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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胡云峰是元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四书学者，本文就其生年与《四书通》之刊刻提出新补充，指出胡氏应生于1253年而非1250年，《四书通》原名《四书通旨》，今本《四书通》含张存中加工部分而非胡氏原本。《四库提要》居于反朱学立场，持汉学门户之见，批评《四书通》为“胶执门户之见”等，实属诬枉。《四书通》在推崇《集注》之时，体现出远迈同类的批判意识，对《集注》作了大量批评修正，文本方面有：版本辨正、注音字训、句读名物、史实文献等。义理方面有：改变章句划分、点出矛盾之处、揭露各种误说、采用反对之说、发明未尽之旨等。《四库》集矢于《四书通》的原因在于视其为朱学之靶。该案例启示我们，需谨慎对待具鲜明门户色彩的《四库》之评。
关键词 《四书通》 批判 《四库提要》 诬评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038-10
一、云峰之生平、著述
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谥文通，徽州婺源考水人（今江西）。自《四库提要》以来，学界通常认为其生于宋理宗淳佑十年（1250），卒于元至顺四年（1333）。①但此说与它说明显冲突。据云峰《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五言，“炳文后于先生一年，体力倦甚”，②可知他晚于陈栎一年。陈栎之年，据《四库提要》、《定宇集》之年表，《定宇集》之《本房先世事略》、《定宇先生行状》诸文字可知，生于宋理宗淳祐壬子（1252年），卒于元统二年（1334），享年八十三。故云峰生年当为1253年，宝佑元年也。③另《云峰集》屡称“年将八十”、“予年八十”，可知云峰享年在八十以上。如《与紫严汪先生宗臣书一》言，“炳文之生也，后老先生二十岁。……老先生年将百岁而有七十岁之子五十岁之孙。……如炳文者年将八十。”云峰出生于经学世家之“明经胡氏”。据《孝善胡先生墓志铭》可知，胡氏数世皆以经学传家，尤专精易学。其父胡斗元（1224-1295），④ 曾受尚书、易学于朱子从孙。云峰享年甚高，学识渊博，《宋元学案》称他“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他好学不倦，至老不衰，暮年与友人书常言及此。“如炳文年将八十，诗书未尝顷刻释手。自笑头如雪而读书之眼犹如月也。”（《与紫严汪先生书》一）
胡氏著述广泛，究竟所著多少，诸家所记不一，不无遗漏、舛误。仅《四库全书》即收入《四书通》、《周易本义通释》、《纯正蒙求》、《云峰集》四部，甚为可观。《元代四书学研究》、《元代论语学》皆未提及《纯正蒙求》，反提及《四书辨疑》，按：《四书辨疑》据《四库》考证，为陈天祥所作。此外，诸家所列有“《书集解》、《春秋集解》、《礼书纂述》、《大学指掌图》、《五经会义》、《尔雅韵语》”等，关于胡氏著作，各家说并不一致。如《书集解》仅见于《宋元学案》，诸家皆无。《明统一志》卷十六、明冯从吾的《元儒考略》卷二尚有《云峰笔记》。《经义考》卷一百一十一还有《诗集解》，《千顷堂书目》卷十一还提及《性理通》。惜乎皆不传。史甄陶指出，胡氏尚有《感兴诗通》，该书现存两个版本分别藏于台北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从感兴诗通〉论胡炳文对朱学的继承与发展》，《汉学研究》第26卷第3期。另据云峰与吴澄、陈栎之通信可知，曾著有《周易启蒙》、《周易通义》，与《周易本义通释》共同构成易学三书。《周易启蒙》、《周易通义》见于《与草庐先生书》，“尝为《易启蒙》、《通义》，又尝集诸家易解，有合本义者为《通释》。……皆已成书。”（《云峰集》卷一，第739页，《四库全书》1199册）《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五，亦言及此，“僭越作《本义通释》外，尝为《启蒙》、《通释义》。”按：疑《通释义》之“释”为衍文。
《四书通》一书诸家多有介绍，此处拟提出诸家所未言之处讨论。一是该书曾名为《四书通旨》。《四书通》仿东汉《白虎通》而得名，邓文原在该书序中已有交代。但该书刊行前，云峰与友人通信中皆反复名之为《四书通旨》。如《与草庐吴先生书》云，“名曰《四书通旨》，长文未脱稿，更一年当可就也。”⑥《云峰集》卷一，第739、743页。《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二、五皆提及该书。“缘炳文僭越，为《通旨》一书，必欲得老先生者附于诸家之列。”⑥“外又见《四书纂疏》及《集成》，多又差缪，于是自为一书，名之曰《四书通旨》，较之《集成》又添得数家，恨不得先生发明编入一家。”
