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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有一句毛泽东谈鲁迅的话流传很广,有人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段对话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也非见诸提问者本人的文字记录。唯一可证的是一位曾在1957年7月7日晚参加了毛泽东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人士活动的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曾刊登在《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回忆文章写于2002年,与事发那年整整相隔了45年。
有些事情仅凭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时隔45年的漫长时光。当年唐德刚先生在整理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时,就发现他们的记忆很多经不起史实的考证,如果照录刊布必将谬误百出、贻笑大方。因此唐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
当这位亲历会议者(而非提问者罗稷南本人)的回忆文章发表时,引起了资深媒体人秋石先生的关注和质疑。刊登该文的媒体注明是:“‘孤证’提供人的发言”,而秋石先生知道,当年参加同一接见活动还健在的大有人在,称为“孤证”肯定与事实不符。为了追寻历史真相,未经过任何学术专业理论训练的秋石先生耗时六年又三个月,自费数万元,对“毛罗对话”的真实性进行调查考证。他发现这位亲历者在撰写回忆文章时,还有九名存世的参加过那次谈话活动的亲历者,那么为了对史实负责,撰文者为何不向他们征求意见?其二,经考证,那张历史现场照片注明右下角为罗稷南,其实并非罗稷南,而是漆琪生。当时毛泽东在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便轮流到大家围坐的各个圆桌与参会者交谈。而撰文者与罗稷南不仅不是坐在同一桌子,而且离得较远,所谓的“亲聆”,其真实性准确性无疑要大打折扣;其三,毛泽东在同年的3月8日、3月10日、3月12日三次在不同场合谈到鲁迅,其观点精神与“亲聆”者提供的“毛、罗对话”内容完全南辕北辙。见诸公开报道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谈话时说:“有人问,鲁迅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3页)
经过多方调查、考证,秋石先生认为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应该是:
“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遗憾的是当时毛泽东与罗稷南的谈话内容无原始记录,更无现场录音资料。最具说服力的“亲聆者”著名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于1971年即已仙逝。因此,秋石先生的考证与那篇回忆文章一样,同样无法成为“毛、罗对话”内容的铁证。但秋石先生的调查考证应该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虽然秋石先生只是一位草根学术研究者,但我对他不惜代价、不怕得罪人、追寻历史真相的勇气和激情表示由衷的敬意!当下学术界、文学界人士中最缺的就是如秋石先生这样敢于直言“较真”的品格。
摘自《中华读书报》
这段对话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也非见诸提问者本人的文字记录。唯一可证的是一位曾在1957年7月7日晚参加了毛泽东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人士活动的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曾刊登在《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回忆文章写于2002年,与事发那年整整相隔了45年。
有些事情仅凭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时隔45年的漫长时光。当年唐德刚先生在整理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时,就发现他们的记忆很多经不起史实的考证,如果照录刊布必将谬误百出、贻笑大方。因此唐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
当这位亲历会议者(而非提问者罗稷南本人)的回忆文章发表时,引起了资深媒体人秋石先生的关注和质疑。刊登该文的媒体注明是:“‘孤证’提供人的发言”,而秋石先生知道,当年参加同一接见活动还健在的大有人在,称为“孤证”肯定与事实不符。为了追寻历史真相,未经过任何学术专业理论训练的秋石先生耗时六年又三个月,自费数万元,对“毛罗对话”的真实性进行调查考证。他发现这位亲历者在撰写回忆文章时,还有九名存世的参加过那次谈话活动的亲历者,那么为了对史实负责,撰文者为何不向他们征求意见?其二,经考证,那张历史现场照片注明右下角为罗稷南,其实并非罗稷南,而是漆琪生。当时毛泽东在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便轮流到大家围坐的各个圆桌与参会者交谈。而撰文者与罗稷南不仅不是坐在同一桌子,而且离得较远,所谓的“亲聆”,其真实性准确性无疑要大打折扣;其三,毛泽东在同年的3月8日、3月10日、3月12日三次在不同场合谈到鲁迅,其观点精神与“亲聆”者提供的“毛、罗对话”内容完全南辕北辙。见诸公开报道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谈话时说:“有人问,鲁迅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3页)
经过多方调查、考证,秋石先生认为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应该是:
“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遗憾的是当时毛泽东与罗稷南的谈话内容无原始记录,更无现场录音资料。最具说服力的“亲聆者”著名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于1971年即已仙逝。因此,秋石先生的考证与那篇回忆文章一样,同样无法成为“毛、罗对话”内容的铁证。但秋石先生的调查考证应该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虽然秋石先生只是一位草根学术研究者,但我对他不惜代价、不怕得罪人、追寻历史真相的勇气和激情表示由衷的敬意!当下学术界、文学界人士中最缺的就是如秋石先生这样敢于直言“较真”的品格。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