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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景:《临刑会见》是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品牌栏目。栏目通过主持人与死刑犯这一特殊群体的平等对话,展示他们对所犯罪恶的深深忏悔、人性回归,对社会起到极大的警示作用,同时体现对死刑犯“倾诉权”的尊重,为推动文明司法进程推波助澜。
面对他们,她内心总有一丝怅惘
丁瑜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人,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里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她小时候做过教师梦和军人梦,唯独没想过要去和死囚进行灵魂的沟通与碰撞。
获得中文和法律双重学士学位后,丁瑜被分配到了电视台。她曾主持过很多大型娱乐晚会,在灯光眩目、嘉宾耀眼的舞台上,因为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声情并茂的演讲功力,她如鱼得水。
2006年,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丁瑜突发奇想:要做一档以与死囚对话为主题的节目《临刑会见》。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争取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尽快批准,选择访谈对象,协调方方面面,做好案头准备,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让丁瑜和同事们绞尽脑汁。
接到死刑核准后,死囚们万念俱灰,要让他们开口,一吐心中块垒,用丁瑜的话来说,“个中滋味,怎一个难字了得”?死囚愿不愿接受访谈,会不会口不对心,甚至有无可能暴躁不安、歇斯底里……所有一切在摄像机架好之前,都是未知数。丁瑜对如此特殊的访谈对象,既不能和颜悦色,也不能怒目圆睁,所问所答,需要过人的智慧、随机应变的功力。
但丁瑜带领团队一路坚持下来,一做就是六年。
采访全凭罪犯自愿。“没人不想活着。”丁瑜说,“我觉得每次交流后,他们会变得平静、释然。内心不再充满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
以往电视上表现人在死刑面前会腿软的场面,事实上一般不存在。当死亡真正来临,人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一片空白。而在行刑等待期间,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
在一期节目中,史建娟原是受害人,她不知道郭罡已有妻儿,得知自己成为第三者后,已泥足深陷,最后迁怒并杀死了对方妻子李丽。
“你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你爱的这个男人的妻子时,怎么想的?”“因为她,我总伤心难过,有一种特别特别恨的感觉。”“想过她也很无辜吗?”“当时没想过。如果当时想想父母,也不会这样。或者发生这事之前,把所有事都告诉身边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有今天。”“想郭罡吗?”“以前想,后来不想了。”“你现在,还爱他吗?”“爱他。”“你杀了他妻子,你觉得他现在还爱你吗?”“不会了……”
2006年11月25日,史建娟被依法执行死刑,执刑时,她的亲人没来,郭罡也没出现。
2008年,丁瑜采访了三门峡市因杀害母亲而被判处死刑的同性恋犯人包荣亭。丁瑜很坦诚地问:“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你后悔杀死你妈妈吗?”“我不后悔,她70岁了,她如果是10岁,我杀死她,可能来这儿的第三天,我就被枪毙了,你说呢?”“70岁的人就该死吗?”
