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节目字幕里打“本节目言论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说，“本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管它代表什么立场
“小混混”逐渐被社会化
我小时候没想过做记者、当主持人。高中时是个文学青年，还想写小说拿诺贝尔奖呢。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想，要当作家有两条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读万卷书这事只要有个图书馆就行，不必非得上中文系，我得找个能让我免费行万里路的职业，就报新闻系了。所谓理想，就是当时这么个乱七八糟的想法。
上了新闻系以后又变了，看了一些书，什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记者产生向往，像索尔兹伯里、法拉奇。
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嘛，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就是考试的时候回来，三年级就出去实习了，大四几乎在广东干了一学期，反正我是挺有收获的。
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以为我肯定是做幕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广东电台少儿组，组长是余瑞金大姐，她说你可以做主持人。我经历了中国广播从录播到直播的转变，直播的时候对主持人的反应就有要求了。我常给组里女同事看手相，聊聊人家老公什么的，正好那时候要推出一个直播热线电话节目叫《家庭咏叹调》，大姐发现这小伙儿挺能白话家长里短的，就让我当了主持人。
那时我才发现我能做主持人，还正好符合当年中国最牛主持人的条件：就是说自编自导自播自剪，这些我都能干。
后来到了凤凰，做节目我脑子里得多根弦，要注意说多错多，祸从口出。有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得罪谁了。说实在的，压力不仅来自上面，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下面，甚至来自对面。
其实我是胆子非常小的人，最早的时候做《锵锵三人行》，基本上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凤凰还没网站，也没今天这么大影响，大陆观众来信寄到香港也贵，香港更没什么人看这个普通话台，所以是一种不了解观众反响的状态，说了就说了，在大陆观众里头闹出什么事儿我根本不清楚。所谓“黄段子”就是那时候讲的，无知者无畏吧。
其实那个时候黄段子占的比例极小，但后来得知影响不小，因为碰了禁忌。我一直有个念头，就是让这个节目永远接近真正私底下的聊天，无限接近。聊天就要在生活中找根据，那个时候饭桌上大家都爱讲黄段子，我也就记下来在电视上说了。港台电视里有情色男女的内容，我也觉得只要别露骨讲讲无所谓，娱乐嘛，甚至都不大想到这成人笑话在大陆电视里是前所未有的。后来想当时不知多少人骂我下流，亏得那时候几乎听不到大陆方面的反应，要听得到，即便不同意我也不会再讲了，我怕惹事。刘长乐老板度量太大了，后来才知道他为这事帮我扛着很大压力。
后来也就不讲黄段子了，倒不是因为觉得不对，而是兴趣变了。现在跟朋友们聊天也很少讲这些了，什么东西老讲老讲也就腻了。我说段子的本领不高明，留下这么个名声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因为我讲得早。但不得不承认，不管好名坏名，黄段子在《锵锵三人行》早期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的过程中起了刺激作用，所以说资本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一个东西最初火起来好像总得干点犯规的事儿。
所以我说，《锵锵》10年就是一个小混混逐渐被社会化的过程。在你影响扩大的时候，社会总有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要改造你，不能让你像初生婴儿一样赤裸裸。
从我知道有观众那天开始，就很难避开虚伪了。文道说，虚伪不是坏事，没点虚伪人类社会就成动物世界了，也有道理。你说我这个笑有没有表演的痕迹，我曾经以为上台是不用演戏的，但这个社会让你必须这样，所以只能追求当个好演员。但好演员不等于虚伪，真听真看真感觉，你能不能在节目中调动起真情实感？这就叫一种职业情感吧。在录像的时候，说起出租车司机的惨况，说起地震灾民，你确实会动感情啊，人非草木嘛。不过下班了回到私人生活里，这些我就放下了。我给你数数我这些年的外号——“天下第一黄”、“小痞子”、“包青天”（因主持《文涛拍案》），你看多矛盾。叫我“包青天”把我吓着了。这意味着你可以审判人，但是你有什么资格审判人？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人。还叫我“拉皮条的”、“话痨”，哪个是我呢？都可以，朋友给我一外号就叫“都（窦）可以”，你叫我什么都可以，正好帮我看透名声是什么东西，我又是什么东西。
即兴、随兴，然后尽兴
《锵锵》它有一个根，很好玩，等于把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就是聊天，搬上电视。你看典型的西方电视节目，程序严格，角色清晰，分工明确，主持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有聊天，主持人也不像主持人，嘉宾也不像嘉宾，界限模糊了，跑题跑不停，就是跟着感觉走。
大家都在问我一个节目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老板说做就做，说不做也就不做了。我是个打工的，他认为有价值我就要做，他让我做一辈子我就做一辈子，他让我下课那你明天就见不着我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观众会喜欢它多久，这我不知道，也不能控制，只要还有观众需要，我永远做不完。因为话题是跟着新闻走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
你得又变又不变。你变得急了，可能丢了老味道。不变，又怕大家疲了。媒体实际上是不断出错又不断纠错的过程。我无往不在错误之中，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碰了壁再往回找，左摇右摆老想找平衡。可你永远踩不上正点儿。
我这个人耳朵软，没主见没远见没定见，爱犹豫，什么人都能影响我，谁说我都听。平常做节目，没人说我就按自己的来，有人说我就尽量采纳，好听点叫海纳百川，其实就是大杂烩。“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话是骂人的，可我老觉得说的像我。墙头草随风倒，在我身上能反映各种风向这也不错。
我老跟组里说，咱这节目每天一集，一年300多集，足够把每种路线都装进来试试。可能是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失去，最好没一个人不满意，包括我自己。我想既然是吃开口饭的，有一个观众不满意那也总是我本事不够吧。看样子一辈子也不能够了。
可还是要求发展嘛，形势比人强，推着你往前走。就我个人来说，以保住饭碗为底线，我没盼着有多么火，也不希望有多么成功，我定位这是一个小众节目，但媒体还是有贪心，恨不能影响力铺天盖地。凤凰实际就是在言论上有一定自由空间，特别是在时政方面，如果这空间你不用，就等于现成的便宜你不捡。
（梁）文道、（许）子东和我仨人就是“老友记”，有时候我说了一段话，我心里希望下面文道说什么，往往文道接下去还真就是说什么，你看这默契别人很难代替，我们仨也算心连心艺术团吧。如果这个节目是每周一集，那继续“老友记”也许还行，但几乎每天一集，这么大的量，一年300集光靠我们仨明显不够。所以还有像（孟）广美啊吴淡如啊，女嘉宾会给节目增加软性的轻松的元素，太需要了也太难找了。
北京的嘉宾我认为很有价值，他们做的节目少了过去的味道，但有另一番味道。比如说王克勤，专门研究出租车问题的，他虽然不能谈笑风生，但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还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他讲的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他揭的这个内幕不是给观众用来消遣的，关键在于各地频频发生出租车司机事件的时候，他讲出来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原来许多出租车司机处于这么一种状况。这节目在舆论监督上有效。
大型节目其实并不难，有很多东西可以弥补空缺，三个人谈话不能断，不能冷场，你得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填满每个缝，要不怎么说穿针引线呢？还得有观点，有趣味，有段子。我觉得《锵锵三人行》有一点是好的：平等平民，是喜欢的朋友间的聊天，谁也不说一定要压倒谁，而是求同存异，观众看了之后说，哦，原来这事有不止三个看法。
我曾建议文道开个专栏，说我给你个题目，叫“论不合时宜”。我说你们公共知识分子永远是不合时宜的，永远是反对派，甚至有时为了坚持己见不惜与人民对立。但这个极端的存在也是有好处的，让他说，你可以不听他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哪怕微弱，但只要在那儿，选择就多一种参照。
