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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越来越像一只眼睛，噙着湿润的东西，随时会淌下来。吉木尔甲迎着风，伸手到头顶晃晃，像是给那只眼睛抹泪。太阳跃出地面后，他佝了背，甲虫一般缓缓把自己搬运到靠村路的石墙边，一边翕动鼻翼，一边念叨着太阳快把自己晃瞎了，那样就只能像狗一样靠鼻子过活了。
鼻子多神奇啊。鼻子里有无数条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地驶来远方的信息。吉木尔甲嗅到了阳光正鼓了腮帮噗噗噗地吹着荒原，不安分的草籽在浅泥层下蹦跳；嗅到了荒原边上的小河沟，十二岁的沙红又背着最小的弟弟，赶着两头牛去喝水，牛粪块植物般零落在岸边；嗅到了河沟西面的一条被汽车碾出来的土路，一辆突突突吃力奔跑的小皮卡拖着一条长长的烟尘尾巴。
皮卡来自县城，载来半车树苗和种树的人。那个人每年这时候都要来，已经是第五年了。车在石墙边停下，车门一拉，“咚”一声，落出一个人。
“吉木尔甲！”他惊喜地叫起来，“你每年都算准我来的日子！”
行李拖进吉木尔甲收拾出来的小房间里，午饭则要带到荒原上吃——为了省下往返的时间。一切都跟往年一样。
种树人扛着铁锹和锄头走在荒原上，手搭凉棚地遥望土坡下的一片小树林，嘴角有了上弯的弧线。树的成活率虽远不如平原地区，但也算是令人欣慰，根据它们的种类、粗细、高矮，非常明显地分出四片区域来，像按年级集合排队的小学生。
“这次买的是杨树，”他对跟上来的吉木尔甲说，“让司机都卸在老地方了。”
铁锹像个硬硬的嘴巴，嘎巴一下就啃进土里。一嘴一嘴，啃出一个圆圆的坑。吉木尔甲拿着一把旧柴刀，替他把第一棵树苗根上的草绳割掉。草绳扔到坑底，将来烂了可以当肥料。树苗到了种树人手里，便会受点调教，跟个模特一样，经过摆弄、修整之后，挺拔地踩进坑里。一旦它站立的姿势确定好了，刚才挖出来堆在周围的土就开始回填，填到一定时候，又得把树苗轻轻往上拎一拎，让它的根须能够尽量朝下。最后种树人的大脚要在树周围的土上结实地踩上一圈，好像底下埋了什么财宝，这样才让他放心似的。
每年第一棵树的种植总是最精心的，两个人心照不宣地配合着，使个劲儿、搭把手都没有多余的动作，小心翼翼且庄重有加，仿佛是个仪式。新栽下的树苗像炷大大的香，插在荒原边上，敬天、敬地、敬神灵。
水从河沟里拉来，装在拖车上三个脏兮兮的塑料大桶里。吉木尔甲将一把旧铝壶忽地沉到桶中，瞬间吃满一壶水。他控制着手抖，提起壶，去给新栽下的树苗浇个透湿。事实上种树人从来没要求过他做什么，他当帮手完全出于自愿，包括种树人离开的日子里，他会在干旱时节想办法给树们浇水。
“透了。”种树人说。
“透了。”吉木尔甲放下了壶。
叫高路远。从南方一个大城市过来的。不是什么“单位”的。不是因为植树节。不是要上报纸。他就喜欢干这事。
村里人问起种树苗的怪客，吉木尔甲都这样说。是，不是，简单界定。倒不是故弄玄虚，他觉得这些信息对村里人来说已经足够了。闲话和星星一样，越多越缭乱。
高路远第一次到荒原上来，就跟刮了一场扬沙的风似的，不期而至，还扎眼。压得低至眉心的棒球帽，深蓝冲锋衣，鼓鼓的防雨双肩背包，一副行遍天涯的模样。事实上，除了两三次迷路的自驾游越野车误闯至此，几乎没有游客会到这里来，既无风景又无名胜。
陌生人来了，遇见的第一个本地人就是吉木尔甲。这彝族人裹了件半旧的披毡，沉默地蹲在石墙边抽烟。烟筒有胳膊粗，他的半张脸都埋进去了似的，没等来客问完一句话，自个儿先喷出一口美美的烟雾，哈啊——他吐尽了烟气，这才抬了头，把茫然的目光落在面前的陌生人身上。
“老人家会说汉语吗？”
老人家盯着他不说话。又抽一口烟。竹制大烟筒光滑得酷似金属，像个炮筒一般，发散着低调散漫却又傲气的光芒。
交流只用了一刻钟，之后高路远住进了“老人家”的旧砖房里。晚上就着火塘喝苞谷酒的时候互报年岁，才知道吉木尔甲只比自己年长六岁。这荒原的风是欺负人面相的。
“早年我也出去跑过活路。”吉木尔甲用柴棍拨亮了一些火，火光亮过他脸上一丝自豪的神气。他会说夹杂方言味儿的普通话，腔调有些古怪，但字字都清楚。
“跑过活路”的证据出现在腔调里，也出现在墙上的细节里——正堂大墙上并排挂着两个大玻璃相框，隆重地镶满零碎照片，黑白的都洗得好小，彩色的至多五寸，泛黄。照片上的吉木尔甲像是现在的吉木尔甲的儿子。最牛的一张，他身着西装，两手抄在胸前，一只脚抬起踩在一辆小轿车的车门上。为拍这张照片他差点被暴跳如雷的轿车司机追上，那架势是绝对要动粗的。“不能怪我，”吉木尔甲无辜地摇摇头，“那车一圈儿都光光的，我找不到可以落脚的踏板。”
没有女人。娶的第一个女人难产死了，没来得及留下照片。第二个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过了两年，女人带着女儿跟一个来荒原兜售化肥的推销员跑了。吉木尔甲出去找过她半个月，一无所获地回来，进门就发现相框里她和女儿的照片也给撕走了。那是狠心了断的铁证，抹杀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痕迹。她判决过去的记忆为死刑。
火塘还旺着，但吉木尔甲不想说了。再多过往又怎么样呢？他终归一个人过。
高路远分明看到对方眼里跳出一闪而逝的伤感的火星。他想说一些安慰的话，但从脑子里冒出来的都是廉价的大道理，还不如不说。屋里胡乱地暖乎着，影子被拓到墙上，两个棉墩墩的活物在那里推杯换盏，像沉默的皮影戏。
那是交情的开始。以后聊起来，都说“第一年”还怎么怎么、“第二年”如何如何，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朝代，有自己的纪年方式。
第一年
第一年刚来时，高路远还没有打算种树。一早吃过饭，碗盆一收，桌子空出来，马上就被高路远展开的一张地图覆盖了。他趴在地图上，眼睛跟蚂蚁一样，细细地一毫米、一毫米地爬过。
“应该是这一块。”他用带粗节的食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儿。吉木尔甲凑上去，学他的样子佝偻起背，把他画圈儿的地方细细“嗅”了一遍，没有瞅出个所以然来。“应该”是吉木尔甲知道甚至熟悉的地方，但他太不习惯线条与色块的表达方式了，他的生活没有这么抽象。直起身子后他木着脸，没有表态。 幸好高路远没有向他咨询意见的打算。这身材魁梧的外乡人是个果断的主，他麻利地把水壶、相机、地图和指南针收拾进一个小挎包，大踏步地向西边去了。去他食指画出的、“应该”的地方。
中午他顶了一头汗回来了，衣服领子大大敞开，好像浑身都在冒热气。
“没有变，还是老样子。”他坐下来喘着气，听不出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昨晚吉木尔甲问他来这里做什么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以前来过，想再来看看。
再去的时候，高路远借了一把铁锹，稳稳妥妥地扛在肩上走了。吉木尔甲这次跟了去，走得没他快，吃吃磕磕地落下一大截，看上去像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收账人。吃吃磕磕了两三支烟的工夫，远远看到高路远停在了荒原上，草草地四下张望一下，放下铁锹开始锹土。他是中年人，身手却矫健，待吉木尔甲赶到近处，他已不声不响掘开了一小片。挖出的泥块以相似的姿势向同一个方向倾倒，压着刚冒头的草芽。
“这是干啥呢？”吉木尔甲终于带着旁观者正常的好奇心问，“老大远地跑来挖地，要种粮食？我们种粮食的地方可不在这里。”
高路远停下来喘了口气。“看看吧，看这泥巴是啥样的，有多厚，能种啥就种啥。”
吉木尔甲眯起眼睛。他裁定对方是搪塞自己，顺着话说下来的。对于认识还不到两天的人来说，他有理由保留秘密。吉木尔甲决定不再深究，尽管这个疑问像枯草梗一样挠着他的痒处。
到第二天接近晌午时，高路远已经翻开了不小的一片土。吉木尔甲给他送午饭时，看到他正颓然地坐在新翻开的泥地中央，在毫无遮掩的荒原上接受太阳烘烤。
“还好是春天，”吉木尔甲一边取出老式的铝饭盒一边说，“要到夏天，烤成肉干！”
高路远揪出饭盒里的荞面馍，嚼着，丧气地自言自语：“这样不行……”这样，是哪样；不行又是什么不行呢？吉木尔甲盯着他的嘴，看他腮帮子鼓出一大团，嚼动，却没再吐露什么。
远远地，刮过来一个人影。也许是个过路的，可他的方位目标很精准地定在这里，朝着他俩一步步地走来。高路远感觉身边的吉木尔甲深吸了一口气。那人走近了，是个邋遢的男人，穿件脏兮兮的旧夹克，晴天也蹬着双黑塑料高筒雨鞋。一身汉族人打扮，但风化般的老陈面相与警惕的神情一看就是本地人。他开口了，说的是当地土语，高路远听不懂——当然，他也不是冲着高路远说的，而是对着吉木尔甲叽叽咕咕。
吉木尔甲也叽叽咕咕地回答，看样子两人是认识的，但对方并不友善，声调开始升高，表情也越发冷酷，还不时地扭头瞪一眼高路远，恶狠狠的。没多久，两人都言语铿锵，情绪往激动上靠了，高路远上前做出阻拦的架势，那男子停下来，貌似撂下一句狠话，转身走掉。塑料雨鞋一蹬一蹬，显示出皮靴般的傲慢气势。
他走远后，高路远扭头看着吉木尔甲，等待一个说明。吉木尔甲咬咬牙：“是海乃旺杰。”接着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名字就可以解释一切。
“他说，大家都在传，我家来了个外地人，到荒原挖金子来了。”
高路远噗地想笑，差点被嘴里的一口馍噎着。
多年前来过两个人，带着奇形怪状的工具和仪器，在荒原上一阵捣鼓，惹得大人孩子都围过去看热闹。那时候出去读书、打工的人还不多，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猜测两个异乡人的意图。有人大胆追问，人家说：测绘。再问测绘是什么，人家就不耐烦了，只轻轻一笑：说了你们也不懂。
村里人聚齐了最有经验的脑袋，讨论了一个时辰，得出了最有可能的结论——寻矿。如果不是寻矿，那他们“测”什么又“绘”什么呢？矿也有好多种，但传来传去，就成了——“荒原底下有金矿！”这消息点亮了每个人的眼睛。测绘员很快走了，再也没有来。关于金矿的传闻却流传下来——人们乐意保留这个想象。
“海乃旺杰说，这地底下的金子是村里人的，你挖走了可不行。”吉木尔甲无奈地说，“他还说，就是没挖到金子，挖了地，坏了草皮，也要赔偿。”
异乡人下午就走了。有人看见他沿着小河沟走了一大段，站在岸边喝了口水壶里的水，然后踩着河沟里的石块过到对岸，之后他朝着公路的方向大踏步地走去。
村里人相信，这人是被海乃旺杰给吓跑的。他们议论这事的时候半是松了口气，半是有些许遗憾。如果地底下真有金子，那么这个人的离开无疑是件好事；但他那么果断地离开，又说明地底下是没有金子或者有金子也很难挖出来。
没想到过了两天，异乡人又来了，他带来了一辆小皮卡，皮卡上载着半车树苗。下车的时候他冲远处的吉木尔甲挥了挥手，喊着：“我想好了，就种树，买了苹果树苗！”那熟稔、大方又兴致勃勃的口气好像整个荒原都是他家的，好像吉木尔甲是他自家兄弟。吉木尔甲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欣喜，偏偏做出挑剔的神气来。
“苹果不好，”他木着脸说，“应该买石榴。”
第二年
第二年就买的石榴树苗。
从这年起他就轻车熟路了，直接先到县城里买好树苗，租上车，顺顺溜溜地一路开到荒原上。吉木尔甲没想到他真的又来了，很多人说“我明年还会再来”都只是一句类似“你好”的客套话。
高路远根据去年的经验，带来了不少可以用到的东西：两大桶色拉油、三袋面粉、三袋米、两床新毛毯、一箱看牌子很贵的白酒和一些铁锹、锄头之类种树用的工具。“你把户口迁过来了？”吉木尔甲笑说。知道他是故意把东西买得超量，这样留下剩余物品时显得自然一些。
种树不能拖，要赶活，不然树苗根子干掉，苗就死了。高路远总是一下车就开工，仿佛有一股遏制不住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他挽起袖子，露出结实的、带肌肉块的胳膊，把那些树苗成捆地扛到肩上，西斜的太阳光在他脖子处的汗珠上闪闪发亮。送水的吉木尔甲一直记得他这个形象。
有一次回去的路上，又遇着上次那个家伙了。叫海乃旺杰的邋遢男人。他裹了条看不清花纹的深色大围巾，围巾下露出那双沾泥的塑料雨鞋。他蹲在路边，手反剪着伸到后背去，努力去挠肩膀下的某个地方，一直没挠到，表情是痛苦的。看得高路远的肩胛处也痒起来。他们无视地走过，感觉海乃旺杰那不友善的眼光像石块一样从背后砸过来。 “他不会再找我麻烦了吧？”走远一点高路远问。
“不会了，现在谁也不相信你是来挖金子的，”吉木尔甲说，“挖那么浅，只够种树。”而种树怎么也算不上破坏行为。
“但那个海乃旺杰为什么还在继续讨厌我？好像我真的挖走了他的金子。”
“他是讨厌我。”吉木尔甲爽快地说，“他恨我。”
高路远顿住了脚步，感觉这坦诚的口气近乎天真，他开玩笑道：“是为了一个女人吗？”
“是的——他老婆。”
如有神助，刚种完所有树苗那晚就下小雨了。
荒原上一下雨就冷得入骨。火塘就显出重要性了。两个男人在火塘边就着一盘坨坨肉喝酒，盯着旁边的湿衣服上冒出的白汽。他们聊天气，聊农作物，聊各自遇见的奇怪事情，但对话始终在一个模棱两可的话题边缘徘徊。
就像一种交换，高路远想，如果向吉木尔甲问起海乃旺杰老婆的事，那么他就必须回赠给对方一个有关自己的秘密。世界通行的法则就是如此。
高路远带着闭嘴的决心继续喝酒。荒原上的绯闻轶事不值得他掏心掏肺。火塘对面，吉木尔甲的脸已经泛起红晕，红晕像在融化他的五官，眉眼、皱纹慢慢都舒张开去。他放下酒杯，开始哼唱一首调子忧伤的山歌，每一句的尾音都像一个疑问词。吉木尔甲半闭了眼睛，神情单纯，如同一个懵懂的少年对着夜空、对着世界问啊问。
“我和他老婆啥事也没有，”吉木尔甲唱完歌忽然说，“我知道你在以为什么。”他简单而直接地把话题挑明，向高路远一笑，摆出“荒原人没有秘密”的表情。
“海乃旺杰啊，原来也不是这样的。”
年轻时的海乃旺杰内向、害羞，见到姑娘就会微微笑着低下头去。令他低头的姑娘中，有一个笑声多得像雨点的——他认定自己将来会把她娶进家门。但这美好希望破灭于一个苦荞麦高产的秋天。在丰收的金色盛景里，他哥哥死了。他哥哥租了一辆小皮卡，运了一车苦荞麦到镇上，卖了个好价钱，一高兴到杂货店里买了瓶陈酿烈酒，经不住酒香骚扰，打开来尝了一口。之后又尝一口……直到他在跌跌撞撞的回家路上失足摔下山崖。
