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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6年前,秋风当选了某杂志评选的年度“杰出青年领袖”,顶着一头白发的他,和周迅、李云迪等青年才俊同入此榜。站在台上,秋风自我解嘲说:“我估计一上来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点儿吃惊,为什么要选一个白头发的人当青年领袖……”调侃完自己,他开始给大家讲“法治如何在中国生根”。
那时,秋风还未到不惑之年。他正在向学者转型,但一只脚仍踩在媒体里。他撰写的时评文章,是许多年轻人关于民主、法治的启蒙。他的锐利、洞察力,还有极具表达力的文字,令许多人大呼过瘾。那些年,他是一个高产写手,一周写六七篇稿子,甚至有過一天写三篇时评文章的超人纪录。
秋风说,现在学界里有人对他批评指责,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年在媒体里趟过。在仍然讲究所谓正统的学术圈里,这确实是一个不成文的偏见。不过,围绕秋风的争议远不止这些。这位长期研究“自由主义”“宪政”等问题的学人,自从加上一个定语“儒家”,就引来无休止的追问与质疑。
去年夏天,秋风带领青年学子在孔庙行跪拜大礼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让争议更是达到了高潮。“一个鼓吹民主的学者,居然公然向封建专制跪拜。”有评论如是说。而此间秋风在网上与各路人马打起口水仗的盛况,也一时令人瞠目结舌。
甚至一位与秋风相熟多年的同事,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来短信:“你说,秋风这是怎么了?”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秋风,仍是一头标志性的白头发。他身着青色中式布衫,脚踏黑色布鞋,肩上挎着一个布包。秋风从不穿西服,但以前穿中式衣衫的时候也不太多。只是从近几年开始,他显然在刻意凸显自己的儒者身份,于是穿中装甚至汉服便成为修身常行的一部分。当然,他自己也觉得中式衣服“舒服极了”。
熟悉秋风的人知道,他性格直率;自负,但并不傲慢。与秋风合作过的编辑知道,他是一个极好沟通的作者,对编者的要求和修改有超乎一般学者的包容与忍耐。
这和许多人眼里那个咄咄逼人的秋风是有一定距离的。
今年4月的一天,秋风被北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易经》的研讨会。面对在座诸位儒学、经学大家们,秋风谈起他是如何从《易经》中读出治国之道和秩序构建之道:
“我们从屯卦开始,基本上是一个建国的方案,建立一个政治秩序的一套完整的路线图。我们看物质始生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某种假设的一种自然状态,这个时候政治秩序还没有产生。接下来一卦是蒙。蒙卦就是开蒙之道,我这个还专门写了一篇解读的文章,就是《中国式的启蒙观念》,里面阐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启蒙之道。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体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人,而人必须要开蒙才能进入到政治生活去……”
近两年来,秋风在学术上主要是做这一研究——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发掘、提炼思想根源,为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寻找凭据和依托。这是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起家”的学者,秋风选择这个路径,而且打算一条路走到底,这个决定背后的初衷其实并不复杂。
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其实是处在一个“无根”状态。“中国引入现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已经100多年了,但我们任何一个学科,任何原创性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过,没有任何创造力。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状态。”秋风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使用了一套跟我们自己文明脱节的概念和方式。比如,我们去看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里使用的概念和我们思考问题的概念完全没有任何联系。这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你只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但永远都超不过他,由此导致人文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脱节,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扰乱性因素。”所以,他认为,中国当今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回到它的本源上去,这个本源就是经学。
也就是说,秋风想要解决的是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法治”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他用“儒家宪政”来概括自己的追求。这个词并非他所创造,却被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从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悉。秋风有很多同道,他的事业也有很多支持者。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在为秋风的讲座作开场白时说:“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去做。”
但反对秋风的人和支持他的人一样多,甚至更多。从经学本源上寻找治理秩序理念,秋风有时候会走得很远,甚至会颠覆经典几百上千年来的解读。所以,秋风的反对者不仅包括儒家的批判者,更有来自于国学、儒学阵营的同仁。在北大高研院的研讨会上,秋风对“履”卦别具一格的解释,既非历史解读,也非文本解读,而似乎是将自己的逻辑和理念注入周易这一卦中,让周易来说他的话,当场招致几位学者的质疑。其中一位研究易经的权威专家,毫不掩饰地批评他“过度诠释”“过度发挥”,甚至严厉指称,“你这样做,不但不是在推广《易经》,而且还毁了《易经》!”
