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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翻译家余光中因病在台湾高雄医院过世，享年90岁。他是写过《乡愁》的余光中;他是课本里陪伴一代又一代成长的余光中;他是用文字温暖了海峡两岸同胞的余光中。
浓到化不开的乡愁
到台湾，到香港，到美国，那都是日后的事，21岁以前，余光中一直成长于生他养他的祖国大陆，这里是他的根。在那个动荡的特殊年代，辗转漂泊的生活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父亲余超英是闽南人，而母亲孙秀君是江苏常州人，他生于南京。没有兄弟姐妹的余光中小时候一直很孤独，不过舅家人跟他很亲，这让他感觉自己也是江苏人。后来，他甚至娶了自己的表妹。耄耋之年，他还经常偕夫人范我存回到南京，重温当年的记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局动荡不堪，南京屠城前几天，正读中学的余光中跟随母亲逃难，几经辗转，最后到四川重庆乡下才安顿下来。在嘉陵江畔，他延续了自己的中学学业，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南京。青少年时代在四川的经历伴随了他和夫人一生，往后他们在家里一直都用四川话对话，甚至多年后被邀请到四川大学演讲，他还想露一手自己的四川话。在四川时，他已经开始写一点诗歌。
1947年，余光中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他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桑梓情深，他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不久后，迫于国共战事升级，他转入厦门大学读大二。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余光中第一次发表作品，新诗《扬子江船夫曲》发表在当时厦门《星光日报》上。
由于时局的关系，在厦门也没待多久，之后余光中去了香港，后来又到了台湾。在香港的一年多里，处于失学状态的余光中十分苦闷，因为没有书读。直到后来去了台湾，余光中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三年级，继续自己的学业。从此，他笔耕不辍，直到终老。
大学毕业后，余光中写诗越来越多，同时还在大学教书。1958年，余光中赴美国读书，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教书。1964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71年，余光中两度去美国教书。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教学。1985年，余光中又回到台湾，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尽管提起余光中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乡愁》，但这位“乡愁诗人”曾经这样自问，“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在他的生命中刻下过深深的印记。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对三者的感情，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在21岁那年离开中国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然后我投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也成为我一个中国结。”
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尽管在生活中十分低调内敛，但余光中在文学创作中却大胆奔放。他自称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他写作的“四度空间”。
1954年，余光中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台湾出版，到2004年的半个世纪里，他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诗集、散文集、评论集与译书，加上诗选与文选，已多达50本。但是，他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来却比较晚。比如《乡愁》，这是余光中上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当时离开大陆20多年的他思念所至，短短20分钟即完成创作。但直到10年后，这首诗才经由流沙河、李元洛评介，终于让大陆读者看到。
余光中的大学导师、著名学者梁实秋曾称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中国文学的传统有“诗文双绝”的美谈，《古文观止》里如《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等名篇，往往都出自诗人之手。余光中从写诗开始，十年后开始写散文。在余光中看来，诗是专业，散文是副业，只能算“诗余”。没想到，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有人更喜欢他的散文，他发现自己在散文艺术的创作上，竟然超过了前面的诗艺。余光中曾自述，《鬼雨》《逍遥游》《四月，在古战场》等诸篇，代表他散文创作的成熟期，但诗艺的成熟却比散文要晚两三年。
余光中曾讲过，他三分之二是作家，还有三分之一是学者。除了我们熟知的诗人、作家身份外，余光中还翻译过很多书籍。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之初，余光中即着手翻译，他称《老人与海》为“阳刚、壮阔、紧凑的杰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余光中所译版本直到2010年才正式在大陆推出。余光中翻译过十多种作品，其中不仅有诗，还有小说、戏剧与传记。他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国语言文字，他翻译的《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几代人。
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白天在大学里教授英文，晚上却能用很纯粹的中文写作，这是因为余光中对中文、对中国爱得深沉。他说他的散文不全在散文集里，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又说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在《莲的联想》里，余光中写下了他的艺术宣言，“我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槌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他做到了。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王鼎钧在回忆录《文学江湖》记了余光中重要的一笔，“他的语言，把欧化、古化、土方三者熔铸为新的合金，句法伸缩疏密间贯以奔腾的文气，前所未见，讲意象讲节奏，也似乎开来多于继往。”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二战流亡美国期间，有记者问他，“你流亡到美国来，不觉得绝望吗？您远离故乡这么久。”托马斯·曼回答：“凡我在处就是德国。”当被问及多年漂泊不定精神上如何安身时，余光中索性借用了托马斯·曼的答案：“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他认为读书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对于成为游子的作家，手中真正能够把握的利器就是母语。中文在握，就是故乡在握。”
我们熟悉的《乡愁》有四小段，分别描述母子分离、夫妻分离、母子死别、游子与大陆的分离四个部分，然而，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的是，2011年12月11日，余光中在华南理工大学讲学时，曾朗读过自己为《乡愁》续写的第五段。“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你来这头，我去那头！”从1992年受邀首次重登大陆这片故土，余光中曾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他丝毫不掩对祖国大陆的热爱，因为他对大陆母亲爱得深沉，因为他有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摘自《人民周刊》2018年第1期）
