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杂志的回信中提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在这之前，3月22日下午，正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习近平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系列论述，点明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文明，中华文明与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力量内在联系的基本问题。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些基本问题，才能阐明如何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问题。

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文明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自觉总结党自身的历史得失、成败经验的传统，尤其是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2021年对于百年大党的历史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党所形成的“新政治传统”的自觉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统、全面整理；同时关乎长治久安的党的“政治文化”更自觉地进入主题。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建树，是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在现代的彻底化。西方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中国则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大国政治不仅追求大，还要同时追求“可长可久之道”。大与久合在一起，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道”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层面、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组织、动员，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带来的道德觉悟、道德自觉在现代的彻底化。“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的道德觉悟，这种觉悟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教材标准。《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相较《五经》之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而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同时又能“立乎其大”、直接却又系统而能“下学上达”、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是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是较之《大学》《中庸》的更为普及化、平民化。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层面是超越了党派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作为“部分”，一定有自己所代表的部分利益，要么代表中上阶级，要么代表中下层，而中国共产党则超越于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阶级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使得党自然就没有阶级，“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精神则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下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的“一”，代表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久利益。
　　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是对于西方选举民主的超越。民主集中制抓住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克服了西方的民意如流水一樣不考虑结果、无定性的短视，而必须强调结果，这就是明末清初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着眼于客观行为的结果。“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船山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船山对于“善”的深刻诠释，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提供了底层组织文明结构。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着眼于历史结果检验的历史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更加体现了新文明的气质。 从毛泽东早年的“心之力”到共产党员的初心、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铁人精神”“雷锋精神”在内的精神谱系，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心、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意义。毛泽东《心之力》：“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萤萤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毛泽东早年强调对于大本大源的把握，从而能深刻地把握内在的心性与外在的国家发展、文明实践的正确关系。
　　党还负有对于全社会的正人心、厚风俗的德性责任，这是对于中国文明传统的政教合一，即政治与教化合一的传统的承继，而这也有别于西方政教关系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政者，正也”，中国共产党要求党纪严于国法，不分私德与公德。整顿作风需要集中的运动，这是基于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需要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运动式的主题教育、整顿。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从何而来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的侵略，面临着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也就产生了中国人的自信心所显示的骨气、底气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解决了国家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解放战争通过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方式，同时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其中的关键就是党组织所发挥的高度组织力、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深深地融入中国社会。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就要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彻底解决社会困境，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华民族“富起来”的问题。
　　当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第二个百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同时也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党与人民结合为一体、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塑造新文明，这就是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困境的克服。 　　中国人的底气，根本上来自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背后必有“可大可久之道”。大国必须有历史，必须经历起落。中华文明从春秋开始在历史上经历过一次次挑战，每次都能衰而复兴。这养成了中国深厚的历史忧患意识以及在忧患中锻炼出来的奋斗精神。这是中国人的底气之一。
　　“可大可久之道”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精神上，落实为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政治及其精神，在社会层面的宗族、家庭等宗法制度及其为了子孙后代的牺牲精神。二者联结为家国一体的意识，并凝聚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从而以最广大的组织动员来应对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这是中国人的底气之二。
　　中华文明史所形成的“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秩序、文明意识，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文明内聚力以及民族凝聚力，这就是对于中华文明的信心之所在。由于文明内聚力足够强大，才能使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自觉接受、同化于中华文明，形成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的内部动力是中国人的底气之三。
　　与中华文明独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同时存在的，是对外来文明学习借鉴的精神，而这种学习是以我为主的，这是中国人的底气之四。
　　中国人的底气之五，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党与人民紧密一体的关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最广大民众的组织动员才使得党办成了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三件大事。所谓“气”由“志”而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形成的底气离不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中国人的骨气体现在对于内外敌人不屈不挠的态度上。骨气之“气”也来自“志”，这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感与奋斗精神。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最终将合而为一，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之要义所在。骨气和底气来自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中华文明。

党对于中华文明的自觉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政党制度，成为一种文明样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的自觉认识之后，则对于中国道路根源于中华文明亦有相应的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二者之间古今一以贯之的是“道”，中国道路也将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中华文明中传统的天、君、臣、民是一个循环的秩序。君以民为本，但民也要受天的制约，否则民就可能停留于纯粹功利主义，所以在民之上，一定还有更具超越性的“天”即天命、天理的存在。今天包括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各种命运共同体共同形成了新的“天”、天理，而党与人民构成了紧密一体、不可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常连在一起说，显示了二者阴阳一体的内在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上，也使中华文明大放异彩。“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与中华文明的“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时其继承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国共產党将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理念扩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赢共享，最终将超越美国赢者通吃的思维。
　　因此，要认识今日中国能以文明赢得未来的必然趋势，首先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优势，要突破简单地以政党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出现各种格不通的限制，要以中华文明来溯源和涵育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本身也将型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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