秋风解释称,他这是对《易经》进行政治哲学的解读。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中国社会治理和精神重建具有重大意义。
也有许多人质疑,秋风近几年从哈耶克追随者的道路上急转,奔向儒家宪政,是不是太急于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太想建功立业了?
“我就是想建功立业。试问哪个有追求的学者不想建功立业呢?”面对这个问题,秋风是一种“君子坦荡荡”的态度。而对于哈耶克,他从未觉得自己背叛过,他们同为保守主义者,同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心灵深处,他仍将哈耶克视为学术和思想上的灵魂伴侣。
至于儒家精神,秋风说,这一直是在他血液里的。
秋风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家在陕西关中农村,本名姚中秋。父亲是一位农民,念过高中,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之一。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在中国乡村古来有之,于是,在父亲的督促之下,1984年秋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像那个年代众多大学生一样,秋风也受当时反传统思潮的影响,“胡乱看了许多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书籍”。但他没赶上那个年代的大事件,将近毕业之时,一场大病让他不得不休学,回到关中老家休养。 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在命运无常和死亡焦虑中,他开始用另外的角度思索人生,这时他读了好些佛经和古书。虽然多年以后,这些书的名字他都记不住了,但传统经典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迹。
记得那年冬天,天灰蒙蒙的,每天要早起煲汤药。虽然想起前途备感凄凉,但回到家人身边,回到乡村,他看到以前没有发现的温情。“那个普通的乡村,也都保存了很多朴实的传统,即使是文革也没有给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那种传统给贫苦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
1989年秋天,秋风病愈返回京城。他考上了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钻研一个相当生僻的专业:中国史学史。为此,他在中国大陆以外寻找学术资源,最后找到了身在臺湾的钱穆先生的著作,并将这位国学大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每天,秋风从人民大学坐公共汽车到国家图书馆,在港台图书阅览室里,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用了一年时间,基本把钱穆先生的著作都读完了。后来撰写了硕士论文,标题是《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评述》。
日后,秋风又认真读过许多传统经典和一些国学大家的著述,陈寅恪、钱钟书、周作人的学问和思想都对他有过深刻启发,但在整个求学过程,尤其是国学和国史领域,钱穆的影响无人可替代。钱穆曾写下对中国历史“同情与敬意”五个字,其内涵颠覆中国大陆多年以来“封建专制”的中国史史观,对秋风影响巨大而深远。
大学毕业后,秋风留在北京度过好几年“颠沛流离”的北漂生活。先是在机关里工作,几年后发现自己性格不适合那里,就辞职下海跟着朋友做生意。生意没做成,也就不了了之。1995年的时候,秋风受朋友邀约,进了一家杂志当文化记者,但没多久这个摊子也散了,接着他又辗转于几家媒体,最后落脚于一家报纸,当夜班编辑。
这份工作给秋风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他也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阅读。多少是受了知识精英圈子当时的风潮影响,加上天生的亲近感和价值倾向,他那几年系统地读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论著,大学时曾经读过的哈耶克,此时已经成为他的精神导师。
1997年,历史学者朱学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篇堪称中国“自由主义宣言”的文章,当时激励了许多人。秋风也读得心潮澎湃,“既然自由主义已经浮出水面,那我就去游游泳吧!”
秋风开始专注于时评,针砭时弊,由此成名,一步步成就他在公共议题上的影响力。新世纪到来之时,他也辞去了在报纸的职务,作为自由撰稿人给媒体写时评。此时,虽然阵地还在媒体,但他心中早已立誓成为一位独立学者。
秋风说,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他便开始有了儒者的自觉。人们发现他有时会穿上中式服装,开始有意识地参加一些儒家学者组织的活动。这个时候,他的文章里还没有多少儒家式的措辞和思维,只是,与他合作多年的编辑多少读得出文字背后的一些意味,将他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分子”。
对于外界指称的“思想转变”,秋风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实质转变,更多是一直潜藏着的儒学基因开始显性作用了。这是思想上的一种自觉,一种精进,还有部分原因也许亦是年龄使然,“到了这个年纪了。”
直至近几年,秋风开始高调宣示自己的儒者身份,大张旗鼓地带领弟子拜孔子、穿汉服,凡事必称儒。于是引来众人侧目。
如今的秋风,印证了人红是非多那句老话。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非议越多他越红。
秋风有许多职务—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由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发起成立的天则所,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专注于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理事长,秋风需要负责内部管理和与企业家之间的协调沟通。
弘道书院则是一所推广儒家文化的平台,秋风在此牵头举办了多次儒家修身营和文化体验营。去年他率领一众年轻人跪拜孔子,就是弘道举行的活动。秋风说,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的推广,能够让儒家参与社区的建设,让儒家价值进入社区,在社区里有一个有形的存在,比如建立一个礼乐中心,社区居民可以在此研读经典,婚丧嫁娶的仪式可在此进行。“就是具有某种宗教性的职能,但它又不是宗教场所。”