这是个非常high的事，也是活受罪。22分钟内，我脑子里有8个人，各司其职。比如才刚聊8分钟，导播耳机里就催：“文涛，行了啊，别讲啦，该放广告啦。”多打击情绪呀。可我就得一头接话茬一头踩刹车，“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这个嘉宾一气儿说3分钟了，不能老是他一个人说啊，我得引那个人说说，还要考虑如果他说得很好很重要呢，是不是插个问题让他快点翻出底来？还是让他说到5分钟？你必须即场判断内容编辑内容。
咱不说别的，就从主持人角度讲，看上去三个人很容易啊，他说完你说，你说完他说，实际上没这么容易，都是即兴的。我只知道从哪儿开始聊，有个话头，可待会儿聊到哪儿去只能看现场发挥了。主持人只能见机行事，以万变应万变，预想的多半用不上，因为不能不自然，最好是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你跟朋友吃饭聊天，总不能先商量好我先说第一点，你说第二点，他最后总结吧，那饭就没法吃了。所以说最主要的是即兴、随兴，然后尽兴。
本人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我所有的想法都是似是而非的，我过去说我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是说想法一直在变。现在可以改一下，可以说反复有常——反复犹豫、首鼠两端反而是我的常态。这个性格其实对做《锵锵三人行》是有好处的。因为自己没有立场，能听得进别人的立场，在各种立场间是个平衡。当你没有定见的时候，在种种观点间找平衡就是你的能力，这可能恰巧就是一个言论节目需要的。
我在节目里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说说而已，聊天的谈资，不为表达观点，没那么严重。有人跟我较真了那可真是误会，我根本没什么观点，每秒钟都好多念头出来，自己都弄不清到底哪个是我的，或者说什么观点对我来说都一样，都当谈资收集，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说点什么呢，都是希望你们爱听，希望你们开心。要是不喜欢我这样讲我就换个样子讲，大家有话好好说。朋友聊天嘛，怎么着都行，这段时间过得有意思就行。我就是爱憎不明、是非不分，我希望大家都高兴。你到我这里聊天，你开心了么、畅所欲言了么？你讲痛快了，我就高兴了。估计上辈子我是个伺候人的。（笑）
主持有现场观众的节目我很少大笑，但三个人聊天呢，我就经常笑，热闹些、活泼些。为什么这样呢？有现场观众的，嘉宾说点什么大伙哄一下笑了，气氛就有了；要是录影棚里就仨人呢，我就本能地条件反射地爱笑，等于我充当现场观众了，给嘉宾配点反应，要不然孤零零太冷清了，越说越没劲。当然笑也得是自然的，跟人同声同气的，要不然成傻子了。
聊天不同于采访，除了问，我还得想自己要说什么，注意听他们说什么，真听真看真感觉，要不怎么知道我说什么？总得有个上下文衔接吧。说是跑题跑不停可是你往哪儿跑？跑多远？还回来吗？怎么回来？还得意识到话题的敏感，又要聊得痛快，又要拿准尺寸……这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跟直播一样的，片头片尾连进广告一次合成，没法迟疑不容后悔。好坏就这一锤子买卖，缺斤短两什么的都得在这22分钟3part内找回来，要不就立马决定忍痛割爱。录到最后一分钟你才知道全篇是什么样——这是一种高速脑力劳动，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或恶果，几乎来不及想，近乎直觉，电光火石间心里打个闪，张口就来，碰出个火花自己都惊讶。每次录完像当天下午直到夜里我都是呆呆愣愣的，脑筋停转的感觉。你别不信，生活里我是个糊里糊涂不靠谱的人，只是做节目的时候有高度集中的脑力激荡。也正因为这种劳动的不确定性，我对自己的节目没有满意过，总觉得没做好。
现代中国电视业对数量和速度的需求太大了，经常让我有一种不得不粗制滥造的无奈，这是跟我家风很拧巴的事。我们家的人没什么大局感，但是会对小事无比较劲，甚至有点无聊，有点强迫症。比如《锵锵》有时候录多了两分钟，我就总想自己跟编导一起来剪片子，其实人家干得比我好，可我还怕剪得不妥当，为这两分钟的取舍能折腾一两个小时，你说有必要吗？主要是今天晚上干这个，就没空看资料准备明天的节目了。有几次我还真就任性到去干这个不该我干的事儿，不管明天了。
没有成功的感觉。不仅才识不够，时间也不够。如果不做这么多这么密，我想我可以给观众好一些的节目。可大概媒体就是个随风飘散看过就算，差不多就可以，不需要更好，他们都说更好是好的敌人呢。
门类不同，精粗的标准也不同。我特羡慕导演，磨一年拍个电影，尽可能改到自己满意，完了他可以说这是我的东西我负责。我做几千集了，没脸说这是我的东西，不能为我的出品负责——它没达到我的质量标准就播出去了。我们节目字幕里打“本节目言论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说，“本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管它代表什么立场。”（笑）因为我总以为本来我可以做得更好、做到自己满意的。现在只能说我是个打工的，首先得满足生产任务。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节奏，你要不适应就不该干这个，我现在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量。你做那么多，怎么可能都做好呢？说多快好省，可“多快省”和“好”可不是亲兄弟。一定是一分投入一分产出，如果你是一分投入十分产出，那你肯定是该给的钱没给。为什么在中国复制成风？原样在那儿，只要投钱，“咣叽”就出来了，简单速效。
但我们这种节目，前面没有成功道路可以照着走，每一步得自己摸索，还常摸错，不是说老板给我一笔钱就能怎么着，真要给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花。我老觉得这个节目像中国改革，完全是新情况，摸着石头过河。试过改变，不行，最后还走改良的路，基于意见不断微调，未来也不知深浅，但蓦然回首，这么多弯路也就是我走过的路了。
我总是暗叫一声惭愧
我羡慕过很多人，总觉得自己靠嘴皮子吃饭有点害臊。传统观念吧，总觉得这人靠说话吃饭，创造什么财富？反正不高。再有一个就是，你也很难相信，干这行到今天我都有愧，有愧于观众。以我的本事，我不配在现在的位置上，觉得丢人。
我名气不大，可比起我的真才实学，还是显得大了。所以听见陌生人叫我就害臊得慌，尽量少出去现眼，露一回脸就丢一回脸。还是偷偷窝着，一个人琢磨点自己的事，至少看书学习积累积累吧。“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这些都成了遗迹一样的东西。现在是肚里没货还天天往外吆喝，或者肚里刚有点货就恨不能立刻卖给全人类，一样货色卖了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
咱不说别的，就说嘴皮子。我带录音笔就是要录下人说话，好的可以收藏，还可以整理成文字，因为可遇不可求。最妙的聊天都在生活里，我能吸取很多，但是讲老实话，越研究越明白自己不灵，时时处处都能发现人家说得太绝了，学都学不来。我就知道我这辈子也就是个庸才，也就是混碗饭吃。说到语言艺术，说到精彩，我只能是一个爱好者、一个记录者。
我心里永远向往真本事。你像阿城老师，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盼他兴致好，愿意多说两句，我太喜欢听了。你说现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他有什么名气？他也没想出名，对他我就有对老师的心情，大家一起吃饭，我竖起耳朵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口才、他的文采、他的洞察力，就在朋友的谈笑间随风飘散。有些个有名的跟他相比，不是天差地远么？还有上过我们节目的王朔、王蒙老师，还有好多嘉宾，他们那个表达比我不知道强多少倍，他们的语言有根，我还没找着根儿呢。
我并不高，但手低眼高，我有鉴赏自己这门玩艺儿的眼光。那些声光画电、人多势众的节目，是所谓打群架的。我这儿就仨人，小节目一个，确实没法比，可内行不是光看这个的，内行看的是你说的手艺。该怎么说这个事呢？有的节目就像大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是内行，一般观众是好看就行，但我从专业看就看出别的了。比如你主持的这节目钱多，那当然会好看些，那我也就只能看见你钱多，你本人呢，你怎么样？我知道你的高低。有时候是节目托人，有时候是人托节目。
同样是说话，你可能以为自己还不错，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孔子的《论语》就是《锵锵三人行》啊。孔子述而不作，老和弟子们聊天，弟子们记录整理成文字，整个一聊天记录。就说话而言，那达到了多高的水平！哪朝哪代都有聪明人，都鉴定过了，都认为值得保留，这才传到今天。
再说释迦牟尼，讲经说法，几十年如一日，跟成千上万人说，就是和你聊，把你都聊得开悟了。他老人家多能说呀，这才叫能说会道。
你再说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言能退百万兵，一通干聊，生生把对面将军聊得倒撞下马活活气死。聊死你，这什么功夫？
我还找来奥巴马演讲的视频，看中文字幕，我要研究为什么他的说话能有催眠的效果，他的感染力从哪里来，这都是我研究的科目。
你能不谦虚吗？简直是心虚。望尘莫及，这辈子也就是个欣赏学习吧，怎么可能以为自己还行呢？差太远了，我们都是一般人，有点机遇还以为自己又怎么着了，知道害臊吗？我这点本事当得起那么大传播范围吗？咱们古人说话的境界叫字字珠玑，这样的人才配得起这么大的传播面，我不配。所以我总是暗叫一声惭愧，老觉着自己猴戴帽子——装人呢。
主持人每天该练什么呢？