二是版本刊行。据张存中交代，泰定三年（1326）奉浙江儒学提举杨志行之令，在建宁路建阳县余志安勤有堂书坊刊印，经三年方始刊成，并以诸多流传于世的四书刊本如《集成》、《经注》、《标题》、《善本》等校勘，校出若干错误。据此序及胡炳文《四书通证序》可知，张存中《四书通证》附于该书之后一并刊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存中对《四书通》做了三项增补加工：一是在《大学中庸通》后，增加了未经阐发的朱子《学庸或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庸或问》在《四书或问》中的特殊地位。二是《四书通》所列引用之书目姓氏，置于《四书通》凡例与张存中序之间，余每觉其位置颇怪异，原来乃胡氏本所无而为张存中所类聚补充。此甚可注意，切不可径视为胡氏所作。三是《四书通》中对《集注》难懂字反切注音者，皆为张存中以《经典释文》所增加而非胡氏原本所有。张存中所做三项增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方便初学之士理解，扫除障碍，用心甚为周到。“《庸学或问》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编附于《章句通》后。又于《集注》字之奇者，増入《释文》；事之隐者，附以《通证》；先儒姓氏，类而纪之。庶初学之士，亦便于考索云。天历二年（1329）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后学张存中书于余氏勤有堂。”胡炳文：《四书通证序》写于《四书通》刊刻之前一年，可见当时《四书通证》已完成。
三是《四库萃要》与《四库全书》本之差异。据此可知，《四书通》最初之版本，即元天历二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是与《四书通证》作为一书一并刊刻的。今本二书皆分刻之，与今本不相同。现存版本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等。《四库本》与《荟要》本在编排上存在两大差别：一是将《中庸通》分为三卷，《荟要》本则分为一卷之上、中、下。二是将《中庸通》按照流行之方法，列于《大学通》后，此显然违背胡炳文将《中庸通》置于最后之意，《荟要》本则保持原貌。但《四库本》对《四书通证》之安排，则一遵旧本，置《中庸章句或问通证》于后。此外，二书在具体文字上亦不乏出入，如《四库本》缺乏《论语集注序说》、《孟子集注序说》，个别文字亦不乏遗漏缺误等。廖云仙：《论语通》认为“但今日诸丛书所收炳文《四书通》，均作二十六卷。”似未注意《四库全书》本之差异。本文写作即依据《四库萃要》本。
二、《四库提要》诬枉之评
胡炳文在《四书通序》中言钻研《集注》达五十年之久，但不敢谓已通达。此书之作是为了纠正诠释《集注》诸作之谬，以帮助学者正确取舍。此种辨差缪以阐朱子之动机，为时人所共有，如陈栎著《四书发明》之目的，即在于对《集成》、《纂疏》等书之不满。但胡氏采取委婉的说法，将批判矛头指向《四书集成》、《纂疏》、朱子后学饶鲁等，丝毫未提及对《集注》之批评。凡例言，“《纂疏》、《集成》有舛谬者，……皆删之，恐误后学，盖亦不得已而为尔。”同时发明《集注》未尽之旨，云峰继承前辈视《集注》如经的作法，以全力阐发《集注》为“本分中事”。《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云，“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云峰集》卷一，第742页。正因如此，古今学者皆从推尊朱子一面来认识、评价该书。
在推崇汉学、厌恶程朱理学的四库馆臣看来，极力痛批胡氏这种“知有注而不知有经”的行径。其实这种“知注而不知经”的作法乃四书学发展之必然趋势，《四书通》是顺应时代之要求而绝非开新之作法。之前已有大批述朱著作“视注为经”了，如赵顺孙《四书纂疏》即明言朱注“浑然犹经”，维护《集注》而极少批判，将《集注》文字与经文用同一字号表示。令人费解的是，四库馆臣对《四书通》前后同类著作皆能同情了解，加以好评，唯独不能容忍《四书通》。如称极少发表己意的《四书集编》有“铨择刊润之功”，称“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的《孟子集疏》“知之确，择之精”；称“大旨率从《集注》”，“其间偶有异同，多牵强穿凿”的《论语集说》“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称“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的《四书纂疏》“可谓笃守师说”，对“病此书之冗滥”之讥，则解释为“固疏体矣，繁而不杀于理亦宜”，讽刺批评者“少见而多怪。”称赞“事迹典故，辨订尤多”的《论孟集注考证》虽具“宋元间门户之见”，“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以上所引皆自《四库提要总目提要》各书提要。不可否认，《四书通》确有《四库提要》所言“守朱子一家之言”之通病，但在具同样病痛之同类著作中，它更具有其它著作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惜乎为《四库提要》视而不见。故下文拟以若干材料显发《四书通》批判意识，以辨《提要》之诬，以还云峰之公道。《四库提要》对云峰之攻击几乎到了毫不放过的地步，在评价它书之时，往往即转入对云峰之批评，如在评价《困学纪闻》时说，“皆考证是非，无所迁就，不肯如元胡炳文诸人，坚持门户。”事实表明，胡氏同样“考证是非，无所迁就”，且多发前人所未发。后世王夫之亦批评胡氏信奉、阿谀朱子之失，实为不察偏颇之言。“云峰之笃信，乃以成朱子之失。……故有功先儒者，不可阿也。”《读四书大全说
