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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党中央、毛泽东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后，成立了西北办事处，并且把陕北根据地划分成陕北、陕甘、关中、神府4个行政区。1936年9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分委书记（后又兼任专员公署专员）。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将其政策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先后在全国各地挑起磨擦，掀起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到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军在关中地区先后挑起磨擦事件64起。1940年7月，习仲勋在向边区政府呈送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报告中说：在新正，6月2日，国民党顽军的两个营配以大炮轰击我神崖沟驻军；在赤水，6月8日，国民党陕保四支队三大队进占井村，我赤水机关被迫迁往中咀村办公；在淳耀，6月9日，国民党保安部队在香山与我军发生战斗，11日国民党顽军占领了屯庄，并调预三师第八团两个营及陕保四支队一大队到淳化，企图打通淳化、通润、土桥至旬邑一线。习仲勋分析指出：我军民在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顽军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我们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地动员分区军民给国民党顽军以有力回击。
从1940年9月起，国民党顽军开始修筑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到黄河的5道封锁线，企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到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军达30万人，他们阴谋夺取关中分区这个南大门，然后再寻机向延安进攻。1941年春，国民党顽军首先对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和马栏等地发动进攻；接着，又在三边、陇东等地挑起磨擦。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军对边区的进犯，中央军委调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金盆湾、南泥湾；令文年生率领警一旅开赴关中分区，与习仲勋率领的地方武装共同把守边区的南大门。1941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在文年生、习仲勋等人指挥下，关中分区军民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国民党顽军——胡宗南部激战3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接着又在土桥镇和正宁县，把来犯的国民党顽军赶回原地，从而巩固和保卫了关中分区。在反磨擦斗争中，为了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国民党顽军，习仲勋提出了在周边友党友军和地方绅士中，广泛结交朋友的正确主张，对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获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高度赞扬。
习仲勋在任关中分委、专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主要领导的7年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制造军事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的南大门，英勇地抗击了日寇可能对边区的入侵，使关中分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领导专署机关和分区机关，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190多亩，为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领导绥德地区各项工作
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2月，习仲勋到绥德履新。
绥德地区地处陕西北部，北拒榆林的国民党统治区，是陕甘宁边区北线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习仲勋到绥德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地委、专署领导认真讨论绥德地区的财经问题。随后，地委、专署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边区高干会议精神，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在会上，习仲勋就如何发展绥德地区的财政经济作了重要讲话。3月14日，习仲勋率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下乡考察。他鼓励各级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对群众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要求全地区的干部，要结合实际，制定发展绥德地区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改进农业耕作的方法；同时，对成立妇女纺织小组、发放农业贷款、改造社会闲散人员、理顺土地租佃关系、组织群众移民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还对某些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实际，习仲勋对绥德地区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他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绥德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关键是要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组织劳动力积极地、科学地发展生产，改变靠天吃饭的老办法。
春耕前夕，习仲勋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他看到的是村庄整齐洁净，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村民们正在积极地为春耕作准备，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实行精耕细作，以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以提高单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提高。习仲勋认真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开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郝家桥的生产经验。这样，在绥德很快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1944年春，在绥德地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上，习仲勋说，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要大家一齐动手。那些只做机关工作、不愿干体力劳动的干部，实质上是轻视劳动，是缺乏群众观点，必须加以改正。他带头宣布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要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和白菜，自己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要节约三分之二；当年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自己要睡冷床，冬天只烧炉子不烧炕，屋里提早半个月停火；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花公家一文钱药费。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绥德地委、专署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厉行勤俭节约，还要走出机关，积极地参加大生产运动，除积极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外，还规定一年内每个干部要生产几斗小米。