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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感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时时处于危险中。12月3日，易培基呈请行政院，拟设临时警卫处，统一管理和调度故宫博物院、文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的警卫力量，以保护文物安全。
易培基，1880年生，湖南省善化a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以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曾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被毛泽东视为恩师，1921年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向易培基请的假，所以毛泽东说，易培基是他的“后台老板”，还多次说过“易先生是好人，他幫过我毛泽东好多忙”。b1924年，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直系，孙中山任命的驻北京全权代表就是易培基。这一年，易培基还担任了北洋政府（黄郛内阁）教育总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时值“女师大风潮”（女师大开展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之后，杨荫榆的校长职务被段祺瑞政府撤销，易培基这个新校长人选，令时在女师大兼任国文系讲师，并在杨荫榆离校后担任维持会成员的鲁迅十分赞同。为迎接易培基这个新校长，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讲演》：
易（培基）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
1928年，易培基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长;1929年，任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
易培基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毛泽东和鲁迅都有交情的人。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古书。易培基一生酷爱古籍和文物，金石书画鉴别极为精审，30余年经手古籍无数，家藏有宋元刊本10余种、明本近500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种。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有207箱藏书被毁于日寇战火。
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念头在易培基的心里盘桓了许久。但这个事情太过敏感，牵动着太多人的心。“既为遗老们所反对，又为亲日者所不赞成，其实两者常接近合作。”
此外，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反对将文物迁出故宫博物院，担心这些文物会出现损坏与流散。
易培基先生把南迁的念头暂时隐匿起来，下令故宫博物院员工，将文物集中在库房里。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折中办法。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即淞沪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上海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公私大学，均遭到轰炸焚毁，古籍损失难以数计。
那时，故宫博物院的各殿皆已堆满文物，比如著名的毛公鼎，就放在养心殿的宝座前。王莽的嘉量，则放在坤宁宫东暖阁里。他们在故宫博物院里寻找空旷的地方，最后选定了延禧宫。
易培基请来汪申做工程顾问，专管修理库房的工作。汪申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当时是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汪申决定在东筒子南边开一个门，以便运送建筑材料，
1932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各馆处着手撤收各殿内所陈列的重要文物，集中人手从事文物包扎、编号造册及装箱工作，并送入新建的延禧宫防火险库房保存。
5月20日，故宫博物院函复北平市政府，已增设临时警卫处联合保卫，且各陈列品亦悉数运存延禧宫库房保存。
1933年，日军第8师团第4旅团陆海空齐驱，于元旦之夜向山海关发起攻击，日军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山海关距离北平只有280公里，一旦山海关失陷，前方尽是平原大道，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高歌猛进，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2月5日起，故宫博物院开始将打包好的文物箱子连夜装车。6日起，先后有五辆列车，载着故宫文物离平南下，前运往南京浦口火车站，后转往上海，共运送文物19621箱72包8件。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故宫博物院13427箱64包，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8包8件，先农坛88箱，中央研究院37箱，国子监（石鼓及碑）11箱，内政部4箱。这五辆列车的押运人，分别是吴瀛、俞同奎、程星龄、马衡、俞同奎（第二次）。
