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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国务院参事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资本市场的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过去中国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可持续。对此，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在投资出口消费比例失调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经济转型模式发展就势必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
从经济总量角度分析，自美国危机之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已经非常明显。“那么中国存在的这些问题，或者不可持续的问题，从原因来讲，主要在于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层次阶段。可以理解成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是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就能保持可持续健康的发展。”夏斌表示。
“三期叠加”与“底线思维”
Q：您屡屡提及宏观调控的“底线”，到底指的是怎样一种思维？
A：这个问题是我在去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文章在指出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既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即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其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而已，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而两者之间的“度”又怎么把握？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如何基于这个原则，有作为且会作为？
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至于围绕实现底线目标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学术理论上是对还是错，其溢出效应对他国是利还是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从来是不管不问，不在乎的。
于中国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下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我认为：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市场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以致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结构调整阵痛期，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风险暴露并带来阵痛。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是“部分阵痛”，渐进推进。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着什么？直接意味着要付出代价。面对由前期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畸形的超级繁荣，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就要淘汰破产，要市场出清，相应地银行要减记资产，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此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继而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归纳以上所说，说到底，底线思维是什么？我认为，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牢牢确保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就此逻辑意义讲，GDP增速本身可以说不是底线。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底线思维其实又并不是一种新思维，而是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一种表述：“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因此，在今天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与转折时期，政府应该是毫不隐晦，直面坦承，处理好改革（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关键。所以我们的理论家不应简单地拿书本理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市场人士也不宜简单地用外国分析数据套用当今的中国经济。
“断崖式”下跌的政策储备
Q：基于上述底线思维的思考，您认为当前应当如何把握经济宏观调控技术？
A：我在2014年6月撰写的“当前的经济困局与应急对策”文中曾谈及四部分内容：一、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三、系统性风险的引发、传递及后果；四、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16条。在去年11月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政府要有作为且会作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关键不是取决于调控方向、口号、用词的辩证思维和描述，也不取决于经济学上泛泛的理论讨论，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对转折时期经济形势有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取决于对“三期叠加”中三个“现象特征”之间是如何影响以及某种调控技术的选择又是如何加重或者减弱某一“现象特征”，能否做到心知肚明。面对这些复杂的细节，要实施正确的调控技术，涉及方方面面内容，确实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实性，真正是细节决定成败。 Q：那么，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说，目的到底是什么？
A：货币政策调控是否一定要完全体现逆周期调控的目的，将经济“下行”硬调控为“上行”？我认为，近几年经济增速适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不应是“逆调周期”，而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定要稳住整个金融体系。只要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就能确保整个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不会硬着陆，这是在经济增速合理下行内货币政策调控的底线，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必需。当美国爆发了百年一遇大危机后，无奈的选择、首先的出路也是给金融体系尽快注入流动性，稳定整个金融体系。但是，他们是“马后炮”，我们应要当“马前卒”。
确保金融体系的充足流动性，客观上会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控目的，但是又要注意，目前宏观经济的调控不能完全指望货币政策。基于历史发展而来的当今中国经济既然已经是“三期叠加”，则调低经济增速，加快结构调整与改革，消化前期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市泡沫、僵尸企业、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三者中，哪一个都指向、都要求关闭破产一些企业和地方平台，都需要通过稳健货币政策来营造中性适度的金融货币环境，都需要有其他宏观政策的配合，因此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时，绝不能一味片面追求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重要的不是货币政策口号、用词的描述与解释，而是调控中的技术细节。在技术细节上，当前货币调控除要关注结构、定向微调外，在总量指标上，功夫要下在社会融资总量上，而不是下在货币供应M2上。调控中不要太在乎M2多增长半个百分点还是少增长半点百分点的目标。为什么？M2是表示银行系统的负债，而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是金融、银行系统的资产方，是由贷款、股票、债券、票据等所构成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但是这一指标近几年增幅波动太大，很不稳定、不稳健。社会融资量的季度增量，2011年四季度环比增长48%，2012年四季度环比只增长2.4%，2013年四季度又增长12%。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该指标背后的各项融资活动是被央行、发改委、证监会政策所左右，各自步调不一，缺乏有效的部际协调。建议应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央行统一加以协调，提高整个宏观的调控水平与效率。