这样，在绥德，上至地委书记习仲勋，下至机关干部、通讯员、警卫员，都必须参加农业大生产和纺毛线等劳动。地委宣传部和报社的8位同志，不但帮助群众积极备春耕，还主动开荒种地，掏大粪，挑大粪，不怕脏，不怕累。广大干部认真负责，辛勤的劳动换来喜人的收获，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土豆、花生等，纺出的毛线都是一等品，既为群众树立了榜样，又基本上解决了干部自身的吃饭问题。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习仲勋领导绥德地委根据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加大了绥德地区减租减息的工作力度，并发展成为普遍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1943年以后，绥德地区的地主把全部土地的80%租给了农民耕种，土地使用权逐步地由集中转为分散；在利息方面，绥德地委和专署也根据中央和边区的有关规定，大力开展减息活动，许多地主富农向贫雇农退还了利息，使广大贫雇农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实惠，也适当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守好边区的北大门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绥德地区各级政府在政权建设中，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4年冬，绥德地区6县先后进行了选举，共选出议员846名，著名绅士霍祝三担任了绥德县县长，原国民党第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3届边区政府参议员，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也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关系，为绥德地区民主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任上
1947年3月，为了加强西北野战军的组织指挥机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对习仲勋很尊重，从不称呼他副政委，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为“习书记”。彭德怀制定的作战计划，在交付军事会议讨论之前，总要同习仲勋交换意见；彭德怀草拟的命令、指示，在电台发报之前，总要送习仲勋推敲修改；收到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文，彭德怀看后马上要去找习仲勋，一块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案。彭德怀不但自己尊重习仲勋，而且经常教育身边的参谋和工作人员，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
3月中旬，西北野战军电台截获了胡宗南的一份电报，得知敌三十一旅将于3月24日到延安以东的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彭德怀与习仲勋立即进行周密的研究，并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青化砭附近打一个伏击战。23日，彭德怀、习仲勋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作战部署，还亲自到青化砭勘察地形。3月25日，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三十一旅3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我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5天内，三战三捷，歼灭敌人1.4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的艰苦、紧张的岁月里，习仲勋除了协助彭德怀负责作战指挥外，还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找基层干部座谈，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鼓励广大群众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不忘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群众集会，宣传解放军打胜仗的好消息，增强西北人民胜利的信心。彭德怀看到这情景，非常感动，他在忙于思考和指挥作战的同时，也尽可能挤出时间接见干部群众，参加群众集会，使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转战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
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万人祝捷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会祝贺，毛泽东也致电彭德怀和习仲勋：“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继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之后，习仲勋在讲话中号召边区青年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参加人民解放军，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提高作战技术，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号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们，要积极地动员男女老少努力生产，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5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为了分散集中于延安地区的敌人兵力，发动了陇东、三边战役。事先，习仲勋向彭德怀和各纵队领导介绍了陇东、三边地区的基本情况、敌我斗争形势和西北局对陇东、三边地区的各项政策及实施情况，使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对这里的形势有了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陇东、三边战役充分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军事工作与地方工作密切协作配合的鲜明特点，使侵犯陇东、三边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遭到我军沉重打击。通过这次战役，我军收复了陇东、三边地区，恢复了党在这里的地方工作。陇东、三边战役以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彭德怀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景范同志熟悉边区的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对习仲勋的充分信任和革命的友谊。
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反攻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会议还决定，习仲勋回后方仍然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同时决定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仍然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8月12日，中央指示贺龙、习仲勋，部署各后方机关迅速转移到黄河以东的山西吕梁地区，以迷惑和调动敌胡宗南部东移，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减轻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压力。
8月15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第二次进占绥德，向无定河和黄河边猛扑，企图威逼我军背水作战。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风雨开始东行，空袭警报频繁发布，敌人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我后方部队和各类工作人员，急行军数天，转移到了无定河以北绥德县薛家渠一带的几个村庄。刚吃过午饭，我方即获悉敌人没有在绥德停脚，继续向北向东猛扑，预计在一两日内，即可到达黄河边。于是，我后方各机关，在贺龙、习仲勋的率领下，又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在第二天下午，到达黄河边的拐头渡口。
