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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16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此后数百年问，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美国等各国商人相继来华贸易，中国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瓷器便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商品。这些远渡重洋的中国器物对西方的装饰工艺、审美趣味、艺术风格、文化风尚乃至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欧洲市场的庞大需求也刺激了我国瓷业经济的发展，给古老的中国瓷器带来了新鲜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按照西方要求来样制作的“订制瓷（Chine de commande）”。
18世纪是“订制瓷”发展的高峰，大量西洋风格的器物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往西方。基督教纹饰瓷器堪称其中最具特色的品种之一。这些瓷器承载了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在西方有特殊的使用脉络，是中国外销瓷中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器物。同时，它们的兴起与天主教纹饰瓷器的衰落见证了中西贸易的变迁，反映了当时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葡萄牙人，获得对华贸易主导地位的事实。更有趣的是，瓷器上的西方纹样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绘画技法熏陶的工匠绘制，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读与错讹记录了当时中西之间图像、观念和技术的冲突与融合，是研究民间层面中西文化与图像交流的重要材料。本文选取部分18世纪的基督教纹饰外销瓷，通过对其进行背景研究、纹样溯源与图像分析，逐一探讨上述问题。
18世纪的基督教纹饰外销瓷及其消费脉络
18世纪的基督教瓷器多取材于《新约圣经》，来自《旧约圣经》的不多，以耶稣生平故事与宗教领袖像最为多见。以下按照纹饰题材，择要述之：
耶稣诞生图像
描绘耶稣诞生故事的瓷器很多，主要有墨彩描金和粉彩两个品种，器型有盘、茶碗、盖罐等。耶稣诞生的故事见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童贞女玛丽亚在尚未嫁给约瑟时“从圣灵怀了孕”，约瑟在梦中得到神谕，知道她怀的是神子，仍旧娶她为妻，所生之子遵从天命取名耶稣。《路加福音》还记载耶稣出生后，被放置在马槽中，以布包裹，此时，天使向旷野的牧羊人报喜，牧人们寻找到耶稣出生的马槽，前往朝拜。
荷兰国立美术馆收藏的彩绘瓷盘（图一）中，刚出生的耶稣被布匹包裹，画面前方的骡子表明他躺卧的地方正是马槽，走在最后的牧人手持放羊鞭。瓷盘周围绘花边一圈。这种由花叶、音符状纹饰和填以细线的开光组成的边饰被称作Du Pacquier花边，源自维也纳Du Paequier瓷厂的边饰，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这种边饰在18世纪50年代左右的中国外销瓷中极为流行。耶稣诞生瓷器以墨彩更为多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都收藏有图像相似，但以墨彩描金绘制的瓷盘。茶碗与盖罐上的图像则稍有不同，由于空间的限制，一般不绘制前景中沉睡的骡子，如澳门博物馆所藏器物（图二）。这类瓷器非常多见，除上文提及的藏品外，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美国Reeves Center，以及众多欧美私人收藏中皆可觅见踪影。
耶稣受洗图像
这一题材的器物也颇为不少，器形多为盘类，绘制的精细程度各不相同，但风格和图案相似。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耶稣受洗盘绘制较为精细（图三）。耶稣双臂交叉，站立河中，圣约翰为他施洗礼。河两边绘树石，天边则有鸽子伴随光束降临。盘边写有：Mat：3.16，表明此处描绘的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16旬的场景：“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此盘的边饰由枝叶和小天使组成，源自代尔夫特的陶器，类似或者简化的边饰，在18世纪初至40年代比较多见。
比利时皇家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的钒红金彩盘是前者的简化版本（图四），树石人物以及边饰的绘制皆较为简略，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盘子则更为粗率，年代也较上例稍晚。法国吉美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美国Reeves Center、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原Mottahedeh、McCann、Elinor Gordon、Lieman等藏品中都有类似的盘子。
耶稣受难图像
在所有基督教纹饰瓷器中，耶稣受难的图像数量最多。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的受难，因门徒犹大的出卖，耶稣被捕，受审后被钉上十字架献身。基督教徒认为，耶稣受难是为拯救人类而做出的牺牲。受难像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图像，具有强烈的宗教和象征意味。瓷器上的图像，主要有独立的耶稣受难像，圣母与圣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以及耶稣与强盗共同受刑的图像。