哥哥的死改变了海乃旺杰的一切。按照荒原的习俗，海乃旺杰必须娶了他的嫂子，抚养哥哥留下的孩子。虽然现在的彝家村落已经接受了不少现代的、汉族化的思想，但婚丧嫁娶的铁例关系着血脉根本，谁也动摇不了。
婚礼前夜，海乃旺杰策划了一次私奔。当家里人发现他和几件衣服、一百二十七元钱以及两个熟鸡蛋同时失踪之后，全村都被发动起来去四处搜捕。追缉的人们最后找到了他——在荒原尽头的大路边，一棵颓唐的老樱桃树旁，他脚下扔着布包裹，自己抱着樱桃树的干子，一下一下往那上面撞头，已经撞得额头出血了。
他约的姑娘——笑声像雨点的那个——根本没有来。
海乃旺杰跟着大伙回去，老老实实娶了他嫂子。那爽约的姑娘很快也嫁到远方去了，听说那里也是一个荒原。
打那以后，海乃旺杰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消沉、阴郁，开始酗酒并处处找他老婆的碴。全村的人都听到过他老婆挨揍时凄厉的哭号声。有人出面阻止，反倒被海乃旺杰提着木柴棒追得满村蹿。
“你跟我老婆是啥关系？”海乃旺杰的声音像块砸天的石头。
没有人敢再管他的家事。
“你管了？不然，他怎么偏偏就把你恨上了？”高路远坏笑着呷了一口酒。他急着要听最关键的部分，想快快跳过前面的部分。
“我和她没一点事啊，真的，”吉木尔甲烦恼地摇摇头，“你要是见过阿依金洛就相信我了。”
没有等多久——大约一两天之后——种树人就见到了阿依金洛。那天吉木尔甲提早回去做饭，高路远却干活儿干得特别顺，趁着这股子劲头，一直到天擦黑才收了手。把空了的壶、桶放到拖车里，再把拖车推到河边牧羊人搭的草棚子里，零零碎碎的收尾工作弄下来，荒原的夜已经像货车车厢顶上的大油布，厚实、严密，哗啦一声不由分说地盖上了。
高路远扛上铁锹，取出大电筒揿亮。光柱像弹簧一般，长长短短地舒张与收缩。清凉的夜气从四周合围过来，虚空里仿佛拥挤着无数面目不清的陌生人。从荒原到村子，黑暗大地上安静得只有自己走路的声音，令人莫名地紧张。
快到吉木尔甲的家了，看得见房子熟悉的外形。高路远心头热乎起来，脚步加快，没料到黑暗中一团更黑的影子忽地从面前掠过，鬼魂样。“啥？”高路远抬高手电筒，像举着机关枪扫射一般，光柱四处乱晃。到底，光是速度的猛兽，蹿了几下便一口擒住了一个活物。是土墙边缩成一团的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惊慌失措地伸手挡住手电筒光，几次想逃，又被强光逼得睁不开眼，只好蜷在土墙根儿。看上去她像被光柱做成的一根巨大的钉子钉在那里了。
这景象像盆凉水突然泼来，高路远慌忙把电筒光移开。从房子里冲出吉木尔甲，逆光中是个黑黑的影子，提着一根粗壮的木棒。黑影吉木尔甲朝着土墙，用彝族话大声地训斥了一通，口气严厉。女人被这话语驱赶，风一样跑远了。
只此一眼，高路远就预感到这是阿依金洛，也瞬间明白了吉木尔甲的意思。
以男人的眼光来看，阿依金洛哪怕是曾经有过令人灵魂战栗的女性魅力，那么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消退了，现在已荡然无存。她包着层层的围巾，只露出苍白的一张脸、小兽般猩红的眼睛。像一个包在菜叶里的饭菜团子。馊的。
“她的眼神有点不对。”高路远说。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
吉木尔甲伸出一支枯黄的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她这里有问题。
海乃旺杰对老婆最大的愤怒，在于嫁过来不久生的那个孩子。据他说，这个孩子既不是他哥哥的，也不是自己的。
“算算时间就知道了！”他向村人愤怒地吼道。
阿依金洛胆小，口拙，再加上脑子有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说清这是怎么回事儿。一旦她的继任丈夫开始揍她、骂她，她就只有撒腿跑开，东躲西藏。但凡有人出面帮阿依金洛说几句话，那么他就会遭到海乃旺杰恶毒的攻击，被指认为潜在的奸夫。 吉木尔甲第一次惹上麻烦是在两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把门打开，去倒火塘里的残灰，从牲口棚传来一阵窸窣声。他打开棚子。在草料堆上，阿依金洛瞪着仓皇的眼睛，哀哀地看着他，怀里抱着一个约莫三岁的孩子。
吉木尔甲起码花了一分钟的时间站在那里，默默地和她对视。他知道这是海乃旺杰的老婆，也知道海乃旺杰很可能会拿着木棒追过来。但一分钟之后，他还是回转身去，到屋子里去端来两个大大的热乎乎的馍。
阿依金洛的眼睛顿时擦亮了，好像吉木尔甲端出来的是两大块金子。她抱着一块馍，狠狠地咬了几口，才想起身边的孩子，急忙扯下一大块塞到孩子的嘴里。孩子嘴小包不下，腮帮鼓起像个青蛙，根本没法嚼，吉木尔甲急得赶快上前，把她小嘴里的馍掏出来。
当海乃旺杰追来的时候，牲口棚里的三个人，就像一家三口一样，安安稳稳地吃着早餐。阿依金洛打着嗝，而吉木尔甲正端着一个碗给孩子喂水。
海乃旺杰站在院子里，隔着一段距离，恶狠狠地冷笑：“藏了这么些年，到底是把亲爹给找到了！”
吉木尔甲慌忙出来说，大冬天的，不给孩子吃喝，你倒还有理了？我是看他们母女俩可怜……
“除了亲爹，谁会这样心疼这野种！”
……
那次没有抄家伙打架，但海乃旺杰把流言蜚语散布出去了，村子里渐渐有人怀疑阿依金洛的女儿真的是吉木尔甲的骨肉。一个是没老婆的壮年男人，一个是连一二三都数不来的傻女人，什么事不可能发生？
更让吉木尔甲受不了的是，阿依金洛好像也认准了他是个依靠，只要被海乃旺杰打了，她十有八九会朝吉木尔甲家里跑。她一跑，村里人议论得更厉害，她挨的打也就越多。若是正常人，她肯定能够梳理出前因后果，分析出利弊，就不会来缠吉木尔甲了，但她偏偏没有脑子，只有小动物般的条件反射。躲。逃。去安全的地方。有馍吃的地方。
反复折腾中，吉木尔甲的同情心渐渐被消磨掉了。阿依金洛跑来找他，他先是打发她几块馍，劝她回去——没有用，这女人居然想在他家住下来；下次再来，不理她了，给她吃闭门羹，她居然可以在门口蹲守四五个小时！吉木尔甲彻底没辙，拿出最狠的一招，直接提根棒子，像赶乞丐一样轰她走，她像流浪狗般哀号着，风一样跑远。但过阵子又来了。
“你说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吉木尔甲叹口气说。
第三年
“我猜，你到这荒原来种树，和一个女人有关。”吉木尔甲忽然说。
太阳正倾泻下来，泻在荒原新长出的嫩草叶儿上。高路远坐在一块石头上，闭上眼睛，嗅着阳光味儿。很远，很远的味道。
“你要那么想，就当是吧。”他终于微笑道。
吉木尔甲有些高兴，他们终于可以谈论阿依金洛以外的女人了。“我猜，”他兴奋而狡黠地挤了一下眼睛，“你和荒原上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高路远噗地笑了：“就你们荒原的姑娘……”他突然意识到，应该在伤害朋友自尊心之前打住话头。慌乱中抓起一瓶矿泉水来海灌几口。
其实他不说，吉木尔甲也能猜到，“他们”是怎样看待荒原人的。穷困、脏乱还只是表面，最重要的是懒惰。种地不好好种，把种子往地里一撒就万事大吉，不肯精耕细作，也不愿伺候土地，鸟雀啄去粮种吃了，杂草把田地盖满，干旱来临时幼苗被烈日晒干……通通不管。到了收获季，有东西收就收，没有拉倒。干活儿的都是女人，而男人们则去喝酒、打牌，这几年还有人开始吸毒，是的，一年四季裹身污秽的黑斗篷，像乌鸦一般无聊地群聚着，永远没有白天与夜晚……
“我第一次来荒原时，还穿着军装。是跟着大部队来的。我们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
吉木尔甲把眼珠往上翻着，很快回想起来。“对啊，有那么一年，来了好多当兵的，好多军车，大的小的，密密麻麻排在荒原上。还有飞机，轰隆轰隆地盘旋在天上，离地面好近，我们都怕它掉下来。那都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三年。”高路远快速而肯定地说。“其实这一片区域只是我们的扎营地，真正的演习点，离这还有好几公里。”
“是啊，我看到当兵的人，在这里搭起了好多绿帆布棚子……”
“那叫帐篷。”
高路远站起来，在暖融融的春光里伸了个懒腰。伸展的手臂像直直的枝丫，让他像棵扎根深土的大树一般，有了根系，有了年轮。又踏实又自在。过去的时光在枝头沙沙地闪耀。
隔了二十三年回看，那段记忆也该是美好的。可印象深刻的那部分偏偏不够美好。男男女女都穿着又脏又旧的本族服装，离得远远的，警惕地张望着。小孩倒喜欢围上来，破破烂烂的一群，像小叫花子。他们好奇地追着兵们看东看西，但战士只要朝他们走近一步，他们又像受惊的小麻雀，呼地四下散开，一口气跑很远。到了开饭时间，小孩们又来了。脸上糊着鼻涕与泥巴，手里端着抱着大碗小盆，有的小孩背上还背着更小的小孩，围成一圈就那么眼巴巴地守着。守着军人们吃饭。
“他们干嘛？也要开一桌？”有人开玩笑说。更多的人连开玩笑的心情也没有——端上来的伙食，虽然有肉有菜，但在野战条件下做出来的真是比在家里差太多了，大伙儿都吃得难受。等到一个炊事员抬出了一个大大的塑料桶——装潲水用的——不一会儿就有人走过去，把没吃完的半碗饭倒了进去。很快，不少人都那么做了，连队干部不好干涉，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饭菜难以下咽，犹豫之后站起来也加入了倒饭的行列。
一道哨声响起，宣布就餐时间结束。围成一圈的小孩们听到这哨音，就像训练有素的战士，异常敏捷地冲了上来。他们的目标是那个装潲水的桶，冲到桶的面前就开始用碗啊盆啊直接舀，把自己带的家伙装得满满的才罢手。小孩们你争我抢，有的看到一块肉，伸手抓起来就往自己嘴里塞……
高路远一直忘不了那一幕。事实上，他觉得荒原的时间是凝固的，多年之后这里仍是老样子。虽然会碰到穿牛仔裤或者背假名牌包包的年轻人，但一看眼神，就会相信他们还是当年的孩子。 “我知道了，”吉木尔甲伸出食指，重重地在空气中朝他的朋友点了点，“你是想来扶贫，带领我们科……科……科技致富的！”为了让结论郑重其事、有根有据，他倔强地备注：“我经常去阿余时日家看电视。他们不看武打片的时候我就看新闻。他家有那种锅盖，天线。”
种树人苦笑着摇摇头。两年前他还是盗挖金子的不法分子，现在又成了道德高尚的志愿者。
“肯定是的，图名图利的人才会到处宣传，真正做善事的人从来都是闭着嘴在做。”吉木尔甲固执地说。基于他的论断，村里人又有了新的猜测：种树人是一个农业科学家，在荒原上搞试验种植。等到试验成功了，荒原就能变成果园、森林，所有人都会富裕起来。
就像相信金子一样，他们相信一切有关财富的传言。
一天傍晚，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阿依金洛。隔了百十米远，阿依金洛背着一个装草的背篓，静静沿着碎石路走来，近了，忽然一抬头看到这两个人，像是撞到了鬼，魂都没了，嘴里呜呜叫着，撒开腿就往远处跑。黑色厚裙子裹住了她的腿，让她看上去行动笨拙，像只翅膀沾水的蛾子，绝望地扑腾。
高路远假装不经意地瞟了同行者一眼。吉木尔甲的脸和荒原一样冷静。那天的太阳不可思议地迟迟不落，明晃晃地挂在天幕上。刺目。刺激。吉木尔甲的脸和荒原一样冷静。
入夜，起了风。风在荒原上是一个熟客，想来就来，又永远找不到落脚处，固执地在外面拍门、拍窗。吉木尔甲会根据风的啸声来判断年龄——“来了个老家伙，”他说，“步子又重又慢，还喘。”
只有喝酒。喝得有些闷。好像事实摆在那里——阿依金洛已经被排斥在聊天内容之外，高路远觉得他们应该赶紧找到新的话题。
“我们说不定二十三年前见过。”他挑了一个容易继续下去的。
“很可能的，”吉木尔甲果然来了兴致，“当时乡里的干部组织大家去慰问，我们带了牛羊肉，还有酒，到你们的帐篷去慰问你们。”
“你来慰问过？”高路远惊喜地说，“那你记不记得我们演习结束、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你们抬了好大一口缸来？缸里全是土法酿酒，插着密密麻麻几十根长长的竹竿子，让大家一人叼一根竹竿子吸酒。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哎，怎么会不记得！”吉木的眼睛亮了，回忆使他满面红光。“你们的长官说不能多喝，让大家排着队，一人吸一口，他们很听话，还真的只敢吸一口！之后，当兵的就和我们一起，围着火堆跳舞了。但我们不肯放过你们的长官，让三个漂亮姑娘围着你们长官唱歌，敬酒。”
“我就站在长官身后，想得起来吗？一个给营长递毛巾端茶杯的兵。”
“这我倒想不起了……我只记得，大长官后来叫来了一个特别能喝的小长官替他喝。那小伙子长得可叫帅，喝酒也厉害，把我们后来敬的酒全给倒进喉咙了。”
“呵呵，那是国威，”高路远像是又喝上了那一晚的酒，眼神迷离起来，“你记住国威了。”
是的，所有人都会记住国威。
国威和我同岁。但我们非常不同，非常非常。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是一起跑马拉松的，那么国威就会足足甩开我几条马路；如果辈分是按品行得分来计算的，那么国威肯定就是我爷爷甚至曾祖那辈了。打小他都是全村浑小子的榜样。我调皮捣蛋了，功课学不好了，闯了啥祸了，总有人会说：你看看人家国威……
懂了吧？就是这样一个国威。
我们同一年参军。那个年代在我们乡下，年轻娃儿想有出路的话，要么考大学，要么当兵。考大学很不容易，又花钱，所以还是当兵更现实。接兵干部本来在我们村只挑中了一个人，就是国威，但国威死死地拉住接兵连连长，说，高路远的家庭条件不好，带他一起走吧！连长扭头用审查的眼光扫了我一眼，跟国威说：“我们又不是扶贫。再说名额也有限。”国威下定决心说：“那我不去了，名额给他！”连长瞪住他，足有两三分钟没说话。
几天后，入伍通知来了——我们俩的。接兵连连长生生加了一个名额给我。送行的人群里，我看到了曼子。她是村里最俊的姑娘（按我的审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跟着别人说说笑笑，好像是个看热闹的，但她的眼睛，左顾右盼。她到底在送谁呢？我，还是国威？或者说，送谁“送”得多一些？