关键词 《四书通》 批判 《四库提要》 诬评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038-10
一、云峰之生平、著述
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谥文通，徽州婺源考水人（今江西）。自《四库提要》以来，学界通常认为其生于宋理宗淳佑十年（1250），卒于元至顺四年（1333）。①但此说与它说明显冲突。据云峰《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五言，“炳文后于先生一年，体力倦甚”，②可知他晚于陈栎一年。陈栎之年，据《四库提要》、《定宇集》之年表，《定宇集》之《本房先世事略》、《定宇先生行状》诸文字可知，生于宋理宗淳祐壬子（1252年），卒于元统二年（1334），享年八十三。故云峰生年当为1253年，宝佑元年也。③另《云峰集》屡称“年将八十”、“予年八十”，可知云峰享年在八十以上。如《与紫严汪先生宗臣书一》言，“炳文之生也，后老先生二十岁。……老先生年将百岁而有七十岁之子五十岁之孙。……如炳文者年将八十。”云峰出生于经学世家之“明经胡氏”。据《孝善胡先生墓志铭》可知，胡氏数世皆以经学传家，尤专精易学。其父胡斗元（1224-1295），④ 曾受尚书、易学于朱子从孙。云峰享年甚高，学识渊博，《宋元学案》称他“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他好学不倦，至老不衰，暮年与友人书常言及此。“如炳文年将八十，诗书未尝顷刻释手。自笑头如雪而读书之眼犹如月也。”（《与紫严汪先生书》一）
胡氏著述广泛，究竟所著多少，诸家所记不一，不无遗漏、舛误。仅《四库全书》即收入《四书通》、《周易本义通释》、《纯正蒙求》、《云峰集》四部，甚为可观。《元代四书学研究》、《元代论语学》皆未提及《纯正蒙求》，反提及《四书辨疑》，按：《四书辨疑》据《四库》考证，为陈天祥所作。此外，诸家所列有“《书集解》、《春秋集解》、《礼书纂述》、《大学指掌图》、《五经会义》、《尔雅韵语》”等，关于胡氏著作，各家说并不一致。如《书集解》仅见于《宋元学案》，诸家皆无。《明统一志》卷十六、明冯从吾的《元儒考略》卷二尚有《云峰笔记》。《经义考》卷一百一十一还有《诗集解》，《千顷堂书目》卷十一还提及《性理通》。惜乎皆不传。史甄陶指出，胡氏尚有《感兴诗通》，该书现存两个版本分别藏于台北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从感兴诗通〉论胡炳文对朱学的继承与发展》，《汉学研究》第26卷第3期。另据云峰与吴澄、陈栎之通信可知，曾著有《周易启蒙》、《周易通义》，与《周易本义通释》共同构成易学三书。《周易启蒙》、《周易通义》见于《与草庐先生书》，“尝为《易启蒙》、《通义》，又尝集诸家易解，有合本义者为《通释》。……皆已成书。”（《云峰集》卷一，第739页，《四库全书》1199册）《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五，亦言及此，“僭越作《本义通释》外，尝为《启蒙》、《通释义》。”按：疑《通释义》之“释”为衍文。
《四书通》一书诸家多有介绍，此处拟提出诸家所未言之处讨论。一是该书曾名为《四书通旨》。《四书通》仿东汉《白虎通》而得名，邓文原在该书序中已有交代。但该书刊行前，云峰与友人通信中皆反复名之为《四书通旨》。如《与草庐吴先生书》云，“名曰《四书通旨》，长文未脱稿，更一年当可就也。”⑥《云峰集》卷一，第739、743页。《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二、五皆提及该书。“缘炳文僭越，为《通旨》一书，必欲得老先生者附于诸家之列。”⑥“外又见《四书纂疏》及《集成》，多又差缪，于是自为一书，名之曰《四书通旨》，较之《集成》又添得数家，恨不得先生发明编入一家。”
二是版本刊行。据张存中交代，泰定三年（1326）奉浙江儒学提举杨志行之令，在建宁路建阳县余志安勤有堂书坊刊印，经三年方始刊成，并以诸多流传于世的四书刊本如《集成》、《经注》、《标题》、《善本》等校勘，校出若干错误。据此序及胡炳文《四书通证序》可知，张存中《四书通证》附于该书之后一并刊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存中对《四书通》做了三项增补加工：一是在《大学中庸通》后，增加了未经阐发的朱子《学庸或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庸或问》在《四书或问》中的特殊地位。二是《四书通》所列引用之书目姓氏，置于《四书通》凡例与张存中序之间，余每觉其位置颇怪异，原来乃胡氏本所无而为张存中所类聚补充。