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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3月26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的负债质量管理受到监管层的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对美国商业银行在负债质量管理方面的监管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分析，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提供了经验与启示。近年来，与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有关的金融风险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一些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了迅速抢占市场，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在外部互联网渠道高息揽储，冲击了存款利率市场的秩序，提高了资金成本，不利于市场主体获得更低廉、更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因此，提升对商业银行的负债质量管理十分必要。
伴随着金融改革不断加速，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银行数量不断增加，负债规模也持续扩张。与此同时，金融脱媒不断加剧，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金融形态加快发展，客观上对银行负债，尤其是银行存款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影响了银行负债整体的稳定性，抬高了银行负债成本。而银行负债成本过高会直接影响贷款利率下行空间，加剧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影响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银保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从银行业发展角度看，尽管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和历史条件与我国银行业相比有一定差异，但了解国际银行业负债管理演化过程，有助于揭示负债长期发展规律，为我国银行负债质量管理提供借鉴。
美国银行业负债的监管与创新
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逐步扩展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银行业危机，参众两院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存款利率管制的规则是Q项，又被称为“Q条例”。该条例规定，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并设置储蓄和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对商业银行的利率管制从此开始。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不断走强，市场利率也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由于银行存款利率受到严格限制，而货币型基金则可以根据市场利率灵活调整，在这种形势下，商业银行的负债端受到强烈冲击。1966年，参众两院通过了利率调整法案，对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设置了不同的存款利率上限，储贷协会在争夺存款资金方面的竞争力相比商业银行有所增强，但二者的存款利率上限仍然受到管制，同时面临着来自货币基金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压力。为了使各个主体进行更加公平的竞争，面对不断攀升的市场利率，美联储在20世纪70年代对“Q条例”进行了三次重要修订。但从1979开始，伴随着市场利率再次攀升，存款再次从储贷协会和商业银行大量转移到货币基金。终于，美国国会于1980年3月通过了《货币管制法案》，提出在6年内逐步取消存款利率管制，设立并授权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
1981年，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设立NOW账户和存单，长期存款利率上限逐渐取消。1982年，参众两院通过《加恩圣杰曼法案》，要求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推出一个负债产品，使商业银行、储贷协会等可以与货币基金直接竞争。于是，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就授权商业银行、储贷协会等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开办了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MMDA作为重要的金融创新产品，其的推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得商业银行、储贷协会真正与货币基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极大缓解了存款脱媒压力。主要原因在于，MMDA的年化收益率虽不及相同条款下的货币型基金，但由于美国存款保险金额规定保护上限为10万美元，所以10万美元以下的MMDA其实是无风险收益，这极大地提高了MMDA对于储户的吸引力。不过，MMDA虽然使得银行重新获得部分资金的青睐，却也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其他存款类产品，由此从整体上提高了银行负债付息成本率。伴随着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对不同期限、金额、类型存款利率上限的不断解除，1986年“Q条例”正式被废止，利率市场化进程完成。
美国银行业负债的结构变化
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虽然美国银行业负债端经历了存款与批发性融资此消彼长，但存款一直以来都是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来源。关于存款占银行负债比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之前，从数据来看，存款在银行计息负债中的占比为95%以上。第二个阶段从1970年开始，市场利率不断走高，货币市场基金等迅速发展，给银行传统业务带来很大冲击。为应对这种局面，银行改变传统上单纯赚取利差的业务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发起—分销”的新型业务模式。但由于该模式比较依赖批发融资，所以批发融资在商业银行负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升。到2008年次贷危机前，批发性融资在银行总负债中的占比约为23%，而存款占银行负债比例下降至75%以下。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受信用風险事件叠加的影响，各类市场主体风险偏好下降，资金流出同业市场，造成银行批发性融资资金干涸，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次贷危机;而同业市场资金价格的高企使得批发性融资出现断崖式下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相关监管政策影响，零售类融资资金占比不断提高，并很快超过了80%。可以看出，虽然利率市场化曾使得银行存款占比一度相对下降，但次贷危机又使得市场和监管层认识到存款的重要性，以存款为核心的负债管理是银行系统维持自身稳定性的内在要求。
