
张立洁来放她的新专题《天真者的像》,孤独症以及精神分裂,这些精神残障者用画笔和颜料涂抹他们的情绪,摄影师用投影仪将画作投进现实生活中,然后拍下作画者在其中的肖像。有人喜欢,认为这种拍摄方法让人们看到了被摄对象的多重世界:外在的,内在的;有人质疑,觉得手段稍微有些形式化;还有人想知道摄影师怎样和这些被摄对象沟通,而站在墙边儿的那位则不动声色地说:“我观察到你放这组照片时候的样子,你有纠结,你动情了。”
去年中秋节,工作室来了一大帮图片编辑,“图什么”是这个聚会的主题,兴许正是这一句“图什么啊!”的感慨切中了图片编辑们那幕后工作者的痛楚,一上来,大家就苦水倒了一堆,谈到电脑里那没完没了的标注着选、再选、终选、最终选的文件夹,谈到唯点击率至上带给图片编辑的困惑,以及和文字工作者之间那些永远说不尽的矛盾。那个晚上,尽是各种插科打诨,失望混杂着希望,终了,夜色里的一群人匆匆地去追赶回家的地铁。
工作室的访客是各种各样身份奇特的家伙,学新闻的开始搞艺术,化学博士来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类学通识,而做人类学研究的则想着将摄影作为研究工具。有两个年轻人搞了一个名叫《沙发人类学》的项目,通过沙发观察北京胡同里的人际关系,藉由沙发去认识一个老城居民。他们把拍下的照片回赠给被摄对象,整个项目有着温暖的互动,拿到照片的人乐不可支,摄影者被邀请到家里吃炸丸子,就连沙发也没有闲着—他们想给沙发贴上二维码,这样,无论沙发流动到哪里,人们都可以读到关于这张沙发上的人的故事。
最特别的访客是街头篮球小子吴悠,他的球队是一支野生的队伍,不依附任何组织,走遍各个城市,音乐、RAP、球场上的炫技,簇拥在球员身边的是情感迸发的人潮,而队长本人则如同一只调皮的篮球,逾越规则飞行,但只要弹到球场上,就会发出结实的砰的一声。
请吴悠来,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但我肯定摄影和街头篮球有无数的交集。那个晚上,所有的对话都粗粝且直接。我问吴悠,没有固定工作会不会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他说“去工作我才会失业,我的‘业’就是街头篮球。”当人们问到父母对他这种生活方式的态度,这个驰骋街头的自由人说自己曾被母亲的一句话刺中,妈妈说:“你老了。”
谈话引发了很多共鸣,人们痛苦且真诚地分享着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选择自由的焦虑,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就听有人说:“在这儿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感到安心”。
终了,一群人还是簇拥着去赶地铁末班车。记得有好几次,我们走出工作室,发现外面不知何时开始漫天飘着鹅毛大雪,此时,年轻人开始在雪地上滑行奔跑,全然不顾可能会摔个跟头的危险。
冬天,小区暖气烧得贼热,我们在这里做了几次沙龙聚会,人多的时候,屋子里的货物箱子上,甚至桌子上都坐着人。因为暖气,也因为人气,每个人的脸蛋都红扑扑的。
说是人多,其实还是因为屋子太小,统共也就十几个人,尽管每次活动都在微博上公开邀请,却总是这样一个差不多恒定的人数。这种奇怪的现象大概也可以用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的“150人定律”来解释,不管网络世界为你展示了一个怎样庞大的社交圈子,每个人的人际交往却都有着容量的上线,邓巴认为那正是村落这种居住形态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从智力还是情感上,我们都不能承担太多好友。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部落生活已经消失,巨大的城市把人撑散,挤进格子间,那社交网络上的一片繁华如海市蜃楼一般很难落到实处,真正能够见面的也就是那150人中的十分之一。
正因为此,有“真身”出现的聚会,三两人一堆聚在一起聊天的场景会让我觉得分外迷人。工作室一有客人到访,我都既兴奋又紧张,生怕有什么不慎会破坏这种气氛。
张立洁来放她的新专题《天真者的像》,孤独症以及精神分裂,这些精神残障者用画笔和颜料涂抹他们的情绪,摄影师用投影仪将画作投进现实生活中,然后拍下作画者在其中的肖像。有人喜欢,认为这种拍摄方法让人们看到了被摄对象的多重世界:外在的,内在的;有人质疑,觉得手段稍微有些形式化;还有人想知道摄影师怎样和这些被摄对象沟通,而站在墙边儿的那位则不动声色地说:“我观察到你放这组照片时候的样子,你有纠结,你动情了。”
去年中秋节,工作室来了一大帮图片编辑,“图什么”是这个聚会的主题,兴许正是这一句“图什么啊!”的感慨切中了图片编辑们那幕后工作者的痛楚,一上来,大家就苦水倒了一堆,谈到电脑里那没完没了的标注着选、再选、终选、最终选的文件夹,谈到唯点击率至上带给图片编辑的困惑,以及和文字工作者之间那些永远说不尽的矛盾。那个晚上,尽是各种插科打诨,失望混杂着希望,终了,夜色里的一群人匆匆地去追赶回家的地铁。
工作室的访客是各种各样身份奇特的家伙,学新闻的开始搞艺术,化学博士来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类学通识,而做人类学研究的则想着将摄影作为研究工具。有两个年轻人搞了一个名叫《沙发人类学》的项目,通过沙发观察北京胡同里的人际关系,藉由沙发去认识一个老城居民。他们把拍下的照片回赠给被摄对象,整个项目有着温暖的互动,拿到照片的人乐不可支,摄影者被邀请到家里吃炸丸子,就连沙发也没有闲着—他们想给沙发贴上二维码,这样,无论沙发流动到哪里,人们都可以读到关于这张沙发上的人的故事。
最特别的访客是街头篮球小子吴悠,他的球队是一支野生的队伍,不依附任何组织,走遍各个城市,音乐、RAP、球场上的炫技,簇拥在球员身边的是情感迸发的人潮,而队长本人则如同一只调皮的篮球,逾越规则飞行,但只要弹到球场上,就会发出结实的砰的一声。
请吴悠来,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但我肯定摄影和街头篮球有无数的交集。那个晚上,所有的对话都粗粝且直接。我问吴悠,没有固定工作会不会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他说“去工作我才会失业,我的‘业’就是街头篮球。”当人们问到父母对他这种生活方式的态度,这个驰骋街头的自由人说自己曾被母亲的一句话刺中,妈妈说:“你老了。”
谈话引发了很多共鸣,人们痛苦且真诚地分享着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选择自由的焦虑,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就听有人说:“在这儿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感到安心”。
终了,一群人还是簇拥着去赶地铁末班车。记得有好几次,我们走出工作室,发现外面不知何时开始漫天飘着鹅毛大雪,此时,年轻人开始在雪地上滑行奔跑,全然不顾可能会摔个跟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