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医保一份半
周显赫带记者走进他的屋子时，脸上突然多了几分窘迫。
原本就不大的客厅摆满了东西：双缸洗衣机和老式冰箱并肩立在墙边，占去了近四分之一的空间；暗黄掉漆的碗柜，站在对面墙边，紧挨着的是半人高的黑色大缸，“泡酸菜用的”；旁边摆着吃饭用的桌椅，地上还有几双胡乱踢下的鞋子。
北阳台就是厨房，窗台加宽后变成了做饭用的案板。卫生间是从客厅里硬生生挤出来的，关上推拉门，在里面转身都难。而会客，只能转移到主卧室的窄沙发上进行。一切都是紧紧巴巴的样子。
“老房子就这样，别见笑啊。”周显赫高昂的声音里听着没有几分底气。他，一个38岁的东北爷们，至今还跟父母挤在不足70平的小屋里，三代同堂。
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周显赫、父亲、母亲，在辽南这座因钢而生的城市里，都是某大型央企公司下属企业的职工。他们保留着一些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只吃两顿饭。“因为要上倒班。”周显赫解释说，三班倒的工人早上8点是白班上班和夜班下班时间，下午4点则是白班下班和中班上班时间，所以只有两个饭点。
这个习惯本来有机会纠正。几年前，父亲退休，周显赫调岗后也不再上夜班。但父亲又找了一份零工，依旧要倒班。为什么不休息呢？“还不是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说完这句话，周显赫下意识攥紧了拳头，坐在沙发上猛抽起烟来。
一家五口，除去年幼的孩子，有3个职工，按道理不该如此困顿。“职工跟职工差别可大了！”周母告诉记者，在这座城市里，虽然大多数职工都身穿同一种标识的工装，但有的是主体企业的全民工，有的只是附属企业的集体工。两者相比，前者不论在岗或退休时的工资待遇，都要远远优于后者。不幸的是，周家只有父亲是全民职工，她和儿子都属于后者。
虽说钱少了日子可以照过，但某些场合下钱必不可少，比如生病时。此时，医疗保险就成了保证生活质量的最后一道屏障。可这道屏障对集体职工而言，几近于无。“直到前两年，咱们退休（集体）职工才有医保，还得自己交钱。但是平时不能用，啥时住院了才给报销。你说这算咋回事？”周母愤愤不平。
周显赫也没有医保。算一算，父亲有一份，母亲的算半个，“我们一家人才有一份半”。
268元白交了
有时回想这一生，周显赫母亲会觉得是命运给自己开了个玩笑。
小学读书，她成绩优异。1966年小升初考试，班里只考上4个，她是其中之一。两年后，上山下乡大规模开展，她被分到城郊的农村劳动。1972年返城，被安排进了附属集体企业。“那时的大集体，主要就是安置返城的知青，还有企业职工子女。”周母回忆说。
爱人和她是小学同学。不同的是，周父从小就不爱读书，“净逃课了”。初中没考上，他留级一年后读了矿山学校。这反倒让他躲过了下乡劳动一劫。后来，市里的主体企业进校招工，周父直接成了全民工人。
这是两个人的分水岭。
钳工、维修工、保卫科，周母先后在集体企业的不同岗位间流动。周父在全民企业里，也先后干过调车员、电工、保卫科。不过，同样是流动，周母的工资越来越少，周父的待遇则稳步升高。
“咱们开始各种待遇跟全民的都差不多，后来不知怎的，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不发钱，厂里就给每人发一个“信誉卡”，在卡上记账，实际就是打白条。不得已，46岁的周母办理了提前退休。第一个月，她退休金开了450元，而那时周父的在岗收入已经600多元了。
周母退休后一年，中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从前由企业大包大揽的职工医疗自此被推向社会。作为全民在岗工人，周父顺利享受到这项待遇，周母则错过了。“厂里连工资都开不出，哪有钱给咱办医保啊！”
这之后的12年里，医保对她来说只是个模糊的名词。她说自己身体好，这些年除了偶尔咳嗽、感冒，没得过大病，用不着医保。但心底，她还是渴望能有这份保障。