在独立的受难像中（图五），耶稣头戴荆棘冠，背后的木牌上有“INRI”字样，这是拉丁文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的缩写，意思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受难像的四周绘有花卉，口部有一圈如意纹饰。此器还带有路易十五时代的装金（1715-1774），比较罕见。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受难时，玛利亚与约翰在十字架。于是，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之后，约翰便将玛利亚接回家中照顾。绘有圣母与圣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图像的器物很多，以青花最为多见，粉彩和墨彩描金的则较为少见，绘制都比较粗糙。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茶碗，约翰和玛丽亚分别站在十字架两边，但耶稣的头上缺少荆棘冠，这是描绘受难的必要图像元素之一。澳门仁慈堂博物馆（图六），葡萄牙Abel de Lacerda基金会，美国Reeves Center等处都收藏有类似的青花瓷器。墨彩描金的器物则比较少见，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茶壶、茶碗和碟子（图七）。从边饰判断，应该是18世纪乾隆晚期的产品，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则收藏有一件绘制相对精美的盖罐。
耶稣与两名强盗同被钉十字架的图像，细节丰富，描绘也比较精致。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受难时，有两个人和他一同受刑，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周围有一群观者，圣母和圣约翰也在其中。在瓷盘上，画面前景中还绘有几名士兵，他们正在抓阄，赢的人可以得到耶稣的里衣，但这一场景在大碗和茶碗上则被省略。多数器物为墨彩描金，粉彩亦不少见。盘类较多，也有不少茶杯、茶碗。 耶稣自十字架降下图像
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受难后，约瑟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卸下，按照犹太人的埋葬习俗，用殓布和香料将耶稣裹好，安放在坟墓中。表现这一场景的器物比较少见，在Jorge Welsh举办的展览中，可见这样的瓷盘（图八）和大碗。
耶稣复活与升天图像
耶稣曾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也预言自己会在三日后复活。犹太祭司长怕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谎称耶稣复活，便派士兵看守耶稣坟墓。三天以后，大地震动，封墓的石头被推开，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以后，向抹大拉的玛丽亚及门徒等人显现，然后升天。《路加福音》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耶稣升天的情景：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
表现耶稣复活的器物非常多见，耶稣在云中周身放射金光（图九），地上有熟睡的看守坟墓的士兵。耶稣升天图像的瓷器也同样常见（图十），耶稣在空中举起双手，祝福门徒，而众人则欢喜地仰视着他。
这些瓷器的同前述表现耶稣诞生和耶稣及强盗共同受刑的器物一致，多为墨彩描金，也有粉彩。盘子为多，茶具其次。器物的边饰也完全一致，有Du Pacquier，矛头状，双圈，花叶等边饰。
大英、吉美、荷兰格罗宁根、澳门、大都会、比利时皇家布鲁塞尔等博物馆以及众多其他公私收藏中都有带耶稣复活或耶稣升天图像的器物。宗教领袖像
18世纪的外销瓷中，有不少宗教领袖像，其中，以马丁·路德像最为常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和领袖，1517年，他宣布反对天主教会的赎罪券，倡导宗教改革，否认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主张《圣经》才是教会权威的最高依据。为方便人们自由地阅读圣经，他籽《圣经》翻译成德文，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路德圣经。路德的宗教改革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和信义宗的成立，此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新宗派，简称“新教”。
带有马丁·路德肖像的瓷器不少，有盘、碟、茶碗。壶和花瓶等，皆为墨彩描金绘制。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瓷盘（图十一）。盘心欧式边框内绘马丁半身肖像，下方写有“Dr.M.L”，提示像中的人物是马丁·路德。肖像两旁有两个天使，下绘耶稣向12门徒讲道的图像。盘沿的边饰由6个欧式小开光、展翅的小鸟、羽状的树叶及几何纹饰组成，这种图案在18世纪40.50年代较为流行。原Mottahedeh藏品中的茶壶（图十二），描绘马丁·路德手持羽毛笔的半身像，其边饰纹样同法国Pierre Blazy藏品中的茶碗和碟子～致。比较少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花瓶，绘路德侧面半身像，与同馆收藏的加尔文像花瓶是一对。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重要派别——加尔文派的创始人。其影响力播及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他对新教的发展亦有相当重要的贡献，著有《基督教要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归正宗的基础。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花瓶以墨彩描金绘加尔文手捧书本的半侧面像（图十三）。
