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的新军战友彭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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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期间,彭友胜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共同度过了5个月的军旅生涯,便有了此后半个世纪的交往佳话。
  
  初识结情谊
  
  彭友胜,1884年出生在湖南衡东三樟乡粟子港。粟子港西临湘江,与湘潭县王十万隔江相望。这里山清水秀,但易旱易涝,贫瘠的农田常常三年两不收。从孩提时代起,彭友胜就上山砍柴放牛,下河捕鱼荡舟,仅仅只念过半年私塾。1899年,15岁的彭友胜便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江湖,寻找生活出路。
  


  1907年,流落长沙街头的彭友胜参加了湖南新军。时年23岁。彭友胜是在第49标第2营后队当兵。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勤勉谦恭,几年后被提拔为副目(副班长)。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疯狂反扑。湖北革命军派人赶到长沙,请求湖南新军尽快起义声援。湖南新军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由彭友胜(第49标第2营代表)指挥。
  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紧急关头,彭友胜挺身而出,冲锋陷阵,为推翻清朝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
  1911年10月底,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彭友胜正与班里的弟兄们在营房外的大樟树下聊天。上司领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对彭友胜说:“这个伢子想当兵,就交给你们了。”
  借着月光,彭友胜抬头一望,身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高个子,大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得有些短,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温和地看着大家,下巴上有颗大黑痣特别显眼。
  “我叫毛润芝,又名毛泽东,小名叫石三伢子,家住湘潭韶山冲。今日来当兵,请各位弟兄多多关照。”没等大家“欢迎”,年轻人就自报家门。
  彭友胜站起身来,拉着毛泽东的手说:“走,进营房看看,正好我的上铺空着,以后你睡上铺,我睡下铺。”
  不满18岁的毛泽东,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鸿鹄之志,告别了设在长沙的湘乡中学来到湖南新军从戎,是为了响应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的号召,彻底推翻满清王朝统治而来,也是为体验军旅生活、学习军事技术而来。起初,彭友胜以为毛泽东也与自己一样是个白丁,仅仅为了混口饭吃才来当兵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副目彭友胜就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并非等闲之辈。他博古通今,文化水平高,能言善辩,口才特别好。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都能讲出一套一套道理来。自从来了毛泽东,班容班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彭友胜也是个好强之人,尤其是在长沙起义中立了大功以后,有点飘飘然,瞧不起别人。而对毛泽东,却不得不刮目相看:班里若有要事,他与正目在拍板之前,往往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从来不摆什么架子,尽心尽力辅佐正、副目带兵练兵。副目彭友胜比自己年长9岁,待人诚恳公正,做事身先士卒,说话符合实际,毛泽东把他视为兄长,处处尊重和支持他。毛泽东天资聪颖,文化高,悟性好。接受能力强,每天出操军训又特别卖力,一招一式毫不马虎。彭友胜常安排他为其他士兵做示范动作,当“教官”,毛泽东当仁不让,从不推辞。1967年夏天,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回首往事时,曾津津乐道地谈及这段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可以。”
  彭友胜所在班尽是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读报纸、读家信、修家书非求毛泽东帮忙不可。毛泽东总是有求必应。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毛泽东已在湖南新军彭友胜手下当了将近半年列兵。1912年3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彭友胜拉到一旁,说了一阵悄悄话:“副目,我想离开新军,继续回校读书。前段,您和大伙待我真好,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彭友胜深知,毛泽东是个有理想、有抱负之人,如果执意挽留,会耽误人家远大前程的。
  “润芝,我晓得你胸怀大志,不能长久埋没在这里。你就远走高飞吧,我不会为难你……”彭友胜两眼噙着泪水,与战友依依话别。
  第二天,全班战友凑钱办了酒菜,其中有一碗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为毛泽东饯行。毛泽东与战友们一一碰杯答谢。彭友胜把平时舍不得花的两块银洋塞进毛泽东手里,千叮咛万嘱咐,“多多珍重”。
  