表面看，节目里的内容都是主流话题，很入世。但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琢磨，这些事儿其实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关系。有些人是真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不是。虽然天天聊的都是这些个事，但这些只是谈话材料，我最关心的还是趣味和表达本身。谁能把话说得有意思？甭管你什么思想什么故事，怎么表达？偏激点说，表达决定一切。你看平常生活里你喜欢一种朋友，就叫会聊天的，你根本不在乎他的观点，就是觉得好玩，不管他说什么，大伙都爱听他说，我对这个感兴趣。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水平还太低，没功夫折腾别的事，弄我自己这一路还弄不完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提高。主持人算个门类吗？可入这行，你都不知道怎么提高。学武术每天可以练功，蹲马步；唱戏的讲究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职业学校培养技工也有一套办法，主持人每天该练什么呢？
我想提高啊，可我找不到办法，也没前人告诉我经验。一般来说，博览群书、增加知识总有好处。还有一说是做人，主持人嘛就是在电视上做人，那做人的水平又该怎么提高呢？
我觉得佛教给了我很多营养。我亲近佛教，也看佛经，但不算信佛。我不能证明佛教是最终的答案，但我老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靠谱，好像能通向真相。佛法有一点是我评价很多事情的指引，就是不着相。我给你说什么是着相，播音腔就是很明显的着相。不是说播音不好，而是成了“腔”就太着相了。
我没学过播音系，没研究过，瞎聊啊。播音腔啊，我的感觉是，跟革命有关系。电台的老编辑跟我说，最早在延安的时候，短波电台，要把共产党的宣传播到南京。那个短波信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技术上来讲，播音就需要非常清晰嘹亮；再有，中国从“五四”开始，大街上演讲的青年都是慷慨激昂的，革命有革命的语言，高亢的激昂的，这种声音就没断过。
播音腔这个发音美学啊，它要发出一种金属般的声音。你想这个金属般的声音那不就是非人的声音么。我绝没有骂人或嘲讽的意思，我是很中性地推导出这是培养一种非人的声音，其实像京剧、歌剧，目的不也是培养一种“非人”的声音吗？非人的声音不一定是坏声音，也可能是超好的声音。
这是革命的美学，只能发生在革命主导的情况里。媒体多元化、言论自由化的社会里，你这个味道只可能是选择之一，不会是全部。这还跟意识形态有关系，咱们这种播音，不能用好或者不好来形容，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表达方式。
以前所有的中国人一上台，包括厂长讲话，都要换一种声调；今天，各地领导做报告，也都近似这样一种口吻。一个香港人或美国人要在内地一个隆重的场合上台讲话，那他绝不可能是这腔调。你说不是人话啊？我说播音腔怎么不是人话，人嘴里说出的话当然也属人话，也有意思，也算是一种创造发明。真正怕的是千人一面。我们可以预见，某一天所有主持人都说你所谓的人话，那时候我就弄一个播音腔，与众不同啊，这是你的创造！
老实说，我觉得播音腔和中国译制片也可以是一种声音艺术，但艺术最怕全都一个样。那么多专家琢磨的人类的某种发音吐字，也算千锤百炼。比如罗京，我喜欢他，在他的那个行当里，我感觉他达到了一个标准，但是不能成千上万的人都和他一样，那就恐怖了。就像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从相声和绘画中学说话
最直接的本事是说话，这怎么提高呢？我一直在寻找，只要和说话有关的我都想听想看。包括卡耐基那些个交际推销术我也看，总有可以吸取的。比如主持一个会议，要介绍一个人上台，通常我们都说首先有请《南方人物周刊》著名记者张欢，再说他怎么怎么样；卡耐基的方法是倒过来，先不提这人是谁，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人，他写过什么什么，有什么事与他有关，引起悬念，最后一句再翻底：……这个人就是张欢，有请张欢。大家“哗”鼓掌。你看一个简单的小串场里也有技巧。
比如相声，马三立，太了不起了。我8个小时听同一段相声，一遍一遍反复听。我就能这么听，听多了你才知道他了不起的地方。比如说他的《白事会》，讲的是一般忌讳的死事丧事，却能把你给说乐了，一段里头囊括说学逗唱，有知识有文化有民俗，真见功夫。可咱马爷爷的表演却像没表演，若无其事，所谓“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
还是用“着相”来论，有的演员太着相了，抖包袱太使劲了、太刻意了，就差下去胳肢观众了。你看马三立，似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跟捧哏的一唱一和，下下都在点儿上，他的幽默感和节奏感就像天生的。他说家里老人死了，大哥大姐商量怎么办丧事，让你觉得，天津人聊天就这味儿，太地道了。大家都喜欢马三立，但里面的细微之处都能听得出来吗？
听他的相声我能听出一种美感，那种市井生活感简直就是生活本身在自然流露。他嗓音沙哑，有种幽幽的沧桑味儿，让我想起走街串巷漂泊一生的江湖艺人，浸透了人情世故，又让人笑透了人情世故。听他的声音，我甚至感到一种萧萧之意。
他的相声也不全那么好，有些明显是政治挂帅年代的应景之作，马上就能听出来拧巴，可以想见一代老艺人当年的无奈。
你说我琢磨这些对我做节目有什么帮助？我不知道，我只是欣赏，一遍遍地听，当背景音乐听，近似一种迷信：我干这行的，是不是该整天和这些老师在一起，让他们的声音环绕着我，就跟烧香似的，会不会他们的在天之灵能护佑我一下？（笑）
我喜欢看画，现在也学画。有些好朋友是画家，我向他们学习，他们教我如何去欣赏，比如去欣赏宋朝的画，那种快乐无以形容。后来发现画理可以入话理，比如说中国古人论画有6个标准，第一就是气韵生动。呆板僵硬的，气韵就不生动，生动就好看，就活了。
再一条就是经营位置，绘画的布局。我也用这个来看节目，为什么有的《锵锵三人行》是沉闷的呢，一个原因就是实的地方太多了。中国画就讲究虚实相生，比如刚才一大片话都是说正经的，我就得适时讲点段子，开个玩笑，得岔开点气。那你要全是段子呢，你就流于杂乱无章，过分刻意，或者是格调太低。
电视是个时间流程，绘画是个空间布局，实际两者的理是相通的。
你试试用看画的眼光来看节目。有的节目信息量太密了，恨不得把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塞一块，这样观众就累了。你看说评书，为什么说了一段他喝口茶，或者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是节奏，你得错落有致，竖着看起承转合，横着看摇曳多姿。
你看领导作报告，有时候为什么闷呢？一个原因，从结构上说，就是一大块一大块同类内容板结在一起，不开气。毛主席不这样，毛主席要念稿也不灵，可他自己的话说得挺活的。那时候全中国就他一人言论自由，一自由个性就出来了，他能跟基辛格开女人的玩笑。有的领导开会讲话大家特爱听，为什么？我就琢磨这个。你看我们刘老板就这样，他给你讲一个严肃的，大家听得挺郑重，这时他陡然翻出个极不严肃的笑话。大家全乐了。
过去的经典节目都是说一定要有主题，先提出问题，再分析原因，再研究对策，最后得出结论。你看《锵锵三人行》完全不是这么一种结构，它是种种不同内容的拼贴。但拼贴怎么能浑然一体、自然衔接呢？我就看画里两个部分之间是怎么过渡的、怎么转化的，很有启发。
自己谈恋爱快感程度高
我是个非常讨厌责任的人，这个工作让我认识到，不负责任你饭碗就砸了啊。要说理想，我赞成言论自由，当然我不是什么主义者。我曾经跟那些主义者开玩笑，我最多就是个同情革命的开明士绅，我不会为了你们的事业付出生命，付出收入我都不肯。但我大体上知道这似乎是好的，你们要干点好事呢我能帮忙就帮一把。
有时候节目政治上有风险，我真是窦娥冤哪。朋友都知道，我对这些政治经济，压根就不感兴趣。但我捧着这饭碗，必须要学习，我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正义的方向，但我真的不知道正义是什么。不过我很认同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不伤害别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追求他的个人幸福，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文道有一次讲得很有道理，观察中国人的道德观特别好玩：香港的八卦周刊，骨子里是一种特别陈旧的道德——搞婚外恋啦，他的婆婆对她怎么样啦，露点啦，全是这一套，全是小市民价值观，他们就用这个来拍案惊奇，就搞些这个。
我不是说别的，这玩意有意思么？我承认有快感啊，但快感程度低了，真的。你没吃过龙虾，你就觉得馒头好吃了。这个又不能说，你一说好像就有优越感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只能互不侵犯，你要是还侵犯我，这就太什么了。中国现在就是肆无忌惮侵犯个人的空间，越界了。
我尊重你对别人隐私的爱好，那玩意我都经历过，不管是作为编者还是读者我都体验过。现在我觉得这个快感程度低了，为什么不多关心关心自己呢？或者说我也谈过恋爱，聊别人谈恋爱不如自己谈恋爱快感程度高，这你承认么？
（女人对你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之一。对不起，我口误了，女人不是东西，是大写的人。我也不敢说我爱女人，事实上也给女人造成过伤害。（妇女也给你造成过伤害？）那是应该的。
佛经里说：如其然如其然，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也不批判也不谴责，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觉得惋惜。因为生命太短了，世界上有多少有意思的事情啊，他们不知道！知道什么是好的就不会狂妄了。现在多少人狂妄啊，没什么可争论的，就是你没见过。权力为什么能得逞？是你自甘愚昧。权力也有正确的一面，但错误权力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嘛，不知道才被蒙蔽。有些事你没法和人说道理，道理很简单，也就是这本书你看过他没看过，这个事你知道他不知道，没什么复杂。比如我做“中国远征军”，收到一个观众给我的信：抗日就是我们共产党啊，有国民党什么事！我承认你也满怀正义，可我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为我的父母惋惜。首先是很多知识他们不知道，比如他们原来还认为抗日战争国民党就是在那里搞破坏，最后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他们不能理解同性恋。咱们说最俗的，好多好吃的，他没吃着，这都让我惋惜。
