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剑川僻处南天一角，为一边远小县。但剑川各族人民，特别是占全县总人口90％以上的白族人，历来重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学习。士子勤学，名师代出，历史上科弟接踵，人才辈出，不乏名重三迤的人物，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州县中足称翘楚，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周钟岳先生之幼年，就在这种浓郁的儒家传统文化薰陶下成长，并铸就了他一生令后人崇敬之人品与官品。
　　周钟岳（公元1876年—1955年）字生甫，号惺阉，云南剑川人，白族。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俗称“解元”。罢科举后，公元1904年留学日本，先入日本弘文馆学师范，肄业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法政。公元1906年奉调回云南，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辛亥革命后，历官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议、登庸局局长、都督府秘书长、云南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四川督军署秘书长、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云南省代省长、云南省省长、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厅长、内务司司长、云南省通志馆馆长、中央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国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新中国建立后，以78岁高龄被聘为云南文史馆馆员，79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于1955年3月29日逝世，享阳80岁。
　　周钟岳先生主要生活在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一介寒儒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内患外侮、战乱年连、民不聊生之漫长岁月里，周旋于蔡锷及唐继尧、罗佩金、顾品珍、胡若愚、范石生、朱培德、龙云、卢汉、高槐荫等云南大小军阀，以及中央蒋介石、张群、孔祥熙、李宗仁等政客之间。时隐时出，始终顾全大局，以民为怀，克己奉公，高风亮节，同流而不合污，不以高官位重显赫于时，始终以教育、方志、诗文、书法闻名于世，是近代云南省有影响的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高尚的人品与官品深受时人推崇。
　　
　　(二)
　　
　　据已故白族学者，原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张旭生前讲，周钟岳先生家庭出生贫寒，祖籍鹤庆，先世于清雍正间徙居剑川，其祖父周延庆好学，粗通文墨，以货郎挑担游乡售卖小百货谋生，为人诚实，讲求信义，童叟无欺，深受村妪少妇欢迎。经数年苦心经营，经济稍宽裕，娶西庄村张姓女为妻，成家立业，安生立命。先生之生父周之炳虽有才气，是读书的料，终因为家境所困，考中秀才后缀学从商，娶城中罗姓女为妻，以小商维系家庭。先生排行第三，长兄龙毓为家计，亦以秀才弃学承父业。仲兄早殁，四岁丧母。先生幼聪，深得慈父钟爱，蒙童即课以《三字经》、《千字文》，过目成诵，十岁时授业于当时之名师段从先先生门下。段从先先生娴熟经史，学识渊博，以岁贡生设帐授徒，能因材施教，门下士子多有成就者，名重乡里。先生于少小时幸得其博约之教。打下了深厚的经史功底。惜段从先生生于公元1897年故世。先生应童子试院考中秀才后，辗转乡里，寻访名师，先后入剑川金华书院、大理云西书院苦读，虽自强不息，奈无名师指导，终未能成就。直至公元1900年乡名贤赵藩先生从四川归里养亲，闻先生勤学苦读之状，阅先生所呈之诗文藏不凡之气，见先生诚恳笃实堪可造就，遂收先生于门下，带在身边攻读培养。先生幸得名师教诲名贤点拨，得以考取公元1903年云南乡试第一名举人。迈出了后来之经济仕途之第一步。
　　段从先、赵藩二位先生，对周钟岳先生一生之学行深有影响，堪称毕生之“业师”。周钟岳先生对段、赵二位先生十分崇敬，一直未忘师恩。段从先先生故世25年后，周钟岳以省长回乡修治先人祖坟时，特为段从先先生立了一块《德教碑》。赵藩先生寓居昆时，一直以门生事之。赵藩先生故世时，不仅亲自襄理丧事，还特约集剑川籍在昆人士举行追悼会，私谥“文懿”二字，赵藩在剑川遂有“赵文懿公”之美誉尊称。乡里亦将周钟岳先生尊师的事迹传为美谈。
　　
　　(三)
　　