到了部队，国威的优势也渐渐显示出来。他身体好，个子高，往队列里一站，谁都会朝他多瞅两眼。用班长的话来说，他军人形象特别好。而国威还不止如此。他勤快，肯干，一心上进，很快军事素质也拔了尖儿。
他完全按照自己预想的步伐在军营发展：入党、当班长、成为学员苗子、考上了军校。读完三年军校回来时，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尖兵连的一名排长。我也在尖兵连，但我是超期服役，转了志愿兵。我还记得他穿过一排又一排营房来找我，不时伸伸脖子踮踮脚，用焦急的眼神踢走闯入视线的一个个人影，而我老远就知道是他，却木木地站着，愣是迈不开腿，任由他费劲地东寻西找。他终于看到了我，一脸欣喜挂了出来，大声喊着：高路远你个臭屁蛋，我帮你请好假了，今年我们可以一起回家过年！
这句话风一样猛拍过来，我的面部神经一跳。他就没有想过，身份迥异的“一起回家”，根本就是抽我的脸啊！
其实，在乡下人看来，当志愿兵也是挺光荣的。如果没有国威，我回老家去，会被很多人高看一眼。但村里人就是势利，一个当了排长，是干部，一个成了志愿兵，等级就区分开来了。一起回家后，不出所料，满村的人都争相传说国威是如何如何有出息，这样的夸赞可以从他穿开裆裤的时候说起，每个人都能回忆出他幼时的非凡之事。我表侄那年上初三，已经对从军非常向往，老缠着国威问东问西。有一次他问：“国威叔，部队给你发手枪不？”
国威说：“发啊！平时没有，训练的时候才给发。”
表侄挂出一脸的羡慕，居然来了句：“那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用，也给我路远表叔用一用嘛！”
大伙都笑了，说你个娃子倒挺会心疼自家人。我也跟着笑，笑得比哭还难受。那时焦点都在国威身上，村里人说到我，就一句话：路远也不错。甚至还有谣言，说我当志愿兵是托了国威的福。 就在我们一起回村探亲的那个春节，曼子的爹把曼子许给了国威。这是一桩村里人公认为花好月圆的喜事。不过仍有许多人说，曼子的福气太好了，居然能够嫁个军官。
也有几个媒人上了我家的门儿，介绍村里或者外村的姑娘，但都是中等人家、中等姿色的。那些心气高一点的，都和曼子比，觉得曼子都能嫁个军官，自己如果嫁个志愿兵，就明显矮她一头了。
我曾经暗暗发誓，这辈子非曼子不娶，看到这样的局面，心里就跟挨了打的狗一样，又痛又仓皇。而我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只顾催我赶快定下一门亲事来，好让他们早点抱孙子。而他们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觉得我就应该找个中等人家的姑娘。我不如国威，我的媳妇当然也不能和曼子比。
我倔强地推掉了所有提亲。余下的休假时光都是在老爹的叫嚷和老娘的絮叨中度过的。
过完春节，终于可以回部队了。走的那天，全村差不多都来送我们了。说是送我们，感觉就像是送国威一个人。除了我的父母，其他人的叮嘱都是朝着国威去的。
国威，有倒春寒，记得加衣裳哈！
国威，那块腊肉带上没？要早点吃了！
国威，你小侄子过几年当兵，你可要管着点哈！
终于有人提到我了，可那个人喊的是：哎呀，路远跟在国威后边，就像是国威带了一个勤务员！
大伙都笑了，国威回过头来，拍拍我肩膀说：放心，路远是好兄弟，我会罩着他的！
他向大伙表了这个态，全村人都用热切的眼光鼓了掌，而我在这热烈“掌声”里羞愧难言。
话头断在这里，吉木尔甲的理解是：酒不够了。他晃着起身，去抱酒坛子。高路远支起食指到嘴前示意他别出声，他顿住，仔细辨识着风声里的异常。忽然他揪住了一丝线索，敏捷跃起，冲过去打开大门。
门口站着一个裹在厚厚棉衣与围巾里的小女孩，五六岁光景，屋里的暗淡灯光扑到她黑乎乎的脸上，两只眼睛给衬得出奇晶亮。她用目光搜索着，直到吉木尔甲走到她面前，她才仰头开口：
“阿达（阿爸），阿达……”
吉木尔甲蓦地变成了另一个人，铁青了脸，冲小孩厉声叫嚷，大约持续了两三分钟，一通教训之后，他砰地关紧了大门。
高路远已经猜到八九分，他小心地提了句：“没有必要对小孩这样吧？”吉木尔甲正在抱酒坛子，趁着这股气，把酒坛往桌上重重一放：“说她没脑子吧，她倒好，晓得让小娃娃来缠我了！”一看盘子也空了，他又去厨房拿花生米，一边走，一边难以释怀地嚷着：
“还敢叫我阿达！叫我阿达！”
第四年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吉木尔甲像棵树一样无辜地望着对方，这眼神让高路远多少有些沮丧。这个回答像是对他勤勉努力的一种否定。
太阳是好的。也浇够了水。敞放的牲口到那边吃草，粪便多少会留下一些，算是积了肥。在这多风的环境下，树形虽然不够端庄，但也没有东倒西歪。听说夏天的时候，叶子密起来，也能小小地撑出一片绿荫。
可为什么就结不了果呢？
第一年种下的苹果树，品种不错，按说第三年就能结果的。去年临走时，高路远特意送给吉木尔甲一个巴掌大的数码相机，吩咐他等秋天出了果子，一定用相机把丰收的景象拍下来。第四年他到了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相机。相机里的秋天，树们叶片泛黄，枝里叶间毫无挂果迹象。
到底是荒原啊！种树人想着。
“到底是荒原啊，”吉木尔甲说，“能种活一些就不错了。以前村里也有人在荒原上种过树，不多，十来棵吧，可是土层太薄，那年偏又干旱，结果一棵也没有活下来。”
高路远被事实掴了一掌，牙帮子咬了咬：“开始怎么不告诉我？”
彝族人露出一口烟熏牙，狡黠地笑：“告诉你了，怕你就不来了。”
照片里有一张，一个小女孩手里拎着一把草，正喂给一头牛吃。虽然镜头隔着一段距离，但鲜亮的阳光拍打着她的小脸，满面庄重的表情格外清晰。高路远一眼认出了这是阿依金洛的女儿海乃拉果。
小孩子是特殊的计时器。他们快速生长，让时间的指针踢踢踏踏跳得醒目。高路远更加认真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是来荒原种树的第四年。
又一个春天到了。
柴米油盐什么的扛进屋里后，高路远从旅行包里掏出两条香烟，递给吉木尔甲。后者认出是个名贵的牌子，虽然电视上没有它的广告，但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总是以抽上这种牌子的香烟为荣，这等于是广告了。
“我有烟。”吉木尔甲指了指搁在凳子上的大烟筒，旁边的塑料袋里装着皱纹纸一样的烟叶。话虽这样说，他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接住了，这令他有一些惭愧。那双手抱住两条烟，轻轻地抚摸了片刻，又走到橱柜边打开柜门，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置在最高一层。他的动作又轻又稳，好像在送婴儿回摇篮，又像是为神灵敬奉供品。
高路远一直没见他把香烟打开来抽过。他还是用竹烟筒抽自己的烟叶。那对他而言是件享受的事情，有时深吸一口，会微微闭一闭眼睛，让烟雾在身体里悠悠地停留片刻，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
风在远处疾走，听得见脚步声，很快就要到眼前了。
“你上次说的那个国威，怎么从不跟你一起回来看看？”吉木尔甲磕了一下烟筒，支在烟筒下部的细烟嘴上跌下一大截烟灰。
“他不会来，”高路远说，“他恨这里。”
二十四年前的夏天，那场演习是我和国威第一次参加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国威的最后一次。
部队选在这片荒原扎营，就是土坡下的那一片。帐篷像士兵列队一样，搭得整整齐齐。
国威偶尔会来找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里清静。他当排长，住在班里，一个班八九个人用一顶帐篷。而我那时是营部的文书，负责营里各种文件的收发、报送，有时还要写点简单的通知、报告，这些工作都和其他士兵不一样，营里就安排我和营部的通信员一起，住在存放物资的帐篷里。 说起来，国威是很有些领导艺术的，他如果要批评一个兵，不会当着大家的面，而会把兵叫到我的帐篷来，一对一地批评，这样可以给兵留足颜面。而有时候他来找我，纯粹就是想和我聊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曼子。说起曼子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变成了一片沙滩，又软又宽阔，上面只有他和曼子两个人的脚印。他可以说呀，说呀，一直说个不停。遇到这时，我总会想方设法找借口逃走，而这陷在盲目恋爱中的家伙，愚钝得对我的那点小小心思一无所知。
他喝酒的名气也是在那时传开的。有那么几次，营长让通信员去老乡家买点土酒和坨坨肉，召集教导员和几个连长、指导员来喝酒。一连长酒量不行，喝到一半就倒了，营长说你个尖兵连连长喝酒怎么这作风？不行！不能不公平，一连得找个人替他们连长喝。
一连就叫了一排长国威去。
连国威自己也没想到，他居然能把营连两级干部全部喝赢！那可是件不得了的事，国威因此又在他已经非常辉煌的人生传奇里添上了一笔。营长、教导员都对他印象深刻，后来只要有惨烈的酒局，都要叫他去参加。
包括最后喝的那一场。
那天，上级宣布演习圆满结束，通知各部做好第二天一早回撤的准备。全团上下都放松下来，欢天喜地的。国威笑眯眯地到我这里来，拍拍腰上的手枪套，拔出一把乌亮的五四式手枪，递到我面前来：
“马上入库了，我答应过你表侄，要给你玩玩手枪的。”
那时候我们士兵训练多是步枪，手枪用得很少，我本来也是稀罕的，但因为是国威拿来的，我就做出不稀罕的样子来，头也不抬地说：“行了行了，我还有事呢。”
他讨了个没趣，只好把枪又插回枪套。这时通信员跑来，对国威说：“一排长，营长在找你呢！”
当时，你们地方群众得知我们要走，就赶来慰问、联欢。具体过程你都知道，我不多讲了，反正你们抬了好多酒来，又唱又跳的，把我们当兵的一顿海灌。营长一看阵势太大，赶紧找人把国威叫来，让他当个“定海神针”。
那一晚真的跟狂欢节似的。当兵的平时都辛苦，难得有机会放纵一把，全都乐得上天入地。国威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喝干了彝族群众敬上的一碗又一碗酒，终于，这个写下“不倒神话”的家伙，站也站不稳了，嘴里还说着“我干，我干”，腿却弯下去。我上前一把将他扶住。众人都笑起来。营长也笑，拍拍他的脸，吩咐我：去，送他回去好好睡一觉，别误了明天装车。
我把国威背回帐篷的。醉倒的人可真沉啊，一点劲也不使，全部压在我背上。我把他放到床上时，自己整个儿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可好，不省人事，只顾呼呼大睡。
都说，不容易醉的人一旦醉了，会比其他人的醉来得更猛。国威就是这样。一睡睡到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开始拆营、打包、装车了，他还醒不过来。还是一个班长有办法，拿毛巾浸透凉水，轻轻拧一把，径直就往国威脸上抹，那家伙激灵一下，终于睁开了眼睛。只用了几秒钟，他记起了重要使命，大叫一声：
“咋不早点叫我！”
简直是不要命地翻下了行军床，一头扎进那一片忙碌画面中。
营地拆了，物资、装备与人员都塞进大卡车里，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进发。下午五点钟，我们终于坐上了回撤的军列。上了军列，大家才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坐着说说笑笑。有人说，一排长，你的脸色怎么还那么难看？酒还没醒啊？
国威勉强地笑了笑，指指脑袋说：“是啊，还跟糨糊似的，一直没缓过来。”他站起来上厕所。据他自己后来说，他在厕所小解后觉得头晕，用手撑着车厢墙壁，闭着眼睛休息了片刻。偏偏这时候列车来了个紧急刹车，哐当——他冷不丁地被惯性抛掷，叭一下给摔向对面的墙板，接着跪倒在地，正好跪在厕所的蹲坑旁边。可够倒霉的！
他慢慢地站起来，拍拍裤子，又撑着墙休息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恢复状态，然后走出厕所。列车又启动了。在他走向自己座位的这段时间里，随着咔嚓咔嚓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他的脑子开始一点点地清醒，意识在一点点地激活，第六感让他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
他开始检查自己。从上到下。然后低头发现自己还佩着手枪套。一摸枪套——空的！
只一瞬间，他的所有毛孔都立起来！枪没了！一定是刚才摔倒时，枪掉出来了。
他立马折回到厕所，仔细搜索，地面上空空荡荡，只有那个臭气熏天的蹲坑露着一个恐怖的洞，像张吃人的嘴活生生地张着，透过这张嘴，下面的铁轨飞一般地闪现。这张嘴的大小，足够吃下一把五四式手枪。
丢枪的人不愿意相信，他心爱的手枪会以如此巧合、如此污浊的途径消失。他慌张失措地把自己又从上到下拍了又拍，胡乱地拍，无力地拍，希望能从身体的哪个缝隙里拍出那把该死的手枪。拍打的双手带着颤抖，就像落在沙滩上的鱼，不停地跳，疯狂地挣扎。
当希望破灭，他深呼吸了两次，忍住绝望的泪水，去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向领导报告。连长知道了，马上向营长报告，营长又马上向团长报告。经过一番紧急协调，飞驰的列车在附近一个小站停下来，从列车上下来的，有副营长、连长、一排长国威、三个班长与八个战士，他们的任务是往回走，沿着铁轨重走刚才火车经过的路线，寻找那把丢失的手枪。