银行存款的主体地位虽然并未随利率市场化进程而改变，但从结构上看，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MMDA、大额存单等新型储蓄存款产品，由于可以兼顾流动性需求和投资需求，对于传统活期和定期存款的替代趋势增强。传统的定期类、活期类产品在存款规模中的占比呈下滑之势，到2014年传统定期和活期类产品在存款中的占比均已不到20%。伴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平台的竞争，金融产品日趋丰富，资金争夺日益激烈，存款产品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总体上存款期限更短，但存款成本增加。
美国银行业负债中第三方资金的监管实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很多银行因盲目吸收中介存款导致最终破产的案例。如总部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宝恩广场银行，主要对油气钻探等高风险行业企业进行贷款，但其大部分资金来源都是高利率的同业市场拆借资金。1982年该行倒闭时，有近300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借钱给该银行，其中包括全美第7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该银行日后也因此遭到挤兑。1989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关于“存款中介”的定义是，在商业银行存放第三方存款或者为商业银行吸收第三方存款提供便利的个人或者机构是“存款中介”机构。关于“中介存款”的界定是，银行通过“存款中介”机构吸收的存款则是“中介存款”。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仍有不少银行因过度依赖“中介存款”而破产，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 有鉴于此，美国监管机构认为“中介存款”是不安全的，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所以，监管机构对银行吸收“中介存款”的行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限制：一是根据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对商业银行进行分类监管。禁止没有达到资本充足率标准的银行吸收“中介存款”。资本充足率达标但不够良好的商业银行，除非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申请豁免，否则一般不允许吸收“中介存款”。假如银行通过申请得到豁免，其对“中介存款”支付的利率仍然受到上限约束。二是提高“中介存款”的流失率。依据“中介存款”的到期时间、存款保险覆盖情况等，将流失率定为10%～100%，大大高于普通零售存款的3%～10%。三是对“中介存款”占比过高的机构上调存款保险费率。对商业银行保费进行定价时，“中介存款”比例是主要参考因素之一。对于二、三、四级风险等级的小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没有达到良好标准或者“骆驼评级”高于二级的大型机构，如果“中介存款”占银行存款比例超过10%，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上调存款保险费率0～10个基点。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平台公司对于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影响越来越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要依据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具体合作方式，认定资金是否属于银行的“中介存款”，并细化了“存款中介”的认定标准。2020年12月15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规定，如果满足以下任意条件，则被认为是“存款中介”：一是银行在吸收互联网平台存款的时候，互联网平台参与了确定资金利率、条款等关键信息。二是互联网平台可以控制客户的存款账户。三是互联网平台进行撮合，促使银行吸收互联网平台的客户资金。在被认定为“存款中介”后，银行从此类互联网平台吸收资金后会受到严格监管。
美国银行业负债质量管理的启示
坚持存款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从美国经验来看，虽然利率市场化曾经使得银行存款占比下降，但次贷危机之后存款的重要性又进一步增强。巩固存款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存款的客户基础。对于零售客户，要深刻把握客户理财投资、支付、消费、按揭等需求。通过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等手段的运用，对用户精准画像，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主动服务，提升存款定价能力。对于公司客户，通过提高行业分析能力、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发展投贷联动业务模式，提升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能力。美国银行業经验表明，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关性较强。在2008年进入低利率周期后，存款利率随之大幅下降，说明美国银行具有主动压降存款利率的能力，这是底层业务基础扎实和科技应用水平较高的结果。
提升主动负债管理能力，丰富主动负债产品。尽管从美国银行业历史看，曾出现过因同业负债占比过高叠加利率上升导致银行大幅亏损甚至倒闭的案例，但这是因为盲目扩大同业负债规模、主动负债管理能力水平较低导致的，而与同业负债本身无关。同业负债作为主要的主动负债产品，在补充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方面仍有重要作用，是银行主动负债管理能力的体现。一方面，银行应该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在夯实存款基础之上，加强主动负债管理能力，以降低负债成本为目标，合理安排负债的期限、结构等，强化不同类型资产与负债的匹配程度，兼顾资金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监管需要根据形势增加主动负债产品，释放银行主动负债管理的空间。
推动资产证券化进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美国银行业实践看，一方面，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通过将房地产抵押贷款、汽车贷款等证券化，提升了银行资产流动性，减少了对银行资金的占用，减轻了银行吸收中长期资金的压力，使得银行资产负债错配程度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发展债券、股票、货币等资本市场，为银行提供资金来源。两方面的措施缓解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失衡，减少了银行高息揽储和高风险放贷活动。后来，虽然大量的金融工具，如ABS、CDO等由于设计过度复杂、信息不透明且存在高杠杆率、期限错配等特征，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但资产证券化对于银行提高负债质量管理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受到2020年重庆市技术预见与制度创新专项项目“商业银行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路径研究”的支持，项目编号〔cestc2020jsyj-zzysbAX0042〕）