这些绘有耶稣圣像与宗教领袖像的瓷器带有神圣的宗教意味，显然与普通的器皿不同，不是常见日用瓷器。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和统计，就会发现，耶稣诞生、受难、复活与升天这四种图像最为常见，在瓷器上反复出现，而且，绘有这些图像的器皿在品种、器型、边饰和绘画上都有相似之处。在西方的宗教节日中，又有四个节日最为重要，分别是庆祝耶稣诞生的圣诞节（Cbristmas），悼念耶稣受难的受难日（Good Friday），庆祝耶稣复活和升天的复活节（Easter）与升天节（Ascension Day）。这四种纹饰，正可以和这四个重大宗教节日相对应，应该是在这四个特殊节日使用的器皿。事实上，在荷兰，这类瓷器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悼念器”（mourning ware）。可见，它们有特殊的使用场合，虔诚的教徒需要这样的器物，以便郑重其事地在纪念日进行对耶稣的纪念活动。
同样，绘有宗教领袖肖像瓷器，也有着特殊的消费脉络，从制作的年代判断，应该与18世纪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有关。如绘有18世纪40、50年代流行边饰的马丁·路德肖像瓷器，年代恰好与路德逝世200周年吻合，很可能是为纪念这位新教的宗教改革家而订制的。
纹样溯源与中西瓷器贸易变迁
瓷器上的基督教纹样是典型的西方图像，西方订制者必然需要提供粉本，供中国瓷工描摹。那么，什么样的物品会在这种交流中扮演媒介的角色，这些粉本的选择，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呢？通过对纹样的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金属版画是最为重要的粉本来源，此外，陶瓷器、木刻版画和丝织品也是纹样来源之一。
圣经插画与金属版画
书籍版画轻便易携，又广为西人熟知，当墨彩技法成熟之后，以黑白线条或色块为表现形式的金属版画更成为最理想的描摹对象，被大量复制到外销瓷器之上。
以乾隆时最为多见的一系列墨彩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图盘为例，根据耶尔格的研究，这四幅图像都源自一部1734年荷兰出版的《路德圣经》。这部《圣经》采用了著名的荷兰版画家Jan Lukyan（1649-1712）绘制的插画，在欧洲的新教国家广泛使用，其中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四幅插画与瓷器上的图像极为相似。版画上耶稣诞生像的构图、人物，包括画面后方有一个草垛的细节，都被移植到了瓷器上，只不过场景由室内换到了室外（图十四、图十五）。瓷器上耶稣受难时士兵掷骰子的细节、各个人物的位置安排和构图场景都与版画如出一辙（图十六、图十七）。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耶稣升天、复活（图十八）的版画与瓷器图像中。因此，这四幅插画无疑就是瓷器纹样的源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圣经》前的马丁一路德像，也被复制到了瓷器上。
瓷器上的宗教领袖像也同样源自金属版画。原Mottahedeh藏品中的马丁·路德肖像茶壶（图十二），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约1675-1719年的马丁·路德版画（图十九）非常相似，在圆形画框内，路德手执羽毛笔，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两种图像中，路德身后的帷幔和台阶都如出一辙，版画应该就是瓷器图像的源头。 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所收藏的加尔文肖像花瓶（图十三），描绘加尔文低头阅读的形象。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加尔文的版画（图二十），印制于1775年，售价两先令。画中的加尔文以同一姿势捧书阅读。细看两画，加尔文的表情、面部细节、衣服上的白边装饰、甚至加氏翻书的动作，都几乎完全一致。因此，瓷瓶上的图像很可能是截取了版画一角绘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幅肖像版画，与前述圣经插画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述圣经插画采用线影法（Hatching）描绘。线影法是一种以连续的直线来表现明暗的技法。这种技法，在瓷器上也完全得到保留，一系列墨彩的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和升天图像，都体现了这种以线条表现明暗变化的特点。而两幅宗教领袖肖像画，则使用美柔汀法（Mezzotint）制作，这种方法能使版画色调由灰至黑产生渐变。版画家用工具将金属版表面打粗，这样，在着色以后，版面印刷的效果就会呈现一致的黑色。然后，画家用刀具手工磨刮，形成渐变的凹洼，凹洼处不和油墨接触，就可以产生美柔汀的调和色调。瓷器上的两幅肖像画，也体现出美柔汀的效果，明暗变化由深黑、灰色到白色的色块渐变加以呈现，而非以线条表现。
木刻版画
对于圣母玛利亚与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的图像来源，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笔者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了一幅1527年德国纽伦堡出版的马丁路德圣经插画（Ein seer gut un nu tzlichs Bettb u chlein）（图二十一），画中人物的构图以及姿势动作，与青花瓷器上的圣母玛利亚与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非常相似，荆棘冠画得不甚明晰，更印证了这幅木刻版画与瓷器上相似图像的渊源。笔者以为，虽然这幅插画未必一定是瓷器图像的直接源头，但这本书在荷兰和英国等新教国家影响较大，极有可能在这些地区翻印出版，类似的插画可能在这些地区流传，并为贸易商人携至中国，用来订制瓷器。