  重逢在羊城
  
  告别了军营,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舞台上,演绎着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角色:进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求学、入湖南图书馆自修、到湖南一师深造、投入反对袁世凯称帝斗争、组织新民学会、上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回湖南主编《湘江评论》、赴上海出席了党的“一大”、南下广州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
  彭友胜则继续留下来当兵。10多年后,他那支部队转战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少尉排长。
  北伐前夕,广州出版的一张报纸刊载了“毛君润芝来穗讲学”的消息。
  “毛润芝不就是曾经在我们班里当过列兵的毛泽东吗?他也到广州来了?10多年没有会面了,见见他去!”彭友胜特意理了发,洗了澡,换上一套新军装,七拐八问,终于找到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伏案备课,听门卫通报,当年的“顶头上司”求见,连忙起身迎接。
  “盖三兄”,毛泽东亲热地用别名称呼彭友胜,“别来无恙。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真想死你了。”
  彭友胜也很激动。他将这些年来南征北战、卷入军阀混战,后来信奉三民主义,一五一十讲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时而紧锁眉头,时而开怀大笑。末了,他点燃一支香烟,慷慨激昂地说:“是呀,我们要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来,真不容易啊!这条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充满着危险,随时要准备流血牺牲。这条路,今后还很长很长,当务之急,就是要唤起千百万工农民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争取国民革命早日成功!”此时的毛泽东已是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高屋建瓴,向彭友胜宣传革命道理。
  彭友胜频频点头:“润芝,你博学多才,能说会道,我真佩服你!”
  “其实,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你肚子里的学问也不少,永远是我的师长。”说到这里,毛泽东恳切地提出,“盖三兄,我身边正需要人,你就别走了,留下来,我们一块干,今后再也不分开了。”
  彭友胜沉思片刻,面带愧色地说:“我是个大老粗,只知道立正、稍息,冲冲杀杀,干不了舞文弄墨、治国安邦的大事。留在你身边帮不了什么忙,不如继续当兵扛枪好。”
  本分憨厚的彭友胜说的是真心话,毛泽东自然不会强人所难。随后,他们俩把话题转到军事训练、士兵情绪、工人生活、农民问题上,谈得十分投机,直至夜深人静。
  彭友胜告别毛泽东后,不久便参加北伐,投身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又一次立了大功,并被提拔为副连长。然而,国民党军队腐败黑暗,勾心斗角。当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妄图鲸吞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蒋家王朝依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彭友胜心灰意冷,偷偷地离开了军营,千里迢迢逃回老家衡东县。彭友胜在衡东县吴集粮行当了多年仓库保管员,直至1940年左右才回乡务农。
  