而在北航,秋风教本科生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明文化史》,一门是《论语研读》,一周各两个课时。接下来,他将在北航招收博士生。
在学术方面,秋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个工作是解经,也就是重新诠释中国传统经典。“我的理想是接续汉代的经学传统,通过解经来理解中国之道。”秋风说,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汇通中西。我们会依据传统的注、疏,但同时还会利用西学知识,用现代的科学人文知识来解读这个经文。”
另外一个计划是述史。按他的想法,就是通过解经的方式,从尧舜开始,还原古代中国整个社会治理秩序和封建制。这将由他一个人完成,预计十卷本的量,可能要写一辈子。
第三个工作,则是根据上述两方面研究,讨论观念和制度,以及两者如何互动从而塑造了人们生存的秩序,从而构思现代中国的治理之道,学以致用。
除了抱怨时间不够用以外,秋风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各种计划充满信心。这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每天被各种学术研讨会、跨界交流会、上课、读书、写字、唱戏塞得满满的,还能抽出时间和精力上微博,甚至在那儿拉开阵仗与人吵架。
说起吵架,秋风脸上突然露出一点不好意思的神情。“网上那些人的言语太粗鄙了,而我也没有达到圣贤境界。我是个性情比较强烈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回应方式。”秋风说。他承认,发火之后也会感到后悔,“所以经常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这么一个帖子之后,我很激烈地回应,然后过了两分钟我又把它删掉了。”
谩骂攻击,确实是近几年在公共话题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待异见的方式。秋风深知其害,却又不免卷入其中。
此时的秋风,对批评早已习以为常。在北大的研讨会上,尽管在座儒生同仁严厉批评,但秋风始终面带微笑,甚至时而颌首。
秋风说,他对自己的立场与理论充满信心。
本名姚中秋,60年代生于陕西关中,独立学者。早年研究集中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近年来学术研究集中于儒家义理及其现代运用、中国治理秩序演变之历史。
秋风主要著作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重新发现儒家》《为什么是市场》《政府的本分》《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等。
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传》《法国大革命讲稿》《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近二十种。
那时,秋风还未到不惑之年。他正在向学者转型,但一只脚仍踩在媒体里。他撰写的时评文章,是许多年轻人关于民主、法治的启蒙。他的锐利、洞察力,还有极具表达力的文字,令许多人大呼过瘾。那些年,他是一个高产写手,一周写六七篇稿子,甚至有過一天写三篇时评文章的超人纪录。
秋风说,现在学界里有人对他批评指责,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年在媒体里趟过。在仍然讲究所谓正统的学术圈里,这确实是一个不成文的偏见。不过,围绕秋风的争议远不止这些。这位长期研究“自由主义”“宪政”等问题的学人,自从加上一个定语“儒家”,就引来无休止的追问与质疑。
去年夏天,秋风带领青年学子在孔庙行跪拜大礼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让争议更是达到了高潮。“一个鼓吹民主的学者,居然公然向封建专制跪拜。”有评论如是说。而此间秋风在网上与各路人马打起口水仗的盛况,也一时令人瞠目结舌。
甚至一位与秋风相熟多年的同事,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来短信:“你说,秋风这是怎么了?”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秋风,仍是一头标志性的白头发。他身着青色中式布衫,脚踏黑色布鞋,肩上挎着一个布包。秋风从不穿西服,但以前穿中式衣衫的时候也不太多。只是从近几年开始,他显然在刻意凸显自己的儒者身份,于是穿中装甚至汉服便成为修身常行的一部分。当然,他自己也觉得中式衣服“舒服极了”。
熟悉秋风的人知道,他性格直率;自负,但并不傲慢。与秋风合作过的编辑知道,他是一个极好沟通的作者,对编者的要求和修改有超乎一般学者的包容与忍耐。
这和许多人眼里那个咄咄逼人的秋风是有一定距离的。
问道以寻根
今年4月的一天,秋风被北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易经》的研讨会。面对在座诸位儒学、经学大家们,秋风谈起他是如何从《易经》中读出治国之道和秩序构建之道:
“我们从屯卦开始,基本上是一个建国的方案,建立一个政治秩序的一套完整的路线图。我们看物质始生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某种假设的一种自然状态,这个时候政治秩序还没有产生。接下来一卦是蒙。蒙卦就是开蒙之道,我这个还专门写了一篇解读的文章,就是《中国式的启蒙观念》,里面阐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启蒙之道。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体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人,而人必须要开蒙才能进入到政治生活去……”
近两年来,秋风在学术上主要是做这一研究——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发掘、提炼思想根源,为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寻找凭据和依托。这是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起家”的学者,秋风选择这个路径,而且打算一条路走到底,这个决定背后的初衷其实并不复杂。