文物到沪，先藏在仁济医院库房，第五批文物到来时，仁济医院库房已经没有空间再存放文物，故宫博物院于是租下公共租界（也称英租界）四川路（今四川中路）32号业广公司大楼二楼仓库（今元芳弄口北侧）存放。
不久，原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05号。
二
谁也没有想到，故宫文物到达上海不久，院长易培基就陷入了所谓“故宫盗宝案”而不能自拔。所谓“盗宝”，其实是为了解决故宫博物院的资金困难，而对清宫存贮的一些无关历史艺术的物品进行处理，比如在宫殿里，仅茶叶就堆了7间大殿，放置久了，即成废物。假如将这些物品拍卖，拍卖行要提两成佣金，故宫博物院认为太不划算，于是决定专设发售室，采取以公开零售的方式，在每个星期日公开出售。
自1931年夏天开始，故宫博物院分三批以公卖、零售方式，处理这些物品。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处分物品监察委员会”，由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北平市市长、平津卫戍司令、故宫博物院寓居北平理事，以及教育学术界人士组成。售卖物品一律编号造册，由监察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能售卖，使售卖过程公开透明，所得款项也一律存入中国农工银行，专作维修宫殿及宣扬文化的出版基金，不得留作院中经费与薪金。 三批物品处理完成后，故宫博物院还分别印出《故宫博物院处分无关文史物品经过概况》小册子，分送有关机关，供检查了解。e整个过程，堪称严肃认真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成了“事件”，1932年被人告发，被演绎成了“故宫院长侵占、盗卖古物”。1933年，在第五批文物即将运出的时候，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从南京派检查官朱树声到故宫查封了会计科并要求审查。
“事件”一经报纸渲染，立刻点燃了社会舆论，引起了强烈“公愤”。连与易培基交情甚笃的鲁迅都在文章中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f易培基为自证清白，同时为了专注于诉讼，向理事会提出辞职，1933年7月15日，理事会批准易培基辞职。四天后，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也辞职，此后，时任秘书并担任押运官的吴瀛亦离开了故宫。易培基移居上海，深陷于官司中不能自拔。
案子几经辗转，最终交给江宁地方法院侦查。江寧地方法院派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主持到上海库房验查，故宫也派那志良等人“配合”。他们在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摆起一行长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和江宁地方法院推事、一个书记员、两名珠宝鉴定人以及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样东西，便由那志良交给鉴定人，鉴定人报出名称、件数、材质、附件，书记员则一一记录在案。检查无误，再由那志良交给故宫的人重新装箱。
“如果一律是真货，就交还本院，若是有一种东西是假的，全挂朝珠便要由法院放在另外一个箱子里，另行封起来。”“在清朝的时候，做一挂朝珠，在每一个记捻的下面，坠角的上面，都装上一颗小珠，作‘夹间’之用，叫做‘夹间珠’，这是一颗很小的珠子，照例都是一颗玻璃珠，现在检查出来它不是真珠，自然要被另封起来。”看到有“夹间珠”被当作被易院长“偷换”的“假文物”，有故宫人员插言：“这样大的一颗小珠，就是真，也不值几个钱，还要费拆换的功夫，岂不要赔本？”但被莫宗友检察官厉声喝止道：“我们是检查真伪的问题，谁管他赔本不赔本？”
1934年，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孙伟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等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15粒，原件拆去珠宝配件的1496件。此外，整件盗取的有翠花嵌珠手镯等。
吴瀛听到这些罪名，愤言：“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天下真有这样无耻的司法官吏。”
法院又请来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并将认定只要是赝品、伪作，就一律封存，作为易培基等人偷盗文物的证据。法院的逻辑是，故宫珍品不应有假，一旦有假，就一定是易培基等人以伪易真的结果。
那志良先生还回忆道：“书画检查完毕，就是铜器，法院找不到铜器的鉴定人，就商请黄（宾虹）先生代办，黄先生是忠厚的人，可能是答应了他们，鉴定了不几天，故宫博物院同人，已经发现他对铜器了解不多，有一天把‘新莽嘉量’提出来，黄先生一看，马上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位同事说：‘这是古铜大纱帽。’惹得全组的人大笑起来。