丁瑜采访过许多死囚,她深知,采访时,一定要把握好情绪,即使面对罪行滔天的罪犯,也不要进行言语攻击。但这次,她的声音因为震惊、气愤,不可控制地拔高了。
采访包荣亭一个月后,对方要求在临刑前见她最后一面。没有亲人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一丝联系的人。丁瑜向他道别:“我只能祝你一路走好。”他问丁瑜:“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还是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她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生死时刻,他们展现的一点柔软
很多人都用“天使与恶魔”这个词来形容丁瑜的工作,但她从没把自己看作天使,她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犯人为何走到死的边缘,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
六年来,在丁瑜的真诚启发与引导下,两百多名死囚在最后回眸这个世界时,放下心中的怨恨和罪孽,坦诚内心世界,虔诚忏悔,获得心里那暂时的、或永远的平静。所以每期《临刑会见》,丁瑜都会用“唤醒人性回归,感悟生命可贵”作开场白。
丁瑜与死囚的生死对话,还被五十多岁的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 Newell)拍摄在纪录片《临刑会见》中。罗本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想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死刑制度并不像想象中的野蛮。而通过做节目,丁瑜也感觉国家对死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怀。她遇到好几个死囚在临刑前感谢狱警,谢谢他们陪自己好好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
每个人都有诉说的需求,死囚更是如此。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后,更有倾诉、表达心声的强烈愿望。他们通过丁瑜之口,表达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家人的思念、对自身的救赎。丁瑜将他们的忏悔、思念和赎罪传达给对应的人。这样,他们在临终前会稍稍减轻遗憾。
当然,许多人依然带着遗憾走了。行刑时刻,包荣亭一直在等哥哥来送别。但希望落空,他最后望了望天空,说:“该上西天了。”他对丁瑜说:“我忏悔过,可我不原谅自己。我40岁,这么好的生活,的确想活下去。可我搅合得我不能生活了,我也没办法。”
丁瑜采访的三分之一的死囚在临死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想法,也是想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忏悔。
对死囚内心的恐慌、眷恋,没人比丁瑜了解的更清楚。一次,丁瑜采访死囚李景才,还把他的女儿也带去了。李景才对女儿说:“我只要能最后见你一面,我就啥都不想了。”“你别说这了,你不管犯再大的罪,你都是俺爸……你走得安心点,别让俺太难受了。”与女儿见面十分钟后,李景才依法被执行枪决。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久久在空气中回荡。
正是死囚内心情感的流露,震撼了电视机前千万双犀利的眼睛。与观众互动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因为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临刑会见》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苦苦挣扎,面对强大的心理挑战
从外表来看,丁瑜与她从事的职业很不相称。因为她有着一张明星马伊琍的脸,常被人认错。她真人比电视和照片上更瘦,一个如此瘦小的女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坦然面对死囚的。选题来源、人身安全、访谈技巧等问题,跟丁瑜遇到的巨大心理挑战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刚开始做节目的半年,丁瑜睡觉时,脑中常浮现出采访过的死囚,及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且时不时会梦见,有人在她的背后,拿把刀朝她砍去。
一次,她和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又出现死囚来砍杀自己的幻觉。她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中,投入到电影中去。
非同寻常的工作性质,以及过量服用安眠药,使她患上了头痛病。她的包里始终备有抑制头痛的药。
她每次出差,都让同事把房间里每个角落检查一遍,而且要开着灯和电视,有点光线和声音,在累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才能睡着。
2010年,她去福建度假,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机会。深夜,火车上,同行驴友都睡着了,她拉开窗帘,向外看。突然,这些年采访过的死囚的面孔一个个浮现在眼前,每个人她都记得,都能叫出名字。她瞬间崩溃,忙拉上窗帘,奔到两节列车接合处。她把贴在车厢上的《列车员须知》念了半天,心情才平复。之后,她回到卧铺,禁不住潸然泪下。她深切感到,《临刑会见》已深深扎根在她的生命当中,抹不掉,挥不去。
丁瑜不是靠倾诉来缓解压力,而是靠理性的自行调节。每次采访结束,她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然后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旺盛的生命力依旧无处不在。
她以前是非常要强的,得理不饶人。现在更释然些,而且学会迂回、舍得,没必要钻牛角尖。很多人就是因为走进死胡同,而酿出悲剧。
