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其《意见》提出，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3年的6个百分点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
　　作为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此次《意见》呈现出来的诸多亮点，都体现了“公平”二字。如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省份，有助于消除地方命题带来的难度差异；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无疑将遏制暗箱操作的不正之风。不过，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改革敢于对备受诟病的地域歧视“亮牌”，让公众看到了解决这一顽疾的希望。
　　长期以来，高校招生计划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色彩，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2012年高考，河南省报考人数为82.5万人，位居全国报考人数之首，北京只有7.3万，不及河南人数的十分之一，然而二者招生名额比例却与学生报考比例相反，北京大学在北京本地计划招生612名，在河南则仅仅招录108名。人们不禁质疑，北大、清华这类学校究竟是北京人的大学，还是全国人的大学？
　　平等是宪法基本精神，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看来：“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而且使招生指标的地域分配带上人为复杂性和巨大任意性，为大学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对招生过程的法治化与公开化设置了重重障碍”。
　　改革诚然不易，却是难以回避。毕竟，高考公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招生环节。即使做同样的试卷，考同样的分数又能怎样？不同地方的考生，照样要面临有学上和没学上、上名牌本科和上普通专科的命运分水岭。这个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哪怕我们把考试体系设计得再完美，广大考生和家长也不会满意。同时，受到招生歧视的往往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机会缺失无疑会影响当地人才培养和劳动力技能提高，无法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撑，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
　　值得欣慰的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被明确纳入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了这样的“军令状”，我们有理由对消除高考地域歧视充满期待。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眼下，实施意见提出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有助于合理调剂资源，做到相对公平。而从长远来看，高考能否彻底打破人为分配指标的模式，像国家公务员考试一样，不分地域统一组织招考，公平竞争统一标准录取？希望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