第三，在当前经济转折的微妙时期，既然央行已经发出明确的稳健货币政策的信号，因此在操作上，一是市场信号一定要明确，预期要清晰，不能发生让市场、机构去猜央行意图的混乱现象，影响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发放和经济增长大局。二是既然讲稳健货币政策，就要讲政策细节的实施结果，最终是应看实体经济层面可得的资金量状况。而社会融资余额月均增速，2009年约30.2%，“四万亿”之后的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到了2013年月均已降到20.3%。进入2014年前10个月月均增长又降到15.8%，这降速是否有过快过大之忧？在市场出清机制未落实，存在地方政府和房企较高融资能力的挤压，难怪出现一边在强调稳健货币政策，一边民营小企业融资仍不稳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的现象。
最后，货币政策的调控同时要有准备，要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配合，做好房市和经济增速如果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政策储备。只有做好了防意外准备，才能从容有备，真正去实现经济软着陆。
渐进改革持续的动力
Q：在关于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中，您旗帜鲜明地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怎样的连锁反应？
A：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提出居民收入提高的量化目标。主要包括：未来八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目标；逐年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推进这方面改革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解决长期负利率导致居民财产损失问题，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依法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是，今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归农民后，我国经济马上会暴露一些突出问题，考虑到收入分配、社保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因素，就会倒逼财税体制进行深刻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解决严峻的收支缺口问题，只能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Q：进一步深化改革，除了要消除造成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素价格改革及其连锁反应又是怎样的？
A：渐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必然缩小，导致竞争加剧。防范银行破产风险，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监管部门改变“保姆式”监管，有助于取消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等的行政限制，有助于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加快这项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加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方式，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推进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削减行政审批，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增长惯性，从而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根据市场信号和竞争压力而不是通过行政指令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
国务院参事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资本市场的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过去中国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可持续。对此，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在投资出口消费比例失调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经济转型模式发展就势必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
从经济总量角度分析，自美国危机之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已经非常明显。“那么中国存在的这些问题，或者不可持续的问题，从原因来讲，主要在于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层次阶段。可以理解成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是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就能保持可持续健康的发展。”夏斌表示。
“三期叠加”与“底线思维”
Q：您屡屡提及宏观调控的“底线”，到底指的是怎样一种思维？
A：这个问题是我在去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文章在指出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既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即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其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而已，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而两者之间的“度”又怎么把握？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如何基于这个原则，有作为且会作为？
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至于围绕实现底线目标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学术理论上是对还是错，其溢出效应对他国是利还是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从来是不管不问，不在乎的。
于中国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下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我认为：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市场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以致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结构调整阵痛期，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风险暴露并带来阵痛。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是“部分阵痛”，渐进推进。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着什么？直接意味着要付出代价。面对由前期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畸形的超级繁荣，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就要淘汰破产，要市场出清，相应地银行要减记资产，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此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继而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归纳以上所说，说到底，底线思维是什么？我认为，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牢牢确保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就此逻辑意义讲，GDP增速本身可以说不是底线。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底线思维其实又并不是一种新思维，而是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一种表述：“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因此，在今天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与转折时期，政府应该是毫不隐晦，直面坦承，处理好改革（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关键。所以我们的理论家不应简单地拿书本理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市场人士也不宜简单地用外国分析数据套用当今的中国经济。