这群人打着手电筒，走了很久很久，排查得很细很细，并且大大拓宽排查范围，一路搜寻了几十公里。天亮了，太阳悄悄从远方升起，他们还在困倦与迷茫中像游魂一般晃荡着，眼睛死死盯着轨道。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他们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时间，对于国威来说就像是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轨道。丢失枪支弹药，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在牵连了连长、营长和军械管理员（他们分别受到了警告、记过处分）之后，一排长国威，沉痛地接受了降职降级的处分，他最后是以超期服役的志愿兵身份，于当年年底复员的。
本来他可以回到乡政府里谋个小职，但他自己不肯回去，觉得颜面尽失，再说档案里记的这一笔，会永远影响他在仕途上进步。他选择了去外省的一个工厂，因为没有干部身份，他只能做一名技术工人。 曼子家得知消息，赶紧把婚事退了。退婚的事传到他那边，他没有说一句话。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村里。
吉木尔甲的烟早已经灭了，他没有注意到，还枯枯地盯着地面，枯枯地凑到烟筒上吧嗒一下。
“也是个苦命的啊！”他枯枯地叹了一声。
第二天种树的时候，高路远用感慨的指头划了一个大圈，告诉吉木尔甲他们曾经驻扎过的大致区域。正是他种树的这一片。而这片荒原作为军演部队驻扎地，这么多年也只有那一次。“第二年，军区的军演基地建好了，部队都定向去基地训练和演习了。”
种树人用锄头挖土，一头汗水披挂下来，像给他裹上了液体战甲。一锄一锄，土块一点点被抠开，割出一道大地的伤口。
海乃拉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个子长高了一截，穿件明显偏大的黄外套，下面是半旧的镶花边的黑裤子，脸颊上开着两团黑里透红的花，就那么出现了。
小女孩和她妈妈不一样。阿依金洛是易碎品，神经质的眼神，表情里满满都是“挨打”，一吓就跑；而海乃拉果不是的，相比之下，她倒更像个大人，沉稳而宁静，大大方方地走向吉木尔甲。
“阿达。”她开口了。
“阿达。”又是一声。她就是这么叫的。定定地望着被叫的人。
吉木尔甲犹豫片刻，瞟了一眼高路远——后者停下了挖土，静静站在那儿，表明了立场是想把这一幕看下去。吉木尔甲把自己挪过去，挪到小女孩的面前。他们开始用彝族话交谈。吉木尔甲完全没有必要把声音压低，因为种树人根本听不懂。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心理上虚弱的掩饰。
几分钟后，女孩子蹦蹦跳跳地离开了，脸上的两团花开得更是鲜艳。高路远索性把下巴磕到锄头把上，用誓不罢休的身体语言追问着吉木尔甲。
“唉，好讨厌，”吉木尔甲皱着眉挥了挥手，“她想去读书，荒原那边的村子建了一所小学，不收钱就可以去读的。但是海乃旺杰不答应她，让她放牛、做家务。”
不等高路远表态，他又牢骚起来：“她读不读书，关我什么事？又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我这辈子，简直叫这家人折磨得……”反反复复地说，高路远没有插进一句嘴。
但是那天晚上，当高路远把酒碗在火塘边的小桌上摆好，去叫吉木尔甲来对饮时，他发现吉木尔甲正踮着脚尖，从橱柜的顶层取下了那两条贵重的香烟。香烟裹进了吉木尔甲的披毡里，随着这神色急切的主人一起匆匆出门，消失在无声无息也无亮光的黑夜里。
三天后，去种树的两个人在路上看见了海乃旺杰，他正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几乎是带着招摇的表情，夸张地抽着过滤嘴香烟，牌子很贵的那种。高路远没吭声，走出老远了，他漫不经心地问：“海乃旺杰已经答应她女儿去上学了吧？”
吉木尔甲一脸镇定地说：“可能是吧。”
第五年
“透了。”种树人说。
“透了。”吉木尔甲放下了壶。
第一棵树的仪式结束，高路远似乎开启了一种疯狂竞赛的模式。尽管偌大的荒原只有他一个人在挥动胳膊，有时用锄头，有时用铁锹，但他的双臂带着明显的紧张，表情也不松弛，仿佛到处都站立着隐形的对手。他务必要赢。
“不要急。”
吉木尔甲在一旁说。这次见面，他明显老下去了。去年秋天生了一场病，痊愈不久，眼睛又出毛病了，看东西不大清楚。他自己解释得含含糊糊的，因为都没去看医生，病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不要急。”
高路远本来想辩解几句，但他觉得，彝族兄弟到底是说中了他的某些隐痛。他不吭声，继续用力地干活。吉木尔甲又用顽皮的语气说：“你求我一下，我告诉你一件事。”
种树人不理他，不停手地挖着土。果然，片刻之后种树人赢了，吉木尔甲自己憋不住，用激动的口气嚷道：
“去年秋天树上结了苹果了！”
高路远猛地停下来，盯着吉木尔甲三秒钟，然后说：骗人的吧？
“不骗你。”
“你吃了？”
“吃了，甜哩。”
“照片给我看看。”
照片拿不出来。相机的充电器给弄丢了，于是电用完以后，相机就哑了。
高路远淡淡笑了一下，裁定彝族人是出于善良的目的，安慰自己的。他又挖起土来，越发用劲地，越发焦虑地。树被一棵棵立起来，立在大地上，把脚丫伸向地的心脏。没有谁能预知它们是否可以存活，和任何生命一样，它们只是在尝试着一种叫“可能性”的东西。
树种完那天，夜晚的火塘边，两个人都感觉到了，沉默如同一双大手死死掐住了空气。因为默契，语言显得多余，于是都不置一词，空空地喝酒。一个人的碗干了，另一个人就给添满。把碗的手指粗糙得像锉子。碰碗的声音充满脆弱的伤感。
“你不会再来了。”彝族人又干掉一碗后说。带了点鼻音。“头一年我就看到你在图上画了，一共五块地方。”
高路远深深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
“你是为了国威，才来荒原的吧？”
这句话像从天空中降落的，余音袅袅，却又带着利刃，一举扎中高路远的心脏。酒在碗中，碗在手上，都剧烈晃动，里面装着个摇晃的世界，终于无情砸落：
“我答应了他的，我答应了他……”
答应的时候，下岗工人国威躺在一家小医院的病床上，双颊下陷，用求救的眼光扎着对方。他可能什么都知道——他复员之后，高路远提了干，两年后如愿地娶到了曼子。在部队他一直干到副团的位置才转业，到省城的政府部门做了一名公务员，小有职务。经济大潮冲击得最厉害时，他下决心辞去了公职，加入一家大型商务公司，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与人脉资源，一步步地做到了公司副总。——听上去，这多么像是国威应有的人生。
躺着的不幸之人告诉高路远，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那把要命的枪。在离开部队的岁月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后悔着，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要佩着枪去上厕所？为什么枪套不扣严实？每一个细节都用来质问从前的自己，又用无法改变的回答来鞭打现在的自己。 “你知道吗，”国威深凹的眼眶已无力储存眼泪，“我几乎每年都去那个小站，走一遍当初那一段铁路，我总幻想着时光倒流，我能捡回那把枪。”
捡回了枪，就捡回了本应属于他的一切。国威最后的心愿，是希望在盛放他骨灰的墓里，一同埋入一把手枪。
“五四式的。假的就可以了。做得像一点。”
高路远含着泪水，凑到弥留的国威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只有他俩才听得见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他正向临终者做出一个庄严的承诺，却不会有人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承诺。
“我要为他找回那把枪。”
高路远说完，他的彝族朋友嘴巴正大大张着。是啊，多么不可思议！高路远朝着夜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因为是我——把枪偷走的。”
演习回撤前的晚上，国威喝醉了，我把他背回帐篷里让他躺下，他还没消停，嘴里碎碎叨叨，跟我说他就要和曼子结婚了，上次回去他们就商量了婚期；说他们在通信中互相叫“亲爱的”；还说他们在曼子家的围墙后面亲过嘴……
我坐在行军床旁边，听着他满嘴的胡话，一身的汗化作了刺骨凉水。我第一次久久地凝视他的脸。这张帅气的脸喷着酒气，泛着红光，以这样张扬的姿态向我宣告我最爱的女孩是他的！一瞬间，我感到没有人比我所受的侮辱更大了。
也许是出于报复——这样更好听一些，其实我知道更多的是不可遏制的忌妒，时时燃烧在胸的忌妒，忌妒这个从来都比我更胜一筹的人。
他的腰间还别着没来得及入库的手枪。在我看来那也是种粗俗的炫耀，是邪恶！帐篷里没有别的人，他们都在参加联欢活动。这或许是老天给我的暗示，给我的机会！就这样……只有两秒钟，那把枪便落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刻也不敢停留，好像手里握着一把烧红的炭火，飞一般地跑回自己的帐篷。这里更是清静，通信员在为营长、教导员服务，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离开。我在帐篷的角落里，撕开防水层，扒掉垫底的砖块，用一把小圆锹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把枪埋了进去。之后再复原砖块、把防水布盖好，任谁也看不出这里居然是个犯罪现场。
国威不知道，其实枪在头天晚上就丢了。第二天他晕晕乎乎地参加回撤工作，忙成一团，根本没意识到枪套是空的。直到出了军列上的厕所他才开始清醒，恍惚中以为枪是掉进蹲坑里了。
其实我很快就后悔了。对国威的报复成了陷害，压根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但我怎么敢说出来？怎么敢？国威丢失枪支是违规违纪，而我，盗窃枪支，那是违法犯罪！
这么多年来，我给国威寄过信，打过电话，发过短信，只想能帮帮他，而我越是这样急切地联系他，他越是躲我躲得远远的。
是的，他躲我，一直躲到最后的一口气。但他存着这口气，却是要见我，因为他知道，他一生的至痛，只有我才能真正理解。
“是为了，那把枪……”吉木尔甲有了幻觉：风如刀片一般割过冷漠而广阔的荒原，野草肆意挥舞手臂，甲虫和大蚂蚁艰难爬行，一个人逆风而立，高高举起锄头，把坚硬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凿开——而在这一切之下，某个幽暗之地，森森地躺着一把手枪，宛如一具神秘骸骨。
高路远闭上眼睛。是的，那把枪。就是因为那把枪。棘手的问题是时间过去太久，荒原上早已了无痕迹。地方太大，又没有参照物，没法下手。他找到一张地图，把当年搭帐篷的区域分成了五片，一片一片地挖，一片一片地找。
终于到第五年了。最后一片土地已经被翻出来，在这过程中，老了五岁的高路远两眼凹陷，体力渐弱，拄着锄头遥望荒原的尽头，分明地感觉到日复一日灼目的焦虑。翻完最后一块，却什么也没找到。他和那群沿着铁路走了一夜的人一样，带着巨大的失落，站在一个空无一物的结果面前。难道二十五年的时光会把金属化成泥吗？难道枪也会死吗？
他将食言。与之对证的是高天之上的一个灵魂。哪怕高路远虔诚到每年都亲临荒原，哪怕他内心深处一次次地忏悔，哪怕他费尽心力一锄一锹地找寻自己的罪证，一无所获，便是更大的罪过。
“我走了。明一早。”高路远的声音像幽灵在叹气，“拜托你照看下树苗。”
“跟你说过，苹果树结果子了，你就是不信。”吉木尔甲说，脸上带上了微微的陶醉的笑意，“是拉果告诉我的。”
“你信吗？”
“为什么不信？”
去年秋天吉木尔甲生病，差不多有两个礼拜没走出院门。一天黄昏，有人叩门，吉木尔甲起不来床，隔着门问是谁。外面的人说：阿达，是我呢，拉果来看你了。
吉木尔甲有些愣。他不是对拉果的到来意外，而是为自己感到吃惊：这是第一次，他对拉果没有丝毫反感，甚至还有一线颤抖的惊喜。或许在久病的孤独中，叩门的声音也是一种安慰。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沉默着。阿果在外面说：阿达，我给你捎了一个苹果。好大好大的苹果。
哪来的苹果啊？他终于开口，口气里居然带着慈爱。
门外咯咯咯地笑了：阿达，我从荒原上来的，你们自己种的苹果树结果子了！我摘一个给你看。
不会吧？我们的苹果树会结果子？
外面那个山泉水似的声音，这回很认真：老师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了啥就会收获啥，你种了苹果树当然会结苹果啊！阿达，你别怕，你要是生病死了，我就把你全身的灰种在苹果树下，等到了秋天，肯定可以结一树的阿达！
屋里的阿达虽然躺着，还是忍不住地大笑起来。那个笑，如同保存在复印机里，每每回忆至此都会原封不动地印一片出来。
“为什么不信呢？以前我也不信。一直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发了一点善心却得到什么？被人说闲话、被人误会拉果是我女儿……可是现在你看，种啥得啥，”他眼神悠远地微笑，“我真的有了一个女儿。”
高路远推开屋门，仗着一点醉意走向广袤的黑夜。没有预先计划，只是一个闪念，想去那里，和荒原做一番郑重的告别。
深夜的荒原没有边缘，黑暗覆着一天一地。站一个人，就可以把全世界颁发给他。一抬头，月亮已骤然浮现，在冰凉的空气里浸泡着，大水珠一般，随时要滴落下来。冷是冷的。汗毛都竖起来，如同小兽。
好像这熟透了的黑夜生出了一只洞悉世事的眼，一切被穿透。高路远随着那只眼的视线指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遥遥望见一群树，伸展枝条摇曳着月色。在树群中，有一棵竟然泛着微光，越走近，光芒越强，像无数珍宝镶嵌在树干与枝叶上，玲珑剔透，华光溢彩。高路远忍不住眨了眨眼睛。
“为什么不信？”