平时我们老说群众，你能给我指出谁是群众呢；我们总说弱势群体，其实应该慎重使用这种抽象词汇。我的眼里没有群众，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不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集体自由也不可能实现。历史上多少野心家打着人民的旗号，人民无所指，个人才有所指。
在我看来就是陈寅恪说的那个问题，“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话太根本了。你没办法给所有人这么去说，但是任何一个我想他好的人我都会去说，因为你知道这样有多好。
咱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每一个人都去寻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每一个中国人素质都很棒，艺术素养、人文素养、生活素养都高，你这国家能不好么？
我现在就接受茅于轼说的，在种种道德当中，中国现在最需要讲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最大的爱国。所有讲爱国的人，你在自己行业是不是行家里手，自己的活干好了没有？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的活儿干得保质保量，这国家能不强大么？
我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书都看。咱们不说什么历史问题，就说法国，老师带着孩子去卢浮宫。一堆孩子坐在卢浮宫的地上，老师给他们讲这个画好。法国一个出租车司机，即使不会欣赏毕加索，他也知道毕加索的东西是好东西。从小就欣赏美，从小看人类历史上一切的精华，人的眼界就不一样了，你说是不是？
我们富人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你解决这个世界大问题的办法？）咳，我连自己都解决不了，还解决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很好，真的。那天有位老哥跟我说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结果招来很多人骂他，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的。我说，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好还是不好，我只知道它现在对我很好。
过去有人给我算命，挺对——不缺乏。从我一开始一个月挣99块钱，到现在多不少，什么时候我也没有特别觉得缺钱，我从不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我在广东电台一个月100多块的时候，几千块钱的东西我不知道也没想要，也就不会不知足，小日子过得也挺乐呵。缺不缺乏在你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不缺乏。
我这个人一直都是比较被动，不会向外扩张。再有一个算命的，说我偏财运是零，就是没法在本行以外赚大钱，也挺对的。甭说买股票买彩票了，平常单位里抽个奖都没我的份，小时候个个小朋友都能从地上捡着钱交给老师，我走路一直低着头，一分钱也没捡着。
偏财没有，但资料显示我正财运很高，就说这人一辈子都是最原始的方式——干活拿钱，当然也是效益比较低的，一点一点地挣，从没有一堆大钱砸我头上，连广告都没拍过。偶尔走个穴，接个商业活动，虽然人家找我不见得是因为我主持得多好，大概是冲我有点小名。可我一定跟自己说，我是真给人主持了，干的是本行的活儿，体力劳动，拿的是劳务费，咱没拿名气卖钱，卖的是手艺。多阿Q啊。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挺拧巴的心理：又贪钱，可按我的性格，每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是活受罪，所以我觉得我的钱不白拿。
碰上这种事，他们爱跟我说活动影响大，多少电视台播，多少人看。其实越这样我越不爱去，我想去一些影响小的商业活动，越内部越好。我是这种心态，挣钱最好能偷偷摸摸挣点得了。
这说明我本质上是不喜欢登台的，而且对靠名气还是靠本事挣钱有点较真。婊子、牌坊两头拉扯着我，我不干净，也不太脏，有个原则，但有时守得住有时守不住，没有统一人格，多种价值观在我身上并存，搞得好就和谐社会，搞不好就人格打架，濒临崩溃。
凭力气吃饭凭专业吃饭的好处是心里踏实，有一点生活自由。我不需要应酬，不认识谁我也无所谓，吃饭基本可以只跟我最喜欢的朋友吃，玩也跟自己人玩，不少做生意的、做官的就常常身不由己，不喝酒的自由都没有，玩也玩得不纯粹，夹杂了别的东西。
钱多少算够？能让我维持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但是呢，你有一个朝不保夕的感觉，你不知道你这份工资还能挣多久。干我们这行的，你怎么知道你还有市场呢？随时你就没市场了，那你有没有积蓄来维持这种工资水平下的生活？现在可以将来怎么办？你要这么说，就变成挣多少都不够，就变成没安全感。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不是说现在的钱就不够生活，而是说到以后，哪天观众不需要我了，我就不值这钱了，觉得没保障。
我现在经常提醒自己戒贪，很多错误都是临时一贪。我的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很好了，要感恩啦。当然也有个别时候早上起来特别想钱，一时兴起写情书，抬头就写：“钱：我想你，想得睡不着。”（笑）
有一次节目上我说我没钱，结果网上万炮齐轰，说你有什么资格哭穷，多少人还吃不上饭呢！把我给教育了，大伙非把我逼到有钱人行列，后来，我一开口就说，这个事吧，我们富人是这么想的……（笑）
一切都是因为生活太美好了
我喜欢没目的地看书，做我觉得有意思的事。
我不会主动想去旅游，但我一去可能就不想回来。我坐火车，从来都不睡，我爸也这样，一路上贪看车窗外的风景。
我还喜欢看画，有一段时间泡吧，但那个劲儿过去了。眼下就喜欢跟好朋友聊聊玩玩，一个人就是看书、看画。还喜欢录音拍照，为了记录说话记录生活，随身带个小本子，看见什么想起什么就记一记。
关在家里主要是看书，抓起什么看什么，翻到哪儿就从哪儿看起，没看完就搁下，可以说我没看完过哪本书。我屋里的书经常都是七八本到处劈叉放着，完全没类别，什么书都看。这两天看过一本关于林彪的书、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王世襄的《中国画论研究》，还有杨继绳的《墓碑》、齐如山的《北平旧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再加上《醒木惊天连阔如》、《汉赋的历史》……太多了，我看书都是一些断片，散碎的。
正常情况，星期二、三录《锵锵》，星期四录《拍案》，周末我就与世隔绝。从星期天到星期一就又密集看话题资料，就是做功课嘛。
你可能想不到我基本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不看电视。看新闻是我的工作，要不是工作需要可能连新闻都不看，所以要感谢这份工作让我不得不什么都知道一点。上网也很少，编辑们把相关话题资料汇总后发到我邮箱，我再打开看。这是工作阅读的部分。私人阅读时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我把时间全都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我也崇拜偶像，一阵一阵的。比如有一阵我看U2的演唱会，看得如痴如醉，真棒！比如看电影《老无所依》，我很容易在一个小时内就崇拜一个人，哪怕是很烂的一个电视剧，碰对时候也能把我感动哭了，但完了也就完了。
我这种人，应该感谢时代感谢中国。基本上我想看的书我都看到了，想见的人也见到了，享受已经很多了。多少年前，可能我这种人是不应该出现在电视上的。今天能凭电视生活，而且生活得不错。我真的应该感恩。听说美的规律就是参差多态，不同的多元的平等的差异。我不是一个好的样板，更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先进分子，但中国电视上能容忍我的存在，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双百”方针好，要落实。
看来我是个高度自私的人，90%时间都在想自己的事情。这个高度自私的副作用也不错，我不会侵犯别人隐私，因为我不感兴趣。高度自私的人最后就明白，尊重别人的自私，才能换回想要的生活。这个高度自私变成高度自闭，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我采取的态度就是偷偷活着，不害人，对人尽量善意，做点善事——不用做慈善家，然后投入在自己的爱好里。我怕采访，说白了就是怕麻烦，就是怕工作之外引起别人注意。
社会是一个特凶险的社会，我又是一个特胆小的人，怕无妄之灾，就想活在自己单纯的个人世界里。我就觉得鲁迅的诗好：“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当然有时候你没事还有人给你找事呢。我的态度就真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你骂我一句，我就当没听见，甚至走街上你踹我一脚，只要没踹疼我，揉揉屁股头也不回囫囵过去算了。反正你也没对我造成太大伤害。这也算自保吧，别跟人起冲突。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太美好了，我的个人世界太美好了。生活里太多的事情值得去做了。我的一切态度都是为了保卫我的个人生活。