“断崖式”下跌的政策储备
Q：基于上述底线思维的思考，您认为当前应当如何把握经济宏观调控技术？
A：我在2014年6月撰写的“当前的经济困局与应急对策”文中曾谈及四部分内容：一、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三、系统性风险的引发、传递及后果；四、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16条。在去年11月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政府要有作为且会作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关键不是取决于调控方向、口号、用词的辩证思维和描述，也不取决于经济学上泛泛的理论讨论，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对转折时期经济形势有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取决于对“三期叠加”中三个“现象特征”之间是如何影响以及某种调控技术的选择又是如何加重或者减弱某一“现象特征”，能否做到心知肚明。面对这些复杂的细节，要实施正确的调控技术，涉及方方面面内容，确实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实性，真正是细节决定成败。 Q：那么，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说，目的到底是什么？
A：货币政策调控是否一定要完全体现逆周期调控的目的，将经济“下行”硬调控为“上行”？我认为，近几年经济增速适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不应是“逆调周期”，而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定要稳住整个金融体系。只要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就能确保整个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不会硬着陆，这是在经济增速合理下行内货币政策调控的底线，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必需。当美国爆发了百年一遇大危机后，无奈的选择、首先的出路也是给金融体系尽快注入流动性，稳定整个金融体系。但是，他们是“马后炮”，我们应要当“马前卒”。
确保金融体系的充足流动性，客观上会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控目的，但是又要注意，目前宏观经济的调控不能完全指望货币政策。基于历史发展而来的当今中国经济既然已经是“三期叠加”，则调低经济增速，加快结构调整与改革，消化前期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市泡沫、僵尸企业、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三者中，哪一个都指向、都要求关闭破产一些企业和地方平台，都需要通过稳健货币政策来营造中性适度的金融货币环境，都需要有其他宏观政策的配合，因此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时，绝不能一味片面追求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重要的不是货币政策口号、用词的描述与解释，而是调控中的技术细节。在技术细节上，当前货币调控除要关注结构、定向微调外，在总量指标上，功夫要下在社会融资总量上，而不是下在货币供应M2上。调控中不要太在乎M2多增长半个百分点还是少增长半点百分点的目标。为什么？M2是表示银行系统的负债，而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是金融、银行系统的资产方，是由贷款、股票、债券、票据等所构成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但是这一指标近几年增幅波动太大，很不稳定、不稳健。社会融资量的季度增量，2011年四季度环比增长48%，2012年四季度环比只增长2.4%，2013年四季度又增长12%。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该指标背后的各项融资活动是被央行、发改委、证监会政策所左右，各自步调不一，缺乏有效的部际协调。建议应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央行统一加以协调，提高整个宏观的调控水平与效率。
第三，在当前经济转折的微妙时期，既然央行已经发出明确的稳健货币政策的信号，因此在操作上，一是市场信号一定要明确，预期要清晰，不能发生让市场、机构去猜央行意图的混乱现象，影响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发放和经济增长大局。二是既然讲稳健货币政策，就要讲政策细节的实施结果，最终是应看实体经济层面可得的资金量状况。而社会融资余额月均增速，2009年约30.2%，“四万亿”之后的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到了2013年月均已降到20.3%。进入2014年前10个月月均增长又降到15.8%，这降速是否有过快过大之忧？在市场出清机制未落实，存在地方政府和房企较高融资能力的挤压，难怪出现一边在强调稳健货币政策，一边民营小企业融资仍不稳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的现象。
最后，货币政策的调控同时要有准备，要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配合，做好房市和经济增速如果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政策储备。只有做好了防意外准备，才能从容有备，真正去实现经济软着陆。
渐进改革持续的动力
Q：在关于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中，您旗帜鲜明地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怎样的连锁反应？
A：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提出居民收入提高的量化目标。主要包括：未来八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目标；逐年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推进这方面改革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解决长期负利率导致居民财产损失问题，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依法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是，今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归农民后，我国经济马上会暴露一些突出问题，考虑到收入分配、社保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因素，就会倒逼财税体制进行深刻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解决严峻的收支缺口问题，只能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Q：进一步深化改革，除了要消除造成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素价格改革及其连锁反应又是怎样的？
A：渐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必然缩小，导致竞争加剧。防范银行破产风险，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监管部门改变“保姆式”监管，有助于取消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等的行政限制，有助于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加快这项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加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方式，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推进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削减行政审批，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增长惯性，从而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根据市场信号和竞争压力而不是通过行政指令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