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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冲击医院的恶性事件年年都有增无减，2002年5000多起，2004年8000多起，2006年则近10000起。2008年，从一个在太原召开的关于医疗纠纷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疗纠纷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根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而就在最近，更恶性的事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却受伤甚至殒命，这让整个社会为之震惊。医患纠纷的症结究竟何在，又该怎样化解呢？
暴力伤医事件频发
哈尔滨：行凶者刀砍医生，造成一死三重伤
今年3月23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医务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名男子突然闯入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刀，疯狂砍向正在埋头工作的医务人员和实习生，大家躲避不及，三名医务人员和一名实习生被砍伤。
由于刀伤致命，流血过多，年仅28岁的实习生王浩与世长辞。其余3名医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凶手李梦南趁乱逃离现场后，畏罪自杀未遂，在该院急诊科包扎伤口时被公安干警捕获。审讯中，他对持刀伤害四名大夫的暴行供认不讳。
犯罪嫌疑人李梦南，17岁，内蒙古人。2011年4月，他因患强直性脊柱炎曾在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一周，此次是来复诊的。该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赵彦萍回忆说，李梦南是一位同事的病人，23日上午，这个同事带着李梦南的爷爷前来咨询，当时患者想用“类克”（抗风湿药，主要用于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赵彦萍根据其病症判断，李某的病已有所好转，没必要再用如此昂贵的药了，而且李某患有肺结核，即使要用，也得先治好肺结核。于是，她建议患者去哈尔滨胸科医院检查。下午4时，爷孙俩再次来到医院找赵彦萍，并带来检验结果。赵彦萍认为，该患者的肺结核病经过前期治疗虽已好转，但仍需观察3个月做进一步治疗。当时她与老人沟通得挺好，并未产生矛盾，而李某本人一直在屋外等候。赵彦萍接待完该患者几分钟后就下班了，让她没想到的是，悲剧却发生在刚刚接班的几名医生身上。后经警方审理，李梦南供认，他觉得医生是在故意刁难他，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他背着自己的爷爷在医院附近卖了一把水果刀，随后返回风湿内科酿下大祸。
北京：接连发生医生被刺事件
2011年9月15日15时许，横祸从天而降。43岁的女医生、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挥舞菜刀的凶手连砍18刀。徐文的左肱二头肌一直被砍到底，神经和肌腱均受损，右前臂骨折，左下肢及前额正中都被砍伤。一个弱小的身躯，总共受伤21处，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遍体鳞伤，失血量至少1600毫升，殷红的鲜血浸透了她的白衣。徐文随即被送入手术室抢救，经过多家医院多学科专家长达9个多小时的全力救治，直至9月16日凌晨2时才脱离生命危险，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
凶案发生两个小时后，北京警方即抓获行凶者。砍杀徐文的人，是她5年前的患者，被称为“京城草隶第一人”的书法家、54岁的王宝 。
2012年4月13日这一天，北京发生两起医生被刺事件。
上午10点25分，一个戴着口罩的人冲进北大人民医院刺伤了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9个小时后，他又冲进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拿刀刺向从没给自己看过病的赵立众，正在填写病例的赵医生甚至来不及抬起头，就倒在血泊中。
他们之间并没有一对一的医患纠纷，赵立众只是“随机地”成了不幸者。与其说他倒在了患者的尖刀下，不如说他倒在了医患关系的极端对立情绪下。
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刺
今年1月31日上午10∶30，患者刘永华及20名家属，直接冲入上海新华医院心胸外科病区，踢开心胸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门，发现室内无人，转而攻击隔壁办公室的心胸外科副主任，不容分说，凶手连续2刀捅向该医生的左前胸，致其当场重伤倒地，行凶后凶手还将其拖至八楼窗口，企图将他从窗口推下。其他医务人员见状，奋不顾身与行凶者搏斗。在制止犯罪行为中，有10名医护人员先后受伤，其中6名医生伤情严重，住院治疗，伤情最重者左前胸伤口深达4厘米，离心脏仅1.5厘米，造成血气胸，险些致命。此次受伤的6名男性医生均为优秀的年轻医学博士、医疗骨干，其中4名为中共党员，并且都不是该患者的经治医生。
各地：悲剧在不断上演
今年3月，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接诊患者75岁老人闫海川胃穿孔死亡，院长安亚宏带领全院40余名医护人员悼念死者，致辞检讨忏悔，集体下跪磕头。该院医生称，死者家在当地势力很大，院方被迫接受家属条件，与之签订协议，停业3个月，违约赔300万元。
2011年11月3日中午12时，广东省潮州市男科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花了3000元治疗费后，认为治疗效果不好，遂混入该院，砍死副院长宋某，砍伤一名医生和一名工作人员。
2011年8月16日下午2时45分，因怀疑就诊后病情未见好转，一卢某男子心生怨恨，手持菜刀潜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医院三楼内科专家门诊室，挥刀砍向曾经为他治病的两名医生，造成一死一重伤。
今年4月28日下午，湖南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内，一名女医生在自己办公室内被杀身亡。据死者家属介绍，事发时有目击者称，看见凶手戴着口罩进来，之后迅速逃逸。
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均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事件；61.48%的医院发生了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人，而伤者更是无法统计。
医患缘何反目
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案尽管尚属偶发事件，但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诸多深层原因的。
一是大型公立医院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