他加快了步伐，连走带跑地往前冲去，奔向那最亮丽的所在。最后，种树人停在了闪着银光的苹果树面前。一枝一叶都是实实在在的，绚烂夺目，在枝叶丛中，密密麻麻地结着果子——通体锃亮、一模一样的五四式手枪。
满满一树。
鼻子多神奇啊。鼻子里有无数条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地驶来远方的信息。吉木尔甲嗅到了阳光正鼓了腮帮噗噗噗地吹着荒原，不安分的草籽在浅泥层下蹦跳；嗅到了荒原边上的小河沟，十二岁的沙红又背着最小的弟弟，赶着两头牛去喝水，牛粪块植物般零落在岸边；嗅到了河沟西面的一条被汽车碾出来的土路，一辆突突突吃力奔跑的小皮卡拖着一条长长的烟尘尾巴。
皮卡来自县城，载来半车树苗和种树的人。那个人每年这时候都要来，已经是第五年了。车在石墙边停下，车门一拉，“咚”一声，落出一个人。
“吉木尔甲！”他惊喜地叫起来，“你每年都算准我来的日子！”
行李拖进吉木尔甲收拾出来的小房间里，午饭则要带到荒原上吃——为了省下往返的时间。一切都跟往年一样。
种树人扛着铁锹和锄头走在荒原上，手搭凉棚地遥望土坡下的一片小树林，嘴角有了上弯的弧线。树的成活率虽远不如平原地区，但也算是令人欣慰，根据它们的种类、粗细、高矮，非常明显地分出四片区域来，像按年级集合排队的小学生。
“这次买的是杨树，”他对跟上来的吉木尔甲说，“让司机都卸在老地方了。”
铁锹像个硬硬的嘴巴，嘎巴一下就啃进土里。一嘴一嘴，啃出一个圆圆的坑。吉木尔甲拿着一把旧柴刀，替他把第一棵树苗根上的草绳割掉。草绳扔到坑底，将来烂了可以当肥料。树苗到了种树人手里，便会受点调教，跟个模特一样，经过摆弄、修整之后，挺拔地踩进坑里。一旦它站立的姿势确定好了，刚才挖出来堆在周围的土就开始回填，填到一定时候，又得把树苗轻轻往上拎一拎，让它的根须能够尽量朝下。最后种树人的大脚要在树周围的土上结实地踩上一圈，好像底下埋了什么财宝，这样才让他放心似的。
每年第一棵树的种植总是最精心的，两个人心照不宣地配合着，使个劲儿、搭把手都没有多余的动作，小心翼翼且庄重有加，仿佛是个仪式。新栽下的树苗像炷大大的香，插在荒原边上，敬天、敬地、敬神灵。
水从河沟里拉来，装在拖车上三个脏兮兮的塑料大桶里。吉木尔甲将一把旧铝壶忽地沉到桶中，瞬间吃满一壶水。他控制着手抖，提起壶，去给新栽下的树苗浇个透湿。事实上种树人从来没要求过他做什么，他当帮手完全出于自愿，包括种树人离开的日子里，他会在干旱时节想办法给树们浇水。
“透了。”种树人说。
“透了。”吉木尔甲放下了壶。
叫高路远。从南方一个大城市过来的。不是什么“单位”的。不是因为植树节。不是要上报纸。他就喜欢干这事。
村里人问起种树苗的怪客，吉木尔甲都这样说。是，不是，简单界定。倒不是故弄玄虚，他觉得这些信息对村里人来说已经足够了。闲话和星星一样，越多越缭乱。
高路远第一次到荒原上来，就跟刮了一场扬沙的风似的，不期而至，还扎眼。压得低至眉心的棒球帽，深蓝冲锋衣，鼓鼓的防雨双肩背包，一副行遍天涯的模样。事实上，除了两三次迷路的自驾游越野车误闯至此，几乎没有游客会到这里来，既无风景又无名胜。
陌生人来了，遇见的第一个本地人就是吉木尔甲。这彝族人裹了件半旧的披毡，沉默地蹲在石墙边抽烟。烟筒有胳膊粗，他的半张脸都埋进去了似的，没等来客问完一句话，自个儿先喷出一口美美的烟雾，哈啊——他吐尽了烟气，这才抬了头，把茫然的目光落在面前的陌生人身上。
“老人家会说汉语吗？”
老人家盯着他不说话。又抽一口烟。竹制大烟筒光滑得酷似金属，像个炮筒一般，发散着低调散漫却又傲气的光芒。
交流只用了一刻钟，之后高路远住进了“老人家”的旧砖房里。晚上就着火塘喝苞谷酒的时候互报年岁，才知道吉木尔甲只比自己年长六岁。这荒原的风是欺负人面相的。
“早年我也出去跑过活路。”吉木尔甲用柴棍拨亮了一些火，火光亮过他脸上一丝自豪的神气。他会说夹杂方言味儿的普通话，腔调有些古怪，但字字都清楚。
“跑过活路”的证据出现在腔调里，也出现在墙上的细节里——正堂大墙上并排挂着两个大玻璃相框，隆重地镶满零碎照片，黑白的都洗得好小，彩色的至多五寸，泛黄。照片上的吉木尔甲像是现在的吉木尔甲的儿子。最牛的一张，他身着西装，两手抄在胸前，一只脚抬起踩在一辆小轿车的车门上。为拍这张照片他差点被暴跳如雷的轿车司机追上，那架势是绝对要动粗的。“不能怪我，”吉木尔甲无辜地摇摇头，“那车一圈儿都光光的，我找不到可以落脚的踏板。”
没有女人。娶的第一个女人难产死了，没来得及留下照片。第二个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过了两年，女人带着女儿跟一个来荒原兜售化肥的推销员跑了。吉木尔甲出去找过她半个月，一无所获地回来，进门就发现相框里她和女儿的照片也给撕走了。那是狠心了断的铁证，抹杀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痕迹。她判决过去的记忆为死刑。
火塘还旺着，但吉木尔甲不想说了。再多过往又怎么样呢？他终归一个人过。
高路远分明看到对方眼里跳出一闪而逝的伤感的火星。他想说一些安慰的话，但从脑子里冒出来的都是廉价的大道理，还不如不说。屋里胡乱地暖乎着，影子被拓到墙上，两个棉墩墩的活物在那里推杯换盏，像沉默的皮影戏。
那是交情的开始。以后聊起来，都说“第一年”还怎么怎么、“第二年”如何如何，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朝代，有自己的纪年方式。
第一年
第一年刚来时，高路远还没有打算种树。一早吃过饭，碗盆一收，桌子空出来，马上就被高路远展开的一张地图覆盖了。他趴在地图上，眼睛跟蚂蚁一样，细细地一毫米、一毫米地爬过。
“应该是这一块。”他用带粗节的食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儿。吉木尔甲凑上去，学他的样子佝偻起背，把他画圈儿的地方细细“嗅”了一遍，没有瞅出个所以然来。“应该”是吉木尔甲知道甚至熟悉的地方，但他太不习惯线条与色块的表达方式了，他的生活没有这么抽象。直起身子后他木着脸，没有表态。 幸好高路远没有向他咨询意见的打算。这身材魁梧的外乡人是个果断的主，他麻利地把水壶、相机、地图和指南针收拾进一个小挎包，大踏步地向西边去了。去他食指画出的、“应该”的地方。
中午他顶了一头汗回来了，衣服领子大大敞开，好像浑身都在冒热气。
“没有变，还是老样子。”他坐下来喘着气，听不出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昨晚吉木尔甲问他来这里做什么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以前来过，想再来看看。
再去的时候，高路远借了一把铁锹，稳稳妥妥地扛在肩上走了。吉木尔甲这次跟了去，走得没他快，吃吃磕磕地落下一大截，看上去像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收账人。吃吃磕磕了两三支烟的工夫，远远看到高路远停在了荒原上，草草地四下张望一下，放下铁锹开始锹土。他是中年人，身手却矫健，待吉木尔甲赶到近处，他已不声不响掘开了一小片。挖出的泥块以相似的姿势向同一个方向倾倒，压着刚冒头的草芽。
“这是干啥呢？”吉木尔甲终于带着旁观者正常的好奇心问，“老大远地跑来挖地，要种粮食？我们种粮食的地方可不在这里。”
高路远停下来喘了口气。“看看吧，看这泥巴是啥样的，有多厚，能种啥就种啥。”
吉木尔甲眯起眼睛。他裁定对方是搪塞自己，顺着话说下来的。对于认识还不到两天的人来说，他有理由保留秘密。吉木尔甲决定不再深究，尽管这个疑问像枯草梗一样挠着他的痒处。
到第二天接近晌午时，高路远已经翻开了不小的一片土。吉木尔甲给他送午饭时，看到他正颓然地坐在新翻开的泥地中央，在毫无遮掩的荒原上接受太阳烘烤。
“还好是春天，”吉木尔甲一边取出老式的铝饭盒一边说，“要到夏天，烤成肉干！”
高路远揪出饭盒里的荞面馍，嚼着，丧气地自言自语：“这样不行……”这样，是哪样；不行又是什么不行呢？吉木尔甲盯着他的嘴，看他腮帮子鼓出一大团，嚼动，却没再吐露什么。
远远地，刮过来一个人影。也许是个过路的，可他的方位目标很精准地定在这里，朝着他俩一步步地走来。高路远感觉身边的吉木尔甲深吸了一口气。那人走近了，是个邋遢的男人，穿件脏兮兮的旧夹克，晴天也蹬着双黑塑料高筒雨鞋。一身汉族人打扮，但风化般的老陈面相与警惕的神情一看就是本地人。他开口了，说的是当地土语，高路远听不懂——当然，他也不是冲着高路远说的，而是对着吉木尔甲叽叽咕咕。
吉木尔甲也叽叽咕咕地回答，看样子两人是认识的，但对方并不友善，声调开始升高，表情也越发冷酷，还不时地扭头瞪一眼高路远，恶狠狠的。没多久，两人都言语铿锵，情绪往激动上靠了，高路远上前做出阻拦的架势，那男子停下来，貌似撂下一句狠话，转身走掉。塑料雨鞋一蹬一蹬，显示出皮靴般的傲慢气势。
他走远后，高路远扭头看着吉木尔甲，等待一个说明。吉木尔甲咬咬牙：“是海乃旺杰。”接着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名字就可以解释一切。
“他说，大家都在传，我家来了个外地人，到荒原挖金子来了。”
高路远噗地想笑，差点被嘴里的一口馍噎着。
多年前来过两个人，带着奇形怪状的工具和仪器，在荒原上一阵捣鼓，惹得大人孩子都围过去看热闹。那时候出去读书、打工的人还不多，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猜测两个异乡人的意图。有人大胆追问，人家说：测绘。再问测绘是什么，人家就不耐烦了，只轻轻一笑：说了你们也不懂。
村里人聚齐了最有经验的脑袋，讨论了一个时辰，得出了最有可能的结论——寻矿。如果不是寻矿，那他们“测”什么又“绘”什么呢？矿也有好多种，但传来传去，就成了——“荒原底下有金矿！”这消息点亮了每个人的眼睛。测绘员很快走了，再也没有来。关于金矿的传闻却流传下来——人们乐意保留这个想象。
“海乃旺杰说，这地底下的金子是村里人的，你挖走了可不行。”吉木尔甲无奈地说，“他还说，就是没挖到金子，挖了地，坏了草皮，也要赔偿。”
异乡人下午就走了。有人看见他沿着小河沟走了一大段，站在岸边喝了口水壶里的水，然后踩着河沟里的石块过到对岸，之后他朝着公路的方向大踏步地走去。
村里人相信，这人是被海乃旺杰给吓跑的。他们议论这事的时候半是松了口气，半是有些许遗憾。如果地底下真有金子，那么这个人的离开无疑是件好事；但他那么果断地离开，又说明地底下是没有金子或者有金子也很难挖出来。
没想到过了两天，异乡人又来了，他带来了一辆小皮卡，皮卡上载着半车树苗。下车的时候他冲远处的吉木尔甲挥了挥手，喊着：“我想好了，就种树，买了苹果树苗！”那熟稔、大方又兴致勃勃的口气好像整个荒原都是他家的，好像吉木尔甲是他自家兄弟。吉木尔甲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欣喜，偏偏做出挑剔的神气来。
“苹果不好，”他木着脸说，“应该买石榴。”
第二年
第二年就买的石榴树苗。
从这年起他就轻车熟路了，直接先到县城里买好树苗，租上车，顺顺溜溜地一路开到荒原上。吉木尔甲没想到他真的又来了，很多人说“我明年还会再来”都只是一句类似“你好”的客套话。
高路远根据去年的经验，带来了不少可以用到的东西：两大桶色拉油、三袋面粉、三袋米、两床新毛毯、一箱看牌子很贵的白酒和一些铁锹、锄头之类种树用的工具。“你把户口迁过来了？”吉木尔甲笑说。知道他是故意把东西买得超量，这样留下剩余物品时显得自然一些。
种树不能拖，要赶活，不然树苗根子干掉，苗就死了。高路远总是一下车就开工，仿佛有一股遏制不住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他挽起袖子，露出结实的、带肌肉块的胳膊，把那些树苗成捆地扛到肩上，西斜的太阳光在他脖子处的汗珠上闪闪发亮。送水的吉木尔甲一直记得他这个形象。
有一次回去的路上，又遇着上次那个家伙了。叫海乃旺杰的邋遢男人。他裹了条看不清花纹的深色大围巾，围巾下露出那双沾泥的塑料雨鞋。他蹲在路边，手反剪着伸到后背去，努力去挠肩膀下的某个地方，一直没挠到，表情是痛苦的。看得高路远的肩胛处也痒起来。他们无视地走过，感觉海乃旺杰那不友善的眼光像石块一样从背后砸过来。 “他不会再找我麻烦了吧？”走远一点高路远问。
“不会了，现在谁也不相信你是来挖金子的，”吉木尔甲说，“挖那么浅，只够种树。”而种树怎么也算不上破坏行为。
“但那个海乃旺杰为什么还在继续讨厌我？好像我真的挖走了他的金子。”
“他是讨厌我。”吉木尔甲爽快地说，“他恨我。”
高路远顿住了脚步，感觉这坦诚的口气近乎天真，他开玩笑道：“是为了一个女人吗？”
“是的——他老婆。”
如有神助，刚种完所有树苗那晚就下小雨了。
荒原上一下雨就冷得入骨。火塘就显出重要性了。两个男人在火塘边就着一盘坨坨肉喝酒，盯着旁边的湿衣服上冒出的白汽。他们聊天气，聊农作物，聊各自遇见的奇怪事情，但对话始终在一个模棱两可的话题边缘徘徊。
就像一种交换，高路远想，如果向吉木尔甲问起海乃旺杰老婆的事，那么他就必须回赠给对方一个有关自己的秘密。世界通行的法则就是如此。
高路远带着闭嘴的决心继续喝酒。荒原上的绯闻轶事不值得他掏心掏肺。火塘对面，吉木尔甲的脸已经泛起红晕，红晕像在融化他的五官，眉眼、皱纹慢慢都舒张开去。他放下酒杯，开始哼唱一首调子忧伤的山歌，每一句的尾音都像一个疑问词。吉木尔甲半闭了眼睛，神情单纯，如同一个懵懂的少年对着夜空、对着世界问啊问。
“我和他老婆啥事也没有，”吉木尔甲唱完歌忽然说，“我知道你在以为什么。”他简单而直接地把话题挑明，向高路远一笑，摆出“荒原人没有秘密”的表情。
“海乃旺杰啊，原来也不是这样的。”
年轻时的海乃旺杰内向、害羞，见到姑娘就会微微笑着低下头去。令他低头的姑娘中，有一个笑声多得像雨点的——他认定自己将来会把她娶进家门。但这美好希望破灭于一个苦荞麦高产的秋天。在丰收的金色盛景里，他哥哥死了。他哥哥租了一辆小皮卡，运了一车苦荞麦到镇上，卖了个好价钱，一高兴到杂货店里买了瓶陈酿烈酒，经不住酒香骚扰，打开来尝了一口。之后又尝一口……直到他在跌跌撞撞的回家路上失足摔下山崖。
哥哥的死改变了海乃旺杰的一切。按照荒原的习俗，海乃旺杰必须娶了他的嫂子，抚养哥哥留下的孩子。虽然现在的彝家村落已经接受了不少现代的、汉族化的思想，但婚丧嫁娶的铁例关系着血脉根本，谁也动摇不了。
