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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1949年为何没有离开”的问题，杨绛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场艰难且漫长的竞赛。
尚是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她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的夫人，是学者、作家、翻译家，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此，她曾对记者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户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移，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她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了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气质儒雅，“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牛棚”岁月
1966年，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的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她，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来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位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于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痛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从钱锺书遗嘱，后事—切从简。杨绛一直陪伴钱锤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样子。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和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锤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闭门谢客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为人低调，生活异常俭朴。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如今，杨绛已是期颐之年，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杨绛一直非常低调，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的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场艰难且漫长的竞赛。
尚是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她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的夫人，是学者、作家、翻译家，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此，她曾对记者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户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移，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她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了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气质儒雅，“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牛棚”岁月
1966年，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的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她，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来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位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于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痛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从钱锺书遗嘱，后事—切从简。杨绛一直陪伴钱锤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样子。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和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锤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闭门谢客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为人低调，生活异常俭朴。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如今，杨绛已是期颐之年，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杨绛一直非常低调，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的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