人的心理、心态是决定行为、人生走向的最基础的东西。在她采访初期,主要关注死刑犯和被害人的关系、作案当时和案发后的情况;现在她越来越关注死囚心理的变化。很多死囚在做出错误决定前,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只是抵挡不过一时冲动。遇到事情,如果能思考出几种解决方式,选择最好的方式,犯罪几率就会极大降低。
现在节目的后半段,丁瑜基本都在剖析犯罪心理。有些话既是说给观众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随着节目制作越来越多,丁瑜逐渐地学会将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再梦见死刑犯,不再一直去想案件细节,睡眠也不再依赖安眠药。她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但凭借实战经验,轻松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而她做节目的想法,似乎越来越简单:帮那些即将离世的人,再多看这个世界一眼。她很少落泪,一次却在犯人临刑前,默默哭了,“多么美好的世界,却在他的最后一刻定格、停滞了。”她只希望,自己的节目有一日再无内容可做。
面对他们,她内心总有一丝怅惘
丁瑜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人,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里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她小时候做过教师梦和军人梦,唯独没想过要去和死囚进行灵魂的沟通与碰撞。
获得中文和法律双重学士学位后,丁瑜被分配到了电视台。她曾主持过很多大型娱乐晚会,在灯光眩目、嘉宾耀眼的舞台上,因为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声情并茂的演讲功力,她如鱼得水。
2006年,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丁瑜突发奇想:要做一档以与死囚对话为主题的节目《临刑会见》。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争取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尽快批准,选择访谈对象,协调方方面面,做好案头准备,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让丁瑜和同事们绞尽脑汁。
接到死刑核准后,死囚们万念俱灰,要让他们开口,一吐心中块垒,用丁瑜的话来说,“个中滋味,怎一个难字了得”?死囚愿不愿接受访谈,会不会口不对心,甚至有无可能暴躁不安、歇斯底里……所有一切在摄像机架好之前,都是未知数。丁瑜对如此特殊的访谈对象,既不能和颜悦色,也不能怒目圆睁,所问所答,需要过人的智慧、随机应变的功力。
但丁瑜带领团队一路坚持下来,一做就是六年。
采访全凭罪犯自愿。“没人不想活着。”丁瑜说,“我觉得每次交流后,他们会变得平静、释然。内心不再充满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
以往电视上表现人在死刑面前会腿软的场面,事实上一般不存在。当死亡真正来临,人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一片空白。而在行刑等待期间,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
在一期节目中,史建娟原是受害人,她不知道郭罡已有妻儿,得知自己成为第三者后,已泥足深陷,最后迁怒并杀死了对方妻子李丽。
“你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你爱的这个男人的妻子时,怎么想的?”“因为她,我总伤心难过,有一种特别特别恨的感觉。”“想过她也很无辜吗?”“当时没想过。如果当时想想父母,也不会这样。或者发生这事之前,把所有事都告诉身边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有今天。”“想郭罡吗?”“以前想,后来不想了。”“你现在,还爱他吗?”“爱他。”“你杀了他妻子,你觉得他现在还爱你吗?”“不会了……”
2006年11月25日,史建娟被依法执行死刑,执刑时,她的亲人没来,郭罡也没出现。
2008年,丁瑜采访了三门峡市因杀害母亲而被判处死刑的同性恋犯人包荣亭。丁瑜很坦诚地问:“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你后悔杀死你妈妈吗?”“我不后悔,她70岁了,她如果是10岁,我杀死她,可能来这儿的第三天,我就被枪毙了,你说呢?”“70岁的人就该死吗?”
丁瑜采访过许多死囚,她深知,采访时,一定要把握好情绪,即使面对罪行滔天的罪犯,也不要进行言语攻击。但这次,她的声音因为震惊、气愤,不可控制地拔高了。
采访包荣亭一个月后,对方要求在临刑前见她最后一面。没有亲人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一丝联系的人。丁瑜向他道别:“我只能祝你一路走好。”他问丁瑜:“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还是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她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生死时刻,他们展现的一点柔软
很多人都用“天使与恶魔”这个词来形容丁瑜的工作,但她从没把自己看作天使,她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犯人为何走到死的边缘,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
六年来,在丁瑜的真诚启发与引导下,两百多名死囚在最后回眸这个世界时,放下心中的怨恨和罪孽,坦诚内心世界,虔诚忏悔,获得心里那暂时的、或永远的平静。所以每期《临刑会见》,丁瑜都会用“唤醒人性回归,感悟生命可贵”作开场白。