我就是《三国演义》里一种中国自古流传的价值观：“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小混混”逐渐被社会化
我小时候没想过做记者、当主持人。高中时是个文学青年，还想写小说拿诺贝尔奖呢。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想，要当作家有两条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读万卷书这事只要有个图书馆就行，不必非得上中文系，我得找个能让我免费行万里路的职业，就报新闻系了。所谓理想，就是当时这么个乱七八糟的想法。
上了新闻系以后又变了，看了一些书，什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记者产生向往，像索尔兹伯里、法拉奇。
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嘛，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就是考试的时候回来，三年级就出去实习了，大四几乎在广东干了一学期，反正我是挺有收获的。
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以为我肯定是做幕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广东电台少儿组，组长是余瑞金大姐，她说你可以做主持人。我经历了中国广播从录播到直播的转变，直播的时候对主持人的反应就有要求了。我常给组里女同事看手相，聊聊人家老公什么的，正好那时候要推出一个直播热线电话节目叫《家庭咏叹调》，大姐发现这小伙儿挺能白话家长里短的，就让我当了主持人。
那时我才发现我能做主持人，还正好符合当年中国最牛主持人的条件：就是说自编自导自播自剪，这些我都能干。
后来到了凤凰，做节目我脑子里得多根弦，要注意说多错多，祸从口出。有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得罪谁了。说实在的，压力不仅来自上面，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下面，甚至来自对面。
其实我是胆子非常小的人，最早的时候做《锵锵三人行》，基本上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凤凰还没网站，也没今天这么大影响，大陆观众来信寄到香港也贵，香港更没什么人看这个普通话台，所以是一种不了解观众反响的状态，说了就说了，在大陆观众里头闹出什么事儿我根本不清楚。所谓“黄段子”就是那时候讲的，无知者无畏吧。
其实那个时候黄段子占的比例极小，但后来得知影响不小，因为碰了禁忌。我一直有个念头，就是让这个节目永远接近真正私底下的聊天，无限接近。聊天就要在生活中找根据，那个时候饭桌上大家都爱讲黄段子，我也就记下来在电视上说了。港台电视里有情色男女的内容，我也觉得只要别露骨讲讲无所谓，娱乐嘛，甚至都不大想到这成人笑话在大陆电视里是前所未有的。后来想当时不知多少人骂我下流，亏得那时候几乎听不到大陆方面的反应，要听得到，即便不同意我也不会再讲了，我怕惹事。刘长乐老板度量太大了，后来才知道他为这事帮我扛着很大压力。
后来也就不讲黄段子了，倒不是因为觉得不对，而是兴趣变了。现在跟朋友们聊天也很少讲这些了，什么东西老讲老讲也就腻了。我说段子的本领不高明，留下这么个名声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因为我讲得早。但不得不承认，不管好名坏名，黄段子在《锵锵三人行》早期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的过程中起了刺激作用，所以说资本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一个东西最初火起来好像总得干点犯规的事儿。
所以我说，《锵锵》10年就是一个小混混逐渐被社会化的过程。在你影响扩大的时候，社会总有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要改造你，不能让你像初生婴儿一样赤裸裸。
从我知道有观众那天开始，就很难避开虚伪了。文道说，虚伪不是坏事，没点虚伪人类社会就成动物世界了，也有道理。你说我这个笑有没有表演的痕迹，我曾经以为上台是不用演戏的，但这个社会让你必须这样，所以只能追求当个好演员。但好演员不等于虚伪，真听真看真感觉，你能不能在节目中调动起真情实感？这就叫一种职业情感吧。在录像的时候，说起出租车司机的惨况，说起地震灾民，你确实会动感情啊，人非草木嘛。不过下班了回到私人生活里，这些我就放下了。我给你数数我这些年的外号——“天下第一黄”、“小痞子”、“包青天”（因主持《文涛拍案》），你看多矛盾。叫我“包青天”把我吓着了。这意味着你可以审判人，但是你有什么资格审判人？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人。还叫我“拉皮条的”、“话痨”，哪个是我呢？都可以，朋友给我一外号就叫“都（窦）可以”，你叫我什么都可以，正好帮我看透名声是什么东西，我又是什么东西。
即兴、随兴，然后尽兴
《锵锵》它有一个根，很好玩，等于把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就是聊天，搬上电视。你看典型的西方电视节目，程序严格，角色清晰，分工明确，主持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有聊天，主持人也不像主持人，嘉宾也不像嘉宾，界限模糊了，跑题跑不停，就是跟着感觉走。
大家都在问我一个节目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老板说做就做，说不做也就不做了。我是个打工的，他认为有价值我就要做，他让我做一辈子我就做一辈子，他让我下课那你明天就见不着我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观众会喜欢它多久，这我不知道，也不能控制，只要还有观众需要，我永远做不完。因为话题是跟着新闻走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
你得又变又不变。你变得急了，可能丢了老味道。不变，又怕大家疲了。媒体实际上是不断出错又不断纠错的过程。我无往不在错误之中，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碰了壁再往回找，左摇右摆老想找平衡。可你永远踩不上正点儿。
我这个人耳朵软，没主见没远见没定见，爱犹豫，什么人都能影响我，谁说我都听。平常做节目，没人说我就按自己的来，有人说我就尽量采纳，好听点叫海纳百川，其实就是大杂烩。“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话是骂人的，可我老觉得说的像我。墙头草随风倒，在我身上能反映各种风向这也不错。
我老跟组里说，咱这节目每天一集，一年300多集，足够把每种路线都装进来试试。可能是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失去，最好没一个人不满意，包括我自己。我想既然是吃开口饭的，有一个观众不满意那也总是我本事不够吧。看样子一辈子也不能够了。
可还是要求发展嘛，形势比人强，推着你往前走。就我个人来说，以保住饭碗为底线，我没盼着有多么火，也不希望有多么成功，我定位这是一个小众节目，但媒体还是有贪心，恨不能影响力铺天盖地。凤凰实际就是在言论上有一定自由空间，特别是在时政方面，如果这空间你不用，就等于现成的便宜你不捡。
（梁）文道、（许）子东和我仨人就是“老友记”，有时候我说了一段话，我心里希望下面文道说什么，往往文道接下去还真就是说什么，你看这默契别人很难代替，我们仨也算心连心艺术团吧。如果这个节目是每周一集，那继续“老友记”也许还行，但几乎每天一集，这么大的量，一年300集光靠我们仨明显不够。所以还有像（孟）广美啊吴淡如啊，女嘉宾会给节目增加软性的轻松的元素，太需要了也太难找了。
北京的嘉宾我认为很有价值，他们做的节目少了过去的味道，但有另一番味道。比如说王克勤，专门研究出租车问题的，他虽然不能谈笑风生，但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还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他讲的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他揭的这个内幕不是给观众用来消遣的，关键在于各地频频发生出租车司机事件的时候，他讲出来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原来许多出租车司机处于这么一种状况。这节目在舆论监督上有效。
大型节目其实并不难，有很多东西可以弥补空缺，三个人谈话不能断，不能冷场，你得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填满每个缝，要不怎么说穿针引线呢？还得有观点，有趣味，有段子。我觉得《锵锵三人行》有一点是好的：平等平民，是喜欢的朋友间的聊天，谁也不说一定要压倒谁，而是求同存异，观众看了之后说，哦，原来这事有不止三个看法。
我曾建议文道开个专栏，说我给你个题目，叫“论不合时宜”。我说你们公共知识分子永远是不合时宜的，永远是反对派，甚至有时为了坚持己见不惜与人民对立。但这个极端的存在也是有好处的，让他说，你可以不听他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哪怕微弱，但只要在那儿，选择就多一种参照。
这是个非常high的事，也是活受罪。22分钟内，我脑子里有8个人，各司其职。比如才刚聊8分钟，导播耳机里就催：“文涛，行了啊，别讲啦，该放广告啦。”多打击情绪呀。可我就得一头接话茬一头踩刹车，“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这个嘉宾一气儿说3分钟了，不能老是他一个人说啊，我得引那个人说说，还要考虑如果他说得很好很重要呢，是不是插个问题让他快点翻出底来？还是让他说到5分钟？你必须即场判断内容编辑内容。