医院管理专家阎惠中认为，医生承担了医院的创收任务，而创收的多少又与医生的收入挂钩。“总体而言，医生看的病人越多，开的单子越多，为医院赚的就越多，自己得的同样也多。” 在经过数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当前中国的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具体表现在过度扩张、过度医疗和过度特需等“三个过度”上，三个过度互为因果，相互刺激，愈演愈烈。
阎惠中同时也承认，迄今为止，医疗界对“过度医疗”仍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简单说，它代表了医院内的各种乱象：从乱检查、乱开药到乱做手术，无所不包。在他看来，不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有廉价药可用的情况下，利用病人的弱点，给其开昂贵药品，同样也属“过度治疗”。
哈医大一院副院长刘宏宇也从病人承受力的角度反思过“3·23”事件：“医生除了是医学家以外，还要是个经济学家，要知道病人有多少钱，能承受多少钱……不是说他揣一千块钱来，你就都给他花没了，最后他可能更痛苦。”
多年来，我国许多公立医院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收入减去支出，节余后提成”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医院为鼓励创收，每年会给各科室下达一定数额的经营指标，根据实际完成情况，除去支出成本后，剩余部分按一定比例分配。而各科室则又相应地将指标分摊到每个医生头上，并视医生完成情况分配奖金。
上海某中医院的科室奖金“分配细则”中的“开单提成”规定得非常详细：
各临床科室每次挂号提一元；做一次检查提4%；饮片提2%；医院自制制剂提4%；检验、放射等医技科室则提总收入的10%。护理部则提注射费的30%，检查费的1.5%，治疗费的4%，护理费的20%等。
“看病难，看病贵”、“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业弊病，让一些患者心有抵触，正常的诊疗也可能招来怀疑；而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医生同样觉得委屈，工作态度也会由此变得消极冷漠。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之下，一点小小的纠纷，都可能成为点燃医患对抗的火种。
可见，大型公立医院的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二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尽管声称要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但在诸多法学界人士看来，由卫生部主导制定的这部条例，更多的还是在保护医院以及医生的利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前身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简称《条例》、《办法》），前者较后者的“进步”，除了大大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数额外，更重要的是鉴定机构由之前的卫生行政部门变成后来的医学会。然而这却被普遍指责为“换汤不换药”，由“老子给儿子鉴定”变为“叔叔给侄子鉴定”。相比之下，长久以来的一些弊病，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上只盖公章却没有鉴定人的签名的问题，却没有因为《条例》发生改变。另外所有医疗事故的鉴定专家均不出庭作证，这也成为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的独特现象。
《条例》相对于《办法》，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去责任化”。在《办法》中，医疗事故分为“技术事故”与“责任事故”，其中如果构成“责任事故”，当事医生有可能因触及刑法而被判刑。然而在《条例》中，却没有了“责任事故”一说。相应的，《条例》实施十多年来，全国几乎未出现一起正规医院持证医生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这实际上也纵容了少数医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陈晓兰说，“保护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受伤害的却是多数患者和多数医务人员。”
事实上，受到医患双方诟病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实施以来的十年间，恰恰是中国医患冲突加剧的十年。
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出版的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著作中写道：“……各方普遍认为，医疗事故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二元化现象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了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
三是告不如闹思想严重。
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家属对正规程序的不信任，导致了“告不如闹”。
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均由作为第三方的各级医学会组织进行，但医学会实则为卫生行政部门的下设机构，而被鉴定的涉事医疗机构通常都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这无异于卫生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又上场踢球，且鉴定专家与当事医院、医生之间更是难以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与人情关系。如此一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鉴定结果的公正性造成影响，从而令其公信力下降。
在走司法诉讼程序耗时费力且鉴定结果难保公正的情况下，“医闹”应运而生。“医闹”生生不息，其确实有一定效果，不闹则不赔偿或赔偿金额很少，一闹则获巨额赔偿的例子并不罕见。况且，在维稳思维下，只要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政府必然会迅速让医院赔偿息事宁人，从2009年发生五起“医闹”的黑色六月到近日的哈医大伤医事件都是如此，但花钱买平安在成为解决“医闹”事件主要手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闹”。
四是部分媒体推波助澜。
在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中，舆论和媒体的报道偏重于患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2011年的“八毛门”、“缝肛门”、“茶水验尿”等一系列媒体热炒的事件，都给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再次上紧发条。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
