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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么适应新的挑战、新的变化，香港准备得不够。所以后来表现得
比较被动，香港有些转型也比较辛苦。未来香港如何作出调整来适应新变化，这是最大的挑战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香港中环地标性建筑——中银大厦的61层，从窗口望出去，拥有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绝佳视野。
从身份上看，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是专门研究香港公共政策的民间机构，缘起于香港回归之前。1985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另一个则是在香港成立的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委会”）。设立咨委会的目的，是为了香港回归以后的制度安排，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保留了咨委会的部分功能，将研究重点转移至香港内部运作面对的社会和经济等重大问题，以及香港与内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及合作关系上，继续充当特区政府重要的公共政策智囊。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深度参与了深圳前海、河套地区开发等粤港合作项目的联络和研究。他在香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谈到，回归20年来，香港最需要总结的问题是，面对新变化准備得不够充分，转型也很辛苦，未来如何做出新的调整来适应新变化，是香港面临的最大挑战。
方舟 图/受访者提供
“双方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理解中央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方舟：之所以搞大湾区规划，是因为香港的市场和空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希望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共同规划，帮助香港解决两方面矛盾：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太窄，香港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经济结构太窄就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今天粤港合作和二十几年前的粤港合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二十几年前是前店后厂，但是今天珠三角深圳已经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实际上是希望香港和广东合作能丰富香港的产业结构，改善香港经济的空间。
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希望通过粤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香港作为自由港，还是有很独特的优势，能够和广东的产业基础结合起来，也为国家在更高层面上创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人担心大湾区会出现广州、深圳、香港等几个城市的“龙头之争”，你怎么看？
方舟：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多中心的模式，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比如国际金融方面，香港的优势毫无争议。如果讲高科技，湾区的龙头肯定是深圳，而广州是传统商贸中心，澳门是全球博彩业的老大，这几个城市没有必要去争所谓的名分，大家都有自己的行业优势和特点，关键是把优势协调起来。如果能够协调得好，整个区域竞争力就能有更高的提升。
这种协同效应，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深港边界的河套地区，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谈判，在今年签订了协议，共建“港深科技创新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价值呢？深圳很多科技企业已经比香港更国际化，从国际招揽大量人才，包括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对于它们来说，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把人才招到深圳，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不够理想，包括税收环境、子女教育，如果是非华人，还存在语言环境问题。如果放在香港，以香港为基地，为这些企业服务，对人才吸引力也更大。
因为这个地区贴在边境上，既可以为内地市场、为珠三角企业服务，又能够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优势，利用税制、法律各方面特殊优势，达到一个协同的效果，双方都得利。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两制”的差别，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香港推进效率比内地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否会碰到类似问题？
方舟：香港很多事情需要经过程序，不光是立法程序，在走到立法会之前，前端就有一大堆程序。香港所有重大工程都要做三轮可行性研究，每一轮做完后要做公众咨询，每一次公众咨询短则3个月，长则6个月。什么都还没做呢，就写个研究报告出来，两年多就过去了。立法会上又有可能遇到阻力，发生冗长辩论，让大量的审批积压，拖的时间就更长了。
从广东的角度看，香港的效率一定是太慢。这是需要互相理解的问题，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法定程序，有些环节快也快不起来，有些环节比如在立法会是故意被反对派拖着，导致整个政府运作比较慢。这是体制不同导致的差异。而且这几年，内地一些官员和民众对香港有看法，觉得国家对你这么好，你还搞了那么多事情。其中也有一些误解，因为香港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双方需要多理解。
“香港要作出调整适应新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过去一直充当国家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未来这种角色是否会受到影响？
方舟：过去香港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从香港本身角度看，还是有很多功能，而且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有很多新的机会。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优势：首先，在融资方面，国家加大“走出去”步伐，这个过程中会有大量投资，更需要大量融资。香港可以借鉴亚投行的运作模式，利用比较好的主权评级，在市场上发债券融资，然后再去借给第三方。香港在这方面有很多空间。