咱不说别的，就从主持人角度讲，看上去三个人很容易啊，他说完你说，你说完他说，实际上没这么容易，都是即兴的。我只知道从哪儿开始聊，有个话头，可待会儿聊到哪儿去只能看现场发挥了。主持人只能见机行事，以万变应万变，预想的多半用不上，因为不能不自然，最好是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你跟朋友吃饭聊天，总不能先商量好我先说第一点，你说第二点，他最后总结吧，那饭就没法吃了。所以说最主要的是即兴、随兴，然后尽兴。
本人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我所有的想法都是似是而非的，我过去说我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是说想法一直在变。现在可以改一下，可以说反复有常——反复犹豫、首鼠两端反而是我的常态。这个性格其实对做《锵锵三人行》是有好处的。因为自己没有立场，能听得进别人的立场，在各种立场间是个平衡。当你没有定见的时候，在种种观点间找平衡就是你的能力，这可能恰巧就是一个言论节目需要的。
我在节目里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说说而已，聊天的谈资，不为表达观点，没那么严重。有人跟我较真了那可真是误会，我根本没什么观点，每秒钟都好多念头出来，自己都弄不清到底哪个是我的，或者说什么观点对我来说都一样，都当谈资收集，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说点什么呢，都是希望你们爱听，希望你们开心。要是不喜欢我这样讲我就换个样子讲，大家有话好好说。朋友聊天嘛，怎么着都行，这段时间过得有意思就行。我就是爱憎不明、是非不分，我希望大家都高兴。你到我这里聊天，你开心了么、畅所欲言了么？你讲痛快了，我就高兴了。估计上辈子我是个伺候人的。（笑）
主持有现场观众的节目我很少大笑，但三个人聊天呢，我就经常笑，热闹些、活泼些。为什么这样呢？有现场观众的，嘉宾说点什么大伙哄一下笑了，气氛就有了；要是录影棚里就仨人呢，我就本能地条件反射地爱笑，等于我充当现场观众了，给嘉宾配点反应，要不然孤零零太冷清了，越说越没劲。当然笑也得是自然的，跟人同声同气的，要不然成傻子了。
聊天不同于采访，除了问，我还得想自己要说什么，注意听他们说什么，真听真看真感觉，要不怎么知道我说什么？总得有个上下文衔接吧。说是跑题跑不停可是你往哪儿跑？跑多远？还回来吗？怎么回来？还得意识到话题的敏感，又要聊得痛快，又要拿准尺寸……这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跟直播一样的，片头片尾连进广告一次合成，没法迟疑不容后悔。好坏就这一锤子买卖，缺斤短两什么的都得在这22分钟3part内找回来，要不就立马决定忍痛割爱。录到最后一分钟你才知道全篇是什么样——这是一种高速脑力劳动，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或恶果，几乎来不及想，近乎直觉，电光火石间心里打个闪，张口就来，碰出个火花自己都惊讶。每次录完像当天下午直到夜里我都是呆呆愣愣的，脑筋停转的感觉。你别不信，生活里我是个糊里糊涂不靠谱的人，只是做节目的时候有高度集中的脑力激荡。也正因为这种劳动的不确定性，我对自己的节目没有满意过，总觉得没做好。
现代中国电视业对数量和速度的需求太大了，经常让我有一种不得不粗制滥造的无奈，这是跟我家风很拧巴的事。我们家的人没什么大局感，但是会对小事无比较劲，甚至有点无聊，有点强迫症。比如《锵锵》有时候录多了两分钟，我就总想自己跟编导一起来剪片子，其实人家干得比我好，可我还怕剪得不妥当，为这两分钟的取舍能折腾一两个小时，你说有必要吗？主要是今天晚上干这个，就没空看资料准备明天的节目了。有几次我还真就任性到去干这个不该我干的事儿，不管明天了。
没有成功的感觉。不仅才识不够，时间也不够。如果不做这么多这么密，我想我可以给观众好一些的节目。可大概媒体就是个随风飘散看过就算，差不多就可以，不需要更好，他们都说更好是好的敌人呢。
门类不同，精粗的标准也不同。我特羡慕导演，磨一年拍个电影，尽可能改到自己满意，完了他可以说这是我的东西我负责。我做几千集了，没脸说这是我的东西，不能为我的出品负责——它没达到我的质量标准就播出去了。我们节目字幕里打“本节目言论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说，“本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管它代表什么立场。”（笑）因为我总以为本来我可以做得更好、做到自己满意的。现在只能说我是个打工的，首先得满足生产任务。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节奏，你要不适应就不该干这个，我现在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量。你做那么多，怎么可能都做好呢？说多快好省，可“多快省”和“好”可不是亲兄弟。一定是一分投入一分产出，如果你是一分投入十分产出，那你肯定是该给的钱没给。为什么在中国复制成风？原样在那儿，只要投钱，“咣叽”就出来了，简单速效。
但我们这种节目，前面没有成功道路可以照着走，每一步得自己摸索，还常摸错，不是说老板给我一笔钱就能怎么着，真要给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花。我老觉得这个节目像中国改革，完全是新情况，摸着石头过河。试过改变，不行，最后还走改良的路，基于意见不断微调，未来也不知深浅，但蓦然回首，这么多弯路也就是我走过的路了。
我总是暗叫一声惭愧
我羡慕过很多人，总觉得自己靠嘴皮子吃饭有点害臊。传统观念吧，总觉得这人靠说话吃饭，创造什么财富？反正不高。再有一个就是，你也很难相信，干这行到今天我都有愧，有愧于观众。以我的本事，我不配在现在的位置上，觉得丢人。
我名气不大，可比起我的真才实学，还是显得大了。所以听见陌生人叫我就害臊得慌，尽量少出去现眼，露一回脸就丢一回脸。还是偷偷窝着，一个人琢磨点自己的事，至少看书学习积累积累吧。“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这些都成了遗迹一样的东西。现在是肚里没货还天天往外吆喝，或者肚里刚有点货就恨不能立刻卖给全人类，一样货色卖了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
咱不说别的，就说嘴皮子。我带录音笔就是要录下人说话，好的可以收藏，还可以整理成文字，因为可遇不可求。最妙的聊天都在生活里，我能吸取很多，但是讲老实话，越研究越明白自己不灵，时时处处都能发现人家说得太绝了，学都学不来。我就知道我这辈子也就是个庸才，也就是混碗饭吃。说到语言艺术，说到精彩，我只能是一个爱好者、一个记录者。
我心里永远向往真本事。你像阿城老师，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盼他兴致好，愿意多说两句，我太喜欢听了。你说现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他有什么名气？他也没想出名，对他我就有对老师的心情，大家一起吃饭，我竖起耳朵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口才、他的文采、他的洞察力，就在朋友的谈笑间随风飘散。有些个有名的跟他相比，不是天差地远么？还有上过我们节目的王朔、王蒙老师，还有好多嘉宾，他们那个表达比我不知道强多少倍，他们的语言有根，我还没找着根儿呢。
我并不高，但手低眼高，我有鉴赏自己这门玩艺儿的眼光。那些声光画电、人多势众的节目，是所谓打群架的。我这儿就仨人，小节目一个，确实没法比，可内行不是光看这个的，内行看的是你说的手艺。该怎么说这个事呢？有的节目就像大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是内行，一般观众是好看就行，但我从专业看就看出别的了。比如你主持的这节目钱多，那当然会好看些，那我也就只能看见你钱多，你本人呢，你怎么样？我知道你的高低。有时候是节目托人，有时候是人托节目。
同样是说话，你可能以为自己还不错，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孔子的《论语》就是《锵锵三人行》啊。孔子述而不作，老和弟子们聊天，弟子们记录整理成文字，整个一聊天记录。就说话而言，那达到了多高的水平！哪朝哪代都有聪明人，都鉴定过了，都认为值得保留，这才传到今天。
再说释迦牟尼，讲经说法，几十年如一日，跟成千上万人说，就是和你聊，把你都聊得开悟了。他老人家多能说呀，这才叫能说会道。
你再说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言能退百万兵，一通干聊，生生把对面将军聊得倒撞下马活活气死。聊死你，这什么功夫？
我还找来奥巴马演讲的视频，看中文字幕，我要研究为什么他的说话能有催眠的效果，他的感染力从哪里来，这都是我研究的科目。
你能不谦虚吗？简直是心虚。望尘莫及，这辈子也就是个欣赏学习吧，怎么可能以为自己还行呢？差太远了，我们都是一般人，有点机遇还以为自己又怎么着了，知道害臊吗？我这点本事当得起那么大传播范围吗？咱们古人说话的境界叫字字珠玑，这样的人才配得起这么大的传播面，我不配。所以我总是暗叫一声惭愧，老觉着自己猴戴帽子——装人呢。
主持人每天该练什么呢？
表面看，节目里的内容都是主流话题，很入世。但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琢磨，这些事儿其实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关系。有些人是真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不是。虽然天天聊的都是这些个事，但这些只是谈话材料，我最关心的还是趣味和表达本身。谁能把话说得有意思？甭管你什么思想什么故事，怎么表达？偏激点说，表达决定一切。你看平常生活里你喜欢一种朋友，就叫会聊天的，你根本不在乎他的观点，就是觉得好玩，不管他说什么，大伙都爱听他说，我对这个感兴趣。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水平还太低，没功夫折腾别的事，弄我自己这一路还弄不完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提高。主持人算个门类吗？可入这行，你都不知道怎么提高。学武术每天可以练功，蹲马步；唱戏的讲究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职业学校培养技工也有一套办法，主持人每天该练什么呢？