1937年9月30日，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叶峨又对易培基、李宗侗、吴瀛3人提起公诉。2021年1月，在上海图书馆黄薇女士的帮助下，我在该馆竟然找到了厚达一千余页、分为上下两册的《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原件。在上海图书馆藏《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中，《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在目。这份《起诉书》，开头是这样写的：
被告易培基：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右开i被告等，民国二十四年度环字第一九零号侵占一案，业经本检察官侦查完毕，认为应行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一）犯罪事实
录被告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被告李宗侗任该院秘书长，被告吴瀛任该院秘书，于在职时共同将其职务上保管之故宫古物陆续侵占作为己有，其侵占方法多系以假易真，任意掉换，间亦有将全号物品或其中一部分迳行吞没致无从查考者，对于书画则掉换之外，尚有割裂、挖补、改裱、重装等情事。此项物品均经选任鉴定人先后分向北平故宫博物院及上海该院库房又南京分院逐一予以检查，计被侵占书画五百九十四号、古铜器二百十八号、铜佛一百零一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十二号、图章三号、珠宝除前案业已起诉者外尚有二号，统由鉴定人慎重鉴定，出具鉴定书，本院复加统计，编制成表，按号说明，并经讯问各重要人证，调阅各项有关文卷，证明上开事实。
在“（二）犯罪证据”的“书画部分”，《起诉书》这样写：
清宫旧有历代名人书画甚多，康乾两朝收藏尤富，无论高宗本人工书识画，即累朝翰苑词臣中，书画家亦代有其人，对宫中收藏书画率经其选择鉴赏，逐一品定，征之本院（指江宁地方法院——引者注）检查时常见各书画上标有“神品”“真迹”“下等”字样，已堪认定。间有数号，其原物本为伪品者，亦已皆注明“伪”字，如律一六六分号、二六三分号、二六五分号、二六七分号、二七零分号，足资辨别。可见当时（指清代——引者注）对于真伪各品，本有严格之评定，并为明显之标注。就此观察，则故宫书画中原注无“伪”字而经检查鉴定为伪品者，其为被告等所掉换侵占已可断言，况当民国十三年清废帝出宫后，点查清宫物件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周密，点收手续又极严正，且聘有专门人才审定登录，以防抵换，此在该会点查物件规则第一、第七各条可以概见，则其所作点查报告上登录物品，自是名实相符，至为可靠。乃本院此交检查书画赝品，竟有五百九十四号之多其中，以内容类似之庸俗伪本抵换真本者，固属不少，而内容与点查报告所登录大相差异，名实不符者，为数亦颇巨。其尤甚者，如调一九三分六七号，本为唐棣《秋爽调琴图》，经检查乃染绢伪本;题盛懋子昭款调一八四分二六号，本为白描《竹林七贤》册页，经检查乃劣画《饮中八仙》截去其一，以符七贤之数;调一九三分一一七号，本为仇英《九成宫图》，经检查乃伪本加印之《竞渡夺标图》;调二二三分七八号本为颜鲁公《古柏行》，经检查文非《古柏行》，且无颜鲁公款印;吕一六七五分一二号，本为米芾《云山图》，经检查乃伪本劣画，而隔水御题写景诗句与图中画景全不相符，且脱落不相连，属裱伪，绫纹亦大相迥异（且此号曾经易培基私行提在秘书处日久）……诸如此类乖谬离奇，不胜枚举。此类伪品不但当时清宫决不至滥予收藏，不加审别，即善后委员会亦决不至忽于审查，贸然登录，足见此项伪品于善后委员会点查后，该被告等始行瓷意掉换，更无疑义。且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最高法院检察署及本院派员到平（指北平——引者注）调查时，查悉易培基前曾不按通常出组手续，私以前笔便条提取“三希堂精鉴玺”及“宜子孙”玉印两方，交秘书处专管，“此亲笔便条已拍照附卷”，按此两方玉印乃系乾隆御印，用以专盖其平日所鉴之书画，意在垂示子孙，此外不作别用，亦非其子孙所得沿用。易培基乃竟私行提在秘书处，历二年之久。其玉印盒中所附之印泥尚含有油质可以应用，自系以之印盖其所掉换之赝品书画，混抵真迹。所以本院此次检查各赝品书画中盖有此二印者为数特多，是被告等之侵占罪证尤为确凿，百喙亦不能置辞。 这里违反了两个常识：
首先，故宫博物院文物中是存在赝品的，并非全是真迹。在这一点上，法院过于抬高乾隆及清代臣工的鉴赏水平了，全然不知乾隆皇帝本人虽然笃爱收藏，在书画鉴定方面也称得上行家里手，却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最典型的误判，就是将清宫收藏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以真为假，以假为真。
关于《起诉书》中提到的“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两方乾隆皇帝的鉴赏印，据吴瀛先生后来回忆，是李宗侗先生在点查文物时偶然发现，为避免其他人得到，有可能用来造假，所以特地存在秘书处保管，没想到成了“罪证”。
至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错、漏报登记名号款识等情况皆有，因此有假伪文物存在，也不能归在易培基名下，何况“有些虽有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
其次，故宫书画的真伪问题十分复杂，任何鉴定者都不能保证永远无错，而书画鉴定并非黄宾虹的专长，因此法院不能根据黄宾虹等人的判断为依据。那志良先生感叹：“千虑之失，势所难免，当时为什么不多请一二人呢？”！3他曾举例说，黄宾虹把马麟《层叠冰绡图》这件有名的珍品当成了伪品，被法院另封起来，故宫博物院同人为此感到非常气愤。