（作者单位：重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伴随着金融改革不断加速，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银行数量不断增加，负债规模也持续扩张。与此同时，金融脱媒不断加剧，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金融形态加快发展，客观上对银行负债，尤其是银行存款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影响了银行负债整体的稳定性，抬高了银行负债成本。而银行负债成本过高会直接影响贷款利率下行空间，加剧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影响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银保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从银行业发展角度看，尽管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和历史条件与我国银行业相比有一定差异，但了解国际银行业负债管理演化过程，有助于揭示负债长期发展规律，为我国银行负债质量管理提供借鉴。
美国银行业负债的监管与创新
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逐步扩展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银行业危机，参众两院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存款利率管制的规则是Q项，又被称为“Q条例”。该条例规定，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并设置储蓄和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对商业银行的利率管制从此开始。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不断走强，市场利率也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由于银行存款利率受到严格限制，而货币型基金则可以根据市场利率灵活调整，在这种形势下，商业银行的负债端受到强烈冲击。1966年，参众两院通过了利率调整法案，对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设置了不同的存款利率上限，储贷协会在争夺存款资金方面的竞争力相比商业银行有所增强，但二者的存款利率上限仍然受到管制，同时面临着来自货币基金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压力。为了使各个主体进行更加公平的竞争，面对不断攀升的市场利率，美联储在20世纪70年代对“Q条例”进行了三次重要修订。但从1979开始，伴随着市场利率再次攀升，存款再次从储贷协会和商业银行大量转移到货币基金。终于，美国国会于1980年3月通过了《货币管制法案》，提出在6年内逐步取消存款利率管制，设立并授权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
1981年，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设立NOW账户和存单，长期存款利率上限逐渐取消。1982年，参众两院通过《加恩圣杰曼法案》，要求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推出一个负债产品，使商业银行、储贷协会等可以与货币基金直接竞争。于是，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就授权商业银行、储贷协会等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开办了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MMDA作为重要的金融创新产品，其的推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得商业银行、储贷协会真正与货币基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极大缓解了存款脱媒压力。主要原因在于，MMDA的年化收益率虽不及相同条款下的货币型基金，但由于美国存款保险金额规定保护上限为10万美元，所以10万美元以下的MMDA其实是无风险收益，这极大地提高了MMDA对于储户的吸引力。不过，MMDA虽然使得银行重新获得部分资金的青睐，却也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其他存款类产品，由此从整体上提高了银行负债付息成本率。伴随着存款机构管制解除委员会对不同期限、金额、类型存款利率上限的不断解除，1986年“Q条例”正式被废止，利率市场化进程完成。
美国银行业负债的结构变化
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虽然美国银行业负债端经历了存款与批发性融资此消彼长，但存款一直以来都是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来源。关于存款占银行负债比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之前，从数据来看，存款在银行计息负债中的占比为95%以上。第二个阶段从1970年开始，市场利率不断走高，货币市场基金等迅速发展，给银行传统业务带来很大冲击。为应对这种局面，银行改变传统上单纯赚取利差的业务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发起—分销”的新型业务模式。但由于该模式比较依赖批发融资，所以批发融资在商业银行负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升。到2008年次贷危机前，批发性融资在银行总负债中的占比约为23%，而存款占银行负债比例下降至75%以下。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受信用風险事件叠加的影响，各类市场主体风险偏好下降，资金流出同业市场，造成银行批发性融资资金干涸，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次贷危机;而同业市场资金价格的高企使得批发性融资出现断崖式下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相关监管政策影响，零售类融资资金占比不断提高，并很快超过了80%。可以看出，虽然利率市场化曾使得银行存款占比一度相对下降，但次贷危机又使得市场和监管层认识到存款的重要性，以存款为核心的负债管理是银行系统维持自身稳定性的内在要求。
银行存款的主体地位虽然并未随利率市场化进程而改变，但从结构上看，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MMDA、大额存单等新型储蓄存款产品，由于可以兼顾流动性需求和投资需求，对于传统活期和定期存款的替代趋势增强。传统的定期类、活期类产品在存款规模中的占比呈下滑之势，到2014年传统定期和活期类产品在存款中的占比均已不到20%。伴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平台的竞争，金融产品日趋丰富，资金争夺日益激烈，存款产品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总体上存款期限更短，但存款成本增加。