绣品织物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耶稣受难像小罐（图二十二）与前述盖罐（图五）有共同的纹样特点。耶稣周围皆以花卉环绕，而花卉的画法独特，叶子上以一道道横线为饰，卷曲的茎蔓也以连续的小点表示。这种花叶的画法似乎提示我们，这一图像的来源可能是刺绣。而将耶稣受难像置于花卉之中的做法，是绣品中常见的，通常也只有在织物上才能见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类似的亚麻织物，耶稣受难像就处在花卉环绕之中。类似的织物，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类刺绣织物容易随身携带，可以非常方便地在订制器物时提供给瓷工作为蓝本使用。
在上述纹样来源中，以金属版画最为常用。细究之下，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内容。上述金属版画来自于荷兰出版的《路德圣经》，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几乎可以肯定，是来到中国的荷兰或英国人是用随身携带的《路德圣经》订制了这种纹样的器物。在18世纪，英国和荷兰是追随基督教新教派的国家，而早先来华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普遍信奉天主教。当时，新教与天主教的矛盾十分激烈，天主教国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是不会使用新教的《路德圣经》的。
在明代晚期，葡萄牙人曾经为受其庇护的天主教耶稣会订制了不少耶稣会纹章瓷，但这类瓷器，在清初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源自新教圣经的基督教图像。使用这类图像的，正是在当时的中西贸易中，逐渐取得优势的荷兰人与英国人。这体现出16到18世纪，中西陶瓷贸易由葡萄牙人主导向荷兰、英国人主导的转变。
另外，瓷器上的纹样来自《路德圣经》，这提示我们，早在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之前，新教的《圣经》就已经先行来到了中国，在中西交流中扮演媒介的角色，这恐怕是以往历史研究中不曾注意到的细节。
中西图像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基督教纹饰瓷器的文化内涵与图像源头直接来自西方。这些图案和它们承载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的工匠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中国的文化与图像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瓷工，熟悉的是中国绘画的内容、技巧与表现方式，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经由瓷工对图像的处理方式可窥见一斑。他们在绘制这类西方纹样时，常常会对西方的图像产生误读，或者在不经意间落入旧时窠臼，流露出中国式的画法与特点。外销瓷器上的这些西方图像恰好为探究当时民间层面的中西图像交流与冲突提供了一些实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圣母与圣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这是基督教中非常神圣的图像。但在一系列青花耶稣受难像瓷器上（图二十三），圣约翰被错误地描绘成女性。圣母和圣约翰表情愉快地看着受难的耶稣。体现了绘制者对图像内涵的茫然无知。在西方的图像中，耶稣瘦骨嶙峋，承载着人类的苦难。但是，中国外销瓷器上绘制的图像，耶稣却呈现出一副肥硕、腹部夸张的形象，毫无为人类牺牲的悲壮。反倒类似明清瓷器上的大腹便便的罗汉形象。罗汉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能公开示人的裸体形象，这种图像显然为瓷工们所熟悉。因此，中国画工一旦要表现赤身裸体的耶稣形象，往往不自觉地将这一形象与之糅合。
又比如，澳门博物馆收藏的耶稣受难像瓷盘，虽然构图绘制都与原版画较为相似，但耶稣长了一张典型中国老者的脸，蓄山羊胡，表情慈祥，这完全是中国人像的画法。此外，有一些西方绘画的特点，也是中国画工较难掌握的。比如对人体结构的理解和解剖。西方绘画特别强调这一点，人物的比例精确，对人体肌肉和骨骼的表现十分到位。在耶稣受难的版画中（图二十四），耶稣胸前的肌肉清晰可见。但是，这种对人体的立体呈现是中国瓷工很难掌握的。在几乎所有的耶稣受难瓷画上，耶稣的胸肌都被处理得十分女性化，令人啼笑皆非。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耶稣诞生图盘上，由于画工对透视的掌握不够，画中的小耶稣头与身体似乎分离，十分怪异。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耶稣复活图盘，画中圣母的衣裙，也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线描画法，对照版画（图二十五），二者的差异依然明显。
更为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工匠对绘画的内容并没有太大认识，但工匠们却很留意把握西方人的喜好。随着瓷器外销的持续和中西交流的深入，一些西方图像已经进入了一些中国瓷工的“纹样库”，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素材。一个有趣的例子是Reeves Center收藏的一件大碗，碗身绘有三幅图像。一面是耶稣复活（图二十六），一面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图二十七），还有一面则是外销瓷器上常见的根据Cornelis Bloemaert版画绘制的钓鱼者图像（图二十八）。任何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将这三幅风马牛不相及的图像并置一处。因此，应该是绘制外销瓷器的中国瓷工，挑选了三幅较受西方人欢迎的图像，将它们绘制在一件瓷器上，出售给西方人。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Jorge Welsh曾经展出过的大碗上，耶稣自十字架降下的图像居然同情色图像绘于一碗（图二十九）。这种做法显示出绘制者对图像内涵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这类图像的熟悉和对西方人喜好的把握。