1936年，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为庆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70寿辰而写下《关于书画鉴别问题》一文，文中说：“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虽一代鉴家董文敏（指董其昌——引者注）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还说：“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
总之，在故宫博物院是存在书画赝品的，据此得出“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对故宫博物院藏品状况的无知。
这份《鉴定书》虽然厚达一千多页，但它完全是一部漏洞百出、缺乏自洽性的文件。比如《鉴定书》第一部分“存沪书画类（第一次调查）”中，淞沪会战爆发后，吴瀛先生逃到重庆，从吴稚晖先生手里见到这部《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读罢，忍不住对好友吴稚晖发表感言：“鉴定何人，全书自头至尾，查不出一个人的姓名，书是司法行政部印行，我们也只得之于口头耳闻，以及洪陆东对我自承，在本书上何处印刷也不具名。”又说：“鉴定只分精粗、真伪，也没有人证明盗换的字样，等于一个全部的匿名文件，而法院居然就可以蒙头盖尾来说，左一个‘毫无疑义’，右一个‘自属显然’！真是奇怪到了极点，以上粗枝大叶地都可以尽量证明全案的诬陷，以及法官的荒谬绝天下之伦！完全是一群以执法为外衣的枉法之徒。我今生被这件事情纠缠，浪费了无数的时间与精神，真冤哉枉也！”
吴稚晖，名敬恒，字稚晖，1905年，在伦敦与孙中山先生会面，逐步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并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吴稚晖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业，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并在伦敦唐人街率先挂出。1919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5月里，首批学生90多人抵达法国，其中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蔡和森、邓小平。1925年，孙中山病逝，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授旗人即吳稚晖，蒋介石由此开始，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个世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感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时时处于危险中。12月3日，易培基呈请行政院，拟设临时警卫处，统一管理和调度故宫博物院、文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的警卫力量，以保护文物安全。
易培基，1880年生，湖南省善化a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以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曾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被毛泽东视为恩师，1921年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向易培基请的假，所以毛泽东说，易培基是他的“后台老板”，还多次说过“易先生是好人，他幫过我毛泽东好多忙”。b1924年，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直系，孙中山任命的驻北京全权代表就是易培基。这一年，易培基还担任了北洋政府（黄郛内阁）教育总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时值“女师大风潮”（女师大开展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之后，杨荫榆的校长职务被段祺瑞政府撤销，易培基这个新校长人选，令时在女师大兼任国文系讲师，并在杨荫榆离校后担任维持会成员的鲁迅十分赞同。为迎接易培基这个新校长，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讲演》：
易（培基）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
1928年，易培基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长;1929年，任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
易培基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毛泽东和鲁迅都有交情的人。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古书。易培基一生酷爱古籍和文物，金石书画鉴别极为精审，30余年经手古籍无数，家藏有宋元刊本10余种、明本近500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种。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有207箱藏书被毁于日寇战火。