由于敌人的飞机不断地侦察轰炸，我后方部队只能等到晚上才能渡河。各路人员分头去找渡河船只，但只找到一只木船。敌人距离贺龙、习仲勋率领的后方部队和机关人员只有60华里了，情况十分危急。贺龙和习仲勋在渡口指挥渡河，参加指挥这次渡河的还有林伯渠、马明方、马文瑞等领导同志。习仲勋等对大家的安全非常关心，一旦遇到空袭，往往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大家的安全。黄河在这一段水急浪大，木船进入中流，直冲而下，船夫很难控制，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多小时。在朦胧的星光下，木船渡了一夜，当最后一船人在山西碛口镇上岸的时候，敌刘戡率数万大军到了黄河西岸，但他们已经毫无办法，只能望河兴叹、隔河放枪了。习仲勋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患了关节炎，渡河时，又冒着狂风大雨，致使关节炎发作，他刚到了黄河东岸，就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是工作人员将他搀扶着走进房间的。在山西吕梁地区，在新的战斗环境中，习仲勋不顾病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领导工作中。 果然，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东进，勿失此千载良机”。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师，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从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出来的后方机关，在山西碛口镇附近的侯家圪台等村驻扎下来，实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既完好地保存了陕甘宁边区的后方组织和人员，又调动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和党中央转战陕北，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贺龙、习仲勋刚到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筹粮，只要有7000石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龙、习仲勋在20天内筹集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毛泽东强调指出，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这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这一年，恰遇晋绥地区遭灾，粮食不能自给。在这样的情况下，筹粮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9月下旬，中共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村，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贺龙、习仲勋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动员，组织起了由部队战士、农民、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西北、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为了及时筹集到部队所需的物资和经费，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商定，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回所需的钱粮和其他物资。
习仲勋在紧张地筹集粮款、物资支援前线的同时，还密切关注边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0月13日，晋绥边区机关干部在兴县北坡村集会，庆祝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胜利及《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很快地开展起来了。
就在这时，胡宗南部队节节败退，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收复。10月20日，习仲勋率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及其他后方人员，西渡黄河，移驻绥德雷家沟村一带，继续在陕北领导边区人民开展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的工作。
党中央、毛泽东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后，成立了西北办事处，并且把陕北根据地划分成陕北、陕甘、关中、神府4个行政区。1936年9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分委书记（后又兼任专员公署专员）。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将其政策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先后在全国各地挑起磨擦，掀起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到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军在关中地区先后挑起磨擦事件64起。1940年7月，习仲勋在向边区政府呈送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报告中说：在新正，6月2日，国民党顽军的两个营配以大炮轰击我神崖沟驻军；在赤水，6月8日，国民党陕保四支队三大队进占井村，我赤水机关被迫迁往中咀村办公；在淳耀，6月9日，国民党保安部队在香山与我军发生战斗，11日国民党顽军占领了屯庄，并调预三师第八团两个营及陕保四支队一大队到淳化，企图打通淳化、通润、土桥至旬邑一线。习仲勋分析指出：我军民在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顽军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我们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地动员分区军民给国民党顽军以有力回击。
从1940年9月起，国民党顽军开始修筑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到黄河的5道封锁线，企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到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军达30万人，他们阴谋夺取关中分区这个南大门，然后再寻机向延安进攻。1941年春，国民党顽军首先对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和马栏等地发动进攻；接着，又在三边、陇东等地挑起磨擦。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军对边区的进犯，中央军委调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金盆湾、南泥湾；令文年生率领警一旅开赴关中分区，与习仲勋率领的地方武装共同把守边区的南大门。1941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在文年生、习仲勋等人指挥下，关中分区军民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国民党顽军——胡宗南部激战3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接着又在土桥镇和正宁县，把来犯的国民党顽军赶回原地，从而巩固和保卫了关中分区。在反磨擦斗争中，为了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国民党顽军，习仲勋提出了在周边友党友军和地方绅士中，广泛结交朋友的正确主张，对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获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高度赞扬。
习仲勋在任关中分委、专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主要领导的7年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制造军事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的南大门，英勇地抗击了日寇可能对边区的入侵，使关中分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领导专署机关和分区机关，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190多亩，为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领导绥德地区各项工作
