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詹福瑞先生的新著《不求甚解》，新近行世，即悄然间引起学界的关注。其间原因如何，我以为良有以也！
这本书说起来应该是一部学术随笔集，作者以“不求甚解”为书名，表达了书中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旨趣：即对目前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盛行的“过度阐释”的做法加以反拨，使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回归文学的本真状态。
此书有一个副题：“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内容是就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名篇所作的学术札记。笔致轻松风趣，读之令人解颐之处甚多。然而，不要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文章的合集，而是从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古代文学论著的解读与发挥，阐述了作者的文学价值观与方法论，其间有感而发的针砭，则确乎是搔着了古代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一些痼疾的痒处，在时下尤有击一猛掌的效果！从不同的侧面，透射出作者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体论理念，即回到生活本身的逻辑；方法论诉求：即是剥落加在文学经典身上的重重过度阐释，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作者所选民国时期的研究论著其实颇有针对性，而作者的发挥，则又抉而发之，将自己的意旨透彻道出。
“不求甚解”，出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本是这位大诗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但其中有着玄学那种“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背景。福瑞先生借此发挥，道出“不求甚解”的学术态度。所谓“甚解”，正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相沿已久、于今为甚的积习痼疾，也即“深解”和“旁解”。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如对李商隐诗、《西游记》、《红楼梦》的过度阐释，作者选了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苏雪林的《玉溪诗谜》等论著，借此批评古代文学中的过深求解。《西游记》这部令人捧腹的神话小说，被很多学者以“微言大义”的深解，赋予了种种政治的意蕴，而像鲁迅、胡适这样的思想家，却未从人们谈得玄而又玄的《西游记》里看出思想来，反而看出了它游戏的浅。胡适有《〈西游记〉考证》一文，通过实证的方法，不是将《西游记》弄得玄之又玄，倒是勘出它的游戏性质。对于那种“微言大义”的过深求解之法，胡适是有意加以廓清的，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找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在胡适看来，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并不隱藏，我们也不用深求”。福瑞先生对此深以为然，对那种非要在作品中抠出思想意义的做法进行明确的批评，指出：“对于这样复杂的文学作品，我们篇篇都要挖掘不止，硬要挤兑，生出思想，就走偏了研究的路径。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趋潮流，从作品中识出常情，不求甚解，读出浅来，殊为难得。”（《考证与识浅》，7页，后只标页码）“甚解”之弊，在于置人之常情于不顾，而非要深入挖掘，捕风捉影地将一些政治的、历史的意义附会于作品，“深解”之外，还有“旁解”。 “旁解”则是无中生有，多属臆测。汉儒解诗，即为典型。当代《红楼梦》研究中的“秦学”，亦是旁解之例。这是远离作品本身，也远离文学的本真的。福瑞先生肯定了古史辨派对于《诗经》的清理，认为这是“真正打破神圣，把《诗经》还给民间，冲破经学，把《诗经》还给文学”。书中所收胡适《谈谈〈诗经〉》一文，对于经学家们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主张还《诗经》一个“人的性情”的本来面目，其中说：“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51页）福瑞先生对此有更为理性的认识，指出汉儒解诗，以诗为经，把文学作品经学化。在对这种“经学化”的分析中，福瑞先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他认为解诗问题在于“去文学”，“使诗远离文学，并最终泯灭文学性，实质是伦理化和政治化。许多的微言大义，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去文学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把诗从它产生的民间剥离开来，再从人的普通生活中蒸发掉”（41页）。于是，福瑞先生又正面指出：“《诗经》回归文学，关键是回归民间，回归百姓的生活，回到人本身。”（同上）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主旨所在。