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念头在易培基的心里盘桓了许久。但这个事情太过敏感，牵动着太多人的心。“既为遗老们所反对，又为亲日者所不赞成，其实两者常接近合作。”
此外，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反对将文物迁出故宫博物院，担心这些文物会出现损坏与流散。
易培基先生把南迁的念头暂时隐匿起来，下令故宫博物院员工，将文物集中在库房里。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折中办法。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即淞沪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上海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公私大学，均遭到轰炸焚毁，古籍损失难以数计。
那时，故宫博物院的各殿皆已堆满文物，比如著名的毛公鼎，就放在养心殿的宝座前。王莽的嘉量，则放在坤宁宫东暖阁里。他们在故宫博物院里寻找空旷的地方，最后选定了延禧宫。
易培基请来汪申做工程顾问，专管修理库房的工作。汪申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当时是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汪申决定在东筒子南边开一个门，以便运送建筑材料，
1932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各馆处着手撤收各殿内所陈列的重要文物，集中人手从事文物包扎、编号造册及装箱工作，并送入新建的延禧宫防火险库房保存。
5月20日，故宫博物院函复北平市政府，已增设临时警卫处联合保卫，且各陈列品亦悉数运存延禧宫库房保存。
1933年，日军第8师团第4旅团陆海空齐驱，于元旦之夜向山海关发起攻击，日军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山海关距离北平只有280公里，一旦山海关失陷，前方尽是平原大道，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高歌猛进，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2月5日起，故宫博物院开始将打包好的文物箱子连夜装车。6日起，先后有五辆列车，载着故宫文物离平南下，前运往南京浦口火车站，后转往上海，共运送文物19621箱72包8件。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故宫博物院13427箱64包，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8包8件，先农坛88箱，中央研究院37箱，国子监（石鼓及碑）11箱，内政部4箱。这五辆列车的押运人，分别是吴瀛、俞同奎、程星龄、马衡、俞同奎（第二次）。
文物到沪，先藏在仁济医院库房，第五批文物到来时，仁济医院库房已经没有空间再存放文物，故宫博物院于是租下公共租界（也称英租界）四川路（今四川中路）32号业广公司大楼二楼仓库（今元芳弄口北侧）存放。
不久，原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05号。
二
谁也没有想到，故宫文物到达上海不久，院长易培基就陷入了所谓“故宫盗宝案”而不能自拔。所谓“盗宝”，其实是为了解决故宫博物院的资金困难，而对清宫存贮的一些无关历史艺术的物品进行处理，比如在宫殿里，仅茶叶就堆了7间大殿，放置久了，即成废物。假如将这些物品拍卖，拍卖行要提两成佣金，故宫博物院认为太不划算，于是决定专设发售室，采取以公开零售的方式，在每个星期日公开出售。
自1931年夏天开始，故宫博物院分三批以公卖、零售方式，处理这些物品。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处分物品监察委员会”，由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北平市市长、平津卫戍司令、故宫博物院寓居北平理事，以及教育学术界人士组成。售卖物品一律编号造册，由监察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能售卖，使售卖过程公开透明，所得款项也一律存入中国农工银行，专作维修宫殿及宣扬文化的出版基金，不得留作院中经费与薪金。 三批物品处理完成后，故宫博物院还分别印出《故宫博物院处分无关文史物品经过概况》小册子，分送有关机关，供检查了解。e整个过程，堪称严肃认真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成了“事件”，1932年被人告发，被演绎成了“故宫院长侵占、盗卖古物”。1933年，在第五批文物即将运出的时候，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从南京派检查官朱树声到故宫查封了会计科并要求审查。
“事件”一经报纸渲染，立刻点燃了社会舆论，引起了强烈“公愤”。连与易培基交情甚笃的鲁迅都在文章中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f易培基为自证清白，同时为了专注于诉讼，向理事会提出辞职，1933年7月15日，理事会批准易培基辞职。四天后，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也辞职，此后，时任秘书并担任押运官的吴瀛亦离开了故宫。易培基移居上海，深陷于官司中不能自拔。