婚礼前夜，海乃旺杰策划了一次私奔。当家里人发现他和几件衣服、一百二十七元钱以及两个熟鸡蛋同时失踪之后，全村都被发动起来去四处搜捕。追缉的人们最后找到了他——在荒原尽头的大路边，一棵颓唐的老樱桃树旁，他脚下扔着布包裹，自己抱着樱桃树的干子，一下一下往那上面撞头，已经撞得额头出血了。
他约的姑娘——笑声像雨点的那个——根本没有来。
海乃旺杰跟着大伙回去，老老实实娶了他嫂子。那爽约的姑娘很快也嫁到远方去了，听说那里也是一个荒原。
打那以后，海乃旺杰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消沉、阴郁，开始酗酒并处处找他老婆的碴。全村的人都听到过他老婆挨揍时凄厉的哭号声。有人出面阻止，反倒被海乃旺杰提着木柴棒追得满村蹿。
“你跟我老婆是啥关系？”海乃旺杰的声音像块砸天的石头。
没有人敢再管他的家事。
“你管了？不然，他怎么偏偏就把你恨上了？”高路远坏笑着呷了一口酒。他急着要听最关键的部分，想快快跳过前面的部分。
“我和她没一点事啊，真的，”吉木尔甲烦恼地摇摇头，“你要是见过阿依金洛就相信我了。”
没有等多久——大约一两天之后——种树人就见到了阿依金洛。那天吉木尔甲提早回去做饭，高路远却干活儿干得特别顺，趁着这股子劲头，一直到天擦黑才收了手。把空了的壶、桶放到拖车里，再把拖车推到河边牧羊人搭的草棚子里，零零碎碎的收尾工作弄下来，荒原的夜已经像货车车厢顶上的大油布，厚实、严密，哗啦一声不由分说地盖上了。
高路远扛上铁锹，取出大电筒揿亮。光柱像弹簧一般，长长短短地舒张与收缩。清凉的夜气从四周合围过来，虚空里仿佛拥挤着无数面目不清的陌生人。从荒原到村子，黑暗大地上安静得只有自己走路的声音，令人莫名地紧张。
快到吉木尔甲的家了，看得见房子熟悉的外形。高路远心头热乎起来，脚步加快，没料到黑暗中一团更黑的影子忽地从面前掠过，鬼魂样。“啥？”高路远抬高手电筒，像举着机关枪扫射一般，光柱四处乱晃。到底，光是速度的猛兽，蹿了几下便一口擒住了一个活物。是土墙边缩成一团的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惊慌失措地伸手挡住手电筒光，几次想逃，又被强光逼得睁不开眼，只好蜷在土墙根儿。看上去她像被光柱做成的一根巨大的钉子钉在那里了。
这景象像盆凉水突然泼来，高路远慌忙把电筒光移开。从房子里冲出吉木尔甲，逆光中是个黑黑的影子，提着一根粗壮的木棒。黑影吉木尔甲朝着土墙，用彝族话大声地训斥了一通，口气严厉。女人被这话语驱赶，风一样跑远了。
只此一眼，高路远就预感到这是阿依金洛，也瞬间明白了吉木尔甲的意思。
以男人的眼光来看，阿依金洛哪怕是曾经有过令人灵魂战栗的女性魅力，那么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消退了，现在已荡然无存。她包着层层的围巾，只露出苍白的一张脸、小兽般猩红的眼睛。像一个包在菜叶里的饭菜团子。馊的。
“她的眼神有点不对。”高路远说。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
吉木尔甲伸出一支枯黄的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她这里有问题。
海乃旺杰对老婆最大的愤怒，在于嫁过来不久生的那个孩子。据他说，这个孩子既不是他哥哥的，也不是自己的。
“算算时间就知道了！”他向村人愤怒地吼道。
阿依金洛胆小，口拙，再加上脑子有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说清这是怎么回事儿。一旦她的继任丈夫开始揍她、骂她，她就只有撒腿跑开，东躲西藏。但凡有人出面帮阿依金洛说几句话，那么他就会遭到海乃旺杰恶毒的攻击，被指认为潜在的奸夫。 吉木尔甲第一次惹上麻烦是在两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把门打开，去倒火塘里的残灰，从牲口棚传来一阵窸窣声。他打开棚子。在草料堆上，阿依金洛瞪着仓皇的眼睛，哀哀地看着他，怀里抱着一个约莫三岁的孩子。
吉木尔甲起码花了一分钟的时间站在那里，默默地和她对视。他知道这是海乃旺杰的老婆，也知道海乃旺杰很可能会拿着木棒追过来。但一分钟之后，他还是回转身去，到屋子里去端来两个大大的热乎乎的馍。
阿依金洛的眼睛顿时擦亮了，好像吉木尔甲端出来的是两大块金子。她抱着一块馍，狠狠地咬了几口，才想起身边的孩子，急忙扯下一大块塞到孩子的嘴里。孩子嘴小包不下，腮帮鼓起像个青蛙，根本没法嚼，吉木尔甲急得赶快上前，把她小嘴里的馍掏出来。
当海乃旺杰追来的时候，牲口棚里的三个人，就像一家三口一样，安安稳稳地吃着早餐。阿依金洛打着嗝，而吉木尔甲正端着一个碗给孩子喂水。
海乃旺杰站在院子里，隔着一段距离，恶狠狠地冷笑：“藏了这么些年，到底是把亲爹给找到了！”
吉木尔甲慌忙出来说，大冬天的，不给孩子吃喝，你倒还有理了？我是看他们母女俩可怜……
“除了亲爹，谁会这样心疼这野种！”
……
那次没有抄家伙打架，但海乃旺杰把流言蜚语散布出去了，村子里渐渐有人怀疑阿依金洛的女儿真的是吉木尔甲的骨肉。一个是没老婆的壮年男人，一个是连一二三都数不来的傻女人，什么事不可能发生？
更让吉木尔甲受不了的是，阿依金洛好像也认准了他是个依靠，只要被海乃旺杰打了，她十有八九会朝吉木尔甲家里跑。她一跑，村里人议论得更厉害，她挨的打也就越多。若是正常人，她肯定能够梳理出前因后果，分析出利弊，就不会来缠吉木尔甲了，但她偏偏没有脑子，只有小动物般的条件反射。躲。逃。去安全的地方。有馍吃的地方。
反复折腾中，吉木尔甲的同情心渐渐被消磨掉了。阿依金洛跑来找他，他先是打发她几块馍，劝她回去——没有用，这女人居然想在他家住下来；下次再来，不理她了，给她吃闭门羹，她居然可以在门口蹲守四五个小时！吉木尔甲彻底没辙，拿出最狠的一招，直接提根棒子，像赶乞丐一样轰她走，她像流浪狗般哀号着，风一样跑远。但过阵子又来了。
“你说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吉木尔甲叹口气说。
第三年
“我猜，你到这荒原来种树，和一个女人有关。”吉木尔甲忽然说。
太阳正倾泻下来，泻在荒原新长出的嫩草叶儿上。高路远坐在一块石头上，闭上眼睛，嗅着阳光味儿。很远，很远的味道。
“你要那么想，就当是吧。”他终于微笑道。
吉木尔甲有些高兴，他们终于可以谈论阿依金洛以外的女人了。“我猜，”他兴奋而狡黠地挤了一下眼睛，“你和荒原上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高路远噗地笑了：“就你们荒原的姑娘……”他突然意识到，应该在伤害朋友自尊心之前打住话头。慌乱中抓起一瓶矿泉水来海灌几口。
其实他不说，吉木尔甲也能猜到，“他们”是怎样看待荒原人的。穷困、脏乱还只是表面，最重要的是懒惰。种地不好好种，把种子往地里一撒就万事大吉，不肯精耕细作，也不愿伺候土地，鸟雀啄去粮种吃了，杂草把田地盖满，干旱来临时幼苗被烈日晒干……通通不管。到了收获季，有东西收就收，没有拉倒。干活儿的都是女人，而男人们则去喝酒、打牌，这几年还有人开始吸毒，是的，一年四季裹身污秽的黑斗篷，像乌鸦一般无聊地群聚着，永远没有白天与夜晚……
“我第一次来荒原时，还穿着军装。是跟着大部队来的。我们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
吉木尔甲把眼珠往上翻着，很快回想起来。“对啊，有那么一年，来了好多当兵的，好多军车，大的小的，密密麻麻排在荒原上。还有飞机，轰隆轰隆地盘旋在天上，离地面好近，我们都怕它掉下来。那都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三年。”高路远快速而肯定地说。“其实这一片区域只是我们的扎营地，真正的演习点，离这还有好几公里。”
“是啊，我看到当兵的人，在这里搭起了好多绿帆布棚子……”
“那叫帐篷。”
高路远站起来，在暖融融的春光里伸了个懒腰。伸展的手臂像直直的枝丫，让他像棵扎根深土的大树一般，有了根系，有了年轮。又踏实又自在。过去的时光在枝头沙沙地闪耀。
隔了二十三年回看，那段记忆也该是美好的。可印象深刻的那部分偏偏不够美好。男男女女都穿着又脏又旧的本族服装，离得远远的，警惕地张望着。小孩倒喜欢围上来，破破烂烂的一群，像小叫花子。他们好奇地追着兵们看东看西，但战士只要朝他们走近一步，他们又像受惊的小麻雀，呼地四下散开，一口气跑很远。到了开饭时间，小孩们又来了。脸上糊着鼻涕与泥巴，手里端着抱着大碗小盆，有的小孩背上还背着更小的小孩，围成一圈就那么眼巴巴地守着。守着军人们吃饭。
“他们干嘛？也要开一桌？”有人开玩笑说。更多的人连开玩笑的心情也没有——端上来的伙食，虽然有肉有菜，但在野战条件下做出来的真是比在家里差太多了，大伙儿都吃得难受。等到一个炊事员抬出了一个大大的塑料桶——装潲水用的——不一会儿就有人走过去，把没吃完的半碗饭倒了进去。很快，不少人都那么做了，连队干部不好干涉，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饭菜难以下咽，犹豫之后站起来也加入了倒饭的行列。
一道哨声响起，宣布就餐时间结束。围成一圈的小孩们听到这哨音，就像训练有素的战士，异常敏捷地冲了上来。他们的目标是那个装潲水的桶，冲到桶的面前就开始用碗啊盆啊直接舀，把自己带的家伙装得满满的才罢手。小孩们你争我抢，有的看到一块肉，伸手抓起来就往自己嘴里塞……
高路远一直忘不了那一幕。事实上，他觉得荒原的时间是凝固的，多年之后这里仍是老样子。虽然会碰到穿牛仔裤或者背假名牌包包的年轻人，但一看眼神，就会相信他们还是当年的孩子。 “我知道了，”吉木尔甲伸出食指，重重地在空气中朝他的朋友点了点，“你是想来扶贫，带领我们科……科……科技致富的！”为了让结论郑重其事、有根有据，他倔强地备注：“我经常去阿余时日家看电视。他们不看武打片的时候我就看新闻。他家有那种锅盖，天线。”
种树人苦笑着摇摇头。两年前他还是盗挖金子的不法分子，现在又成了道德高尚的志愿者。
“肯定是的，图名图利的人才会到处宣传，真正做善事的人从来都是闭着嘴在做。”吉木尔甲固执地说。基于他的论断，村里人又有了新的猜测：种树人是一个农业科学家，在荒原上搞试验种植。等到试验成功了，荒原就能变成果园、森林，所有人都会富裕起来。
就像相信金子一样，他们相信一切有关财富的传言。
一天傍晚，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阿依金洛。隔了百十米远，阿依金洛背着一个装草的背篓，静静沿着碎石路走来，近了，忽然一抬头看到这两个人，像是撞到了鬼，魂都没了，嘴里呜呜叫着，撒开腿就往远处跑。黑色厚裙子裹住了她的腿，让她看上去行动笨拙，像只翅膀沾水的蛾子，绝望地扑腾。
高路远假装不经意地瞟了同行者一眼。吉木尔甲的脸和荒原一样冷静。那天的太阳不可思议地迟迟不落，明晃晃地挂在天幕上。刺目。刺激。吉木尔甲的脸和荒原一样冷静。
入夜，起了风。风在荒原上是一个熟客，想来就来，又永远找不到落脚处，固执地在外面拍门、拍窗。吉木尔甲会根据风的啸声来判断年龄——“来了个老家伙，”他说，“步子又重又慢，还喘。”
只有喝酒。喝得有些闷。好像事实摆在那里——阿依金洛已经被排斥在聊天内容之外，高路远觉得他们应该赶紧找到新的话题。
“我们说不定二十三年前见过。”他挑了一个容易继续下去的。
“很可能的，”吉木尔甲果然来了兴致，“当时乡里的干部组织大家去慰问，我们带了牛羊肉，还有酒，到你们的帐篷去慰问你们。”
“你来慰问过？”高路远惊喜地说，“那你记不记得我们演习结束、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你们抬了好大一口缸来？缸里全是土法酿酒，插着密密麻麻几十根长长的竹竿子，让大家一人叼一根竹竿子吸酒。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哎，怎么会不记得！”吉木的眼睛亮了，回忆使他满面红光。“你们的长官说不能多喝，让大家排着队，一人吸一口，他们很听话，还真的只敢吸一口！之后，当兵的就和我们一起，围着火堆跳舞了。但我们不肯放过你们的长官，让三个漂亮姑娘围着你们长官唱歌，敬酒。”
“我就站在长官身后，想得起来吗？一个给营长递毛巾端茶杯的兵。”
“这我倒想不起了……我只记得，大长官后来叫来了一个特别能喝的小长官替他喝。那小伙子长得可叫帅，喝酒也厉害，把我们后来敬的酒全给倒进喉咙了。”
“呵呵，那是国威，”高路远像是又喝上了那一晚的酒，眼神迷离起来，“你记住国威了。”
是的，所有人都会记住国威。
国威和我同岁。但我们非常不同，非常非常。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是一起跑马拉松的，那么国威就会足足甩开我几条马路；如果辈分是按品行得分来计算的，那么国威肯定就是我爷爷甚至曾祖那辈了。打小他都是全村浑小子的榜样。我调皮捣蛋了，功课学不好了，闯了啥祸了，总有人会说：你看看人家国威……
懂了吧？就是这样一个国威。
我们同一年参军。那个年代在我们乡下，年轻娃儿想有出路的话，要么考大学，要么当兵。考大学很不容易，又花钱，所以还是当兵更现实。接兵干部本来在我们村只挑中了一个人，就是国威，但国威死死地拉住接兵连连长，说，高路远的家庭条件不好，带他一起走吧！连长扭头用审查的眼光扫了我一眼，跟国威说：“我们又不是扶贫。再说名额也有限。”国威下定决心说：“那我不去了，名额给他！”连长瞪住他，足有两三分钟没说话。
几天后，入伍通知来了——我们俩的。接兵连连长生生加了一个名额给我。送行的人群里，我看到了曼子。她是村里最俊的姑娘（按我的审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跟着别人说说笑笑，好像是个看热闹的，但她的眼睛，左顾右盼。她到底在送谁呢？我，还是国威？或者说，送谁“送”得多一些？
到了部队，国威的优势也渐渐显示出来。他身体好，个子高，往队列里一站，谁都会朝他多瞅两眼。用班长的话来说，他军人形象特别好。而国威还不止如此。他勤快，肯干，一心上进，很快军事素质也拔了尖儿。