文学之所以有魅力，之所以能够动人心魂，在于表现了人之常情。文学要回归人的本身，当然也是要体验作品中的人之常情。福瑞先生的这种文学本体观、价值观，是贯穿了书中各篇的，也涉及多种文体。对于小说，他是不满于那些“索隐派”的；对于诗学研究中，那种“讲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诗无寄托，诗成了政治的修辞标本，个人遭际的有韵日记，把诗讲死了”。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有普遍性的，也是遮蔽文学实现其本体价值的重要障碍。“从古到今，注诗、讲诗不乏其人，但真也有许多不知诗为何物者，现在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也多有此类。”（148页）话说得有些刻薄，却是道着此中之弊！对于诗词研究中的故求高深，寻找其微言大义，本书则是借对苏雪林的义山诗研究，汪静之的杜甫研究和詹安泰的词学研究之感悟，予以剥落的。对于杜甫的博爱思想，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杜甫之博爱襟怀》认为其“真正的源泉却不在这里。在哪里呢？很简单很切实地说，只是一个‘饿’字，这个饿字才是子美思想的真源泉。这饥饿的功劳真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爱思想，而子美全部诗集也是由饿所逼成”（本书124页）。杜甫被称为“诗圣”，捧到脱离凡人的境地。福瑞先生对于这种造圣运动，心存反感，而宁可将杜甫还原为一个具有博爱襟怀的普通人。于是在此书中收入汪静之此文，认同的正是这一点：“汪静之著作的与众不同，正在于跳出了忠君爱国的老套，集中揭示杜甫的博爱襟怀，而对这种襟怀产生的原因，有极普通又颇有说服力的解释。”（117页）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如《锦瑟》，素以难解著称，注家们多是从其政治际遇和牛李党争来解析此诗，却令人感到更为扑朔迷离，王渔洋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苏雪林则有《玉溪诗谜》一书，认为对义山这类无题之作，“不必求什么深解”，而“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103页）。福瑞先生对苏雪林的研究的推崇，“在于对义山诗旧的解释的冲击，就在于它把义山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活着的人”（99页）。这也正是本书的文学本体观所系。词后起于诗，被文人所喜爱，正在于它能写出人的平常情感，男女欢爱之情。而词学中的“寄托”之说，也将诗学中的“微言大义”之法用来解词，这也使本来言情之词，也背上了不堪的重负。词学家詹安泰先生有《论寄托》一文，对于词中寄托有全面透彻的分析，其中“情深”乃其重要一维。詹安泰先生云：“惟‘情深’，斯能入人心坎，而使之哀乐无端，末由自主。”（161页）福瑞先生对于词之寄托首重于此，他认为“词学的寄托说也并不是人人都重题材之大，而是重情感之深。只要情深，常情亦无不可”（153页）。这正是体现出他的文学本体观，因而，书中的这篇文章，即以“最为难得是常情”为题，可见其主旨所在。《金瓶梅》为人们所注意，在于其中露骨的性描写。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却是从最为平常的人情世态入手，加以剖析的。阿丁指出：“《金瓶梅》所叙事实，最为平淡，无一非家常琐事，社会人情。即男女交合之事，为动物的生理作用，也至平常，不过古来以为事关风化， 不能形诸笔墨，而《金瓶梅》偏渲染出之，乃以为奇。所以《金瓶梅》一书，实可说是最平淡无奇的人情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并重好炫奇的理想小说，目之为奇，自属过甚，断非认识全书之确论。”（179页）福瑞先生最为看重的也是这一点。他以“于人情世情处勘入”许之，认为《金瓶梅》的引人入胜，就在于书中所涉之世相人情。
这本书说起来应该是一部学术随笔集，作者以“不求甚解”为书名，表达了书中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旨趣：即对目前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盛行的“过度阐释”的做法加以反拨，使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回归文学的本真状态。
此书有一个副题：“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内容是就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名篇所作的学术札记。笔致轻松风趣，读之令人解颐之处甚多。然而，不要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文章的合集，而是从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古代文学论著的解读与发挥，阐述了作者的文学价值观与方法论，其间有感而发的针砭，则确乎是搔着了古代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一些痼疾的痒处，在时下尤有击一猛掌的效果！从不同的侧面，透射出作者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体论理念，即回到生活本身的逻辑；方法论诉求：即是剥落加在文学经典身上的重重过度阐释，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作者所选民国时期的研究论著其实颇有针对性，而作者的发挥，则又抉而发之，将自己的意旨透彻道出。
“不求甚解”，出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本是这位大诗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但其中有着玄学那种“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背景。福瑞先生借此发挥，道出“不求甚解”的学术态度。所谓“甚解”，正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相沿已久、于今为甚的积习痼疾，也即“深解”和“旁解”。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如对李商隐诗、《西游记》、《红楼梦》的过度阐释，作者选了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苏雪林的《玉溪诗谜》等论著，借此批评古代文学中的过深求解。《西游记》这部令人捧腹的神话小说，被很多学者以“微言大义”的深解，赋予了种种政治的意蕴，而像鲁迅、胡适这样的思想家，却未从人们谈得玄而又玄的《西游记》里看出思想来，反而看出了它游戏的浅。胡适有《〈西游记〉考证》一文，通过实证的方法，不是将《西游记》弄得玄之又玄，倒是勘出它的游戏性质。