案子几经辗转，最终交给江宁地方法院侦查。江寧地方法院派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主持到上海库房验查，故宫也派那志良等人“配合”。他们在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摆起一行长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和江宁地方法院推事、一个书记员、两名珠宝鉴定人以及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样东西，便由那志良交给鉴定人，鉴定人报出名称、件数、材质、附件，书记员则一一记录在案。检查无误，再由那志良交给故宫的人重新装箱。
“如果一律是真货，就交还本院，若是有一种东西是假的，全挂朝珠便要由法院放在另外一个箱子里，另行封起来。”“在清朝的时候，做一挂朝珠，在每一个记捻的下面，坠角的上面，都装上一颗小珠，作‘夹间’之用，叫做‘夹间珠’，这是一颗很小的珠子，照例都是一颗玻璃珠，现在检查出来它不是真珠，自然要被另封起来。”看到有“夹间珠”被当作被易院长“偷换”的“假文物”，有故宫人员插言：“这样大的一颗小珠，就是真，也不值几个钱，还要费拆换的功夫，岂不要赔本？”但被莫宗友检察官厉声喝止道：“我们是检查真伪的问题，谁管他赔本不赔本？”
1934年，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孙伟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等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15粒，原件拆去珠宝配件的1496件。此外，整件盗取的有翠花嵌珠手镯等。
吴瀛听到这些罪名，愤言：“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天下真有这样无耻的司法官吏。”
法院又请来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并将认定只要是赝品、伪作，就一律封存，作为易培基等人偷盗文物的证据。法院的逻辑是，故宫珍品不应有假，一旦有假，就一定是易培基等人以伪易真的结果。
那志良先生还回忆道：“书画检查完毕，就是铜器，法院找不到铜器的鉴定人，就商请黄（宾虹）先生代办，黄先生是忠厚的人，可能是答应了他们，鉴定了不几天，故宫博物院同人，已经发现他对铜器了解不多，有一天把‘新莽嘉量’提出来，黄先生一看，马上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位同事说：‘这是古铜大纱帽。’惹得全组的人大笑起来。
1937年9月30日，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叶峨又对易培基、李宗侗、吴瀛3人提起公诉。2021年1月，在上海图书馆黄薇女士的帮助下，我在该馆竟然找到了厚达一千余页、分为上下两册的《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原件。在上海图书馆藏《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中，《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在目。这份《起诉书》，开头是这样写的：
被告易培基：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右开i被告等，民国二十四年度环字第一九零号侵占一案，业经本检察官侦查完毕，认为应行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一）犯罪事实
录被告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被告李宗侗任该院秘书长，被告吴瀛任该院秘书，于在职时共同将其职务上保管之故宫古物陆续侵占作为己有，其侵占方法多系以假易真，任意掉换，间亦有将全号物品或其中一部分迳行吞没致无从查考者，对于书画则掉换之外，尚有割裂、挖补、改裱、重装等情事。此项物品均经选任鉴定人先后分向北平故宫博物院及上海该院库房又南京分院逐一予以检查，计被侵占书画五百九十四号、古铜器二百十八号、铜佛一百零一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十二号、图章三号、珠宝除前案业已起诉者外尚有二号，统由鉴定人慎重鉴定，出具鉴定书，本院复加统计，编制成表，按号说明，并经讯问各重要人证，调阅各项有关文卷，证明上开事实。
在“（二）犯罪证据”的“书画部分”，《起诉书》这样写：
清宫旧有历代名人书画甚多，康乾两朝收藏尤富，无论高宗本人工书识画，即累朝翰苑词臣中，书画家亦代有其人，对宫中收藏书画率经其选择鉴赏，逐一品定，征之本院（指江宁地方法院——引者注）检查时常见各书画上标有“神品”“真迹”“下等”字样，已堪认定。间有数号，其原物本为伪品者，亦已皆注明“伪”字，如律一六六分号、二六三分号、二六五分号、二六七分号、二七零分号，足资辨别。可见当时（指清代——引者注）对于真伪各品，本有严格之评定，并为明显之标注。就此观察，则故宫书画中原注无“伪”字而经检查鉴定为伪品者，其为被告等所掉换侵占已可断言，况当民国十三年清废帝出宫后，点查清宫物件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周密，点收手续又极严正，且聘有专门人才审定登录，以防抵换，此在该会点查物件规则第一、第七各条可以概见，则其所作点查报告上登录物品，自是名实相符，至为可靠。乃本院此交检查书画赝品，竟有五百九十四号之多其中，以内容类似之庸俗伪本抵换真本者，固属不少，而内容与点查报告所登录大相差异，名实不符者，为数亦颇巨。