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其实是处在一个“无根”状态。“中国引入现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已经100多年了,但我们任何一个学科,任何原创性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过,没有任何创造力。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状态。”秋风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使用了一套跟我们自己文明脱节的概念和方式。比如,我们去看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里使用的概念和我们思考问题的概念完全没有任何联系。这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你只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但永远都超不过他,由此导致人文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脱节,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扰乱性因素。”所以,他认为,中国当今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回到它的本源上去,这个本源就是经学。
也就是说,秋风想要解决的是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法治”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他用“儒家宪政”来概括自己的追求。这个词并非他所创造,却被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从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悉。秋风有很多同道,他的事业也有很多支持者。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在为秋风的讲座作开场白时说:“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去做。”
但反对秋风的人和支持他的人一样多,甚至更多。从经学本源上寻找治理秩序理念,秋风有时候会走得很远,甚至会颠覆经典几百上千年来的解读。所以,秋风的反对者不仅包括儒家的批判者,更有来自于国学、儒学阵营的同仁。在北大高研院的研讨会上,秋风对“履”卦别具一格的解释,既非历史解读,也非文本解读,而似乎是将自己的逻辑和理念注入周易这一卦中,让周易来说他的话,当场招致几位学者的质疑。其中一位研究易经的权威专家,毫不掩饰地批评他“过度诠释”“过度发挥”,甚至严厉指称,“你这样做,不但不是在推广《易经》,而且还毁了《易经》!”
秋风解释称,他这是对《易经》进行政治哲学的解读。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中国社会治理和精神重建具有重大意义。
也有许多人质疑,秋风近几年从哈耶克追随者的道路上急转,奔向儒家宪政,是不是太急于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太想建功立业了?
“我就是想建功立业。试问哪个有追求的学者不想建功立业呢?”面对这个问题,秋风是一种“君子坦荡荡”的态度。而对于哈耶克,他从未觉得自己背叛过,他们同为保守主义者,同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心灵深处,他仍将哈耶克视为学术和思想上的灵魂伴侣。
至于儒家精神,秋风说,这一直是在他血液里的。
儒者的自觉
秋风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家在陕西关中农村,本名姚中秋。父亲是一位农民,念过高中,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之一。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在中国乡村古来有之,于是,在父亲的督促之下,1984年秋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像那个年代众多大学生一样,秋风也受当时反传统思潮的影响,“胡乱看了许多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书籍”。但他没赶上那个年代的大事件,将近毕业之时,一场大病让他不得不休学,回到关中老家休养。 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在命运无常和死亡焦虑中,他开始用另外的角度思索人生,这时他读了好些佛经和古书。虽然多年以后,这些书的名字他都记不住了,但传统经典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迹。
记得那年冬天,天灰蒙蒙的,每天要早起煲汤药。虽然想起前途备感凄凉,但回到家人身边,回到乡村,他看到以前没有发现的温情。“那个普通的乡村,也都保存了很多朴实的传统,即使是文革也没有给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那种传统给贫苦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
1989年秋天,秋风病愈返回京城。他考上了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钻研一个相当生僻的专业:中国史学史。为此,他在中国大陆以外寻找学术资源,最后找到了身在臺湾的钱穆先生的著作,并将这位国学大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每天,秋风从人民大学坐公共汽车到国家图书馆,在港台图书阅览室里,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用了一年时间,基本把钱穆先生的著作都读完了。后来撰写了硕士论文,标题是《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评述》。
日后,秋风又认真读过许多传统经典和一些国学大家的著述,陈寅恪、钱钟书、周作人的学问和思想都对他有过深刻启发,但在整个求学过程,尤其是国学和国史领域,钱穆的影响无人可替代。钱穆曾写下对中国历史“同情与敬意”五个字,其内涵颠覆中国大陆多年以来“封建专制”的中国史史观,对秋风影响巨大而深远。
大学毕业后,秋风留在北京度过好几年“颠沛流离”的北漂生活。先是在机关里工作,几年后发现自己性格不适合那里,就辞职下海跟着朋友做生意。生意没做成,也就不了了之。1995年的时候,秋风受朋友邀约,进了一家杂志当文化记者,但没多久这个摊子也散了,接着他又辗转于几家媒体,最后落脚于一家报纸,当夜班编辑。
这份工作给秋风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他也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阅读。多少是受了知识精英圈子当时的风潮影响,加上天生的亲近感和价值倾向,他那几年系统地读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论著,大学时曾经读过的哈耶克,此时已经成为他的精神导师。
1997年,历史学者朱学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篇堪称中国“自由主义宣言”的文章,当时激励了许多人。秋风也读得心潮澎湃,“既然自由主义已经浮出水面,那我就去游游泳吧!”