对于那种“微言大义”的过深求解之法，胡适是有意加以廓清的，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找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在胡适看来，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并不隱藏，我们也不用深求”。福瑞先生对此深以为然，对那种非要在作品中抠出思想意义的做法进行明确的批评，指出：“对于这样复杂的文学作品，我们篇篇都要挖掘不止，硬要挤兑，生出思想，就走偏了研究的路径。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趋潮流，从作品中识出常情，不求甚解，读出浅来，殊为难得。”（《考证与识浅》，7页，后只标页码）“甚解”之弊，在于置人之常情于不顾，而非要深入挖掘，捕风捉影地将一些政治的、历史的意义附会于作品，“深解”之外，还有“旁解”。 “旁解”则是无中生有，多属臆测。汉儒解诗，即为典型。当代《红楼梦》研究中的“秦学”，亦是旁解之例。这是远离作品本身，也远离文学的本真的。福瑞先生肯定了古史辨派对于《诗经》的清理，认为这是“真正打破神圣，把《诗经》还给民间，冲破经学，把《诗经》还给文学”。书中所收胡适《谈谈〈诗经〉》一文，对于经学家们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主张还《诗经》一个“人的性情”的本来面目，其中说：“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51页）福瑞先生对此有更为理性的认识，指出汉儒解诗，以诗为经，把文学作品经学化。在对这种“经学化”的分析中，福瑞先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他认为解诗问题在于“去文学”，“使诗远离文学，并最终泯灭文学性，实质是伦理化和政治化。许多的微言大义，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去文学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把诗从它产生的民间剥离开来，再从人的普通生活中蒸发掉”（41页）。于是，福瑞先生又正面指出：“《诗经》回归文学，关键是回归民间，回归百姓的生活，回到人本身。”（同上）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主旨所在。
文学之所以有魅力，之所以能够动人心魂，在于表现了人之常情。文学要回归人的本身，当然也是要体验作品中的人之常情。福瑞先生的这种文学本体观、价值观，是贯穿了书中各篇的，也涉及多种文体。对于小说，他是不满于那些“索隐派”的；对于诗学研究中，那种“讲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诗无寄托，诗成了政治的修辞标本，个人遭际的有韵日记，把诗讲死了”。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有普遍性的，也是遮蔽文学实现其本体价值的重要障碍。“从古到今，注诗、讲诗不乏其人，但真也有许多不知诗为何物者，现在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也多有此类。”（148页）话说得有些刻薄，却是道着此中之弊！对于诗词研究中的故求高深，寻找其微言大义，本书则是借对苏雪林的义山诗研究，汪静之的杜甫研究和詹安泰的词学研究之感悟，予以剥落的。对于杜甫的博爱思想，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杜甫之博爱襟怀》认为其“真正的源泉却不在这里。在哪里呢？很简单很切实地说，只是一个‘饿’字，这个饿字才是子美思想的真源泉。这饥饿的功劳真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爱思想，而子美全部诗集也是由饿所逼成”（本书124页）。杜甫被称为“诗圣”，捧到脱离凡人的境地。福瑞先生对于这种造圣运动，心存反感，而宁可将杜甫还原为一个具有博爱襟怀的普通人。于是在此书中收入汪静之此文，认同的正是这一点：“汪静之著作的与众不同，正在于跳出了忠君爱国的老套，集中揭示杜甫的博爱襟怀，而对这种襟怀产生的原因，有极普通又颇有说服力的解释。”（117页）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如《锦瑟》，素以难解著称，注家们多是从其政治际遇和牛李党争来解析此诗，却令人感到更为扑朔迷离，王渔洋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苏雪林则有《玉溪诗谜》一书，认为对义山这类无题之作，“不必求什么深解”，而“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103页）。福瑞先生对苏雪林的研究的推崇，“在于对义山诗旧的解释的冲击，就在于它把义山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活着的人”（99页）。这也正是本书的文学本体观所系。词后起于诗，被文人所喜爱，正在于它能写出人的平常情感，男女欢爱之情。而词学中的“寄托”之说，也将诗学中的“微言大义”之法用来解词，这也使本来言情之词，也背上了不堪的重负。词学家詹安泰先生有《论寄托》一文，对于词中寄托有全面透彻的分析，其中“情深”乃其重要一维。詹安泰先生云：“惟‘情深’，斯能入人心坎，而使之哀乐无端，末由自主。”（161页）福瑞先生对于词之寄托首重于此，他认为“词学的寄托说也并不是人人都重题材之大，而是重情感之深。只要情深，常情亦无不可”（153页）。这正是体现出他的文学本体观，因而，书中的这篇文章，即以“最为难得是常情”为题，可见其主旨所在。《金瓶梅》为人们所注意，在于其中露骨的性描写。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却是从最为平常的人情世态入手，加以剖析的。阿丁指出：“《金瓶梅》所叙事实，最为平淡，无一非家常琐事，社会人情。即男女交合之事，为动物的生理作用，也至平常，不过古来以为事关风化， 不能形诸笔墨，而《金瓶梅》偏渲染出之，乃以为奇。所以《金瓶梅》一书，实可说是最平淡无奇的人情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并重好炫奇的理想小说，目之为奇，自属过甚，断非认识全书之确论。”（179页）福瑞先生最为看重的也是这一点。他以“于人情世情处勘入”许之，认为《金瓶梅》的引人入胜，就在于书中所涉之世相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