这些“混杂”的图像，是东西方两种不同图像传统交融与冲突的产物，从一个微观的层面凸显了18世纪民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一景。
18世纪是“订制瓷”发展的高峰，大量西洋风格的器物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往西方。基督教纹饰瓷器堪称其中最具特色的品种之一。这些瓷器承载了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在西方有特殊的使用脉络，是中国外销瓷中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器物。同时，它们的兴起与天主教纹饰瓷器的衰落见证了中西贸易的变迁，反映了当时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葡萄牙人，获得对华贸易主导地位的事实。更有趣的是，瓷器上的西方纹样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绘画技法熏陶的工匠绘制，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读与错讹记录了当时中西之间图像、观念和技术的冲突与融合，是研究民间层面中西文化与图像交流的重要材料。本文选取部分18世纪的基督教纹饰外销瓷，通过对其进行背景研究、纹样溯源与图像分析，逐一探讨上述问题。
18世纪的基督教纹饰外销瓷及其消费脉络
18世纪的基督教瓷器多取材于《新约圣经》，来自《旧约圣经》的不多，以耶稣生平故事与宗教领袖像最为多见。以下按照纹饰题材，择要述之：
耶稣诞生图像
描绘耶稣诞生故事的瓷器很多，主要有墨彩描金和粉彩两个品种，器型有盘、茶碗、盖罐等。耶稣诞生的故事见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童贞女玛丽亚在尚未嫁给约瑟时“从圣灵怀了孕”，约瑟在梦中得到神谕，知道她怀的是神子，仍旧娶她为妻，所生之子遵从天命取名耶稣。《路加福音》还记载耶稣出生后，被放置在马槽中，以布包裹，此时，天使向旷野的牧羊人报喜，牧人们寻找到耶稣出生的马槽，前往朝拜。
荷兰国立美术馆收藏的彩绘瓷盘（图一）中，刚出生的耶稣被布匹包裹，画面前方的骡子表明他躺卧的地方正是马槽，走在最后的牧人手持放羊鞭。瓷盘周围绘花边一圈。这种由花叶、音符状纹饰和填以细线的开光组成的边饰被称作Du Pacquier花边，源自维也纳Du Paequier瓷厂的边饰，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这种边饰在18世纪50年代左右的中国外销瓷中极为流行。耶稣诞生瓷器以墨彩更为多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都收藏有图像相似，但以墨彩描金绘制的瓷盘。茶碗与盖罐上的图像则稍有不同，由于空间的限制，一般不绘制前景中沉睡的骡子，如澳门博物馆所藏器物（图二）。这类瓷器非常多见，除上文提及的藏品外，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美国Reeves Center，以及众多欧美私人收藏中皆可觅见踪影。
耶稣受洗图像
这一题材的器物也颇为不少，器形多为盘类，绘制的精细程度各不相同，但风格和图案相似。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耶稣受洗盘绘制较为精细（图三）。耶稣双臂交叉，站立河中，圣约翰为他施洗礼。河两边绘树石，天边则有鸽子伴随光束降临。盘边写有：Mat：3.16，表明此处描绘的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16旬的场景：“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此盘的边饰由枝叶和小天使组成，源自代尔夫特的陶器，类似或者简化的边饰，在18世纪初至40年代比较多见。
比利时皇家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的钒红金彩盘是前者的简化版本（图四），树石人物以及边饰的绘制皆较为简略，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盘子则更为粗率，年代也较上例稍晚。法国吉美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美国Reeves Center、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原Mottahedeh、McCann、Elinor Gordon、Lieman等藏品中都有类似的盘子。
耶稣受难图像
在所有基督教纹饰瓷器中，耶稣受难的图像数量最多。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的受难，因门徒犹大的出卖，耶稣被捕，受审后被钉上十字架献身。基督教徒认为，耶稣受难是为拯救人类而做出的牺牲。受难像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图像，具有强烈的宗教和象征意味。瓷器上的图像，主要有独立的耶稣受难像，圣母与圣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以及耶稣与强盗共同受刑的图像。
