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0日，开国将军王震的儿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驾鹤西归。“红字头”的代际凋谢进入“二代”。
　　作为“二代”的一员，王军也有着这一群体的典型人生经历——从军或进军校。1960年，19岁的王军进入二代子弟扎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大学——这所学校的简称“哈军工”更有名，基本上成为很多“二代”认同的名片。
　　1966年毕业时，正值“文革”开始，王军远离北京到上海郊区的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1967年至1977年又在武昌造船厂任工程师。这两家造船厂前者服务于军工，后者服务于海上石油勘探，都是那时受国家重视的企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尽管不能游离于运动之外，但受到的冲击相对少一些。又据知情人说，那时王军的身体不是很好，有些虚胖，极少参加各种活动。这大概是王军没有像其他“二代”那样背负诸如造反之类印记的原因。
　　1977年，在“新时期”来临之际，王军到海军服役。那一年他36岁，这个年龄去当兵，出于何种考虑？不过，王军不久便结束在海军服役，回到北京，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1979年10月，王军加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那一年，王军38岁，到65岁退休，他在中信27年。
　　1993年，中信董事长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不再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他建议由魏鸣一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王军担任中信公司总经理。1995年5月，王军接替魏鸣一成为中信公司董事长。
　　当时，在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开放，中信公司作为窗口的意义在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也进一步明确，中信面临厘清、整理自身业务的重任，挑战巨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军接任中信董事长。
　　此后不久，中信便经历了一次重大考验。王军曾经回忆，当时中信负债结构中，汇兑损失就需要公司多年利润才能补上，而国内业务还不足以担当大任，彼时的中信主要靠海外业务的收入支撑。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令中信的收入锐减，公司债务也正好在这个时点到达偿债高峰。王军执掌下的中信能够冲过这一关，有赖于一笔当时争议重重的股权出售。
　　1996年下半年，中信公司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的股价为35港元/股，中信当时“考虑卖一些资产”以补充资本金。最终，中信以33港元/股的价格转让了中信泰富18%的股权，获得108亿港元。尽管这108亿港元让王军和中信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但后来中信泰富股价则一度上涨到58港元/股。
　　王军始终认为，这次决策是正确的，且是他在中信做过“最有成就的一件事”。因为中信在泰富的初始投入仅2.5亿港元，通过这次股权出售，对泰富的控股地位并未撼动，还获得了108亿港元，实际上实现了国有资产大幅增值。王军认为，如果没有这次股权出售，没有这108亿港元，那么中信很难应对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债务难题的冲击。
　　王军和中信面临的挑战远没有结束。到2002年时中信银行成了王军的心病，不良资产问题令其如芒刺在背，将中信银行收编改造的呼声也时有耳闻。王军认为，中信银行如果垮了，则中信也将遭遇重大危机。于是，在他参与推动下，中信决心以市场手段改造中信银行。
　　王军用尽浑身解数，在不同场合据理力争，争取来两项政策：允许中信集团发行金融债；给中信银行四年时间进行业务重组。有了这两项政策，2005年末中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监管要求；2007年中信银行上市，中信集团基本收回了全部投资。
　　2006年，王军卸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由孔丹接棒。王军在中信的27年间，中国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很静默，似乎外部的世界与他无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二代”从政，不见他的身影；21世纪初，“二代”或成长为一方大员，或经商有成具有话语权时，他也惜墨如金。
　　王军大半生的爱好是打高尔夫球，中国高尔夫球的发展，与他这一爱好有很大关系。王军说，他希望退休后成為一名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师。以他的身份，这一愿望生前当然无法实现。想来他进入天国后，没有了身份限制，或可如愿以偿。
　　（作者为当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