秋风开始专注于时评,针砭时弊,由此成名,一步步成就他在公共议题上的影响力。新世纪到来之时,他也辞去了在报纸的职务,作为自由撰稿人给媒体写时评。此时,虽然阵地还在媒体,但他心中早已立誓成为一位独立学者。
秋风说,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他便开始有了儒者的自觉。人们发现他有时会穿上中式服装,开始有意识地参加一些儒家学者组织的活动。这个时候,他的文章里还没有多少儒家式的措辞和思维,只是,与他合作多年的编辑多少读得出文字背后的一些意味,将他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分子”。
对于外界指称的“思想转变”,秋风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实质转变,更多是一直潜藏着的儒学基因开始显性作用了。这是思想上的一种自觉,一种精进,还有部分原因也许亦是年龄使然,“到了这个年纪了。”
直至近几年,秋风开始高调宣示自己的儒者身份,大张旗鼓地带领弟子拜孔子、穿汉服,凡事必称儒。于是引来众人侧目。
治学与修身
如今的秋风,印证了人红是非多那句老话。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非议越多他越红。
秋风有许多职务—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由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发起成立的天则所,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专注于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理事长,秋风需要负责内部管理和与企业家之间的协调沟通。
弘道书院则是一所推广儒家文化的平台,秋风在此牵头举办了多次儒家修身营和文化体验营。去年他率领一众年轻人跪拜孔子,就是弘道举行的活动。秋风说,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的推广,能够让儒家参与社区的建设,让儒家价值进入社区,在社区里有一个有形的存在,比如建立一个礼乐中心,社区居民可以在此研读经典,婚丧嫁娶的仪式可在此进行。“就是具有某种宗教性的职能,但它又不是宗教场所。”
而在北航,秋风教本科生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明文化史》,一门是《论语研读》,一周各两个课时。接下来,他将在北航招收博士生。
在学术方面,秋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个工作是解经,也就是重新诠释中国传统经典。“我的理想是接续汉代的经学传统,通过解经来理解中国之道。”秋风说,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汇通中西。我们会依据传统的注、疏,但同时还会利用西学知识,用现代的科学人文知识来解读这个经文。”
另外一个计划是述史。按他的想法,就是通过解经的方式,从尧舜开始,还原古代中国整个社会治理秩序和封建制。这将由他一个人完成,预计十卷本的量,可能要写一辈子。
第三个工作,则是根据上述两方面研究,讨论观念和制度,以及两者如何互动从而塑造了人们生存的秩序,从而构思现代中国的治理之道,学以致用。
除了抱怨时间不够用以外,秋风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各种计划充满信心。这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每天被各种学术研讨会、跨界交流会、上课、读书、写字、唱戏塞得满满的,还能抽出时间和精力上微博,甚至在那儿拉开阵仗与人吵架。
说起吵架,秋风脸上突然露出一点不好意思的神情。“网上那些人的言语太粗鄙了,而我也没有达到圣贤境界。我是个性情比较强烈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回应方式。”秋风说。他承认,发火之后也会感到后悔,“所以经常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这么一个帖子之后,我很激烈地回应,然后过了两分钟我又把它删掉了。”
谩骂攻击,确实是近几年在公共话题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待异见的方式。秋风深知其害,却又不免卷入其中。
此时的秋风,对批评早已习以为常。在北大的研讨会上,尽管在座儒生同仁严厉批评,但秋风始终面带微笑,甚至时而颌首。
秋风说,他对自己的立场与理论充满信心。
秋风
本名姚中秋,60年代生于陕西关中,独立学者。早年研究集中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近年来学术研究集中于儒家义理及其现代运用、中国治理秩序演变之历史。
秋风的著作
秋风主要著作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重新发现儒家》《为什么是市场》《政府的本分》《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等。
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传》《法国大革命讲稿》《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近二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