在独立的受难像中（图五），耶稣头戴荆棘冠，背后的木牌上有“INRI”字样，这是拉丁文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的缩写，意思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受难像的四周绘有花卉，口部有一圈如意纹饰。此器还带有路易十五时代的装金（1715-1774），比较罕见。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受难时，玛利亚与约翰在十字架。于是，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之后，约翰便将玛利亚接回家中照顾。绘有圣母与圣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图像的器物很多，以青花最为多见，粉彩和墨彩描金的则较为少见，绘制都比较粗糙。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茶碗，约翰和玛丽亚分别站在十字架两边，但耶稣的头上缺少荆棘冠，这是描绘受难的必要图像元素之一。澳门仁慈堂博物馆（图六），葡萄牙Abel de Lacerda基金会，美国Reeves Center等处都收藏有类似的青花瓷器。墨彩描金的器物则比较少见，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茶壶、茶碗和碟子（图七）。从边饰判断，应该是18世纪乾隆晚期的产品，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则收藏有一件绘制相对精美的盖罐。
耶稣与两名强盗同被钉十字架的图像，细节丰富，描绘也比较精致。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受难时，有两个人和他一同受刑，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周围有一群观者，圣母和圣约翰也在其中。在瓷盘上，画面前景中还绘有几名士兵，他们正在抓阄，赢的人可以得到耶稣的里衣，但这一场景在大碗和茶碗上则被省略。多数器物为墨彩描金，粉彩亦不少见。盘类较多，也有不少茶杯、茶碗。 耶稣自十字架降下图像
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受难后，约瑟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卸下，按照犹太人的埋葬习俗，用殓布和香料将耶稣裹好，安放在坟墓中。表现这一场景的器物比较少见，在Jorge Welsh举办的展览中，可见这样的瓷盘（图八）和大碗。
耶稣复活与升天图像
耶稣曾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也预言自己会在三日后复活。犹太祭司长怕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谎称耶稣复活，便派士兵看守耶稣坟墓。三天以后，大地震动，封墓的石头被推开，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以后，向抹大拉的玛丽亚及门徒等人显现，然后升天。《路加福音》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耶稣升天的情景：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
表现耶稣复活的器物非常多见，耶稣在云中周身放射金光（图九），地上有熟睡的看守坟墓的士兵。耶稣升天图像的瓷器也同样常见（图十），耶稣在空中举起双手，祝福门徒，而众人则欢喜地仰视着他。
这些瓷器的同前述表现耶稣诞生和耶稣及强盗共同受刑的器物一致，多为墨彩描金，也有粉彩。盘子为多，茶具其次。器物的边饰也完全一致，有Du Pacquier，矛头状，双圈，花叶等边饰。
大英、吉美、荷兰格罗宁根、澳门、大都会、比利时皇家布鲁塞尔等博物馆以及众多其他公私收藏中都有带耶稣复活或耶稣升天图像的器物。宗教领袖像
18世纪的外销瓷中，有不少宗教领袖像，其中，以马丁·路德像最为常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和领袖，1517年，他宣布反对天主教会的赎罪券，倡导宗教改革，否认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主张《圣经》才是教会权威的最高依据。为方便人们自由地阅读圣经，他籽《圣经》翻译成德文，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路德圣经。路德的宗教改革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和信义宗的成立，此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新宗派，简称“新教”。
带有马丁·路德肖像的瓷器不少，有盘、碟、茶碗。壶和花瓶等，皆为墨彩描金绘制。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瓷盘（图十一）。盘心欧式边框内绘马丁半身肖像，下方写有“Dr.M.L”，提示像中的人物是马丁·路德。肖像两旁有两个天使，下绘耶稣向12门徒讲道的图像。盘沿的边饰由6个欧式小开光、展翅的小鸟、羽状的树叶及几何纹饰组成，这种图案在18世纪40.50年代较为流行。原Mottahedeh藏品中的茶壶（图十二），描绘马丁·路德手持羽毛笔的半身像，其边饰纹样同法国Pierre Blazy藏品中的茶碗和碟子～致。比较少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花瓶，绘路德侧面半身像，与同馆收藏的加尔文像花瓶是一对。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重要派别——加尔文派的创始人。其影响力播及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他对新教的发展亦有相当重要的贡献，著有《基督教要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归正宗的基础。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花瓶以墨彩描金绘加尔文手捧书本的半侧面像（图十三）。
