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新闻业中，行业内的自律规则始终无法完全建立起来
　　
　　1月10日，就在兰成长出事的同一天，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工作领导组、市公安局、市新闻出版局发出《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规定：“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
　　大同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李登明告诉记者，这是遵照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而进行的。早在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就曾开展过专项清理整顿工作，当时全国共停办和注销登记记者站642家、暂缓登记176家、取缔非法记者站73家。
　　在山西，清理整顿做得比较早的是吕梁市。2006年8月，吕梁市作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开展了一场新闻打假风暴，100天里查出80名假记者。
　　在兰成长被打死、众说纷纭记者证时，李登明向记者强调，“我们不过是在严格执法。”
　　
　　“假记者”缘何泛滥
　　
　　就在黑矿主侯振润赶回去见兰成长之前，他曾打电话给某报驻大同工作人员，这个人告诉他要看有无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但有意思的是，向侯振润传经的这个人本身也不是记者，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也没有记者证，工作和兰成长相似，也是信息采集。甚至在其后蜂拥而至的一些知名调查记者里，也不乏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的。
　　据悉，在中国近80万的新闻从业人员里，拥有记者证的人数仅为18万余人。
　　但是兰成长和别的前来调查的记者不同的是，他本身未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一开始他的实际工作和记者就并不沾边。他原本是一个煤矿仓库管理员，而他的同事常汉文，只有小学学历。据《南方周末》报道，兰成长承接了记者站给他下达的一年18万元的“创收任务”，这让他感觉“压力很大”。而据山西一位资深记者称：这类广告的个人提成可达30%左右。
　　23日，大同警方宣布：兰在死前预谋勒索。这也是在整个被殴打时，兰等人有机会却并没有报警的原因。直到兰死亡之后，他的姐夫才拨打了110。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说，“假记者在大同已经泛滥成灾啦，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
　　这些“假记者”的基本操作是，往往先摸底，路政、公安、环保、城建、交通、乡镇及违法煤矿，只要是有问题的地方，“假记者”便欣然前往。敲诈一般是进行调查后写出调查性文章，然后把要刊登的内容送到当事人手中，问怎么处理，然后要求订报、做广告或直接要钱。
　　
　　地方记者站的运作机制
　　
　　许多“假记者”实际都是媒体驻地方记者站雇佣的工作人员。在各地设记者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些媒体的赢利方式。一位驻站站长告诉本刊，虽然在驻地注册登记上明确规定报社全额出资，但实际上报社不付给记者站一分钱，相反每年记者站要交几十万给报社，否则站长就面临着下岗的危险。这就和煤矿企业的层层转包一样，记者站也只好再将指标下分转包到各县市。虽然按照规定，记者站记者人数不能超过五个，但实际上，有的记者站多达五六十人，一个站的人数甚至超过总部。“名义总是很好找的，只要能弄到钱。”这位站长说，“毫无疑问，兰成长就是这种运作的直接结果。”
　　而在当地，一个记者靠写稿，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一千多，刚参加工作的甚至只有几百。但是，假如去做有偿新闻或者替别人摆平一些事，“每年拿个三十来万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坊间，于是流传“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拿红包，五流记者为本报。”
　　
　　假记者后面有真记者
　　
　　“假记者后面有真记者，”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说，“这是假记者泛滥的最直接原因。”一些记者往往两头吃，一方面吃企业政府部门的“宣传费”，另一方面专门吃媒体舆论监督的“灭火费”。
　　而作为一种公开的规则，做软文、拿红包这些已经是媒体行业人所皆知的事情。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媒体记者的腐败，不仅存在于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而且广泛存在于省地县各级新闻媒体中。许多媒体、记者成了新闻资源与权力的寻租者。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记者本身的问题外，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分析说：“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告诉本刊记者，新闻界出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从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实行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除了极少数媒体，由政府划拨经费的历史由此结束。
　　而媒体本身即存在着极强的逐利动机。
　　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