五是医患之间缺乏沟通。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也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冷漠，爱搭不理，这也为医疗纠纷埋下了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说，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早晨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医患沟通不够，必然会产生许多误解误会，本来应当面对疾病共同抗争的医患双方，正在变得疏远。医院里正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对每一名医生都心存芥蒂的患者，个别患者甚至带着录音笔、录像机来求医! 当患者带着身体上的各种病痛和不适，带着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不顺利、不公正前来看病时，那种每天要接待上万名门诊病人的嘈杂拥挤的医院和那名每4个小时要接诊20多名病人、早已口干舌燥、疲倦不堪的医生，往往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医务人员医德缺失
一些医生仅将病人当作一个单纯的求医者，缺乏关怀和爱心。所谓医者仁心，客观地说，在一些医生身上是欠缺的。
很多医疗纠纷，固然有医术方面的问题，然而更多的往往是由医生和院方的恶劣态度引起的。
2009年11月3日，南京一名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肿胀等症状被父母送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深夜，徐宝宝病情恶化，其母亲多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跪求治疗，但由于医生忙于打游戏等原因，未及时作出治疗，婴儿随后夭折。
徐宝宝事件最终以玩游戏当事医生被开除、医院院长、书记受处分而告终。这起事件，确实表明某些医务人员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进而酿成恶果，并导致患者家属以及社会公众对部分医务人员丧失信心。
此外还有医生拿回扣、收红包等方面的问题，也会导致医患纠纷。
暴力伤医危害不浅
其一，造成医生恐惧，恶化医疗环境。
频繁发生的医生被刺案，将医生的职业风险空前暴露出来。
“3·23”哈医大一院恶性伤医事件的显著特点是，不属于医疗纠纷，更没有医疗事故，警方的定性是“偶发的治疗案件”，是“激情杀人”。事件发生后，很多冰城医务人员突然感到：只要穿着白大褂，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王浩，以前那种“我对病人很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信念轰然倒塌，一个群体的职业安全感瞬间蒸发一空。
这种没有医疗过错也要被刺杀的暴行令人震惊。在哈尔滨，医务人员震惊之余更是杯弓蛇影，面对患者倍感人人自危。
哈医大四院神经外科王宏伟医生听到消息的第一感觉是，全身打了个冷颤，震惊、愤怒，痛定思痛又感到特别恐惧。“就像发生在身边、亲身经历了一样，因为工作环境都一样，只是地点不同而已。现在面对病人，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不由自主地畏惧和恐慌。”
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叶丹面对记者，几度落泪，哽咽难言。她说，事发后，她没有对自己的医生和护士掉过一滴眼泪。但赵立众医生脱离生命危险后，她总是想哭，真的特别后怕。
今年4月14日，就在赵立众大夫被刺的急诊内科诊室里，李海渝医生正在照常出诊。他告诉记者，赵大夫是他十几年的同事，事发的当夜他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很害怕、很无奈。
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
上海某区中心医院的一名被公认为“治院有方”的前院长，因为害怕患者找其闹事，不仅在办公室装了防盗门，还养了两条狼狗，另外一家医院的院长则配了贴身保镖。广东一些医生刚上班就接受培训，内容是熟悉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中国医师协会于2011年8月发布了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统计结果显示，近一半（48.51%）的医务工作者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只有19.02%满意。其中教授级不满意比例最高，达55.47%；县、乡基层医院人员不满意比例高达59.86%。
其二，可能让医学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离开这个行业。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尹梅说，噩耗传来如同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随即想起了该校老校长巴德年院士曾说过的一句话：“医疗环境总体来说对医生是不利的，我在想，未来最优秀的孩子会不会选择学医？最优秀的医学院学生会不会选择临床？”
“3·23”伤医事件让社会看到了从医的高风险，而且无端死后还要蒙受羞辱，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途径。尹梅说：“这个事件或许让我们在未来十几年都将付出医学人才稀缺甚至局部断档的沉重代价。”
尹梅说，事发次日，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对其在哈医大攻读医学专业的儿子深表忧虑。他们夫妇都是医生，当初儿子高考选择专业时，他们反对其学医，但孩子坚定地以父母亲为榜样，认为医生受人尊敬，选择了哈医大的临床专业。“3·23”伤医事件后，这个孩子说：“妈，我有点后悔，选择的这个职业太危险了。”这位母亲彻夜不眠，希望尹梅能够开导她的儿子。尹梅认为，白大褂成了炸药包，职业安全感没有了，潜在的危机感成为主流，不仅这个孩子，一代学子都可能将因为这个事件改变选择。
去年高考前，有过来人就公开劝诫考生：“今年高考，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近日披露的某著名高校的一项专题调研显示，医患关系的紧张已导致很多高风险的科室招不到名校大学生，名校的医学专业也不再受学生的争相热捧。据《东方早报》报道，厦门大学甚至发出公告，宣布“2012年所有新招的医学生免除学费”，希望借此挽回医学生源江河日下的困境。
面对日益激烈的医患矛盾，医学院的毕业生中竟有一半不愿意当医生。而留下来的人，对于某些科室、岗位也会产生排斥、躲避心理，尽量避免“高危”科室。一名匿名受访者表示，有些同学会选择事故发生率较低的科室，比如口腔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等。像儿科、急诊这样高风险的科室，很难招到好的毕业生。
暴力伤医的防治对策
依据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推测，一个激烈冲突的背后，常常隐藏着9个以上的潜在冲突。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来阻断医患矛盾的升级，类似的悲剧还可能重演。那么，如何化解矛盾，构筑和谐医患关系呢？
深化医改，化解矛盾