第二，香港有很多商业服务，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国家现在“走出去”，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包括签合约的时候，各方面的法律、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香港比较有优势。
第三，香港在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上也有比较好的经验，一方面可以帮助内地提升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配套服务，尤其是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服务。比如香港机场的管理、地铁的管理，可以算是全球最好的。伦敦新建的一条贯穿东西的地铁，也是交给香港地铁公司来管理。在软实力上，香港有很大的优势，如果能和国家在基建方面配合，软实力和硬件配套，会产生很强的互补性。
过去五十多年里，香港的角色一般都是“超级联系人”，但实质一直在变化。刚开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内地还没有开放，香港的角色是做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就开始做前店后厂，珠三角也变成世界工厂。2000年以后，内地企业转制，需要到海外上市，有大量企业到香港上市，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下一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新的功能又出来，香港的角色也会不断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从特区政府施政的角度，香港回归20年来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和问题是什么？
方舟：“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还在不断摸索过程中。香港现在需要总结的是：在回归过渡期，从中英谈判开始，当时两地经济落差比较大，香港一个城市经济总量相当于整个中国的25%，所以当时强调“不变”比较多。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把原来的运作体制保留下去，香港就可以长期繁荣稳定。
但是后来因为时代在变化，内外环境都在变。内部，香港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外部是内地经济崛起，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分工、经济合作模式也不断调整。在内外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么适应新的挑战、新的变化，香港准备得不够。所以后来表现得比较被动，香港有些转型也比较辛苦。未来香港如何作出调整来适应新变化，这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10年，香港的发展走势如何判断？
方舟：因为有祖国这么强大的后盾，香港能够取得比较平稳的发展是可期的，不会有大的动荡或者波折。即使全球经济不好，只要有祖国的后盾，香港保持基本繁荣稳定问题不大。但同时香港怎么提升自己，尤其是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是香港下一步要面临的任务。做得好的话，香港仍然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城市。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对香港来说，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关头。
比较被动，香港有些转型也比较辛苦。未来香港如何作出调整来适应新变化，这是最大的挑战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香港中环地标性建筑——中银大厦的61层，从窗口望出去，拥有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绝佳视野。
从身份上看，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是专门研究香港公共政策的民间机构，缘起于香港回归之前。1985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另一个则是在香港成立的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委会”）。设立咨委会的目的，是为了香港回归以后的制度安排，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保留了咨委会的部分功能，将研究重点转移至香港内部运作面对的社会和经济等重大问题，以及香港与内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及合作关系上，继续充当特区政府重要的公共政策智囊。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深度参与了深圳前海、河套地区开发等粤港合作项目的联络和研究。他在香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谈到，回归20年来，香港最需要总结的问题是，面对新变化准備得不够充分，转型也很辛苦，未来如何做出新的调整来适应新变化，是香港面临的最大挑战。
“双方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理解中央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方舟：之所以搞大湾区规划，是因为香港的市场和空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希望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共同规划，帮助香港解决两方面矛盾：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太窄，香港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经济结构太窄就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今天粤港合作和二十几年前的粤港合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二十几年前是前店后厂，但是今天珠三角深圳已经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实际上是希望香港和广东合作能丰富香港的产业结构，改善香港经济的空间。
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希望通过粤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香港作为自由港，还是有很独特的优势，能够和广东的产业基础结合起来，也为国家在更高层面上创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人担心大湾区会出现广州、深圳、香港等几个城市的“龙头之争”，你怎么看？