此甚可注意，切不可径视为胡氏所作。三是《四书通》中对《集注》难懂字反切注音者，皆为张存中以《经典释文》所增加而非胡氏原本所有。张存中所做三项增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方便初学之士理解，扫除障碍，用心甚为周到。“《庸学或问》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编附于《章句通》后。又于《集注》字之奇者，増入《释文》；事之隐者，附以《通证》；先儒姓氏，类而纪之。庶初学之士，亦便于考索云。天历二年（1329）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后学张存中书于余氏勤有堂。”胡炳文：《四书通证序》写于《四书通》刊刻之前一年，可见当时《四书通证》已完成。
三是《四库萃要》与《四库全书》本之差异。据此可知，《四书通》最初之版本，即元天历二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是与《四书通证》作为一书一并刊刻的。今本二书皆分刻之，与今本不相同。现存版本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等。《四库本》与《荟要》本在编排上存在两大差别：一是将《中庸通》分为三卷，《荟要》本则分为一卷之上、中、下。二是将《中庸通》按照流行之方法，列于《大学通》后，此显然违背胡炳文将《中庸通》置于最后之意，《荟要》本则保持原貌。但《四库本》对《四书通证》之安排，则一遵旧本，置《中庸章句或问通证》于后。此外，二书在具体文字上亦不乏出入，如《四库本》缺乏《论语集注序说》、《孟子集注序说》，个别文字亦不乏遗漏缺误等。廖云仙：《论语通》认为“但今日诸丛书所收炳文《四书通》，均作二十六卷。”似未注意《四库全书》本之差异。本文写作即依据《四库萃要》本。
二、《四库提要》诬枉之评
胡炳文在《四书通序》中言钻研《集注》达五十年之久，但不敢谓已通达。此书之作是为了纠正诠释《集注》诸作之谬，以帮助学者正确取舍。此种辨差缪以阐朱子之动机，为时人所共有，如陈栎著《四书发明》之目的，即在于对《集成》、《纂疏》等书之不满。但胡氏采取委婉的说法，将批判矛头指向《四书集成》、《纂疏》、朱子后学饶鲁等，丝毫未提及对《集注》之批评。凡例言，“《纂疏》、《集成》有舛谬者，……皆删之，恐误后学，盖亦不得已而为尔。”同时发明《集注》未尽之旨，云峰继承前辈视《集注》如经的作法，以全力阐发《集注》为“本分中事”。《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云，“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云峰集》卷一，第742页。正因如此，古今学者皆从推尊朱子一面来认识、评价该书。
在推崇汉学、厌恶程朱理学的四库馆臣看来，极力痛批胡氏这种“知有注而不知有经”的行径。其实这种“知注而不知经”的作法乃四书学发展之必然趋势，《四书通》是顺应时代之要求而绝非开新之作法。之前已有大批述朱著作“视注为经”了，如赵顺孙《四书纂疏》即明言朱注“浑然犹经”，维护《集注》而极少批判，将《集注》文字与经文用同一字号表示。令人费解的是，四库馆臣对《四书通》前后同类著作皆能同情了解，加以好评，唯独不能容忍《四书通》。如称极少发表己意的《四书集编》有“铨择刊润之功”，称“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的《孟子集疏》“知之确，择之精”；称“大旨率从《集注》”，“其间偶有异同，多牵强穿凿”的《论语集说》“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称“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的《四书纂疏》“可谓笃守师说”，对“病此书之冗滥”之讥，则解释为“固疏体矣，繁而不杀于理亦宜”，讽刺批评者“少见而多怪。”称赞“事迹典故，辨订尤多”的《论孟集注考证》虽具“宋元间门户之见”，“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以上所引皆自《四库提要总目提要》各书提要。不可否认，《四书通》确有《四库提要》所言“守朱子一家之言”之通病，但在具同样病痛之同类著作中，它更具有其它著作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惜乎为《四库提要》视而不见。故下文拟以若干材料显发《四书通》批判意识，以辨《提要》之诬，以还云峰之公道。《四库提要》对云峰之攻击几乎到了毫不放过的地步，在评价它书之时，往往即转入对云峰之批评，如在评价《困学纪闻》时说，“皆考证是非，无所迁就，不肯如元胡炳文诸人，坚持门户。”事实表明，胡氏同样“考证是非，无所迁就”，且多发前人所未发。后世王夫之亦批评胡氏信奉、阿谀朱子之失，实为不察偏颇之言。“云峰之笃信，乃以成朱子之失。……故有功先儒者，不可阿也。”《读四书大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