他完全按照自己预想的步伐在军营发展：入党、当班长、成为学员苗子、考上了军校。读完三年军校回来时，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尖兵连的一名排长。我也在尖兵连，但我是超期服役，转了志愿兵。我还记得他穿过一排又一排营房来找我，不时伸伸脖子踮踮脚，用焦急的眼神踢走闯入视线的一个个人影，而我老远就知道是他，却木木地站着，愣是迈不开腿，任由他费劲地东寻西找。他终于看到了我，一脸欣喜挂了出来，大声喊着：高路远你个臭屁蛋，我帮你请好假了，今年我们可以一起回家过年！
这句话风一样猛拍过来，我的面部神经一跳。他就没有想过，身份迥异的“一起回家”，根本就是抽我的脸啊！
其实，在乡下人看来，当志愿兵也是挺光荣的。如果没有国威，我回老家去，会被很多人高看一眼。但村里人就是势利，一个当了排长，是干部，一个成了志愿兵，等级就区分开来了。一起回家后，不出所料，满村的人都争相传说国威是如何如何有出息，这样的夸赞可以从他穿开裆裤的时候说起，每个人都能回忆出他幼时的非凡之事。我表侄那年上初三，已经对从军非常向往，老缠着国威问东问西。有一次他问：“国威叔，部队给你发手枪不？”
国威说：“发啊！平时没有，训练的时候才给发。”
表侄挂出一脸的羡慕，居然来了句：“那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用，也给我路远表叔用一用嘛！”
大伙都笑了，说你个娃子倒挺会心疼自家人。我也跟着笑，笑得比哭还难受。那时焦点都在国威身上，村里人说到我，就一句话：路远也不错。甚至还有谣言，说我当志愿兵是托了国威的福。 就在我们一起回村探亲的那个春节，曼子的爹把曼子许给了国威。这是一桩村里人公认为花好月圆的喜事。不过仍有许多人说，曼子的福气太好了，居然能够嫁个军官。
也有几个媒人上了我家的门儿，介绍村里或者外村的姑娘，但都是中等人家、中等姿色的。那些心气高一点的，都和曼子比，觉得曼子都能嫁个军官，自己如果嫁个志愿兵，就明显矮她一头了。
我曾经暗暗发誓，这辈子非曼子不娶，看到这样的局面，心里就跟挨了打的狗一样，又痛又仓皇。而我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只顾催我赶快定下一门亲事来，好让他们早点抱孙子。而他们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觉得我就应该找个中等人家的姑娘。我不如国威，我的媳妇当然也不能和曼子比。
我倔强地推掉了所有提亲。余下的休假时光都是在老爹的叫嚷和老娘的絮叨中度过的。
过完春节，终于可以回部队了。走的那天，全村差不多都来送我们了。说是送我们，感觉就像是送国威一个人。除了我的父母，其他人的叮嘱都是朝着国威去的。
国威，有倒春寒，记得加衣裳哈！
国威，那块腊肉带上没？要早点吃了！
国威，你小侄子过几年当兵，你可要管着点哈！
终于有人提到我了，可那个人喊的是：哎呀，路远跟在国威后边，就像是国威带了一个勤务员！
大伙都笑了，国威回过头来，拍拍我肩膀说：放心，路远是好兄弟，我会罩着他的！
他向大伙表了这个态，全村人都用热切的眼光鼓了掌，而我在这热烈“掌声”里羞愧难言。
话头断在这里，吉木尔甲的理解是：酒不够了。他晃着起身，去抱酒坛子。高路远支起食指到嘴前示意他别出声，他顿住，仔细辨识着风声里的异常。忽然他揪住了一丝线索，敏捷跃起，冲过去打开大门。
门口站着一个裹在厚厚棉衣与围巾里的小女孩，五六岁光景，屋里的暗淡灯光扑到她黑乎乎的脸上，两只眼睛给衬得出奇晶亮。她用目光搜索着，直到吉木尔甲走到她面前，她才仰头开口：
“阿达（阿爸），阿达……”
吉木尔甲蓦地变成了另一个人，铁青了脸，冲小孩厉声叫嚷，大约持续了两三分钟，一通教训之后，他砰地关紧了大门。
高路远已经猜到八九分，他小心地提了句：“没有必要对小孩这样吧？”吉木尔甲正在抱酒坛子，趁着这股气，把酒坛往桌上重重一放：“说她没脑子吧，她倒好，晓得让小娃娃来缠我了！”一看盘子也空了，他又去厨房拿花生米，一边走，一边难以释怀地嚷着：
“还敢叫我阿达！叫我阿达！”
第四年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吉木尔甲像棵树一样无辜地望着对方，这眼神让高路远多少有些沮丧。这个回答像是对他勤勉努力的一种否定。
太阳是好的。也浇够了水。敞放的牲口到那边吃草，粪便多少会留下一些，算是积了肥。在这多风的环境下，树形虽然不够端庄，但也没有东倒西歪。听说夏天的时候，叶子密起来，也能小小地撑出一片绿荫。
可为什么就结不了果呢？
第一年种下的苹果树，品种不错，按说第三年就能结果的。去年临走时，高路远特意送给吉木尔甲一个巴掌大的数码相机，吩咐他等秋天出了果子，一定用相机把丰收的景象拍下来。第四年他到了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相机。相机里的秋天，树们叶片泛黄，枝里叶间毫无挂果迹象。
到底是荒原啊！种树人想着。
“到底是荒原啊，”吉木尔甲说，“能种活一些就不错了。以前村里也有人在荒原上种过树，不多，十来棵吧，可是土层太薄，那年偏又干旱，结果一棵也没有活下来。”
高路远被事实掴了一掌，牙帮子咬了咬：“开始怎么不告诉我？”
彝族人露出一口烟熏牙，狡黠地笑：“告诉你了，怕你就不来了。”
照片里有一张，一个小女孩手里拎着一把草，正喂给一头牛吃。虽然镜头隔着一段距离，但鲜亮的阳光拍打着她的小脸，满面庄重的表情格外清晰。高路远一眼认出了这是阿依金洛的女儿海乃拉果。
小孩子是特殊的计时器。他们快速生长，让时间的指针踢踢踏踏跳得醒目。高路远更加认真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是来荒原种树的第四年。
又一个春天到了。
柴米油盐什么的扛进屋里后，高路远从旅行包里掏出两条香烟，递给吉木尔甲。后者认出是个名贵的牌子，虽然电视上没有它的广告，但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总是以抽上这种牌子的香烟为荣，这等于是广告了。
“我有烟。”吉木尔甲指了指搁在凳子上的大烟筒，旁边的塑料袋里装着皱纹纸一样的烟叶。话虽这样说，他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接住了，这令他有一些惭愧。那双手抱住两条烟，轻轻地抚摸了片刻，又走到橱柜边打开柜门，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置在最高一层。他的动作又轻又稳，好像在送婴儿回摇篮，又像是为神灵敬奉供品。
高路远一直没见他把香烟打开来抽过。他还是用竹烟筒抽自己的烟叶。那对他而言是件享受的事情，有时深吸一口，会微微闭一闭眼睛，让烟雾在身体里悠悠地停留片刻，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
风在远处疾走，听得见脚步声，很快就要到眼前了。
“你上次说的那个国威，怎么从不跟你一起回来看看？”吉木尔甲磕了一下烟筒，支在烟筒下部的细烟嘴上跌下一大截烟灰。
“他不会来，”高路远说，“他恨这里。”
二十四年前的夏天，那场演习是我和国威第一次参加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国威的最后一次。
部队选在这片荒原扎营，就是土坡下的那一片。帐篷像士兵列队一样，搭得整整齐齐。
国威偶尔会来找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里清静。他当排长，住在班里，一个班八九个人用一顶帐篷。而我那时是营部的文书，负责营里各种文件的收发、报送，有时还要写点简单的通知、报告，这些工作都和其他士兵不一样，营里就安排我和营部的通信员一起，住在存放物资的帐篷里。 说起来，国威是很有些领导艺术的，他如果要批评一个兵，不会当着大家的面，而会把兵叫到我的帐篷来，一对一地批评，这样可以给兵留足颜面。而有时候他来找我，纯粹就是想和我聊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曼子。说起曼子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变成了一片沙滩，又软又宽阔，上面只有他和曼子两个人的脚印。他可以说呀，说呀，一直说个不停。遇到这时，我总会想方设法找借口逃走，而这陷在盲目恋爱中的家伙，愚钝得对我的那点小小心思一无所知。
他喝酒的名气也是在那时传开的。有那么几次，营长让通信员去老乡家买点土酒和坨坨肉，召集教导员和几个连长、指导员来喝酒。一连长酒量不行，喝到一半就倒了，营长说你个尖兵连连长喝酒怎么这作风？不行！不能不公平，一连得找个人替他们连长喝。
一连就叫了一排长国威去。
连国威自己也没想到，他居然能把营连两级干部全部喝赢！那可是件不得了的事，国威因此又在他已经非常辉煌的人生传奇里添上了一笔。营长、教导员都对他印象深刻，后来只要有惨烈的酒局，都要叫他去参加。
包括最后喝的那一场。
那天，上级宣布演习圆满结束，通知各部做好第二天一早回撤的准备。全团上下都放松下来，欢天喜地的。国威笑眯眯地到我这里来，拍拍腰上的手枪套，拔出一把乌亮的五四式手枪，递到我面前来：
“马上入库了，我答应过你表侄，要给你玩玩手枪的。”
那时候我们士兵训练多是步枪，手枪用得很少，我本来也是稀罕的，但因为是国威拿来的，我就做出不稀罕的样子来，头也不抬地说：“行了行了，我还有事呢。”
他讨了个没趣，只好把枪又插回枪套。这时通信员跑来，对国威说：“一排长，营长在找你呢！”
当时，你们地方群众得知我们要走，就赶来慰问、联欢。具体过程你都知道，我不多讲了，反正你们抬了好多酒来，又唱又跳的，把我们当兵的一顿海灌。营长一看阵势太大，赶紧找人把国威叫来，让他当个“定海神针”。
那一晚真的跟狂欢节似的。当兵的平时都辛苦，难得有机会放纵一把，全都乐得上天入地。国威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喝干了彝族群众敬上的一碗又一碗酒，终于，这个写下“不倒神话”的家伙，站也站不稳了，嘴里还说着“我干，我干”，腿却弯下去。我上前一把将他扶住。众人都笑起来。营长也笑，拍拍他的脸，吩咐我：去，送他回去好好睡一觉，别误了明天装车。
我把国威背回帐篷的。醉倒的人可真沉啊，一点劲也不使，全部压在我背上。我把他放到床上时，自己整个儿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可好，不省人事，只顾呼呼大睡。
都说，不容易醉的人一旦醉了，会比其他人的醉来得更猛。国威就是这样。一睡睡到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开始拆营、打包、装车了，他还醒不过来。还是一个班长有办法，拿毛巾浸透凉水，轻轻拧一把，径直就往国威脸上抹，那家伙激灵一下，终于睁开了眼睛。只用了几秒钟，他记起了重要使命，大叫一声：
“咋不早点叫我！”
简直是不要命地翻下了行军床，一头扎进那一片忙碌画面中。
营地拆了，物资、装备与人员都塞进大卡车里，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进发。下午五点钟，我们终于坐上了回撤的军列。上了军列，大家才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坐着说说笑笑。有人说，一排长，你的脸色怎么还那么难看？酒还没醒啊？
国威勉强地笑了笑，指指脑袋说：“是啊，还跟糨糊似的，一直没缓过来。”他站起来上厕所。据他自己后来说，他在厕所小解后觉得头晕，用手撑着车厢墙壁，闭着眼睛休息了片刻。偏偏这时候列车来了个紧急刹车，哐当——他冷不丁地被惯性抛掷，叭一下给摔向对面的墙板，接着跪倒在地，正好跪在厕所的蹲坑旁边。可够倒霉的！
他慢慢地站起来，拍拍裤子，又撑着墙休息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恢复状态，然后走出厕所。列车又启动了。在他走向自己座位的这段时间里，随着咔嚓咔嚓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他的脑子开始一点点地清醒，意识在一点点地激活，第六感让他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
他开始检查自己。从上到下。然后低头发现自己还佩着手枪套。一摸枪套——空的！
只一瞬间，他的所有毛孔都立起来！枪没了！一定是刚才摔倒时，枪掉出来了。
他立马折回到厕所，仔细搜索，地面上空空荡荡，只有那个臭气熏天的蹲坑露着一个恐怖的洞，像张吃人的嘴活生生地张着，透过这张嘴，下面的铁轨飞一般地闪现。这张嘴的大小，足够吃下一把五四式手枪。
丢枪的人不愿意相信，他心爱的手枪会以如此巧合、如此污浊的途径消失。他慌张失措地把自己又从上到下拍了又拍，胡乱地拍，无力地拍，希望能从身体的哪个缝隙里拍出那把该死的手枪。拍打的双手带着颤抖，就像落在沙滩上的鱼，不停地跳，疯狂地挣扎。
当希望破灭，他深呼吸了两次，忍住绝望的泪水，去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向领导报告。连长知道了，马上向营长报告，营长又马上向团长报告。经过一番紧急协调，飞驰的列车在附近一个小站停下来，从列车上下来的，有副营长、连长、一排长国威、三个班长与八个战士，他们的任务是往回走，沿着铁轨重走刚才火车经过的路线，寻找那把丢失的手枪。
这群人打着手电筒，走了很久很久，排查得很细很细，并且大大拓宽排查范围，一路搜寻了几十公里。天亮了，太阳悄悄从远方升起，他们还在困倦与迷茫中像游魂一般晃荡着，眼睛死死盯着轨道。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他们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时间，对于国威来说就像是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轨道。丢失枪支弹药，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在牵连了连长、营长和军械管理员（他们分别受到了警告、记过处分）之后，一排长国威，沉痛地接受了降职降级的处分，他最后是以超期服役的志愿兵身份，于当年年底复员的。