我想提高啊，可我找不到办法，也没前人告诉我经验。一般来说，博览群书、增加知识总有好处。还有一说是做人，主持人嘛就是在电视上做人，那做人的水平又该怎么提高呢？
我觉得佛教给了我很多营养。我亲近佛教，也看佛经，但不算信佛。我不能证明佛教是最终的答案，但我老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靠谱，好像能通向真相。佛法有一点是我评价很多事情的指引，就是不着相。我给你说什么是着相，播音腔就是很明显的着相。不是说播音不好，而是成了“腔”就太着相了。
我没学过播音系，没研究过，瞎聊啊。播音腔啊，我的感觉是，跟革命有关系。电台的老编辑跟我说，最早在延安的时候，短波电台，要把共产党的宣传播到南京。那个短波信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技术上来讲，播音就需要非常清晰嘹亮；再有，中国从“五四”开始，大街上演讲的青年都是慷慨激昂的，革命有革命的语言，高亢的激昂的，这种声音就没断过。
播音腔这个发音美学啊，它要发出一种金属般的声音。你想这个金属般的声音那不就是非人的声音么。我绝没有骂人或嘲讽的意思，我是很中性地推导出这是培养一种非人的声音，其实像京剧、歌剧，目的不也是培养一种“非人”的声音吗？非人的声音不一定是坏声音，也可能是超好的声音。
这是革命的美学，只能发生在革命主导的情况里。媒体多元化、言论自由化的社会里，你这个味道只可能是选择之一，不会是全部。这还跟意识形态有关系，咱们这种播音，不能用好或者不好来形容，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表达方式。
以前所有的中国人一上台，包括厂长讲话，都要换一种声调；今天，各地领导做报告，也都近似这样一种口吻。一个香港人或美国人要在内地一个隆重的场合上台讲话，那他绝不可能是这腔调。你说不是人话啊？我说播音腔怎么不是人话，人嘴里说出的话当然也属人话，也有意思，也算是一种创造发明。真正怕的是千人一面。我们可以预见，某一天所有主持人都说你所谓的人话，那时候我就弄一个播音腔，与众不同啊，这是你的创造！
老实说，我觉得播音腔和中国译制片也可以是一种声音艺术，但艺术最怕全都一个样。那么多专家琢磨的人类的某种发音吐字，也算千锤百炼。比如罗京，我喜欢他，在他的那个行当里，我感觉他达到了一个标准，但是不能成千上万的人都和他一样，那就恐怖了。就像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从相声和绘画中学说话
最直接的本事是说话，这怎么提高呢？我一直在寻找，只要和说话有关的我都想听想看。包括卡耐基那些个交际推销术我也看，总有可以吸取的。比如主持一个会议，要介绍一个人上台，通常我们都说首先有请《南方人物周刊》著名记者张欢，再说他怎么怎么样；卡耐基的方法是倒过来，先不提这人是谁，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人，他写过什么什么，有什么事与他有关，引起悬念，最后一句再翻底：……这个人就是张欢，有请张欢。大家“哗”鼓掌。你看一个简单的小串场里也有技巧。
比如相声，马三立，太了不起了。我8个小时听同一段相声，一遍一遍反复听。我就能这么听，听多了你才知道他了不起的地方。比如说他的《白事会》，讲的是一般忌讳的死事丧事，却能把你给说乐了，一段里头囊括说学逗唱，有知识有文化有民俗，真见功夫。可咱马爷爷的表演却像没表演，若无其事，所谓“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
还是用“着相”来论，有的演员太着相了，抖包袱太使劲了、太刻意了，就差下去胳肢观众了。你看马三立，似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跟捧哏的一唱一和，下下都在点儿上，他的幽默感和节奏感就像天生的。他说家里老人死了，大哥大姐商量怎么办丧事，让你觉得，天津人聊天就这味儿，太地道了。大家都喜欢马三立，但里面的细微之处都能听得出来吗？
听他的相声我能听出一种美感，那种市井生活感简直就是生活本身在自然流露。他嗓音沙哑，有种幽幽的沧桑味儿，让我想起走街串巷漂泊一生的江湖艺人，浸透了人情世故，又让人笑透了人情世故。听他的声音，我甚至感到一种萧萧之意。
他的相声也不全那么好，有些明显是政治挂帅年代的应景之作，马上就能听出来拧巴，可以想见一代老艺人当年的无奈。
你说我琢磨这些对我做节目有什么帮助？我不知道，我只是欣赏，一遍遍地听，当背景音乐听，近似一种迷信：我干这行的，是不是该整天和这些老师在一起，让他们的声音环绕着我，就跟烧香似的，会不会他们的在天之灵能护佑我一下？（笑）
我喜欢看画，现在也学画。有些好朋友是画家，我向他们学习，他们教我如何去欣赏，比如去欣赏宋朝的画，那种快乐无以形容。后来发现画理可以入话理，比如说中国古人论画有6个标准，第一就是气韵生动。呆板僵硬的，气韵就不生动，生动就好看，就活了。
再一条就是经营位置，绘画的布局。我也用这个来看节目，为什么有的《锵锵三人行》是沉闷的呢，一个原因就是实的地方太多了。中国画就讲究虚实相生，比如刚才一大片话都是说正经的，我就得适时讲点段子，开个玩笑，得岔开点气。那你要全是段子呢，你就流于杂乱无章，过分刻意，或者是格调太低。
电视是个时间流程，绘画是个空间布局，实际两者的理是相通的。
你试试用看画的眼光来看节目。有的节目信息量太密了，恨不得把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塞一块，这样观众就累了。你看说评书，为什么说了一段他喝口茶，或者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是节奏，你得错落有致，竖着看起承转合，横着看摇曳多姿。
你看领导作报告，有时候为什么闷呢？一个原因，从结构上说，就是一大块一大块同类内容板结在一起，不开气。毛主席不这样，毛主席要念稿也不灵，可他自己的话说得挺活的。那时候全中国就他一人言论自由，一自由个性就出来了，他能跟基辛格开女人的玩笑。有的领导开会讲话大家特爱听，为什么？我就琢磨这个。你看我们刘老板就这样，他给你讲一个严肃的，大家听得挺郑重，这时他陡然翻出个极不严肃的笑话。大家全乐了。
过去的经典节目都是说一定要有主题，先提出问题，再分析原因，再研究对策，最后得出结论。你看《锵锵三人行》完全不是这么一种结构，它是种种不同内容的拼贴。但拼贴怎么能浑然一体、自然衔接呢？我就看画里两个部分之间是怎么过渡的、怎么转化的，很有启发。
自己谈恋爱快感程度高
我是个非常讨厌责任的人，这个工作让我认识到，不负责任你饭碗就砸了啊。要说理想，我赞成言论自由，当然我不是什么主义者。我曾经跟那些主义者开玩笑，我最多就是个同情革命的开明士绅，我不会为了你们的事业付出生命，付出收入我都不肯。但我大体上知道这似乎是好的，你们要干点好事呢我能帮忙就帮一把。
有时候节目政治上有风险，我真是窦娥冤哪。朋友都知道，我对这些政治经济，压根就不感兴趣。但我捧着这饭碗，必须要学习，我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正义的方向，但我真的不知道正义是什么。不过我很认同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不伤害别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追求他的个人幸福，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文道有一次讲得很有道理，观察中国人的道德观特别好玩：香港的八卦周刊，骨子里是一种特别陈旧的道德——搞婚外恋啦，他的婆婆对她怎么样啦，露点啦，全是这一套，全是小市民价值观，他们就用这个来拍案惊奇，就搞些这个。
我不是说别的，这玩意有意思么？我承认有快感啊，但快感程度低了，真的。你没吃过龙虾，你就觉得馒头好吃了。这个又不能说，你一说好像就有优越感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只能互不侵犯，你要是还侵犯我，这就太什么了。中国现在就是肆无忌惮侵犯个人的空间，越界了。
我尊重你对别人隐私的爱好，那玩意我都经历过，不管是作为编者还是读者我都体验过。现在我觉得这个快感程度低了，为什么不多关心关心自己呢？或者说我也谈过恋爱，聊别人谈恋爱不如自己谈恋爱快感程度高，这你承认么？
（女人对你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之一。对不起，我口误了，女人不是东西，是大写的人。我也不敢说我爱女人，事实上也给女人造成过伤害。（妇女也给你造成过伤害？）那是应该的。
佛经里说：如其然如其然，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也不批判也不谴责，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觉得惋惜。因为生命太短了，世界上有多少有意思的事情啊，他们不知道！知道什么是好的就不会狂妄了。现在多少人狂妄啊，没什么可争论的，就是你没见过。权力为什么能得逞？是你自甘愚昧。权力也有正确的一面，但错误权力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嘛，不知道才被蒙蔽。有些事你没法和人说道理，道理很简单，也就是这本书你看过他没看过，这个事你知道他不知道，没什么复杂。比如我做“中国远征军”，收到一个观众给我的信：抗日就是我们共产党啊，有国民党什么事！我承认你也满怀正义，可我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为我的父母惋惜。首先是很多知识他们不知道，比如他们原来还认为抗日战争国民党就是在那里搞破坏，最后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他们不能理解同性恋。咱们说最俗的，好多好吃的，他没吃着，这都让我惋惜。