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2月，习仲勋到绥德履新。
绥德地区地处陕西北部，北拒榆林的国民党统治区，是陕甘宁边区北线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习仲勋到绥德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地委、专署领导认真讨论绥德地区的财经问题。随后，地委、专署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边区高干会议精神，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在会上，习仲勋就如何发展绥德地区的财政经济作了重要讲话。3月14日，习仲勋率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下乡考察。他鼓励各级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对群众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要求全地区的干部，要结合实际，制定发展绥德地区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改进农业耕作的方法；同时，对成立妇女纺织小组、发放农业贷款、改造社会闲散人员、理顺土地租佃关系、组织群众移民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还对某些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实际，习仲勋对绥德地区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他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绥德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关键是要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组织劳动力积极地、科学地发展生产，改变靠天吃饭的老办法。
春耕前夕，习仲勋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他看到的是村庄整齐洁净，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村民们正在积极地为春耕作准备，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实行精耕细作，以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以提高单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提高。习仲勋认真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开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郝家桥的生产经验。这样，在绥德很快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1944年春，在绥德地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上，习仲勋说，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要大家一齐动手。那些只做机关工作、不愿干体力劳动的干部，实质上是轻视劳动，是缺乏群众观点，必须加以改正。他带头宣布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要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和白菜，自己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要节约三分之二；当年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自己要睡冷床，冬天只烧炉子不烧炕，屋里提早半个月停火；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花公家一文钱药费。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绥德地委、专署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厉行勤俭节约，还要走出机关，积极地参加大生产运动，除积极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外，还规定一年内每个干部要生产几斗小米。这样，在绥德，上至地委书记习仲勋，下至机关干部、通讯员、警卫员，都必须参加农业大生产和纺毛线等劳动。地委宣传部和报社的8位同志，不但帮助群众积极备春耕，还主动开荒种地，掏大粪，挑大粪，不怕脏，不怕累。广大干部认真负责，辛勤的劳动换来喜人的收获，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土豆、花生等，纺出的毛线都是一等品，既为群众树立了榜样，又基本上解决了干部自身的吃饭问题。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习仲勋领导绥德地委根据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加大了绥德地区减租减息的工作力度，并发展成为普遍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1943年以后，绥德地区的地主把全部土地的80%租给了农民耕种，土地使用权逐步地由集中转为分散；在利息方面，绥德地委和专署也根据中央和边区的有关规定，大力开展减息活动，许多地主富农向贫雇农退还了利息，使广大贫雇农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实惠，也适当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守好边区的北大门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绥德地区各级政府在政权建设中，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4年冬，绥德地区6县先后进行了选举，共选出议员846名，著名绅士霍祝三担任了绥德县县长，原国民党第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3届边区政府参议员，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也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关系，为绥德地区民主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任上
1947年3月，为了加强西北野战军的组织指挥机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对习仲勋很尊重，从不称呼他副政委，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为“习书记”。彭德怀制定的作战计划，在交付军事会议讨论之前，总要同习仲勋交换意见；彭德怀草拟的命令、指示，在电台发报之前，总要送习仲勋推敲修改；收到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文，彭德怀看后马上要去找习仲勋，一块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案。彭德怀不但自己尊重习仲勋，而且经常教育身边的参谋和工作人员，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
3月中旬，西北野战军电台截获了胡宗南的一份电报，得知敌三十一旅将于3月24日到延安以东的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彭德怀与习仲勋立即进行周密的研究，并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青化砭附近打一个伏击战。23日，彭德怀、习仲勋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作战部署，还亲自到青化砭勘察地形。3月25日，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三十一旅3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我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5天内，三战三捷，歼灭敌人1.4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的艰苦、紧张的岁月里，习仲勋除了协助彭德怀负责作战指挥外，还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找基层干部座谈，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鼓励广大群众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不忘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群众集会，宣传解放军打胜仗的好消息，增强西北人民胜利的信心。彭德怀看到这情景，非常感动，他在忙于思考和指挥作战的同时，也尽可能挤出时间接见干部群众，参加群众集会，使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转战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