6月27日，中科院在京发布《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7～2012（全国版）》。报告显示，公众对9项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医疗卫生排名最低，而且是连续6年垫底。
“3·23”事件发生后，在6000多个对此事件进行投票的网民中，有4000多人选择了“高兴”。这些人中，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他不是没有人性，不是没有道德，也不是针对王浩，而是针对当前的医疗体制。 事实上，医生是体制的替罪羊，这是问题的根源。因此，要让医生不在恐惧中救死扶伤，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医疗体制改革才是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之道。我们的政府要进一步重视民生，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全面扭转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切实提高民众的医疗保障水平，这才是医患关系回归和谐的根本。
立法解决医患纠纷
2002年，我国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已经过去十年时间，有很多内容不合时宜了。2009年12月26日又出台了《侵权责任法》，但涉医的部分太少，太简单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院长曹书杰在2011年两会期间，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定《医疗事故处理法》的议案，希望通过出台这样一部专门的法规，解决医患纠纷。
充分发挥第三方调解作用
对于调解机制，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认为：“有一个基本原则，碰到医患纠纷时，应当由中立的第三方，把医生和患者从对立中解脱出来，我们要大力推动仲裁和第三方调解，避免把医生推到医疗纠纷的枪口上”。
山西省将人民调解第三方独立机制引入到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中，用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团队来化解医患矛盾，在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新路。
经过2006年至今的6年努力，山西医疗纠纷处理呈现出‘四降两升’的局面：医疗纠纷案件进京上访、到各级政府上访、到卫生行政部门上访、政风行风热线投诉均减少了90%以上；调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结案后患方满意率达到98.5%。全省连续4年没有发生一起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走好公平公正的司法途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认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只是一种“更高级的私了方法”，“我觉得解决医患矛盾现阶段还是要走司法的程序，要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把这么多医疗纠纷和事故发生的机理和危害通过案例总结出来。可以把诉讼的程序公开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只要审理程序是公开的，包括专家的名单公开，我觉得不中立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对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砍杀医生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医患纠纷和一般的医闹，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要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医护人员的暴行，要对采取极端手段伤害医师生命的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今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携管制器具入院恐吓伤害医务人员、在医院烧纸钱、摆灵堂、摆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等“医闹”行为，进行治安处罚直至追究刑责。卫生部、公安部发出的这一通告，对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具有迫切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力强化医德医风建设
如果医生以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来服务广大患者，那么，医患关系就会得到不断改善。
“自古以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们之所以对医生心怀敬意，是因为医生担负着治病救人的使命，医生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我国口腔颌面外科的奠基人之一、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邱蔚六院士说：“当前医患之间的极端事件屡屡爆发，医生的尊严日渐丧失，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只专注于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了医德的提高；我们在关注自己尊严的同时，是否同样要尊重病人的尊严？”
邱蔚六认为，医生的尊严并不来自于他的学历、地位、职称，医生的尊严来自于患者的敬重，来自于精湛的技术和仁爱之心。“医患关系的改善，虽然离不开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患者的理解，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医生做起，我们做医生的只有从内心呼唤仁术的回归，尊重患者，体谅患者，医患之间的难题才有望化解。”
密切医患之间的沟通
医患沟通是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医患双方相互信任、保障医患双方利益的有效手段。
在今天的行医环境里面，医务人员一定要注意站在病人的角度多为他们着想。在你将要治疗他的疾病之前，你应该告诉他及他的家属关于他的病情，以及这种病可能发生的后果及转化，你的治疗方案，药物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他平时要注意什么等。有时心理治疗比躯体治疗还重要。因为按照今天的医学科学技术水平，很多疾病仍不能治愈，需要终身治疗，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如果我们能够在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给予患者多一些关怀、帮助和安慰，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纠纷和伤医事件了。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和医方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需要市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责编：山林）