本来他可以回到乡政府里谋个小职，但他自己不肯回去，觉得颜面尽失，再说档案里记的这一笔，会永远影响他在仕途上进步。他选择了去外省的一个工厂，因为没有干部身份，他只能做一名技术工人。 曼子家得知消息，赶紧把婚事退了。退婚的事传到他那边，他没有说一句话。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村里。
吉木尔甲的烟早已经灭了，他没有注意到，还枯枯地盯着地面，枯枯地凑到烟筒上吧嗒一下。
“也是个苦命的啊！”他枯枯地叹了一声。
第二天种树的时候，高路远用感慨的指头划了一个大圈，告诉吉木尔甲他们曾经驻扎过的大致区域。正是他种树的这一片。而这片荒原作为军演部队驻扎地，这么多年也只有那一次。“第二年，军区的军演基地建好了，部队都定向去基地训练和演习了。”
种树人用锄头挖土，一头汗水披挂下来，像给他裹上了液体战甲。一锄一锄，土块一点点被抠开，割出一道大地的伤口。
海乃拉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个子长高了一截，穿件明显偏大的黄外套，下面是半旧的镶花边的黑裤子，脸颊上开着两团黑里透红的花，就那么出现了。
小女孩和她妈妈不一样。阿依金洛是易碎品，神经质的眼神，表情里满满都是“挨打”，一吓就跑；而海乃拉果不是的，相比之下，她倒更像个大人，沉稳而宁静，大大方方地走向吉木尔甲。
“阿达。”她开口了。
“阿达。”又是一声。她就是这么叫的。定定地望着被叫的人。
吉木尔甲犹豫片刻，瞟了一眼高路远——后者停下了挖土，静静站在那儿，表明了立场是想把这一幕看下去。吉木尔甲把自己挪过去，挪到小女孩的面前。他们开始用彝族话交谈。吉木尔甲完全没有必要把声音压低，因为种树人根本听不懂。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心理上虚弱的掩饰。
几分钟后，女孩子蹦蹦跳跳地离开了，脸上的两团花开得更是鲜艳。高路远索性把下巴磕到锄头把上，用誓不罢休的身体语言追问着吉木尔甲。
“唉，好讨厌，”吉木尔甲皱着眉挥了挥手，“她想去读书，荒原那边的村子建了一所小学，不收钱就可以去读的。但是海乃旺杰不答应她，让她放牛、做家务。”
不等高路远表态，他又牢骚起来：“她读不读书，关我什么事？又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我这辈子，简直叫这家人折磨得……”反反复复地说，高路远没有插进一句嘴。
但是那天晚上，当高路远把酒碗在火塘边的小桌上摆好，去叫吉木尔甲来对饮时，他发现吉木尔甲正踮着脚尖，从橱柜的顶层取下了那两条贵重的香烟。香烟裹进了吉木尔甲的披毡里，随着这神色急切的主人一起匆匆出门，消失在无声无息也无亮光的黑夜里。
三天后，去种树的两个人在路上看见了海乃旺杰，他正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几乎是带着招摇的表情，夸张地抽着过滤嘴香烟，牌子很贵的那种。高路远没吭声，走出老远了，他漫不经心地问：“海乃旺杰已经答应她女儿去上学了吧？”
吉木尔甲一脸镇定地说：“可能是吧。”
第五年
“透了。”种树人说。
“透了。”吉木尔甲放下了壶。
第一棵树的仪式结束，高路远似乎开启了一种疯狂竞赛的模式。尽管偌大的荒原只有他一个人在挥动胳膊，有时用锄头，有时用铁锹，但他的双臂带着明显的紧张，表情也不松弛，仿佛到处都站立着隐形的对手。他务必要赢。
“不要急。”
吉木尔甲在一旁说。这次见面，他明显老下去了。去年秋天生了一场病，痊愈不久，眼睛又出毛病了，看东西不大清楚。他自己解释得含含糊糊的，因为都没去看医生，病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不要急。”
高路远本来想辩解几句，但他觉得，彝族兄弟到底是说中了他的某些隐痛。他不吭声，继续用力地干活。吉木尔甲又用顽皮的语气说：“你求我一下，我告诉你一件事。”
种树人不理他，不停手地挖着土。果然，片刻之后种树人赢了，吉木尔甲自己憋不住，用激动的口气嚷道：
“去年秋天树上结了苹果了！”
高路远猛地停下来，盯着吉木尔甲三秒钟，然后说：骗人的吧？
“不骗你。”
“你吃了？”
“吃了，甜哩。”
“照片给我看看。”
照片拿不出来。相机的充电器给弄丢了，于是电用完以后，相机就哑了。
高路远淡淡笑了一下，裁定彝族人是出于善良的目的，安慰自己的。他又挖起土来，越发用劲地，越发焦虑地。树被一棵棵立起来，立在大地上，把脚丫伸向地的心脏。没有谁能预知它们是否可以存活，和任何生命一样，它们只是在尝试着一种叫“可能性”的东西。
树种完那天，夜晚的火塘边，两个人都感觉到了，沉默如同一双大手死死掐住了空气。因为默契，语言显得多余，于是都不置一词，空空地喝酒。一个人的碗干了，另一个人就给添满。把碗的手指粗糙得像锉子。碰碗的声音充满脆弱的伤感。
“你不会再来了。”彝族人又干掉一碗后说。带了点鼻音。“头一年我就看到你在图上画了，一共五块地方。”
高路远深深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
“你是为了国威，才来荒原的吧？”
这句话像从天空中降落的，余音袅袅，却又带着利刃，一举扎中高路远的心脏。酒在碗中，碗在手上，都剧烈晃动，里面装着个摇晃的世界，终于无情砸落：
“我答应了他的，我答应了他……”
答应的时候，下岗工人国威躺在一家小医院的病床上，双颊下陷，用求救的眼光扎着对方。他可能什么都知道——他复员之后，高路远提了干，两年后如愿地娶到了曼子。在部队他一直干到副团的位置才转业，到省城的政府部门做了一名公务员，小有职务。经济大潮冲击得最厉害时，他下决心辞去了公职，加入一家大型商务公司，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与人脉资源，一步步地做到了公司副总。——听上去，这多么像是国威应有的人生。
躺着的不幸之人告诉高路远，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那把要命的枪。在离开部队的岁月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后悔着，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要佩着枪去上厕所？为什么枪套不扣严实？每一个细节都用来质问从前的自己，又用无法改变的回答来鞭打现在的自己。 “你知道吗，”国威深凹的眼眶已无力储存眼泪，“我几乎每年都去那个小站，走一遍当初那一段铁路，我总幻想着时光倒流，我能捡回那把枪。”
捡回了枪，就捡回了本应属于他的一切。国威最后的心愿，是希望在盛放他骨灰的墓里，一同埋入一把手枪。
“五四式的。假的就可以了。做得像一点。”
高路远含着泪水，凑到弥留的国威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只有他俩才听得见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他正向临终者做出一个庄严的承诺，却不会有人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承诺。
“我要为他找回那把枪。”
高路远说完，他的彝族朋友嘴巴正大大张着。是啊，多么不可思议！高路远朝着夜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因为是我——把枪偷走的。”
演习回撤前的晚上，国威喝醉了，我把他背回帐篷里让他躺下，他还没消停，嘴里碎碎叨叨，跟我说他就要和曼子结婚了，上次回去他们就商量了婚期；说他们在通信中互相叫“亲爱的”；还说他们在曼子家的围墙后面亲过嘴……
我坐在行军床旁边，听着他满嘴的胡话，一身的汗化作了刺骨凉水。我第一次久久地凝视他的脸。这张帅气的脸喷着酒气，泛着红光，以这样张扬的姿态向我宣告我最爱的女孩是他的！一瞬间，我感到没有人比我所受的侮辱更大了。
也许是出于报复——这样更好听一些，其实我知道更多的是不可遏制的忌妒，时时燃烧在胸的忌妒，忌妒这个从来都比我更胜一筹的人。
他的腰间还别着没来得及入库的手枪。在我看来那也是种粗俗的炫耀，是邪恶！帐篷里没有别的人，他们都在参加联欢活动。这或许是老天给我的暗示，给我的机会！就这样……只有两秒钟，那把枪便落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刻也不敢停留，好像手里握着一把烧红的炭火，飞一般地跑回自己的帐篷。这里更是清静，通信员在为营长、教导员服务，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离开。我在帐篷的角落里，撕开防水层，扒掉垫底的砖块，用一把小圆锹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把枪埋了进去。之后再复原砖块、把防水布盖好，任谁也看不出这里居然是个犯罪现场。
国威不知道，其实枪在头天晚上就丢了。第二天他晕晕乎乎地参加回撤工作，忙成一团，根本没意识到枪套是空的。直到出了军列上的厕所他才开始清醒，恍惚中以为枪是掉进蹲坑里了。
其实我很快就后悔了。对国威的报复成了陷害，压根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但我怎么敢说出来？怎么敢？国威丢失枪支是违规违纪，而我，盗窃枪支，那是违法犯罪！
这么多年来，我给国威寄过信，打过电话，发过短信，只想能帮帮他，而我越是这样急切地联系他，他越是躲我躲得远远的。
是的，他躲我，一直躲到最后的一口气。但他存着这口气，却是要见我，因为他知道，他一生的至痛，只有我才能真正理解。
“是为了，那把枪……”吉木尔甲有了幻觉：风如刀片一般割过冷漠而广阔的荒原，野草肆意挥舞手臂，甲虫和大蚂蚁艰难爬行，一个人逆风而立，高高举起锄头，把坚硬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凿开——而在这一切之下，某个幽暗之地，森森地躺着一把手枪，宛如一具神秘骸骨。
高路远闭上眼睛。是的，那把枪。就是因为那把枪。棘手的问题是时间过去太久，荒原上早已了无痕迹。地方太大，又没有参照物，没法下手。他找到一张地图，把当年搭帐篷的区域分成了五片，一片一片地挖，一片一片地找。
终于到第五年了。最后一片土地已经被翻出来，在这过程中，老了五岁的高路远两眼凹陷，体力渐弱，拄着锄头遥望荒原的尽头，分明地感觉到日复一日灼目的焦虑。翻完最后一块，却什么也没找到。他和那群沿着铁路走了一夜的人一样，带着巨大的失落，站在一个空无一物的结果面前。难道二十五年的时光会把金属化成泥吗？难道枪也会死吗？
他将食言。与之对证的是高天之上的一个灵魂。哪怕高路远虔诚到每年都亲临荒原，哪怕他内心深处一次次地忏悔，哪怕他费尽心力一锄一锹地找寻自己的罪证，一无所获，便是更大的罪过。
“我走了。明一早。”高路远的声音像幽灵在叹气，“拜托你照看下树苗。”
“跟你说过，苹果树结果子了，你就是不信。”吉木尔甲说，脸上带上了微微的陶醉的笑意，“是拉果告诉我的。”
“你信吗？”
“为什么不信？”
去年秋天吉木尔甲生病，差不多有两个礼拜没走出院门。一天黄昏，有人叩门，吉木尔甲起不来床，隔着门问是谁。外面的人说：阿达，是我呢，拉果来看你了。
吉木尔甲有些愣。他不是对拉果的到来意外，而是为自己感到吃惊：这是第一次，他对拉果没有丝毫反感，甚至还有一线颤抖的惊喜。或许在久病的孤独中，叩门的声音也是一种安慰。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沉默着。阿果在外面说：阿达，我给你捎了一个苹果。好大好大的苹果。
哪来的苹果啊？他终于开口，口气里居然带着慈爱。
门外咯咯咯地笑了：阿达，我从荒原上来的，你们自己种的苹果树结果子了！我摘一个给你看。
不会吧？我们的苹果树会结果子？
外面那个山泉水似的声音，这回很认真：老师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了啥就会收获啥，你种了苹果树当然会结苹果啊！阿达，你别怕，你要是生病死了，我就把你全身的灰种在苹果树下，等到了秋天，肯定可以结一树的阿达！
屋里的阿达虽然躺着，还是忍不住地大笑起来。那个笑，如同保存在复印机里，每每回忆至此都会原封不动地印一片出来。
“为什么不信呢？以前我也不信。一直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发了一点善心却得到什么？被人说闲话、被人误会拉果是我女儿……可是现在你看，种啥得啥，”他眼神悠远地微笑，“我真的有了一个女儿。”
高路远推开屋门，仗着一点醉意走向广袤的黑夜。没有预先计划，只是一个闪念，想去那里，和荒原做一番郑重的告别。
深夜的荒原没有边缘，黑暗覆着一天一地。站一个人，就可以把全世界颁发给他。一抬头，月亮已骤然浮现，在冰凉的空气里浸泡着，大水珠一般，随时要滴落下来。冷是冷的。汗毛都竖起来，如同小兽。
好像这熟透了的黑夜生出了一只洞悉世事的眼，一切被穿透。高路远随着那只眼的视线指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遥遥望见一群树，伸展枝条摇曳着月色。在树群中，有一棵竟然泛着微光，越走近，光芒越强，像无数珍宝镶嵌在树干与枝叶上，玲珑剔透，华光溢彩。高路远忍不住眨了眨眼睛。
“为什么不信？”
他加快了步伐，连走带跑地往前冲去，奔向那最亮丽的所在。最后，种树人停在了闪着银光的苹果树面前。一枝一叶都是实实在在的，绚烂夺目，在枝叶丛中，密密麻麻地结着果子——通体锃亮、一模一样的五四式手枪。
满满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