2009年，市里出台优惠政策，将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职工医保。周母每年缴纳268元，即可享受大病住院报销待遇。但因为退休前并未缴纳统筹费，像她这样的集体职工都没有建立个人账户，因此不能享受门诊报销，也不能在药店里买药。
让周母更加不解的是，市里规定集体退休职工的缴费并不累计，即如果当年没有住院，268元第二年就归零了。“我从来也没住过院，这钱不白交了吗？”
她觉得，这迟到的保障生生被打了个折扣。
缴纳医保很奢侈
还有人选择放弃这份保障。
“我觉得身体还行，用不着交（医保）。”周显赫说。但在记者看来，这是为生计所迫。
初中毕业时，周显赫也考上了矿山学校，“出来就是全民工”，但父母希望他能“当个白领啥的”。他去上了一所中专，学了管理。
8060元，学费几乎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毕业后学校不管分配，他往南方倒腾过东西，但没赚到钱，最后只得托关系重回企业上班。只是此时全民企业已经满员，周显赫成了附企的集体工人。
这是个选矿厂，负责分选出铁精矿，然后拉到主体企业里炼钢。当年精矿价格正处在高位，厂里效益很好。周显赫也很努力。他当过调度员，做过班长。正当他满怀再次晋升希望时，全球金融危机突然来了，精矿价格一下跌到了谷底。
生产线停了一半。起初工人还正常开工，后来上一周休一周，工资减半，“我一个月才开600多元”。再后来，工人们被分派到主体企业的下属工厂，负责清扫车间厂房。
车间里的景象，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咣咣咣，皮带和机器运转的巨大噪声，震得人双耳发疼；屋内，充斥着矿物质粉尘，不用半小时地上就会铺满；而在其中一段工区，整个天空中都飘着生石灰，仿佛在下雪，红墙都被熏白了。
工人的休息室也好不到哪去。三层小楼，窗户大都没了玻璃，用纸壳糊上。屋里地板都瓢了，被揭得只剩下最后一绺。墙上拉了一根铁丝，挂上个钩子当衣挂，午休时只能睡在桌子或长板凳上。周显赫说，小楼是全民企业遗弃不用的，之所以找集体职工来清扫，“就为了减轻全民工的负担。” 如此恶劣的条件，男女岗位的工资都是一千出头。可这饭碗也不保靠，“随时可以不用你”。如果真不用了，会怎样？“回去也没正经岗位，估计还是开半个月工资，要不就得放假回家。”周显赫有些茫然。
邹师傅的境遇更糟。他是周现在的同事。1980年，他接父亲班进附企当上集体工人，16年后，企业机器停转，他被迫放假回家。从此，他不去上班，企业也不给他发工资、不缴纳各种保险，“两不找”。
收入来源没了，但生活还要继续。他去帮亲戚看买卖，管理库房，一个月收入几百元。后来，亲戚转行，他托人说情来此清扫厂房。“老周比我强，起码还有厂子，我们厂现在就剩一块牌子了！”邹师傅自嘲说，别看自己身份还是集体工人，其实跟临时工没两样。
工作朝不保夕，缴纳医保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采访中记者得知，目前在此清扫卫生的几十名集体工人中，大多数都和周显赫、邹师傅一样，没缴纳医保。“啥时有病了，啥时再交吧……”
对他们而言，生活永远只能与当下周旋。
已经受照顾
“我等不及了。”赵平安说。
55岁的他也是清扫队伍中的一员。年轻时，他曾在一家集体企业做过劳保材料，后来负责给轧好的钢打包。这些活都是主体企业的边角余料，“人家照顾咱们给的”。
当年，主体国企和附属的集体企业都在一个围墙里干活，有时还混岗作业。“就像是一家人。”可后来企业提出“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附企搬了出去。由于集体企业本就先天不足，再加上设备落后，主体企业的扶持也逐渐减少，众多附企举步维艰。
1996年，赵平安放假回家。他进了一批橘子花生去卖，结果赔了，“就剩下一个倒骑驴”。他又跑到建筑队里，负责换装塑钢窗户，勉强够维持生活。可没多久，同为集体工人的妻子也放假了，为了多挣点钱，赵平安到了现在的岗位。
这儿的工资其实一点不高。但如果能干，可以申请一人干两个岗。周、邹和赵现在都干着双岗，“有的女职工还申请想干俩男岗呢！”生活的重压下，连性别差异都被自我屏蔽了。