这些绘有耶稣圣像与宗教领袖像的瓷器带有神圣的宗教意味，显然与普通的器皿不同，不是常见日用瓷器。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和统计，就会发现，耶稣诞生、受难、复活与升天这四种图像最为常见，在瓷器上反复出现，而且，绘有这些图像的器皿在品种、器型、边饰和绘画上都有相似之处。在西方的宗教节日中，又有四个节日最为重要，分别是庆祝耶稣诞生的圣诞节（Cbristmas），悼念耶稣受难的受难日（Good Friday），庆祝耶稣复活和升天的复活节（Easter）与升天节（Ascension Day）。这四种纹饰，正可以和这四个重大宗教节日相对应，应该是在这四个特殊节日使用的器皿。事实上，在荷兰，这类瓷器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悼念器”（mourning ware）。可见，它们有特殊的使用场合，虔诚的教徒需要这样的器物，以便郑重其事地在纪念日进行对耶稣的纪念活动。
同样，绘有宗教领袖肖像瓷器，也有着特殊的消费脉络，从制作的年代判断，应该与18世纪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有关。如绘有18世纪40、50年代流行边饰的马丁·路德肖像瓷器，年代恰好与路德逝世200周年吻合，很可能是为纪念这位新教的宗教改革家而订制的。
纹样溯源与中西瓷器贸易变迁
瓷器上的基督教纹样是典型的西方图像，西方订制者必然需要提供粉本，供中国瓷工描摹。那么，什么样的物品会在这种交流中扮演媒介的角色，这些粉本的选择，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呢？通过对纹样的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金属版画是最为重要的粉本来源，此外，陶瓷器、木刻版画和丝织品也是纹样来源之一。
圣经插画与金属版画
书籍版画轻便易携，又广为西人熟知，当墨彩技法成熟之后，以黑白线条或色块为表现形式的金属版画更成为最理想的描摹对象，被大量复制到外销瓷器之上。
以乾隆时最为多见的一系列墨彩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图盘为例，根据耶尔格的研究，这四幅图像都源自一部1734年荷兰出版的《路德圣经》。这部《圣经》采用了著名的荷兰版画家Jan Lukyan（1649-1712）绘制的插画，在欧洲的新教国家广泛使用，其中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四幅插画与瓷器上的图像极为相似。版画上耶稣诞生像的构图、人物，包括画面后方有一个草垛的细节，都被移植到了瓷器上，只不过场景由室内换到了室外（图十四、图十五）。瓷器上耶稣受难时士兵掷骰子的细节、各个人物的位置安排和构图场景都与版画如出一辙（图十六、图十七）。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耶稣升天、复活（图十八）的版画与瓷器图像中。因此，这四幅插画无疑就是瓷器纹样的源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圣经》前的马丁一路德像，也被复制到了瓷器上。
瓷器上的宗教领袖像也同样源自金属版画。原Mottahedeh藏品中的马丁·路德肖像茶壶（图十二），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约1675-1719年的马丁·路德版画（图十九）非常相似，在圆形画框内，路德手执羽毛笔，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两种图像中，路德身后的帷幔和台阶都如出一辙，版画应该就是瓷器图像的源头。 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所收藏的加尔文肖像花瓶（图十三），描绘加尔文低头阅读的形象。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加尔文的版画（图二十），印制于1775年，售价两先令。画中的加尔文以同一姿势捧书阅读。细看两画，加尔文的表情、面部细节、衣服上的白边装饰、甚至加氏翻书的动作，都几乎完全一致。因此，瓷瓶上的图像很可能是截取了版画一角绘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幅肖像版画，与前述圣经插画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述圣经插画采用线影法（Hatching）描绘。线影法是一种以连续的直线来表现明暗的技法。这种技法，在瓷器上也完全得到保留，一系列墨彩的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和升天图像，都体现了这种以线条表现明暗变化的特点。而两幅宗教领袖肖像画，则使用美柔汀法（Mezzotint）制作，这种方法能使版画色调由灰至黑产生渐变。版画家用工具将金属版表面打粗，这样，在着色以后，版面印刷的效果就会呈现一致的黑色。然后，画家用刀具手工磨刮，形成渐变的凹洼，凹洼处不和油墨接触，就可以产生美柔汀的调和色调。瓷器上的两幅肖像画，也体现出美柔汀的效果，明暗变化由深黑、灰色到白色的色块渐变加以呈现，而非以线条表现。
木刻版画
对于圣母玛利亚与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的图像来源，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笔者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了一幅1527年德国纽伦堡出版的马丁路德圣经插画（Ein seer gut un nu tzlichs Bettb u chlein）（图二十一），画中人物的构图以及姿势动作，与青花瓷器上的圣母玛利亚与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非常相似，荆棘冠画得不甚明晰，更印证了这幅木刻版画与瓷器上相似图像的渊源。笔者以为，虽然这幅插画未必一定是瓷器图像的直接源头，但这本书在荷兰和英国等新教国家影响较大，极有可能在这些地区翻印出版，类似的插画可能在这些地区流传，并为贸易商人携至中国，用来订制瓷器。
绣品织物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耶稣受难像小罐（图二十二）与前述盖罐（图五）有共同的纹样特点。耶稣周围皆以花卉环绕，而花卉的画法独特，叶子上以一道道横线为饰，卷曲的茎蔓也以连续的小点表示。这种花叶的画法似乎提示我们，这一图像的来源可能是刺绣。而将耶稣受难像置于花卉之中的做法，是绣品中常见的，通常也只有在织物上才能见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类似的亚麻织物，耶稣受难像就处在花卉环绕之中。类似的织物，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类刺绣织物容易随身携带，可以非常方便地在订制器物时提供给瓷工作为蓝本使用。