浓到化不开的乡愁
到台湾，到香港，到美国，那都是日后的事，21岁以前，余光中一直成长于生他养他的祖国大陆，这里是他的根。在那个动荡的特殊年代，辗转漂泊的生活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父亲余超英是闽南人，而母亲孙秀君是江苏常州人，他生于南京。没有兄弟姐妹的余光中小时候一直很孤独，不过舅家人跟他很亲，这让他感觉自己也是江苏人。后来，他甚至娶了自己的表妹。耄耋之年，他还经常偕夫人范我存回到南京，重温当年的记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局动荡不堪，南京屠城前几天，正读中学的余光中跟随母亲逃难，几经辗转，最后到四川重庆乡下才安顿下来。在嘉陵江畔，他延续了自己的中学学业，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南京。青少年时代在四川的经历伴随了他和夫人一生，往后他们在家里一直都用四川话对话，甚至多年后被邀请到四川大学演讲，他还想露一手自己的四川话。在四川时，他已经开始写一点诗歌。
1947年，余光中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他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桑梓情深，他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不久后，迫于国共战事升级，他转入厦门大学读大二。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余光中第一次发表作品，新诗《扬子江船夫曲》发表在当时厦门《星光日报》上。
由于时局的关系，在厦门也没待多久，之后余光中去了香港，后来又到了台湾。在香港的一年多里，处于失学状态的余光中十分苦闷，因为没有书读。直到后来去了台湾，余光中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三年级，继续自己的学业。从此，他笔耕不辍，直到终老。
大学毕业后，余光中写诗越来越多，同时还在大学教书。1958年，余光中赴美国读书，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教书。1964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71年，余光中两度去美国教书。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教学。1985年，余光中又回到台湾，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尽管提起余光中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乡愁》，但这位“乡愁诗人”曾经这样自问，“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在他的生命中刻下过深深的印记。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对三者的感情，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在21岁那年离开中国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然后我投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也成为我一个中国结。”
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尽管在生活中十分低调内敛，但余光中在文学创作中却大胆奔放。他自称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他写作的“四度空间”。
1954年，余光中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台湾出版，到2004年的半个世纪里，他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诗集、散文集、评论集与译书，加上诗选与文选，已多达50本。但是，他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来却比较晚。比如《乡愁》，这是余光中上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当时离开大陆20多年的他思念所至，短短20分钟即完成创作。但直到10年后，这首诗才经由流沙河、李元洛评介，终于让大陆读者看到。
余光中的大学导师、著名学者梁实秋曾称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中国文学的传统有“诗文双绝”的美谈，《古文观止》里如《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等名篇，往往都出自诗人之手。余光中从写诗开始，十年后开始写散文。在余光中看来，诗是专业，散文是副业，只能算“诗余”。没想到，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有人更喜欢他的散文，他发现自己在散文艺术的创作上，竟然超过了前面的诗艺。余光中曾自述，《鬼雨》《逍遥游》《四月，在古战场》等诸篇，代表他散文创作的成熟期，但诗艺的成熟却比散文要晚两三年。
余光中曾讲过，他三分之二是作家，还有三分之一是学者。除了我们熟知的诗人、作家身份外，余光中还翻译过很多书籍。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之初，余光中即着手翻译，他称《老人与海》为“阳刚、壮阔、紧凑的杰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余光中所译版本直到2010年才正式在大陆推出。余光中翻译过十多种作品，其中不仅有诗，还有小说、戏剧与传记。他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国语言文字，他翻译的《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几代人。
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白天在大学里教授英文，晚上却能用很纯粹的中文写作，这是因为余光中对中文、对中国爱得深沉。他说他的散文不全在散文集里，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又说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在《莲的联想》里，余光中写下了他的艺术宣言，“我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槌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他做到了。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王鼎钧在回忆录《文学江湖》记了余光中重要的一笔，“他的语言，把欧化、古化、土方三者熔铸为新的合金，句法伸缩疏密间贯以奔腾的文气，前所未见，讲意象讲节奏，也似乎开来多于继往。”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二战流亡美国期间，有记者问他，“你流亡到美国来，不觉得绝望吗？您远离故乡这么久。”托马斯·曼回答：“凡我在处就是德国。”当被问及多年漂泊不定精神上如何安身时，余光中索性借用了托马斯·曼的答案：“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他认为读书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对于成为游子的作家，手中真正能够把握的利器就是母语。中文在握，就是故乡在握。”
我们熟悉的《乡愁》有四小段，分别描述母子分离、夫妻分离、母子死别、游子与大陆的分离四个部分，然而，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的是，2011年12月11日，余光中在华南理工大学讲学时，曾朗读过自己为《乡愁》续写的第五段。“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你来这头，我去那头！”从1992年受邀首次重登大陆这片故土，余光中曾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他丝毫不掩对祖国大陆的热爱，因为他对大陆母亲爱得深沉，因为他有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摘自《人民周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