有人开始遭遇反噬。“我以前厂里的一个男职工，平常好好的人，突然脑血栓倒下了。”因为没有医保，看病的诸多费用只能自己买单。在贫穷边缘勉强维持的平衡，瞬间被击碎。“他家里一下就穷了！”周显赫唏嘘不已。
赵平安的身体也不算好，“老是感冒”。2010年，他缴纳了医保，每年268元。为此，他特意把抽了多年的烟戒了。“这两百多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因为看重，他跟周显赫的母亲一样，对于缴费不能累计也耿耿于怀，“这不是欺负咱们集体工人吗？”
他们不知道，其实这已经是受照顾的结果了。
记者查询得知，辽南该市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发轫于2001年10月，此后，该市的37万职工被纳入职工医保范围。然而，时至2007年初新华社发文称，该市“一些困难企业由于无钱投保，很多职工……医疗保障处于空白。”该市开始在国有困难企业推行城市合作医疗，即职工以自愿方式参保，就医后可享受一定比例的报销。
这远远不能满足集体企业职工的需求。2009年，该市再次出台政策，将国有破产企业、集体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纳入职工医保，也即周显赫母亲和赵安平享受的医保待遇。据推算，仅此两项惠民政策该市财政补贴就高达上亿元。
然而，因为之前企业困难没有缴费形成空账，众多集体职工的医保没有建立个人账户，待遇也相应打了折扣。
隐性契约没兑现
如果以动态的目光审视集体职工的医保，情况正在好转。比如之前一无所有，到后来部分享受。另外，采访中周显赫母亲等人提到门诊费不能报销的问题，其实从2011年5月起，该市就规定“无个人账户的职工医保参保者门诊可报销”。这样一来，虽然他们每年268元的缴费不能积累，可如果到门诊就医能享受相应的报销，就不算是完全归零了。
但很多集体职工对此却不知情。并非对自身利益不关心。有媒体报道称，该市大型央企下属集体企业有719个，已经停产的276个，半停产201个。这十多万人，早已失去了信息传达的组织渠道。“市里有啥政策，有时楼下电线杆子上能贴，就去那找。”
有些人不甘心，他们希望能享受和全民职工一样的权利待遇。
“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凭啥咱就得矮人一头呢？”56岁的杨阿姨是周母的老同事，从2009年起，她和一群退休职工先后到各级政府上访，要求同样建立个人医保账户，缴费可以逐年积累。
之前空账的钱由谁出？“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或者是让主体企业帮咱们解决。”杨阿姨挺有信心。但辽宁省人社厅一位专家认为，主附分离后有各自的法人，并没有帮忙的义务，而让国家出钱也不现实。
不过，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1993年就曾说过：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的社会保障缴费在发放工资以前已经作了扣除。这笔钱被国家用来兴建企业，职工不需要也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因此，当职工的各项保险由现收现付转向统账结合时，政府必须将原来职工的上缴部分返还给他们。国家和职工之间隐性契约，在日后显然没有兑现。
行走在周显赫和父母居住的街道上，水泥路面早已坑坑洼洼，路边小商铺还都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如果仔细打量，日式小楼、俄式建筑、筒子楼、最老的商品房，这些本该早被淘汰进老照片里的旧屋子，仍旧顽固地存在着。
这里似乎被遗弃了。只有住户们，还在强撑体面，“等哪天拆迁了就都好了”。就像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挺一挺，说不定就过去了”。