在上述纹样来源中，以金属版画最为常用。细究之下，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内容。上述金属版画来自于荷兰出版的《路德圣经》，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几乎可以肯定，是来到中国的荷兰或英国人是用随身携带的《路德圣经》订制了这种纹样的器物。在18世纪，英国和荷兰是追随基督教新教派的国家，而早先来华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普遍信奉天主教。当时，新教与天主教的矛盾十分激烈，天主教国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是不会使用新教的《路德圣经》的。
在明代晚期，葡萄牙人曾经为受其庇护的天主教耶稣会订制了不少耶稣会纹章瓷，但这类瓷器，在清初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源自新教圣经的基督教图像。使用这类图像的，正是在当时的中西贸易中，逐渐取得优势的荷兰人与英国人。这体现出16到18世纪，中西陶瓷贸易由葡萄牙人主导向荷兰、英国人主导的转变。
另外，瓷器上的纹样来自《路德圣经》，这提示我们，早在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之前，新教的《圣经》就已经先行来到了中国，在中西交流中扮演媒介的角色，这恐怕是以往历史研究中不曾注意到的细节。
中西图像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基督教纹饰瓷器的文化内涵与图像源头直接来自西方。这些图案和它们承载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的工匠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中国的文化与图像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瓷工，熟悉的是中国绘画的内容、技巧与表现方式，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经由瓷工对图像的处理方式可窥见一斑。他们在绘制这类西方纹样时，常常会对西方的图像产生误读，或者在不经意间落入旧时窠臼，流露出中国式的画法与特点。外销瓷器上的这些西方图像恰好为探究当时民间层面的中西图像交流与冲突提供了一些实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圣母与圣约翰陪伴耶稣受难像，这是基督教中非常神圣的图像。但在一系列青花耶稣受难像瓷器上（图二十三），圣约翰被错误地描绘成女性。圣母和圣约翰表情愉快地看着受难的耶稣。体现了绘制者对图像内涵的茫然无知。在西方的图像中，耶稣瘦骨嶙峋，承载着人类的苦难。但是，中国外销瓷器上绘制的图像，耶稣却呈现出一副肥硕、腹部夸张的形象，毫无为人类牺牲的悲壮。反倒类似明清瓷器上的大腹便便的罗汉形象。罗汉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能公开示人的裸体形象，这种图像显然为瓷工们所熟悉。因此，中国画工一旦要表现赤身裸体的耶稣形象，往往不自觉地将这一形象与之糅合。
又比如，澳门博物馆收藏的耶稣受难像瓷盘，虽然构图绘制都与原版画较为相似，但耶稣长了一张典型中国老者的脸，蓄山羊胡，表情慈祥，这完全是中国人像的画法。此外，有一些西方绘画的特点，也是中国画工较难掌握的。比如对人体结构的理解和解剖。西方绘画特别强调这一点，人物的比例精确，对人体肌肉和骨骼的表现十分到位。在耶稣受难的版画中（图二十四），耶稣胸前的肌肉清晰可见。但是，这种对人体的立体呈现是中国瓷工很难掌握的。在几乎所有的耶稣受难瓷画上，耶稣的胸肌都被处理得十分女性化，令人啼笑皆非。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耶稣诞生图盘上，由于画工对透视的掌握不够，画中的小耶稣头与身体似乎分离，十分怪异。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耶稣复活图盘，画中圣母的衣裙，也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线描画法，对照版画（图二十五），二者的差异依然明显。
更为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工匠对绘画的内容并没有太大认识，但工匠们却很留意把握西方人的喜好。随着瓷器外销的持续和中西交流的深入，一些西方图像已经进入了一些中国瓷工的“纹样库”，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素材。一个有趣的例子是Reeves Center收藏的一件大碗，碗身绘有三幅图像。一面是耶稣复活（图二十六），一面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图二十七），还有一面则是外销瓷器上常见的根据Cornelis Bloemaert版画绘制的钓鱼者图像（图二十八）。任何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将这三幅风马牛不相及的图像并置一处。因此，应该是绘制外销瓷器的中国瓷工，挑选了三幅较受西方人欢迎的图像，将它们绘制在一件瓷器上，出售给西方人。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Jorge Welsh曾经展出过的大碗上，耶稣自十字架降下的图像居然同情色图像绘于一碗（图二十九）。这种做法显示出绘制者对图像内涵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这类图像的熟悉和对西方人喜好的把握。
这些“混杂”的图像，是东西方两种不同图像传统交融与冲突的产物，从一个微观的层面凸显了18世纪民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