　　周钟岳先生出身寒门，深感贫苦学子求学之艰难，“甲午之战”失败后，认识到国家之积弱在于朝廷之腐败，民智之未开，冀能以教育救国。未中举前，曾先后在李同登、王晋举、段立堂等家作童子师，设帐授徒。及至被保送出国留学时，先生乃选入日本弘文馆学师范，以探索新的教育制度以代替科举之道为己任。在日留学期间，先生十分注意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课余曾编印《师范丛编》10卷，辑译松川介石所著之《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1卷。学成归国回云南任云南两级师范教员，教务长时，竭力在云南推行新学。清政府将各省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时，先生兼任普通课课长，大力推行普及教育，先后在全省14府治，创立中学堂一所、师范学堂一所，为云南培养了大量师资及教育人材。辛亥革命后任云南都督府教育司司长时，又将各州、县旧书院一律改为高初两级中学堂，各乡镇设高初两等小学堂。后任滇中观察使时亦以奖进教育为要政。继后，先生虽时隐时出，不论隐居或在职，均心系云南教育事业，因目睹“滇中教育，积年衰微”。为“广育人才，发扬文化；为国植基，为民谋福”，先后参与发起组织创办云南国学专修馆、南菁学校、护国中学、私立五华学院。对云南大学改省立为国立，增设理工、农学、医学、法学四个学院，增加经费、校舍、师资、设备。以及南迁之北大、清华、南开合组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顺利在昆明成立等发展云南高等教育举措，先生无不奔走呼号，从中斡旋协调，使之顺利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全国解放之1949年入夏，先生已七十四岁，虽年迈体衰，仍致力云南教育事业，将所藏之数万卷书，拟捐赠私立五华学院，后因五华学院并入云南大学，遂将全部图书移赠云南大学，名贵字画全部捐赠云南省图书馆。
　　
　　(四)
　　
　　在政治腐败，战乱年连的旧社会，周钟岳先生不愿做官，历任各种政要，大多为顾大局，求云南之安定而强半为之。唯对云南之历史文化建设，则十分热忱，乐于为之。公元1913年，蔡锷倡编《云南光复史》时，先生出任总纂，特聘赵式铭、张肇兴等干练之文人为编纂，用半年的时间，编成《云南光复起源》等10篇，又以未尽录入之重要资料复编为《云南光复史汇编》、《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两书，为后人留下一套比较完整的云南辛亥史料。
　　公元1914年，深感云南地处边陲，各种文史典籍虽有乡先贤师荔菲、王松苦心辑录之《滇系》、《备征志》，然个人之精力有限，遗漏者甚多，多次进言唐继尧，倡设辑刊《云南丛书》处，由省政府拨给经费，以赵藩为总纂，先生总理其事，聘热心于此事之专家学者为之，历时20余年之苦心经营，编刻出版《云南丛书》初编一百余种，二编待出一百余种，对这一浩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先生始终支持有加。
　　公元1930年云南筹建通志馆，先生受聘为筹备主任，先生总揽全局，尽心筹划，从馆址，经费，聘用人员之选拔，无一不悉心协调办理，翌年9月，云南通志馆成立，先生出任馆长，赵式铭任副馆长。礼聘袁嘉谷等20位饱学之士任编纂，方树梅等12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任分纂，方国瑜等为编审员。时人谓先生所用得人，通志馆文才汇萃，济济一堂。
　　云南通志馆成立后，鉴于历代云南通志卷轶失散，残缺不全，加上历代统治阶级的偏见，纪述常常有失偏颇，故决定综合各种旧志，赓续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编为《新纂云南通志》，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12——1931年）编为《续修云南通志长编》。
　　《新纂云南通志》之编纂，先生总揽全局，集思广益，凡例之制定，史料之征集、体例、篇目之厘定，分修人员之选拔，志稿之校阅审定，到最后付梓刊印发行，先生在政务繁冗的情况下，悉躬亲参与。历时18年，终于成书。全书分记、图、表、考、传五门，共266卷140册，648万多字，横排纵写，以类系事，虽然卷轶浩瀚，却脉络分明，繁简得当，方家以为是中华民国时期全国各省所修之五部通志中较好的一部，也是云南今存之11部通志（明、清两代各5部）中，体例最为完善，资料最为详实，纪述最为得当的一部。
　　
　　(五)
　　
　　周钟岳先生一生历官十数，其间不乏权位显要之高官。在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成风的年代，先生却一直廉洁奉公，不群不党，克勤克俭，不治家产，高风亮节，深得时人崇敬。这里举两件事，可见一斑：
　　（一）公元1940年先生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期间，在重庆浮图关清末云南籍商人李耀廷寓所(俗称“李园)办公，重庆遭日本飞机大轰炸时，李园受到不同程度损坏，一个阴雨天，胡以钦先生去拜访周钟岳先生，见先生正伏案批阅文件，秘书段贡元在旁撑着雨伞，遮挡从屋顶上漏下的雨水。一个堂堂之国府部长竟打伞办公，与某些“部长”、“委员”之糜烂于红灯绿酒间，成为鲜明的对照。部长打伞办公，在重庆一时传为美谈。
　　（二）公元1942年，正当日寇气焰十分嚣张，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先生之次子锡楠已达服兵役的年龄，先生毅然送其到成都参军。部长送子从军，成为当时特别新闻，“卫国选壮士，送子赴戎机”之美德传遍乡里。
　　官品根从人品出，周钟岳先生虽然已离开人世半个世纪，他的人品、官品至今仍在乡里传为美德，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进行廉政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周钟岳先生之人品、官品，不正是为官者之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