平时我们老说群众，你能给我指出谁是群众呢；我们总说弱势群体，其实应该慎重使用这种抽象词汇。我的眼里没有群众，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不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集体自由也不可能实现。历史上多少野心家打着人民的旗号，人民无所指，个人才有所指。
在我看来就是陈寅恪说的那个问题，“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话太根本了。你没办法给所有人这么去说，但是任何一个我想他好的人我都会去说，因为你知道这样有多好。
咱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每一个人都去寻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每一个中国人素质都很棒，艺术素养、人文素养、生活素养都高，你这国家能不好么？
我现在就接受茅于轼说的，在种种道德当中，中国现在最需要讲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最大的爱国。所有讲爱国的人，你在自己行业是不是行家里手，自己的活干好了没有？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的活儿干得保质保量，这国家能不强大么？
我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书都看。咱们不说什么历史问题，就说法国，老师带着孩子去卢浮宫。一堆孩子坐在卢浮宫的地上，老师给他们讲这个画好。法国一个出租车司机，即使不会欣赏毕加索，他也知道毕加索的东西是好东西。从小就欣赏美，从小看人类历史上一切的精华，人的眼界就不一样了，你说是不是？
我们富人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你解决这个世界大问题的办法？）咳，我连自己都解决不了，还解决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很好，真的。那天有位老哥跟我说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结果招来很多人骂他，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的。我说，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好还是不好，我只知道它现在对我很好。
过去有人给我算命，挺对——不缺乏。从我一开始一个月挣99块钱，到现在多不少，什么时候我也没有特别觉得缺钱，我从不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我在广东电台一个月100多块的时候，几千块钱的东西我不知道也没想要，也就不会不知足，小日子过得也挺乐呵。缺不缺乏在你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不缺乏。
我这个人一直都是比较被动，不会向外扩张。再有一个算命的，说我偏财运是零，就是没法在本行以外赚大钱，也挺对的。甭说买股票买彩票了，平常单位里抽个奖都没我的份，小时候个个小朋友都能从地上捡着钱交给老师，我走路一直低着头，一分钱也没捡着。
偏财没有，但资料显示我正财运很高，就说这人一辈子都是最原始的方式——干活拿钱，当然也是效益比较低的，一点一点地挣，从没有一堆大钱砸我头上，连广告都没拍过。偶尔走个穴，接个商业活动，虽然人家找我不见得是因为我主持得多好，大概是冲我有点小名。可我一定跟自己说，我是真给人主持了，干的是本行的活儿，体力劳动，拿的是劳务费，咱没拿名气卖钱，卖的是手艺。多阿Q啊。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挺拧巴的心理：又贪钱，可按我的性格，每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是活受罪，所以我觉得我的钱不白拿。
碰上这种事，他们爱跟我说活动影响大，多少电视台播，多少人看。其实越这样我越不爱去，我想去一些影响小的商业活动，越内部越好。我是这种心态，挣钱最好能偷偷摸摸挣点得了。
这说明我本质上是不喜欢登台的，而且对靠名气还是靠本事挣钱有点较真。婊子、牌坊两头拉扯着我，我不干净，也不太脏，有个原则，但有时守得住有时守不住，没有统一人格，多种价值观在我身上并存，搞得好就和谐社会，搞不好就人格打架，濒临崩溃。
凭力气吃饭凭专业吃饭的好处是心里踏实，有一点生活自由。我不需要应酬，不认识谁我也无所谓，吃饭基本可以只跟我最喜欢的朋友吃，玩也跟自己人玩，不少做生意的、做官的就常常身不由己，不喝酒的自由都没有，玩也玩得不纯粹，夹杂了别的东西。
钱多少算够？能让我维持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但是呢，你有一个朝不保夕的感觉，你不知道你这份工资还能挣多久。干我们这行的，你怎么知道你还有市场呢？随时你就没市场了，那你有没有积蓄来维持这种工资水平下的生活？现在可以将来怎么办？你要这么说，就变成挣多少都不够，就变成没安全感。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不是说现在的钱就不够生活，而是说到以后，哪天观众不需要我了，我就不值这钱了，觉得没保障。
我现在经常提醒自己戒贪，很多错误都是临时一贪。我的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很好了，要感恩啦。当然也有个别时候早上起来特别想钱，一时兴起写情书，抬头就写：“钱：我想你，想得睡不着。”（笑）
有一次节目上我说我没钱，结果网上万炮齐轰，说你有什么资格哭穷，多少人还吃不上饭呢！把我给教育了，大伙非把我逼到有钱人行列，后来，我一开口就说，这个事吧，我们富人是这么想的……（笑）
一切都是因为生活太美好了
我喜欢没目的地看书，做我觉得有意思的事。
我不会主动想去旅游，但我一去可能就不想回来。我坐火车，从来都不睡，我爸也这样，一路上贪看车窗外的风景。
我还喜欢看画，有一段时间泡吧，但那个劲儿过去了。眼下就喜欢跟好朋友聊聊玩玩，一个人就是看书、看画。还喜欢录音拍照，为了记录说话记录生活，随身带个小本子，看见什么想起什么就记一记。
关在家里主要是看书，抓起什么看什么，翻到哪儿就从哪儿看起，没看完就搁下，可以说我没看完过哪本书。我屋里的书经常都是七八本到处劈叉放着，完全没类别，什么书都看。这两天看过一本关于林彪的书、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王世襄的《中国画论研究》，还有杨继绳的《墓碑》、齐如山的《北平旧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再加上《醒木惊天连阔如》、《汉赋的历史》……太多了，我看书都是一些断片，散碎的。
正常情况，星期二、三录《锵锵》，星期四录《拍案》，周末我就与世隔绝。从星期天到星期一就又密集看话题资料，就是做功课嘛。
你可能想不到我基本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不看电视。看新闻是我的工作，要不是工作需要可能连新闻都不看，所以要感谢这份工作让我不得不什么都知道一点。上网也很少，编辑们把相关话题资料汇总后发到我邮箱，我再打开看。这是工作阅读的部分。私人阅读时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我把时间全都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我也崇拜偶像，一阵一阵的。比如有一阵我看U2的演唱会，看得如痴如醉，真棒！比如看电影《老无所依》，我很容易在一个小时内就崇拜一个人，哪怕是很烂的一个电视剧，碰对时候也能把我感动哭了，但完了也就完了。
我这种人，应该感谢时代感谢中国。基本上我想看的书我都看到了，想见的人也见到了，享受已经很多了。多少年前，可能我这种人是不应该出现在电视上的。今天能凭电视生活，而且生活得不错。我真的应该感恩。听说美的规律就是参差多态，不同的多元的平等的差异。我不是一个好的样板，更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先进分子，但中国电视上能容忍我的存在，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双百”方针好，要落实。
看来我是个高度自私的人，90%时间都在想自己的事情。这个高度自私的副作用也不错，我不会侵犯别人隐私，因为我不感兴趣。高度自私的人最后就明白，尊重别人的自私，才能换回想要的生活。这个高度自私变成高度自闭，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我采取的态度就是偷偷活着，不害人，对人尽量善意，做点善事——不用做慈善家，然后投入在自己的爱好里。我怕采访，说白了就是怕麻烦，就是怕工作之外引起别人注意。
社会是一个特凶险的社会，我又是一个特胆小的人，怕无妄之灾，就想活在自己单纯的个人世界里。我就觉得鲁迅的诗好：“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当然有时候你没事还有人给你找事呢。我的态度就真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你骂我一句，我就当没听见，甚至走街上你踹我一脚，只要没踹疼我，揉揉屁股头也不回囫囵过去算了。反正你也没对我造成太大伤害。这也算自保吧，别跟人起冲突。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太美好了，我的个人世界太美好了。生活里太多的事情值得去做了。我的一切态度都是为了保卫我的个人生活。
我就是《三国演义》里一种中国自古流传的价值观：“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