暴力伤医事件频发
哈尔滨：行凶者刀砍医生，造成一死三重伤
今年3月23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医务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名男子突然闯入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刀，疯狂砍向正在埋头工作的医务人员和实习生，大家躲避不及，三名医务人员和一名实习生被砍伤。
由于刀伤致命，流血过多，年仅28岁的实习生王浩与世长辞。其余3名医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凶手李梦南趁乱逃离现场后，畏罪自杀未遂，在该院急诊科包扎伤口时被公安干警捕获。审讯中，他对持刀伤害四名大夫的暴行供认不讳。
犯罪嫌疑人李梦南，17岁，内蒙古人。2011年4月，他因患强直性脊柱炎曾在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一周，此次是来复诊的。该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赵彦萍回忆说，李梦南是一位同事的病人，23日上午，这个同事带着李梦南的爷爷前来咨询，当时患者想用“类克”（抗风湿药，主要用于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赵彦萍根据其病症判断，李某的病已有所好转，没必要再用如此昂贵的药了，而且李某患有肺结核，即使要用，也得先治好肺结核。于是，她建议患者去哈尔滨胸科医院检查。下午4时，爷孙俩再次来到医院找赵彦萍，并带来检验结果。赵彦萍认为，该患者的肺结核病经过前期治疗虽已好转，但仍需观察3个月做进一步治疗。当时她与老人沟通得挺好，并未产生矛盾，而李某本人一直在屋外等候。赵彦萍接待完该患者几分钟后就下班了，让她没想到的是，悲剧却发生在刚刚接班的几名医生身上。后经警方审理，李梦南供认，他觉得医生是在故意刁难他，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他背着自己的爷爷在医院附近卖了一把水果刀，随后返回风湿内科酿下大祸。
北京：接连发生医生被刺事件
2011年9月15日15时许，横祸从天而降。43岁的女医生、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挥舞菜刀的凶手连砍18刀。徐文的左肱二头肌一直被砍到底，神经和肌腱均受损，右前臂骨折，左下肢及前额正中都被砍伤。一个弱小的身躯，总共受伤21处，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遍体鳞伤，失血量至少1600毫升，殷红的鲜血浸透了她的白衣。徐文随即被送入手术室抢救，经过多家医院多学科专家长达9个多小时的全力救治，直至9月16日凌晨2时才脱离生命危险，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
凶案发生两个小时后，北京警方即抓获行凶者。砍杀徐文的人，是她5年前的患者，被称为“京城草隶第一人”的书法家、54岁的王宝 。
2012年4月13日这一天，北京发生两起医生被刺事件。
上午10点25分，一个戴着口罩的人冲进北大人民医院刺伤了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9个小时后，他又冲进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拿刀刺向从没给自己看过病的赵立众，正在填写病例的赵医生甚至来不及抬起头，就倒在血泊中。
他们之间并没有一对一的医患纠纷，赵立众只是“随机地”成了不幸者。与其说他倒在了患者的尖刀下，不如说他倒在了医患关系的极端对立情绪下。
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刺
今年1月31日上午10∶30，患者刘永华及20名家属，直接冲入上海新华医院心胸外科病区，踢开心胸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门，发现室内无人，转而攻击隔壁办公室的心胸外科副主任，不容分说，凶手连续2刀捅向该医生的左前胸，致其当场重伤倒地，行凶后凶手还将其拖至八楼窗口，企图将他从窗口推下。其他医务人员见状，奋不顾身与行凶者搏斗。在制止犯罪行为中，有10名医护人员先后受伤，其中6名医生伤情严重，住院治疗，伤情最重者左前胸伤口深达4厘米，离心脏仅1.5厘米，造成血气胸，险些致命。此次受伤的6名男性医生均为优秀的年轻医学博士、医疗骨干，其中4名为中共党员，并且都不是该患者的经治医生。
各地：悲剧在不断上演
今年3月，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接诊患者75岁老人闫海川胃穿孔死亡，院长安亚宏带领全院40余名医护人员悼念死者，致辞检讨忏悔，集体下跪磕头。该院医生称，死者家在当地势力很大，院方被迫接受家属条件，与之签订协议，停业3个月，违约赔300万元。
2011年11月3日中午12时，广东省潮州市男科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花了3000元治疗费后，认为治疗效果不好，遂混入该院，砍死副院长宋某，砍伤一名医生和一名工作人员。
2011年8月16日下午2时45分，因怀疑就诊后病情未见好转，一卢某男子心生怨恨，手持菜刀潜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医院三楼内科专家门诊室，挥刀砍向曾经为他治病的两名医生，造成一死一重伤。
今年4月28日下午，湖南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内，一名女医生在自己办公室内被杀身亡。据死者家属介绍，事发时有目击者称，看见凶手戴着口罩进来，之后迅速逃逸。
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均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事件；61.48%的医院发生了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人，而伤者更是无法统计。
医患缘何反目
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案尽管尚属偶发事件，但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诸多深层原因的。
一是大型公立医院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
医院管理专家阎惠中认为，医生承担了医院的创收任务，而创收的多少又与医生的收入挂钩。“总体而言，医生看的病人越多，开的单子越多，为医院赚的就越多，自己得的同样也多。” 在经过数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当前中国的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具体表现在过度扩张、过度医疗和过度特需等“三个过度”上，三个过度互为因果，相互刺激，愈演愈烈。
