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高的个子决定了只能坐在离我很远的班级后面，或许真的是由于距离的关系，那时我们相处得很平淡，只是相识。真正使我们这两个不论从外貌、脾气还是性格爱好上都相去甚远的人走到一起的是那段特殊的岁月。
　　高考落榜后，我和江仔同在一个班补习，在这个新组成的陌生的集体中，我和江仔本来不很亲密的关系，仅仅因为是同学就显得格外亲近和珍贵了。
　　我和他同租了一间屋子，房东是朝鲜族人，同吃同住，我们真的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了。
　　江仔考不上大学决不是因为智力因素。他的个性很强，为人耿直、实在，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他经常为一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情愤愤不平，属于那种热血男儿。近水楼台，我也经常被他这种正义之气感染，时间久了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男子汉了。
　　江仔和我一样，都是来自远离现代文明的贫困落后的乡村，而且都是家中的长子，这次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们而言绝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压力都很大，艰难的时候简直连面条蘸盐的日子都没有。我们的伙食经常是一顿两根麻花，一人一根，我和他相对无言，一口一口地嚼着，不知是在细细地品味着麻花的滋味还是想把什么东西也随着一同咽下肚里，拍拍根本就不可能鼓起来的肚皮，再捏捏裤袋里的钞票，我们似乎都认为吃这么多该饱了。那段干嚼麻花的日子给我留下最好的纪念，就是现在一想起这东西就浑身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学得很晚，就觉得肚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小虫子，在一口一口地噬咬着肠胃。小卖部已关门了，年轻人抵抗饥饿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怎么办呢？我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危机。这时江仔推开了隔壁的门，那间屋子是房东放东西的，他拿着我们盛饭用的小盆，动作很轻，再一次关上门时，盆里已经多了雪白的大米。他很内行的洗了两遍，然后倒上水，在上面又盖上了一个小盆，放到炉子上。这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江仔。
　　朝鲜大米果然名不虚传，一盆饭转眼间就没了，虽然没有一点儿菜，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我平生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原因绝不是因为江仔的手艺好，更不可能因为是偷来的，我和江仔根本就没有做贼的感觉，因为什么呢？80年代的学生在那个夜晚忽然间拥有了一种解放前的心境。介于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之间的补习生是处处遭冷遇的，再加上生活的困顿，前途的渺茫，我经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又欲罢不能的感觉。有天晚上，心情糟透了，便买了一包烟，一声不响地吸着，江仔看着我没劝也没有阻拦，出去不久便拎来一瓶酒和一袋花生米，我和江仔推杯换盏，互诉衷肠，仿佛世界上受苦受难最深最重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后来我才找到了形容当时情形的最恰当的一个词，那就是“窝囊”。当我和江仔酒醉大睡的时候，可能谁也没去想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奢侈，又算不算大逆不道？或许在那个年龄，我们面对困厄和苦闷时还有些手足无措，还显得很软弱，消极对待总是多于积极进取，在生活的低谷中我们感到很委屈，但却很少追究流落到低谷的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逆境中挣扎的时候，逆境也磨砺了我们。不知是哪位名人说过“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在我和江仔还不知道这话时，就已深深懂得了这个道理。冬去春来，第二学期开学几天了，还不见江仔来。我在做了种种猜测后决定去他家——一个不通汽车而且名字又不好记的地方。看到风尘仆仆的我，江仔很感动。可得知他没上学的原因，我却感到很滑稽，原来他把开学的日子给忘了。的确，和我相比，江仔算不上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在我们之间，那些值得回味的东西都与学习无关。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俩的感情。望着茫茫雪原，踩着崎岖的小路，我就感觉到我和江仔这一高一矮的身形只有走在一起才能抵得住这料峭春寒，才能踩平脚下的路，才能感受到彼此的坚强。
　　我和江仔不属于两肋插刀的那类朋友，彼此也没为对方做出过什么牺牲。但我们兄弟的这份情意就像脚下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又如檐下的冰是一滴一滴凝结成的。于那段落寞的岁月而言，这份情感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了。
