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想起父亲，我便会联想到高考那年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奔走，我的人生必定要被改写。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高考考学生，录取考家长。”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当中的纷繁复杂，远超出十几岁孩子的社会经验范围。
　　中国传媒大学，那时候还叫“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属于艺术类招生范畴，要先经过几轮专业考试，合格之后拿到一张文化考试通知单，再参加高考，文化课成绩合格后才可能被录取。
　　那年在河北省，专业考试通过并拿到文化考试通知单的有三名考生，我、胡琪，还有一个不知其名的女孩。三个人里我的专业成绩最好，高考也超常发挥，文化课成绩过了那年的重点分数线。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轻松极了，剩下的不就是愉快地等着录取通知书吗？我开开心心又浑浑噩噩地玩了一段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开始忐忑了。好多同学的录取通知书都陆续到了，我的通知书还杳无音信，父母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但信封上赫然印着：天津商学院！我这才想起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觉得考入广院没什么问题，后面就随便填了这个学校。
　　父亲赶紧打电话给广院招生办，对方答复说河北确实有三名考生的专业成绩通过，可是由相关部门报送到广院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只有胡琪和另一名女生的，并没有我的成绩！
　　父亲马上跑到负责这件事的部门询问情况。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对方说：“成绩早就报到广院了，怎么可能没有？”“几个人的？当然是三个人的！”“什么时候报的？×月×日×时，电报发过去的，我们不可能出问题。”“什么？再报一次？不可能，我们不是为个人服务的！”
　　究竟是广院疏忽还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父亲转身径直去了电报局，按照那位管事的人说的日期查了电报底稿，果然，那份电报底稿上压根没有我的成绩。很明显，这绝不是疏忽，而是故意为之。父亲跑回那个地方，再次见到了那位仁兄。大概他也没想到父亲会如此快地去而复返，脸上冰冷的同时更多了几分不耐烦，可看到电报底稿的复印件时，对方表情尴尬极了，开始支支吾吾地寻找托词：“怎么回事啊，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可能是下面的人马虎了，我们可以明天重新发一次。”
　　父亲不敢再拖下去，生怕第二天又会有变数，要求必须当天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发电报。也许是心虚，也许是拗不过父亲的坚持，工作人员遵从了要求，亲自发了电报，父亲形影不离地跟着，一定要看着他一笔一画地把三个人的成绩都写好、发走，才算松了口气。
　　后来，父亲多方打听才知道，问题就出在三名考生中不知其名的那个女孩身上。三个人中，我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靠前，那个女孩的专业成绩不如胡琪，但文化成绩要好一些，很明显，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她和胡琪竞争，还存在被录取的可能性。于是，女孩的父亲——恰恰在当时负责报送成绩的那个部门工作，为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同事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用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的方式把我甩出竞争的队伍。我丝毫不怀疑那位父亲的爱女之心，可是，要为此牺牲一个与他的女儿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的梦想，他是有些残忍了吧？
　　重新给广院报了成绩后，广院表示衡量了成绩之后愿意录取我，但我已经收到天津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如果人家不退档，广院是无法录取我的。那段日子，父亲开始了河北、北京、天津三点往返的奔波。那年天津商学院是第一次开设酒店管理专业，希望将此打造成学院有竞争力的專业，所以对生源很重视，当然不想让已录取的学生退档。不知父亲到底怎样向校方解释并且恳求的，终于精诚所至，学校同意将我的档案做退档处理。但档案又不能直接退到广院去，还要退回河北生源地，由广院再走一遍从河北招生的所有程序。父亲仍旧不放心，一定要自己盯着这之后的每个环节，直到亲眼看着我的档案交给了广院招生办，得到了学校过几天就发录取通知书的承诺后，才回到石家庄。
　　我几乎是全班最后一位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不知道是否也是拿得最困难的一位？我原本以为自己应该是最顺利的一个。对我来说，这几乎算是真正的成人礼，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世事绝非尽如人愿，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一定就能顺利收获期望的结果。很多因素，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意识到的因素，却有可能影响你的人生。
　　但世事亦在人为，父亲用尽全力与试图左右孩子命运的手较量着，并最终胜利。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父亲后来和我谈及此事时说过的话：“不管别的，这辈子，你还是要凭本事吃饭。”父亲当年那样用力地为我争得人生的机遇，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事呢？
　　（林小菊摘自《平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