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万人祝捷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会祝贺，毛泽东也致电彭德怀和习仲勋：“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继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之后，习仲勋在讲话中号召边区青年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参加人民解放军，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提高作战技术，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号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们，要积极地动员男女老少努力生产，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5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为了分散集中于延安地区的敌人兵力，发动了陇东、三边战役。事先，习仲勋向彭德怀和各纵队领导介绍了陇东、三边地区的基本情况、敌我斗争形势和西北局对陇东、三边地区的各项政策及实施情况，使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对这里的形势有了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陇东、三边战役充分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军事工作与地方工作密切协作配合的鲜明特点，使侵犯陇东、三边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遭到我军沉重打击。通过这次战役，我军收复了陇东、三边地区，恢复了党在这里的地方工作。陇东、三边战役以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彭德怀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景范同志熟悉边区的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对习仲勋的充分信任和革命的友谊。
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反攻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会议还决定，习仲勋回后方仍然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同时决定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仍然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8月12日，中央指示贺龙、习仲勋，部署各后方机关迅速转移到黄河以东的山西吕梁地区，以迷惑和调动敌胡宗南部东移，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减轻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压力。
8月15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第二次进占绥德，向无定河和黄河边猛扑，企图威逼我军背水作战。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风雨开始东行，空袭警报频繁发布，敌人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我后方部队和各类工作人员，急行军数天，转移到了无定河以北绥德县薛家渠一带的几个村庄。刚吃过午饭，我方即获悉敌人没有在绥德停脚，继续向北向东猛扑，预计在一两日内，即可到达黄河边。于是，我后方各机关，在贺龙、习仲勋的率领下，又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在第二天下午，到达黄河边的拐头渡口。
由于敌人的飞机不断地侦察轰炸，我后方部队只能等到晚上才能渡河。各路人员分头去找渡河船只，但只找到一只木船。敌人距离贺龙、习仲勋率领的后方部队和机关人员只有60华里了，情况十分危急。贺龙和习仲勋在渡口指挥渡河，参加指挥这次渡河的还有林伯渠、马明方、马文瑞等领导同志。习仲勋等对大家的安全非常关心，一旦遇到空袭，往往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大家的安全。黄河在这一段水急浪大，木船进入中流，直冲而下，船夫很难控制，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多小时。在朦胧的星光下，木船渡了一夜，当最后一船人在山西碛口镇上岸的时候，敌刘戡率数万大军到了黄河西岸，但他们已经毫无办法，只能望河兴叹、隔河放枪了。习仲勋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患了关节炎，渡河时，又冒着狂风大雨，致使关节炎发作，他刚到了黄河东岸，就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是工作人员将他搀扶着走进房间的。在山西吕梁地区，在新的战斗环境中，习仲勋不顾病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领导工作中。 果然，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东进，勿失此千载良机”。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师，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从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出来的后方机关，在山西碛口镇附近的侯家圪台等村驻扎下来，实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既完好地保存了陕甘宁边区的后方组织和人员，又调动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和党中央转战陕北，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贺龙、习仲勋刚到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筹粮，只要有7000石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龙、习仲勋在20天内筹集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毛泽东强调指出，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这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这一年，恰遇晋绥地区遭灾，粮食不能自给。在这样的情况下，筹粮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9月下旬，中共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村，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贺龙、习仲勋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动员，组织起了由部队战士、农民、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西北、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为了及时筹集到部队所需的物资和经费，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商定，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回所需的钱粮和其他物资。
习仲勋在紧张地筹集粮款、物资支援前线的同时，还密切关注边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0月13日，晋绥边区机关干部在兴县北坡村集会，庆祝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胜利及《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很快地开展起来了。
就在这时，胡宗南部队节节败退，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收复。10月20日，习仲勋率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及其他后方人员，西渡黄河，移驻绥德雷家沟村一带，继续在陕北领导边区人民开展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