　　这学期，房东又招了两个朝鲜族师范生，就住在隔壁装米的那间屋子。能歌善舞的民族特性在他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二人各抱一把吉他，整天是琴声不断。时间长了，我和江仔也都学着拨弄两下，我自知没那个艺术细胞很快就放弃了，可江仔却迷上了这玩艺儿，后来竟舍弃了两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把名牌吉他。当时就连我也没想到继承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传下的俭朴本分优良传统的江仔，竟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起了“邪门歪道”，而且还大有破釜沉舟、义无返顾之势。高考前那么紧张关键的时刻，江仔这样做无疑是很危险的，可我又明知道能够说服和改变他的人至今还没有生出来。面对他如此强的个性和他对自己爱好的那种执著劲儿，我常常想起江仔的从前：在班里他的朋友很少，他不善言谈，善恶分明，不随和，总是按着自己的生活逻辑去做事，从不过多考虑别人怎么看。这种极强的个性虽然没有使他拥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从来看不出他有过什么遗憾。那时很多人不理解他，如今，真正走近江仔，才发觉他的身上其实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去学习。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吧，我只能祝江仔好运了。
　　江仔没有参加那年的高考，他背着那把吉他，踩着5月煦暖的阳光很潇洒地走了。临行前，他对我说：“刚仔，别看我年龄比你大，个子比你高，可是在你面前我时常感到自卑。其实，我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你好好学吧，给咱哥们儿争口气……”听着这些从心底里发出的声音，我才清醒地意识到以往我说得太多了，那些自认为很哲理很成熟的话，在沉默寡言的江仔面前确实让我有过仿佛自己就是先知先觉大圣人的错觉。面对江仔真诚的目光，我没有告诉他其实我什么也不是。
　　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知道了江仔就在临近的城市念一所成人职业大学。每次去看他时，他那种倾囊而尽的款待让我感到很沉重。因此，整个就读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毕业后我在县城里的一所中学教书，江仔在一个农业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单位住，经常跑到我这儿，我们还像上学时那样去打发时光，每天都玩到很晚。上班不到一年，江仔就出人意料地办了停薪留职，搞起了个体经营。现在，江仔已是开着车满街跑的人了，在他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向康庄大道迈进的这几年，我仍然守着三尺讲台清贫淡泊地过日子，为此江仔每次看到我时都忘不了劝我：“跳槽吧，那地方没意思。”说真话如果有条件我也不想当这孩子王。但面对现实我还是要维护自己职业的神圣，所以免不了要和他争辩：“我没你钱挣的多，活着也没你那么累，请客送礼拉关系，这精神文明建设都让你们给搅和完了。”“你有没有搞错，别忘了唯物主义者可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懂不懂。没钱，你就光靠人家朝鲜大米搞教育事业啊。”江仔总是忘不了那段苦日子，他今天的所作所为都证实了他根本就不是受穷的命。
　　事实胜于雄辩，我活得的确没有他那么潇洒，那么滋润，所以败下阵来后我都给他一个希望：“江仔，有机会我是得挪动挪动。”江仔笑了，他是真心希望老朋友不要离贫困太近。我每次到江仔家都能看到那把吉他，不过从尘封已久的样子看，这已经是作为主人某种标志的摆设品了。江仔现在热衷的是他的车。我想不应该是江仔不爱弹琴了，可能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的许多人都会像他那样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其实，这个社会是很容易改变一个人的，又何况我们是那么平凡，那么弱小呢。
　　前些日子，江仔开了一个杀鸡店，我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你嫂子一人拿着一个大学文凭在这里杀鸡，怎么样兄弟，素质够高了吧！”看着江仔脸上那不舒服的笑，我就感到他嘲讽的好像不是他自己，他的这个幽默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可我还是想到，如今江仔面对我时还会有当年那种自卑感吗？我和江仔虽然离得很近，但却很少见面，开始独立生活的我们的确需要舍弃许多美好的东西。江仔只有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才偶尔到我这儿瞅瞅。他常说：“都老朋友了，时间长了不见还真想。一想起在一个槽子里拱食的日子，这心就不是个滋味。”我也说：“是啊，在这个人潮涌动的城市里，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能够找到一个拥有美好回忆和温暖坦诚的地方，这简直就是咱哥们儿的福啊！”
　　我和江仔是从那段艰难的岁月中一起走过来的难兄难弟，我们之间没有桃园刘、关、张的惊天义举，也没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的千古绝唱，我们只是人生那段弯路上并肩而行的旅伴。苦涩的日子我们就像蚕吃桑叶那样一分一秒地咀嚼，在对痛苦共同的理解上我们筑起了友谊的基石，这无疑是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收获的一笔宝贵财富。将来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料，江仔可能成为一个阔老板，我可能还是个教书匠。或许我们会变得很陌生，或许还会分开。但我相信残酷的生活会教会我们从容地面对一切的，这个世界上天长地久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幸好我们都无法改变昨天，也就无法抹掉我们兄弟间这份患难真情，以后就别去管它了吧。“不再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也不知是谁说的这句话，放到这儿合适不合适。要是江仔看了，能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