周显赫带记者走进他的屋子时，脸上突然多了几分窘迫。
原本就不大的客厅摆满了东西：双缸洗衣机和老式冰箱并肩立在墙边，占去了近四分之一的空间；暗黄掉漆的碗柜，站在对面墙边，紧挨着的是半人高的黑色大缸，“泡酸菜用的”；旁边摆着吃饭用的桌椅，地上还有几双胡乱踢下的鞋子。
北阳台就是厨房，窗台加宽后变成了做饭用的案板。卫生间是从客厅里硬生生挤出来的，关上推拉门，在里面转身都难。而会客，只能转移到主卧室的窄沙发上进行。一切都是紧紧巴巴的样子。
“老房子就这样，别见笑啊。”周显赫高昂的声音里听着没有几分底气。他，一个38岁的东北爷们，至今还跟父母挤在不足70平的小屋里，三代同堂。
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周显赫、父亲、母亲，在辽南这座因钢而生的城市里，都是某大型央企公司下属企业的职工。他们保留着一些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只吃两顿饭。“因为要上倒班。”周显赫解释说，三班倒的工人早上8点是白班上班和夜班下班时间，下午4点则是白班下班和中班上班时间，所以只有两个饭点。
这个习惯本来有机会纠正。几年前，父亲退休，周显赫调岗后也不再上夜班。但父亲又找了一份零工，依旧要倒班。为什么不休息呢？“还不是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说完这句话，周显赫下意识攥紧了拳头，坐在沙发上猛抽起烟来。
一家五口，除去年幼的孩子，有3个职工，按道理不该如此困顿。“职工跟职工差别可大了！”周母告诉记者，在这座城市里，虽然大多数职工都身穿同一种标识的工装，但有的是主体企业的全民工，有的只是附属企业的集体工。两者相比，前者不论在岗或退休时的工资待遇，都要远远优于后者。不幸的是，周家只有父亲是全民职工，她和儿子都属于后者。
虽说钱少了日子可以照过，但某些场合下钱必不可少，比如生病时。此时，医疗保险就成了保证生活质量的最后一道屏障。可这道屏障对集体职工而言，几近于无。“直到前两年，咱们退休（集体）职工才有医保，还得自己交钱。但是平时不能用，啥时住院了才给报销。你说这算咋回事？”周母愤愤不平。
周显赫也没有医保。算一算，父亲有一份，母亲的算半个，“我们一家人才有一份半”。
268元白交了
有时回想这一生，周显赫母亲会觉得是命运给自己开了个玩笑。
小学读书，她成绩优异。1966年小升初考试，班里只考上4个，她是其中之一。两年后，上山下乡大规模开展，她被分到城郊的农村劳动。1972年返城，被安排进了附属集体企业。“那时的大集体，主要就是安置返城的知青，还有企业职工子女。”周母回忆说。
爱人和她是小学同学。不同的是，周父从小就不爱读书，“净逃课了”。初中没考上，他留级一年后读了矿山学校。这反倒让他躲过了下乡劳动一劫。后来，市里的主体企业进校招工，周父直接成了全民工人。
这是两个人的分水岭。
钳工、维修工、保卫科，周母先后在集体企业的不同岗位间流动。周父在全民企业里，也先后干过调车员、电工、保卫科。不过，同样是流动，周母的工资越来越少，周父的待遇则稳步升高。
“咱们开始各种待遇跟全民的都差不多，后来不知怎的，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不发钱，厂里就给每人发一个“信誉卡”，在卡上记账，实际就是打白条。不得已，46岁的周母办理了提前退休。第一个月，她退休金开了450元，而那时周父的在岗收入已经600多元了。
周母退休后一年，中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从前由企业大包大揽的职工医疗自此被推向社会。作为全民在岗工人，周父顺利享受到这项待遇，周母则错过了。“厂里连工资都开不出，哪有钱给咱办医保啊！”
这之后的12年里，医保对她来说只是个模糊的名词。她说自己身体好，这些年除了偶尔咳嗽、感冒，没得过大病，用不着医保。但心底，她还是渴望能有这份保障。