阎惠中同时也承认，迄今为止，医疗界对“过度医疗”仍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简单说，它代表了医院内的各种乱象：从乱检查、乱开药到乱做手术，无所不包。在他看来，不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有廉价药可用的情况下，利用病人的弱点，给其开昂贵药品，同样也属“过度治疗”。
哈医大一院副院长刘宏宇也从病人承受力的角度反思过“3·23”事件：“医生除了是医学家以外，还要是个经济学家，要知道病人有多少钱，能承受多少钱……不是说他揣一千块钱来，你就都给他花没了，最后他可能更痛苦。”
多年来，我国许多公立医院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收入减去支出，节余后提成”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医院为鼓励创收，每年会给各科室下达一定数额的经营指标，根据实际完成情况，除去支出成本后，剩余部分按一定比例分配。而各科室则又相应地将指标分摊到每个医生头上，并视医生完成情况分配奖金。
上海某中医院的科室奖金“分配细则”中的“开单提成”规定得非常详细：
各临床科室每次挂号提一元；做一次检查提4%；饮片提2%；医院自制制剂提4%；检验、放射等医技科室则提总收入的10%。护理部则提注射费的30%，检查费的1.5%，治疗费的4%，护理费的20%等。
“看病难，看病贵”、“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业弊病，让一些患者心有抵触，正常的诊疗也可能招来怀疑；而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医生同样觉得委屈，工作态度也会由此变得消极冷漠。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之下，一点小小的纠纷，都可能成为点燃医患对抗的火种。
可见，大型公立医院的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二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尽管声称要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但在诸多法学界人士看来，由卫生部主导制定的这部条例，更多的还是在保护医院以及医生的利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前身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简称《条例》、《办法》），前者较后者的“进步”，除了大大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数额外，更重要的是鉴定机构由之前的卫生行政部门变成后来的医学会。然而这却被普遍指责为“换汤不换药”，由“老子给儿子鉴定”变为“叔叔给侄子鉴定”。相比之下，长久以来的一些弊病，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上只盖公章却没有鉴定人的签名的问题，却没有因为《条例》发生改变。另外所有医疗事故的鉴定专家均不出庭作证，这也成为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的独特现象。
《条例》相对于《办法》，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去责任化”。在《办法》中，医疗事故分为“技术事故”与“责任事故”，其中如果构成“责任事故”，当事医生有可能因触及刑法而被判刑。然而在《条例》中，却没有了“责任事故”一说。相应的，《条例》实施十多年来，全国几乎未出现一起正规医院持证医生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这实际上也纵容了少数医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陈晓兰说，“保护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受伤害的却是多数患者和多数医务人员。”
事实上，受到医患双方诟病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实施以来的十年间，恰恰是中国医患冲突加剧的十年。
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出版的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著作中写道：“……各方普遍认为，医疗事故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二元化现象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了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
三是告不如闹思想严重。
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家属对正规程序的不信任，导致了“告不如闹”。
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均由作为第三方的各级医学会组织进行，但医学会实则为卫生行政部门的下设机构，而被鉴定的涉事医疗机构通常都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这无异于卫生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又上场踢球，且鉴定专家与当事医院、医生之间更是难以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与人情关系。如此一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鉴定结果的公正性造成影响，从而令其公信力下降。
在走司法诉讼程序耗时费力且鉴定结果难保公正的情况下，“医闹”应运而生。“医闹”生生不息，其确实有一定效果，不闹则不赔偿或赔偿金额很少，一闹则获巨额赔偿的例子并不罕见。况且，在维稳思维下，只要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政府必然会迅速让医院赔偿息事宁人，从2009年发生五起“医闹”的黑色六月到近日的哈医大伤医事件都是如此，但花钱买平安在成为解决“医闹”事件主要手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闹”。
四是部分媒体推波助澜。
在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中，舆论和媒体的报道偏重于患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2011年的“八毛门”、“缝肛门”、“茶水验尿”等一系列媒体热炒的事件，都给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再次上紧发条。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