美国银行业负债中第三方资金的监管实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很多银行因盲目吸收中介存款导致最终破产的案例。如总部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宝恩广场银行，主要对油气钻探等高风险行业企业进行贷款，但其大部分资金来源都是高利率的同业市场拆借资金。1982年该行倒闭时，有近300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借钱给该银行，其中包括全美第7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该银行日后也因此遭到挤兑。1989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关于“存款中介”的定义是，在商业银行存放第三方存款或者为商业银行吸收第三方存款提供便利的个人或者机构是“存款中介”机构。关于“中介存款”的界定是，银行通过“存款中介”机构吸收的存款则是“中介存款”。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仍有不少银行因过度依赖“中介存款”而破产，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 有鉴于此，美国监管机构认为“中介存款”是不安全的，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所以，监管机构对银行吸收“中介存款”的行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限制：一是根据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对商业银行进行分类监管。禁止没有达到资本充足率标准的银行吸收“中介存款”。资本充足率达标但不够良好的商业银行，除非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申请豁免，否则一般不允许吸收“中介存款”。假如银行通过申请得到豁免，其对“中介存款”支付的利率仍然受到上限约束。二是提高“中介存款”的流失率。依据“中介存款”的到期时间、存款保险覆盖情况等，将流失率定为10%～100%，大大高于普通零售存款的3%～10%。三是对“中介存款”占比过高的机构上调存款保险费率。对商业银行保费进行定价时，“中介存款”比例是主要参考因素之一。对于二、三、四级风险等级的小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没有达到良好标准或者“骆驼评级”高于二级的大型机构，如果“中介存款”占银行存款比例超过10%，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上调存款保险费率0～10个基点。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平台公司对于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影响越来越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要依据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具体合作方式，认定资金是否属于银行的“中介存款”，并细化了“存款中介”的认定标准。2020年12月15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规定，如果满足以下任意条件，则被认为是“存款中介”：一是银行在吸收互联网平台存款的时候，互联网平台参与了确定资金利率、条款等关键信息。二是互联网平台可以控制客户的存款账户。三是互联网平台进行撮合，促使银行吸收互联网平台的客户资金。在被认定为“存款中介”后，银行从此类互联网平台吸收资金后会受到严格监管。
美国银行业负债质量管理的启示
坚持存款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从美国经验来看，虽然利率市场化曾经使得银行存款占比下降，但次贷危机之后存款的重要性又进一步增强。巩固存款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存款的客户基础。对于零售客户，要深刻把握客户理财投资、支付、消费、按揭等需求。通过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等手段的运用，对用户精准画像，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主动服务，提升存款定价能力。对于公司客户，通过提高行业分析能力、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发展投贷联动业务模式，提升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能力。美国银行業经验表明，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关性较强。在2008年进入低利率周期后，存款利率随之大幅下降，说明美国银行具有主动压降存款利率的能力，这是底层业务基础扎实和科技应用水平较高的结果。
提升主动负债管理能力，丰富主动负债产品。尽管从美国银行业历史看，曾出现过因同业负债占比过高叠加利率上升导致银行大幅亏损甚至倒闭的案例，但这是因为盲目扩大同业负债规模、主动负债管理能力水平较低导致的，而与同业负债本身无关。同业负债作为主要的主动负债产品，在补充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方面仍有重要作用，是银行主动负债管理能力的体现。一方面，银行应该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在夯实存款基础之上，加强主动负债管理能力，以降低负债成本为目标，合理安排负债的期限、结构等，强化不同类型资产与负债的匹配程度，兼顾资金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监管需要根据形势增加主动负债产品，释放银行主动负债管理的空间。
推动资产证券化进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美国银行业实践看，一方面，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通过将房地产抵押贷款、汽车贷款等证券化，提升了银行资产流动性，减少了对银行资金的占用，减轻了银行吸收中长期资金的压力，使得银行资产负债错配程度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发展债券、股票、货币等资本市场，为银行提供资金来源。两方面的措施缓解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失衡，减少了银行高息揽储和高风险放贷活动。后来，虽然大量的金融工具，如ABS、CDO等由于设计过度复杂、信息不透明且存在高杠杆率、期限错配等特征，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但资产证券化对于银行提高负债质量管理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受到2020年重庆市技术预见与制度创新专项项目“商业银行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路径研究”的支持，项目编号〔cestc2020jsyj-zzysbAX0042〕）
（作者单位：重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