2009年，市里出台优惠政策，将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职工医保。周母每年缴纳268元，即可享受大病住院报销待遇。但因为退休前并未缴纳统筹费，像她这样的集体职工都没有建立个人账户，因此不能享受门诊报销，也不能在药店里买药。
让周母更加不解的是，市里规定集体退休职工的缴费并不累计，即如果当年没有住院，268元第二年就归零了。“我从来也没住过院，这钱不白交了吗？”
她觉得，这迟到的保障生生被打了个折扣。
缴纳医保很奢侈
还有人选择放弃这份保障。
“我觉得身体还行，用不着交（医保）。”周显赫说。但在记者看来，这是为生计所迫。
初中毕业时，周显赫也考上了矿山学校，“出来就是全民工”，但父母希望他能“当个白领啥的”。他去上了一所中专，学了管理。
8060元，学费几乎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毕业后学校不管分配，他往南方倒腾过东西，但没赚到钱，最后只得托关系重回企业上班。只是此时全民企业已经满员，周显赫成了附企的集体工人。
这是个选矿厂，负责分选出铁精矿，然后拉到主体企业里炼钢。当年精矿价格正处在高位，厂里效益很好。周显赫也很努力。他当过调度员，做过班长。正当他满怀再次晋升希望时，全球金融危机突然来了，精矿价格一下跌到了谷底。
生产线停了一半。起初工人还正常开工，后来上一周休一周，工资减半，“我一个月才开600多元”。再后来，工人们被分派到主体企业的下属工厂，负责清扫车间厂房。
车间里的景象，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咣咣咣，皮带和机器运转的巨大噪声，震得人双耳发疼；屋内，充斥着矿物质粉尘，不用半小时地上就会铺满；而在其中一段工区，整个天空中都飘着生石灰，仿佛在下雪，红墙都被熏白了。
工人的休息室也好不到哪去。三层小楼，窗户大都没了玻璃，用纸壳糊上。屋里地板都瓢了，被揭得只剩下最后一绺。墙上拉了一根铁丝，挂上个钩子当衣挂，午休时只能睡在桌子或长板凳上。周显赫说，小楼是全民企业遗弃不用的，之所以找集体职工来清扫，“就为了减轻全民工的负担。” 如此恶劣的条件，男女岗位的工资都是一千出头。可这饭碗也不保靠，“随时可以不用你”。如果真不用了，会怎样？“回去也没正经岗位，估计还是开半个月工资，要不就得放假回家。”周显赫有些茫然。
邹师傅的境遇更糟。他是周现在的同事。1980年，他接父亲班进附企当上集体工人，16年后，企业机器停转，他被迫放假回家。从此，他不去上班，企业也不给他发工资、不缴纳各种保险，“两不找”。
收入来源没了，但生活还要继续。他去帮亲戚看买卖，管理库房，一个月收入几百元。后来，亲戚转行，他托人说情来此清扫厂房。“老周比我强，起码还有厂子，我们厂现在就剩一块牌子了！”邹师傅自嘲说，别看自己身份还是集体工人，其实跟临时工没两样。
工作朝不保夕，缴纳医保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采访中记者得知，目前在此清扫卫生的几十名集体工人中，大多数都和周显赫、邹师傅一样，没缴纳医保。“啥时有病了，啥时再交吧……”
对他们而言，生活永远只能与当下周旋。
已经受照顾
“我等不及了。”赵平安说。
55岁的他也是清扫队伍中的一员。年轻时，他曾在一家集体企业做过劳保材料，后来负责给轧好的钢打包。这些活都是主体企业的边角余料，“人家照顾咱们给的”。
当年，主体国企和附属的集体企业都在一个围墙里干活，有时还混岗作业。“就像是一家人。”可后来企业提出“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附企搬了出去。由于集体企业本就先天不足，再加上设备落后，主体企业的扶持也逐渐减少，众多附企举步维艰。
1996年，赵平安放假回家。他进了一批橘子花生去卖，结果赔了，“就剩下一个倒骑驴”。他又跑到建筑队里，负责换装塑钢窗户，勉强够维持生活。可没多久，同为集体工人的妻子也放假了，为了多挣点钱，赵平安到了现在的岗位。
这儿的工资其实一点不高。但如果能干，可以申请一人干两个岗。周、邹和赵现在都干着双岗，“有的女职工还申请想干俩男岗呢！”生活的重压下，连性别差异都被自我屏蔽了。