五是医患之间缺乏沟通。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也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冷漠，爱搭不理，这也为医疗纠纷埋下了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说，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早晨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医患沟通不够，必然会产生许多误解误会，本来应当面对疾病共同抗争的医患双方，正在变得疏远。医院里正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对每一名医生都心存芥蒂的患者，个别患者甚至带着录音笔、录像机来求医! 当患者带着身体上的各种病痛和不适，带着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不顺利、不公正前来看病时，那种每天要接待上万名门诊病人的嘈杂拥挤的医院和那名每4个小时要接诊20多名病人、早已口干舌燥、疲倦不堪的医生，往往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医务人员医德缺失
一些医生仅将病人当作一个单纯的求医者，缺乏关怀和爱心。所谓医者仁心，客观地说，在一些医生身上是欠缺的。
很多医疗纠纷，固然有医术方面的问题，然而更多的往往是由医生和院方的恶劣态度引起的。
2009年11月3日，南京一名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肿胀等症状被父母送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深夜，徐宝宝病情恶化，其母亲多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跪求治疗，但由于医生忙于打游戏等原因，未及时作出治疗，婴儿随后夭折。
徐宝宝事件最终以玩游戏当事医生被开除、医院院长、书记受处分而告终。这起事件，确实表明某些医务人员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进而酿成恶果，并导致患者家属以及社会公众对部分医务人员丧失信心。
此外还有医生拿回扣、收红包等方面的问题，也会导致医患纠纷。
暴力伤医危害不浅
其一，造成医生恐惧，恶化医疗环境。
频繁发生的医生被刺案，将医生的职业风险空前暴露出来。
“3·23”哈医大一院恶性伤医事件的显著特点是，不属于医疗纠纷，更没有医疗事故，警方的定性是“偶发的治疗案件”，是“激情杀人”。事件发生后，很多冰城医务人员突然感到：只要穿着白大褂，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王浩，以前那种“我对病人很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信念轰然倒塌，一个群体的职业安全感瞬间蒸发一空。
这种没有医疗过错也要被刺杀的暴行令人震惊。在哈尔滨，医务人员震惊之余更是杯弓蛇影，面对患者倍感人人自危。
哈医大四院神经外科王宏伟医生听到消息的第一感觉是，全身打了个冷颤，震惊、愤怒，痛定思痛又感到特别恐惧。“就像发生在身边、亲身经历了一样，因为工作环境都一样，只是地点不同而已。现在面对病人，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不由自主地畏惧和恐慌。”
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叶丹面对记者，几度落泪，哽咽难言。她说，事发后，她没有对自己的医生和护士掉过一滴眼泪。但赵立众医生脱离生命危险后，她总是想哭，真的特别后怕。
今年4月14日，就在赵立众大夫被刺的急诊内科诊室里，李海渝医生正在照常出诊。他告诉记者，赵大夫是他十几年的同事，事发的当夜他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很害怕、很无奈。
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
上海某区中心医院的一名被公认为“治院有方”的前院长，因为害怕患者找其闹事，不仅在办公室装了防盗门，还养了两条狼狗，另外一家医院的院长则配了贴身保镖。广东一些医生刚上班就接受培训，内容是熟悉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中国医师协会于2011年8月发布了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统计结果显示，近一半（48.51%）的医务工作者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只有19.02%满意。其中教授级不满意比例最高，达55.47%；县、乡基层医院人员不满意比例高达59.86%。
其二，可能让医学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离开这个行业。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尹梅说，噩耗传来如同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随即想起了该校老校长巴德年院士曾说过的一句话：“医疗环境总体来说对医生是不利的，我在想，未来最优秀的孩子会不会选择学医？最优秀的医学院学生会不会选择临床？”
“3·23”伤医事件让社会看到了从医的高风险，而且无端死后还要蒙受羞辱，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途径。尹梅说：“这个事件或许让我们在未来十几年都将付出医学人才稀缺甚至局部断档的沉重代价。”
尹梅说，事发次日，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对其在哈医大攻读医学专业的儿子深表忧虑。他们夫妇都是医生，当初儿子高考选择专业时，他们反对其学医，但孩子坚定地以父母亲为榜样，认为医生受人尊敬，选择了哈医大的临床专业。“3·23”伤医事件后，这个孩子说：“妈，我有点后悔，选择的这个职业太危险了。”这位母亲彻夜不眠，希望尹梅能够开导她的儿子。尹梅认为，白大褂成了炸药包，职业安全感没有了，潜在的危机感成为主流，不仅这个孩子，一代学子都可能将因为这个事件改变选择。
去年高考前，有过来人就公开劝诫考生：“今年高考，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近日披露的某著名高校的一项专题调研显示，医患关系的紧张已导致很多高风险的科室招不到名校大学生，名校的医学专业也不再受学生的争相热捧。据《东方早报》报道，厦门大学甚至发出公告，宣布“2012年所有新招的医学生免除学费”，希望借此挽回医学生源江河日下的困境。
面对日益激烈的医患矛盾，医学院的毕业生中竟有一半不愿意当医生。而留下来的人，对于某些科室、岗位也会产生排斥、躲避心理，尽量避免“高危”科室。一名匿名受访者表示，有些同学会选择事故发生率较低的科室，比如口腔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等。像儿科、急诊这样高风险的科室，很难招到好的毕业生。
暴力伤医的防治对策
依据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推测，一个激烈冲突的背后，常常隐藏着9个以上的潜在冲突。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来阻断医患矛盾的升级，类似的悲剧还可能重演。那么，如何化解矛盾，构筑和谐医患关系呢？
深化医改，化解矛盾
6月27日，中科院在京发布《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07～2012（全国版）》。报告显示，公众对9项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医疗卫生排名最低，而且是连续6年垫底。