其尤甚者，如调一九三分六七号，本为唐棣《秋爽调琴图》，经检查乃染绢伪本;题盛懋子昭款调一八四分二六号，本为白描《竹林七贤》册页，经检查乃劣画《饮中八仙》截去其一，以符七贤之数;调一九三分一一七号，本为仇英《九成宫图》，经检查乃伪本加印之《竞渡夺标图》;调二二三分七八号本为颜鲁公《古柏行》，经检查文非《古柏行》，且无颜鲁公款印;吕一六七五分一二号，本为米芾《云山图》，经检查乃伪本劣画，而隔水御题写景诗句与图中画景全不相符，且脱落不相连，属裱伪，绫纹亦大相迥异（且此号曾经易培基私行提在秘书处日久）……诸如此类乖谬离奇，不胜枚举。此类伪品不但当时清宫决不至滥予收藏，不加审别，即善后委员会亦决不至忽于审查，贸然登录，足见此项伪品于善后委员会点查后，该被告等始行瓷意掉换，更无疑义。且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最高法院检察署及本院派员到平（指北平——引者注）调查时，查悉易培基前曾不按通常出组手续，私以前笔便条提取“三希堂精鉴玺”及“宜子孙”玉印两方，交秘书处专管，“此亲笔便条已拍照附卷”，按此两方玉印乃系乾隆御印，用以专盖其平日所鉴之书画，意在垂示子孙，此外不作别用，亦非其子孙所得沿用。易培基乃竟私行提在秘书处，历二年之久。其玉印盒中所附之印泥尚含有油质可以应用，自系以之印盖其所掉换之赝品书画，混抵真迹。所以本院此次检查各赝品书画中盖有此二印者为数特多，是被告等之侵占罪证尤为确凿，百喙亦不能置辞。 这里违反了两个常识：
首先，故宫博物院文物中是存在赝品的，并非全是真迹。在这一点上，法院过于抬高乾隆及清代臣工的鉴赏水平了，全然不知乾隆皇帝本人虽然笃爱收藏，在书画鉴定方面也称得上行家里手，却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最典型的误判，就是将清宫收藏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以真为假，以假为真。
关于《起诉书》中提到的“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两方乾隆皇帝的鉴赏印，据吴瀛先生后来回忆，是李宗侗先生在点查文物时偶然发现，为避免其他人得到，有可能用来造假，所以特地存在秘书处保管，没想到成了“罪证”。
至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错、漏报登记名号款识等情况皆有，因此有假伪文物存在，也不能归在易培基名下，何况“有些虽有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
其次，故宫书画的真伪问题十分复杂，任何鉴定者都不能保证永远无错，而书画鉴定并非黄宾虹的专长，因此法院不能根据黄宾虹等人的判断为依据。那志良先生感叹：“千虑之失，势所难免，当时为什么不多请一二人呢？”！3他曾举例说，黄宾虹把马麟《层叠冰绡图》这件有名的珍品当成了伪品，被法院另封起来，故宫博物院同人为此感到非常气愤。
1936年，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为庆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70寿辰而写下《关于书画鉴别问题》一文，文中说：“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虽一代鉴家董文敏（指董其昌——引者注）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还说：“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
总之，在故宫博物院是存在书画赝品的，据此得出“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对故宫博物院藏品状况的无知。
这份《鉴定书》虽然厚达一千多页，但它完全是一部漏洞百出、缺乏自洽性的文件。比如《鉴定书》第一部分“存沪书画类（第一次调查）”中，淞沪会战爆发后，吴瀛先生逃到重庆，从吴稚晖先生手里见到这部《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读罢，忍不住对好友吴稚晖发表感言：“鉴定何人，全书自头至尾，查不出一个人的姓名，书是司法行政部印行，我们也只得之于口头耳闻，以及洪陆东对我自承，在本书上何处印刷也不具名。”又说：“鉴定只分精粗、真伪，也没有人证明盗换的字样，等于一个全部的匿名文件，而法院居然就可以蒙头盖尾来说，左一个‘毫无疑义’，右一个‘自属显然’！真是奇怪到了极点，以上粗枝大叶地都可以尽量证明全案的诬陷，以及法官的荒谬绝天下之伦！完全是一群以执法为外衣的枉法之徒。我今生被这件事情纠缠，浪费了无数的时间与精神，真冤哉枉也！”
吴稚晖，名敬恒，字稚晖，1905年，在伦敦与孙中山先生会面，逐步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并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吴稚晖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业，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并在伦敦唐人街率先挂出。1919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5月里，首批学生90多人抵达法国，其中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蔡和森、邓小平。1925年，孙中山病逝，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授旗人即吳稚晖，蒋介石由此开始，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