丁瑜与死囚的生死对话,还被五十多岁的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 Newell)拍摄在纪录片《临刑会见》中。罗本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想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死刑制度并不像想象中的野蛮。而通过做节目,丁瑜也感觉国家对死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怀。她遇到好几个死囚在临刑前感谢狱警,谢谢他们陪自己好好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
每个人都有诉说的需求,死囚更是如此。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后,更有倾诉、表达心声的强烈愿望。他们通过丁瑜之口,表达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家人的思念、对自身的救赎。丁瑜将他们的忏悔、思念和赎罪传达给对应的人。这样,他们在临终前会稍稍减轻遗憾。
当然,许多人依然带着遗憾走了。行刑时刻,包荣亭一直在等哥哥来送别。但希望落空,他最后望了望天空,说:“该上西天了。”他对丁瑜说:“我忏悔过,可我不原谅自己。我40岁,这么好的生活,的确想活下去。可我搅合得我不能生活了,我也没办法。”
丁瑜采访的三分之一的死囚在临死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想法,也是想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忏悔。
对死囚内心的恐慌、眷恋,没人比丁瑜了解的更清楚。一次,丁瑜采访死囚李景才,还把他的女儿也带去了。李景才对女儿说:“我只要能最后见你一面,我就啥都不想了。”“你别说这了,你不管犯再大的罪,你都是俺爸……你走得安心点,别让俺太难受了。”与女儿见面十分钟后,李景才依法被执行枪决。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久久在空气中回荡。
正是死囚内心情感的流露,震撼了电视机前千万双犀利的眼睛。与观众互动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因为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临刑会见》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苦苦挣扎,面对强大的心理挑战
从外表来看,丁瑜与她从事的职业很不相称。因为她有着一张明星马伊琍的脸,常被人认错。她真人比电视和照片上更瘦,一个如此瘦小的女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坦然面对死囚的。选题来源、人身安全、访谈技巧等问题,跟丁瑜遇到的巨大心理挑战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刚开始做节目的半年,丁瑜睡觉时,脑中常浮现出采访过的死囚,及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且时不时会梦见,有人在她的背后,拿把刀朝她砍去。
一次,她和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又出现死囚来砍杀自己的幻觉。她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中,投入到电影中去。
非同寻常的工作性质,以及过量服用安眠药,使她患上了头痛病。她的包里始终备有抑制头痛的药。
她每次出差,都让同事把房间里每个角落检查一遍,而且要开着灯和电视,有点光线和声音,在累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才能睡着。
2010年,她去福建度假,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机会。深夜,火车上,同行驴友都睡着了,她拉开窗帘,向外看。突然,这些年采访过的死囚的面孔一个个浮现在眼前,每个人她都记得,都能叫出名字。她瞬间崩溃,忙拉上窗帘,奔到两节列车接合处。她把贴在车厢上的《列车员须知》念了半天,心情才平复。之后,她回到卧铺,禁不住潸然泪下。她深切感到,《临刑会见》已深深扎根在她的生命当中,抹不掉,挥不去。
丁瑜不是靠倾诉来缓解压力,而是靠理性的自行调节。每次采访结束,她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然后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旺盛的生命力依旧无处不在。
她以前是非常要强的,得理不饶人。现在更释然些,而且学会迂回、舍得,没必要钻牛角尖。很多人就是因为走进死胡同,而酿出悲剧。
人的心理、心态是决定行为、人生走向的最基础的东西。在她采访初期,主要关注死刑犯和被害人的关系、作案当时和案发后的情况;现在她越来越关注死囚心理的变化。很多死囚在做出错误决定前,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只是抵挡不过一时冲动。遇到事情,如果能思考出几种解决方式,选择最好的方式,犯罪几率就会极大降低。
现在节目的后半段,丁瑜基本都在剖析犯罪心理。有些话既是说给观众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随着节目制作越来越多,丁瑜逐渐地学会将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再梦见死刑犯,不再一直去想案件细节,睡眠也不再依赖安眠药。她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但凭借实战经验,轻松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而她做节目的想法,似乎越来越简单:帮那些即将离世的人,再多看这个世界一眼。她很少落泪,一次却在犯人临刑前,默默哭了,“多么美好的世界,却在他的最后一刻定格、停滞了。”她只希望,自己的节目有一日再无内容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