“3·23”事件发生后，在6000多个对此事件进行投票的网民中，有4000多人选择了“高兴”。这些人中，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他不是没有人性，不是没有道德，也不是针对王浩，而是针对当前的医疗体制。 事实上，医生是体制的替罪羊，这是问题的根源。因此，要让医生不在恐惧中救死扶伤，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医疗体制改革才是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之道。我们的政府要进一步重视民生，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全面扭转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切实提高民众的医疗保障水平，这才是医患关系回归和谐的根本。
立法解决医患纠纷
2002年，我国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已经过去十年时间，有很多内容不合时宜了。2009年12月26日又出台了《侵权责任法》，但涉医的部分太少，太简单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院长曹书杰在2011年两会期间，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定《医疗事故处理法》的议案，希望通过出台这样一部专门的法规，解决医患纠纷。
充分发挥第三方调解作用
对于调解机制，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认为：“有一个基本原则，碰到医患纠纷时，应当由中立的第三方，把医生和患者从对立中解脱出来，我们要大力推动仲裁和第三方调解，避免把医生推到医疗纠纷的枪口上”。
山西省将人民调解第三方独立机制引入到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中，用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团队来化解医患矛盾，在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新路。
经过2006年至今的6年努力，山西医疗纠纷处理呈现出‘四降两升’的局面：医疗纠纷案件进京上访、到各级政府上访、到卫生行政部门上访、政风行风热线投诉均减少了90%以上；调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结案后患方满意率达到98.5%。全省连续4年没有发生一起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走好公平公正的司法途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认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只是一种“更高级的私了方法”，“我觉得解决医患矛盾现阶段还是要走司法的程序，要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把这么多医疗纠纷和事故发生的机理和危害通过案例总结出来。可以把诉讼的程序公开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只要审理程序是公开的，包括专家的名单公开，我觉得不中立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对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砍杀医生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医患纠纷和一般的医闹，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要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医护人员的暴行，要对采取极端手段伤害医师生命的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今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携管制器具入院恐吓伤害医务人员、在医院烧纸钱、摆灵堂、摆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等“医闹”行为，进行治安处罚直至追究刑责。卫生部、公安部发出的这一通告，对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具有迫切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力强化医德医风建设
如果医生以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来服务广大患者，那么，医患关系就会得到不断改善。
“自古以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们之所以对医生心怀敬意，是因为医生担负着治病救人的使命，医生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我国口腔颌面外科的奠基人之一、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邱蔚六院士说：“当前医患之间的极端事件屡屡爆发，医生的尊严日渐丧失，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只专注于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了医德的提高；我们在关注自己尊严的同时，是否同样要尊重病人的尊严？”
邱蔚六认为，医生的尊严并不来自于他的学历、地位、职称，医生的尊严来自于患者的敬重，来自于精湛的技术和仁爱之心。“医患关系的改善，虽然离不开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患者的理解，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医生做起，我们做医生的只有从内心呼唤仁术的回归，尊重患者，体谅患者，医患之间的难题才有望化解。”
密切医患之间的沟通
医患沟通是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医患双方相互信任、保障医患双方利益的有效手段。
在今天的行医环境里面，医务人员一定要注意站在病人的角度多为他们着想。在你将要治疗他的疾病之前，你应该告诉他及他的家属关于他的病情，以及这种病可能发生的后果及转化，你的治疗方案，药物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他平时要注意什么等。有时心理治疗比躯体治疗还重要。因为按照今天的医学科学技术水平，很多疾病仍不能治愈，需要终身治疗，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如果我们能够在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给予患者多一些关怀、帮助和安慰，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纠纷和伤医事件了。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和医方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需要市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责编：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