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的某天，站在连岳在鼓浪屿的家中向外望，窗外是累累的龙眼，鲜花，在远处，是无敌海景。
　　一年前，连岳把家搬到了鼓浪屿高处的一幢老式别墅中的一层。每天睡饱起床，然后看书，碰到有约稿子的日子，写作。太太每天坐小轮，渡江到对面的市区上班。
　　在时政评论上，忧国忧民、锋利尖锐、一针见血。在时尚报纸上，和上海的小资青年谈论情感问题，尖酸刻薄，让他的粉丝们既乐不可支，还分外解恨。
　　1997年之前，这个还不叫连岳的年轻人在厦门一家党报写着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他感觉良好，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么做，工作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再之前，他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公务员。
　　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王小波是谁?
　　此后的两个月，他知道了这个叫王小波的人，他找来王小波所有的书。“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
　　
　　對于之前的愚蠢和无趣，连岳曾举过一个例子。在王小波死前大概一年左右，有一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在炒作，“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如果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只蠢猪。当然，是王小波告诉我这种蠢。也许我现在还是一只猪，但是至少不会狂热了，也多少看得出一些骗局了。”
　　“他的话触及到我心灵深处的一个临界点。都是我过去在想的，但还想不明白。在找的，但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连岳说。
　　他接着认识了对王小波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罗素、福柯、杜拉斯、马克·吐温、杜伦马特、卡尔维诺、王道乾、伍迪·艾伦、图尼埃，“这些人都比王小波更了不得，更具诱惑力，任何一个都有足够的爆炸力，给坚固的无趣以震撼，至少，能给一个嘲笑。”
　　颤巍巍之间，一张骨牌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了。他觉得再也不能继续这种人格分裂的生活，2000年，连岳递了辞职信，“我是辞职之后，再打电话通知父母的。”连岳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在他们看来，有份稳定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我对两代人的沟通是没有信心的，完全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
　　很早，连岳就开始给当时已名声鹊起的《南方周末》投稿。一来二往，和编辑部熟了。当他们得知连岳已经辞去公职，正好南方周末筹备《新文化》版，有个空位子，邀请他南下加盟。
　　在广州租了房子住下，在《南方周末》做文化记者。薪水颇丰，他还是感到不快乐。“不太喜欢记者动荡的生活。多数时候在外面跑，就是不在外面跑的时候，神经也很紧张，要为下一个选题担忧。采访的时候，没有快感。”
　　他离开了《南方周末》，和黄爱东西等一干媒体人参与筹备中国一份娱乐报纸，工作内容之一是负责招人。因为种种原因，刊号迟迟没有批下来。这是一段最悠闲的日子，用连岳的话说就是“骗吃骗喝，无耻得很”，“当然很喜欢了，每个月给我发工资，还不用干事情”，其间，他一直没有停止写专栏。一年之后，当报纸真正出刊，连岳又选择离开了，他觉得自己虽然有娱乐精神，但不适合做娱乐新闻。
　　在机关压抑的环境待过，在市场化媒体做过，当过记者，也做过编辑，连岳认为自己的媒体经历已经足够了。这些，都不是他想做的。
　　2002年，在外晃荡两年的连岳回到厦门。“那个时候，明白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了。”他开始全职写专栏。第一年，收入很没保障，平均下来每个月只有3000到4000元的收入，相比当年在《南方周末》，算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好在，厦门的物价也不高。
　　至于其他的，连岳感到非常满意。看书，写作，自由自在，完全由自己来掌控时间。这里有老婆、有无敌江景，还有自由。
　　靠着之前积累的口碑和地位，2004年的时候，他在《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上海一周》等等报纸都有了固定的专栏，收入已经不是太要考虑的问题了。同一类型的稿子写多了，也容易厌烦。“我会有一个控制，每周只写四到五篇文章，譬如政论两篇，女性情感类几篇。”
　　体制外的生活会少点安全感吗?
　　“那就多赚点钱，多买几份保险了。其实，体制内也没有保障。人有旦夕祸福。不在你控制范围的东西，就不需要去想。”
　　“我现在真想不出有比这更让我感到舒服的。”估计，这会儿，电话那边的他正在老洋房里望着窗外树上嫩绿的芽，听着放学回家的孩子清脆的嬉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