有人开始遭遇反噬。“我以前厂里的一个男职工，平常好好的人，突然脑血栓倒下了。”因为没有医保，看病的诸多费用只能自己买单。在贫穷边缘勉强维持的平衡，瞬间被击碎。“他家里一下就穷了！”周显赫唏嘘不已。
赵平安的身体也不算好，“老是感冒”。2010年，他缴纳了医保，每年268元。为此，他特意把抽了多年的烟戒了。“这两百多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因为看重，他跟周显赫的母亲一样，对于缴费不能累计也耿耿于怀，“这不是欺负咱们集体工人吗？”
他们不知道，其实这已经是受照顾的结果了。
记者查询得知，辽南该市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发轫于2001年10月，此后，该市的37万职工被纳入职工医保范围。然而，时至2007年初新华社发文称，该市“一些困难企业由于无钱投保，很多职工……医疗保障处于空白。”该市开始在国有困难企业推行城市合作医疗，即职工以自愿方式参保，就医后可享受一定比例的报销。
这远远不能满足集体企业职工的需求。2009年，该市再次出台政策，将国有破产企业、集体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纳入职工医保，也即周显赫母亲和赵安平享受的医保待遇。据推算，仅此两项惠民政策该市财政补贴就高达上亿元。
然而，因为之前企业困难没有缴费形成空账，众多集体职工的医保没有建立个人账户，待遇也相应打了折扣。
隐性契约没兑现
如果以动态的目光审视集体职工的医保，情况正在好转。比如之前一无所有，到后来部分享受。另外，采访中周显赫母亲等人提到门诊费不能报销的问题，其实从2011年5月起，该市就规定“无个人账户的职工医保参保者门诊可报销”。这样一来，虽然他们每年268元的缴费不能积累，可如果到门诊就医能享受相应的报销，就不算是完全归零了。
但很多集体职工对此却不知情。并非对自身利益不关心。有媒体报道称，该市大型央企下属集体企业有719个，已经停产的276个，半停产201个。这十多万人，早已失去了信息传达的组织渠道。“市里有啥政策，有时楼下电线杆子上能贴，就去那找。”
有些人不甘心，他们希望能享受和全民职工一样的权利待遇。
“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凭啥咱就得矮人一头呢？”56岁的杨阿姨是周母的老同事，从2009年起，她和一群退休职工先后到各级政府上访，要求同样建立个人医保账户，缴费可以逐年积累。
之前空账的钱由谁出？“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或者是让主体企业帮咱们解决。”杨阿姨挺有信心。但辽宁省人社厅一位专家认为，主附分离后有各自的法人，并没有帮忙的义务，而让国家出钱也不现实。
不过，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1993年就曾说过：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的社会保障缴费在发放工资以前已经作了扣除。这笔钱被国家用来兴建企业，职工不需要也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因此，当职工的各项保险由现收现付转向统账结合时，政府必须将原来职工的上缴部分返还给他们。国家和职工之间隐性契约，在日后显然没有兑现。
行走在周显赫和父母居住的街道上，水泥路面早已坑坑洼洼，路边小商铺还都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如果仔细打量，日式小楼、俄式建筑、筒子楼、最老的商品房，这些本该早被淘汰进老照片里的旧屋子，仍旧顽固地存在着。
这里似乎被遗弃了。只有住户们，还在强撑体面，“等哪天拆迁了就都好了”。就像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挺一挺，说不定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