方舟：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多中心的模式，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比如国际金融方面，香港的优势毫无争议。如果讲高科技，湾区的龙头肯定是深圳，而广州是传统商贸中心，澳门是全球博彩业的老大，这几个城市没有必要去争所谓的名分，大家都有自己的行业优势和特点，关键是把优势协调起来。如果能够协调得好，整个区域竞争力就能有更高的提升。
这种协同效应，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深港边界的河套地区，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谈判，在今年签订了协议，共建“港深科技创新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价值呢？深圳很多科技企业已经比香港更国际化，从国际招揽大量人才，包括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对于它们来说，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把人才招到深圳，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不够理想，包括税收环境、子女教育，如果是非华人，还存在语言环境问题。如果放在香港，以香港为基地，为这些企业服务，对人才吸引力也更大。
因为这个地区贴在边境上，既可以为内地市场、为珠三角企业服务，又能够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优势，利用税制、法律各方面特殊优势，达到一个协同的效果，双方都得利。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两制”的差别，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香港推进效率比内地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否会碰到类似问题？
方舟：香港很多事情需要经过程序，不光是立法程序，在走到立法会之前，前端就有一大堆程序。香港所有重大工程都要做三轮可行性研究，每一轮做完后要做公众咨询，每一次公众咨询短则3个月，长则6个月。什么都还没做呢，就写个研究报告出来，两年多就过去了。立法会上又有可能遇到阻力，发生冗长辩论，让大量的审批积压，拖的时间就更长了。
从广东的角度看，香港的效率一定是太慢。这是需要互相理解的问题，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法定程序，有些环节快也快不起来，有些环节比如在立法会是故意被反对派拖着，导致整个政府运作比较慢。这是体制不同导致的差异。而且这几年，内地一些官员和民众对香港有看法，觉得国家对你这么好，你还搞了那么多事情。其中也有一些误解，因为香港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双方需要多理解。
“香港要作出调整适应新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过去一直充当国家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未来这种角色是否会受到影响？
方舟：过去香港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从香港本身角度看，还是有很多功能，而且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有很多新的机会。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优势：首先，在融资方面，国家加大“走出去”步伐，这个过程中会有大量投资，更需要大量融资。香港可以借鉴亚投行的运作模式，利用比较好的主权评级，在市场上发债券融资，然后再去借给第三方。香港在这方面有很多空间。
第二，香港有很多商业服务，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国家现在“走出去”，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包括签合约的时候，各方面的法律、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香港比较有优势。
第三，香港在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上也有比较好的经验，一方面可以帮助内地提升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配套服务，尤其是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服务。比如香港机场的管理、地铁的管理，可以算是全球最好的。伦敦新建的一条贯穿东西的地铁，也是交给香港地铁公司来管理。在软实力上，香港有很大的优势，如果能和国家在基建方面配合，软实力和硬件配套，会产生很强的互补性。
过去五十多年里，香港的角色一般都是“超级联系人”，但实质一直在变化。刚开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内地还没有开放，香港的角色是做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就开始做前店后厂，珠三角也变成世界工厂。2000年以后，内地企业转制，需要到海外上市，有大量企业到香港上市，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下一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新的功能又出来，香港的角色也会不断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从特区政府施政的角度，香港回归20年来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和问题是什么？
方舟：“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还在不断摸索过程中。香港现在需要总结的是：在回归过渡期，从中英谈判开始，当时两地经济落差比较大，香港一个城市经济总量相当于整个中国的25%，所以当时强调“不变”比较多。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把原来的运作体制保留下去，香港就可以长期繁荣稳定。
但是后来因为时代在变化，内外环境都在变。内部，香港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外部是内地经济崛起，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分工、经济合作模式也不断调整。在内外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么适应新的挑战、新的变化，香港准备得不够。所以后来表现得比较被动，香港有些转型也比较辛苦。未来香港如何作出调整来适应新变化，这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10年，香港的发展走势如何判断？
方舟：因为有祖国这么强大的后盾，香港能够取得比较平稳的发展是可期的，不会有大的动荡或者波折。即使全球经济不好，只要有祖国的后盾，香港保持基本繁荣稳定问题不大。但同时香港怎么提升自己，尤其是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是香港下一步要面临的任务。做得好的话，香港仍然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城市。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对香港来说，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