  鸿雁传佳音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彭友胜,得知毛泽东当上了共和国主席的消息后,显得比其他人更加高兴,更加激动,更加自豪。他逢人必告:“我和毛主席共过事,那一年,他在我手下当过列兵呢。”当有人提出质疑:“既然毛主席与你共过事,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到底呢?”他只好摇头摆手,长叹一声:“唉,怨只怨我脑后没长眼睛,要是有先见之明,一直跟定毛泽东,今天我也到北京干大事去了。”
  1951年春天,三樟乡的农村土地改革结束。土改工作组与贫雇团根据彭友胜家一贫如洗的情况,将他家划为贫农,并给他家分了土地、耕牛和农具。饮水思源,他几次对老伴和女儿唠叨,等到秋收以后,要背上一袋新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唠叨归唠叨,彭友胜与老伴商量后决定:暂时不去北京,先给毛泽东写一封信,投石探路。
  3月14日,彭友胜特意买回了上好的纸笔和信封,请来了本地“学历”最高的夏金声老先生代笔,给毛泽东修书一封。信的内容包括广州分别后的个人简历;自家划为贫农,分田分地后翻身的喜悦;梦寐以求想见主席的迫切心情;最后还委婉地请求主席安排个工作,找份“吃皇粮”的差事干干——他未曾想到已过67岁的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
  当天下午,他亲自把信送到湘江对河湘潭县王十万,投进邮电所邮箱里。一个星期过去了,不见回信;10天、半个月、20天过去了,还是不见回信。彭友胜白天吃饭不甜,晚上睡觉不香。望着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老伴数落他:“毛主席要管全国那么多的大事,哪有空闲答理你一个泥脚杆子。六七十的人了,还异想天开‘吃皇粮’,这不是为难毛主席吗?”
  老伴的话说得彭友胜更加六神无主。
  大约是清明节后第3天,乡邮递员风尘仆仆来到粟子港柴山冲——毛主席果然回信了!大牛皮纸信封上“湘潭县王十万对河柴山冲转彭友胜先生收”18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是彭友胜熟悉的“毛体”。他捧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双手微微地颤抖,两眼闪烁着泪花。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彭友胜全家像过节一样,沉浸在无比喜悦和幸福之中。彭友胜像当年接受启蒙教育,背诵《三字经》一样,很快就将全信300多个字背得滚瓜烂熟。遇上有人打听此信的内容,他便一字不漏地背给人家听。至于信的原件,他已用红绸布包得好好的,放进衣柜夹屉里,用一把将军锁锁住,轻易不让别人看。
  搞好了大田的犁耙工夫,将水稻种子播进秧田,把下段的农活一一向老伴和女儿交代清楚之后,彭友胜便匆匆坐火车直奔省会长沙。
  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大门口,彭友胜询问站岗的警卫员:“请问小同志,程星龄副主席住在这里吗?我想见见他。”
  卫兵没有把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老头放在眼里,不热不冷地回答:“程副主席公务忙,没有时间会客。”
  “我有要紧的事找程副主席,是毛主席要我来找他的。不信,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彭友胜小心翼翼地打开红绸布,拿出信给卫兵看。
  卫兵认真看了看信件,又仔细审视了老人一遍后,连忙进值班室转达。
  几分钟后,程星龄就带着秘书出来了。仿佛老朋友久后重逢,两人一见面就问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末了,程星龄对秘书说:“彭先生是辛亥革命老人,同毛主席共过事。进一趟省城不容易,这几天你就多陪陪他。走,先把他送到招待所住下来。”
  在省政府招待所,程星龄亲口叮嘱几个女服务员:“彭先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好好招待他,可马虎不得哟!”听说是“毛主席的客人”,服务员哪敢怠慢?大家分头行动,很快就把彭友胜安顿得熨熨贴贴。
  彭友胜住在长沙的日子里,程星龄从百忙之中几次抽空到招待所看望他,陪他说说话,拉拉家常,并特意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程星龄还专门陪他看了一场发生在彭友胜家乡的湘剧《生死牌》。
  程星龄的秘书则常常陪伴彭友胜四处观光,看爱晚亭、天心阁、桔子洲;游荷花池、兴汉门、小吴门。
  转眼间,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彭友胜归心似箭,便对程星龄说:“程副主席,10多天来,你们把我当上宾,天天让我吃鱼吃肉,又没事可干,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次来长沙,主要是请您安排个工作,家里人还在等我的喜讯呢。”程星龄安慰了老人一番,提笔给省委统战部写了一封公函,大意是:衡山县三樟乡粟子港(今属衡东县)有一位彭友胜先生,1911年曾和毛主席在湖南新军共过事,属于辛亥革命老人,如今年龄偏大,又没文化,不宜安排工作,请你们按照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待遇,每月发给一定标准的生活补助。
  彭友胜返回家乡后继续务农,但享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从1951年6月起,省委统战部按月寄来30元生活费。直到1967年5月,省委统战部被“造反派”彻底砸烂,彭友胜的生活费也就没人管了。
  
  茶香情更浓
  
  彭友胜在房前屋后,栽种着一大片茶叶树。他与老伴及女儿商议:毛主席待我们这样好,我们却没有什么礼物回报,他有喝茶的嗜好,我们不如就地取材,每年精制几斤上等茶叶送给他。
  每年彭友胜用新白竹布将自制的优质谷前茶包好缝牢,用挂号邮往北京。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毛泽东每次收到谷前茶后,对茶叶的色、香、 味、形赞不绝口。他不但自己品尝,而且转赠一部分给其他中央首长。他当然不会忘记嘱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及时回信,告诉彭友胜,新茶已经收到,深表谢意。
  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著名作家叶蔚林到衡山一带采风时,听到彭友胜精制谷前茶献给毛泽东的故事,顿时有了激情灵感,赶写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请作曲家谱好曲。这首歌具有浓郁的衡山民歌风味和强烈的乡土气息,百听不厌,响彻神州大地。
  1969年11月23日,85岁高龄的彭友胜再也不能为毛泽东制茶、寄茶了,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人间。
  1983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了毛泽东致彭友胜回信全文,使一位世纪伟人的名字与一位普通百姓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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