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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花花草草，是艰难时代的谋生，也是谋爱；王世襄骑车绕大半个北京城，就是为了给朋友送几只茄子，那是生命的温度；鲁迅做公务员不想混吃等死，收集石刻拓本，成了金石行家。
从前的大家都是有趣之人。
三联的朱伟说到一个王世襄和汪曾祺的故事：汪老头儿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个大夏天，王先生上面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起身就走了。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七十八了。
讲这个故事之前，朱偉问：“那一代人身上的气质，这气质里无论风霜雨雪，始终津津乐道的生活态度是哪来的？”故事结尾，朱伟说：“那一辈文人的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纯粹。”最后，他给出一个结论：
“骑着自行车，大夏天，七十八的高龄，就为送几个茄子。几根大葱，几个茄子，都能津津乐道于做出好滋味；老友之间，为几个茄子，便可奔波东西；如今有这样的文人么？而之所以可以这样的方式相濡以沫，就因他们杂学与兴趣之同好。没有不断繁衍的兴趣，哪会有对杂学的真兴趣？杂学本就是兴趣之积累，没有津津乐道，乐在其中而忘我，兴之所至难。所以，兴致才最宝贵，没有对茄子、大葱的兴致，也不会有对蛐蛐儿、鸽哨的兴致。这些老人因此才丰厚地站在那里罢，没有丰厚，又哪里能立住呢？”
似曾相识的感觉，你能在很多地方发现。1661年是顺治十八年，那年的夏天，沉默寡言的艾萨克·牛顿被送到剑桥大学学习，同一时期，江苏地区有一个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面临砍头死绝的命运，他就是金圣叹。当金先生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
牛顿终身没有离开英国，但却能解开宇宙的秘密，他所依靠的是理性的力量，那是17世纪人们所摇旗呐喊的科学启蒙的力量，但在东方，你能发现另一种力量同样能使一群局限重重的文人变得气质非凡，这种气质并不来自现代人自恋矫情的镜中赏花，而是来自他们创造力十足的生活美学。一个人将死之前，遗书中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他这一生的智慧总结，却仅有一段舌尖上的美味，这是个什么人，又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据说，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味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我最近也在读沈从文写文物服饰的论文，连襟周有光说他一家都是文学系统，文革对他冲击很大，当时“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沈从文一开始也想要自杀，但觉得那很没种，于是，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那不算文学家，但他喜欢研究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兴之所至，还能躲开政治迫害，也是一种谋生亦谋爱。周有光呢，他是个语言学家，被送到五七干校做改造，别人不许他看书，不许他做研究做学问，据说到五七干校去只许带一本字典，于是他就带了另外二十本书，什么书呢，《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有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他就带了二十本，去干什么呢，他去比较这许多的文字，吸收不同的语言，做比较研究。那些人看到是《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反对。周有光后来觉得这是个好事，他对别人说：“你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
这个困难中缝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朱伟说的那种“兴致”，脑子要活跃，心灵要保有童真和趣味，生活要有质感。最后再说一个事儿，从1912年到1915年，有个叫周树人的绍兴人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上班，他的职位是教育部佥事。公务员似乎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周树人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打麻将，有的玩字画，可周树人不会打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银玉器，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后又动手抄写，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一块汉碑可以抄写半个月，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没有的。但他还是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这个期间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然后，然后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后来周树人在上面写文章，再后来，他改名叫了鲁迅。
原来他们都是一群有趣味的人。
从前的大家都是有趣之人。
三联的朱伟说到一个王世襄和汪曾祺的故事：汪老头儿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个大夏天，王先生上面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起身就走了。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七十八了。
讲这个故事之前，朱偉问：“那一代人身上的气质，这气质里无论风霜雨雪，始终津津乐道的生活态度是哪来的？”故事结尾，朱伟说：“那一辈文人的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纯粹。”最后，他给出一个结论：
“骑着自行车，大夏天，七十八的高龄，就为送几个茄子。几根大葱，几个茄子，都能津津乐道于做出好滋味；老友之间，为几个茄子，便可奔波东西；如今有这样的文人么？而之所以可以这样的方式相濡以沫，就因他们杂学与兴趣之同好。没有不断繁衍的兴趣，哪会有对杂学的真兴趣？杂学本就是兴趣之积累，没有津津乐道，乐在其中而忘我，兴之所至难。所以，兴致才最宝贵，没有对茄子、大葱的兴致，也不会有对蛐蛐儿、鸽哨的兴致。这些老人因此才丰厚地站在那里罢，没有丰厚，又哪里能立住呢？”
似曾相识的感觉，你能在很多地方发现。1661年是顺治十八年，那年的夏天，沉默寡言的艾萨克·牛顿被送到剑桥大学学习，同一时期，江苏地区有一个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面临砍头死绝的命运，他就是金圣叹。当金先生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
牛顿终身没有离开英国，但却能解开宇宙的秘密，他所依靠的是理性的力量，那是17世纪人们所摇旗呐喊的科学启蒙的力量，但在东方，你能发现另一种力量同样能使一群局限重重的文人变得气质非凡，这种气质并不来自现代人自恋矫情的镜中赏花，而是来自他们创造力十足的生活美学。一个人将死之前，遗书中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他这一生的智慧总结，却仅有一段舌尖上的美味，这是个什么人，又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据说，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味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我最近也在读沈从文写文物服饰的论文，连襟周有光说他一家都是文学系统，文革对他冲击很大，当时“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沈从文一开始也想要自杀，但觉得那很没种，于是，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那不算文学家，但他喜欢研究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兴之所至，还能躲开政治迫害，也是一种谋生亦谋爱。周有光呢，他是个语言学家，被送到五七干校做改造，别人不许他看书，不许他做研究做学问，据说到五七干校去只许带一本字典，于是他就带了另外二十本书，什么书呢，《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有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他就带了二十本，去干什么呢，他去比较这许多的文字，吸收不同的语言，做比较研究。那些人看到是《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反对。周有光后来觉得这是个好事，他对别人说：“你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
这个困难中缝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朱伟说的那种“兴致”，脑子要活跃，心灵要保有童真和趣味，生活要有质感。最后再说一个事儿，从1912年到1915年，有个叫周树人的绍兴人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上班，他的职位是教育部佥事。公务员似乎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周树人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打麻将，有的玩字画，可周树人不会打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银玉器，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后又动手抄写，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一块汉碑可以抄写半个月，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没有的。但他还是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这个期间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然后，然后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后来周树人在上面写文章，再后来，他改名叫了鲁迅。
原来他们都是一群有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