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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很多院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井式的院落见于列宁格勒，那个史前的、苏维埃时代的列宁格勒。雄伟的、墙皮脱落的大门后面掩藏着带有垛口的院墙。院墙入口处站着几个半大小子，有时候掏出芬兰刀拦截路人，有时候也任人进出。这是一个嘈杂而危险的地方。
巴库的小院是闲适的象征。在黑色夜幕的中心闪烁着一片天堂。女人们围坐在长条桌边包饺子，做葡萄叶羊肉卷，挑拣大米。孩子们在露台上玩耍，男人们在棋盘上厮杀。
柏林的院落精细而宁静。尤其是城市西部的院落。高高的古老大门后面栽着几棵妩媚的树，树与树之间摆放着一个并不平整的石桌，供邻里之间聚会用。大家愉快地喝着桶装啤酒，就着夹肉小面包，边喝边聊。一喝一晚上，然后收拾干净，一切复归寂静安宁。唯余明月高悬。
我记得伦敦的院落，在切尔西一个富人区。这是一个孑然独立的院落。每一个住户都有一把围墙门的钥匙，一片常青灌木当中立着一个美式塑料小桌，旁边的折叠椅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斜纹布棉上衣，灯芯绒长裤，手戴黑色手套。他面前放一瓶干白，手捧报纸。酒杯的薄壁上蒙了一層水汽。随着一声开锁的轻响，走进一位新来的邻居。两个人相谈甚欢，一阵大笑，笑声中透着自信。突然双方止住笑声，面对面坐下，各自陷入沉思。
在无忧无虑的哈瓦那，院子都深藏在僻静之处。只要你离开主路，避开旁人的耳目，那么你就能看到一幅凄惨的画面：在破败的房屋之间，一群憔悴的家庭主妇在一个自制的长条桌边上排着长队——她们默默地等着买别人偷来的肉。市中心的大街上看不见激情的舞者，也看不见无牙的老太太叼着长长的雪茄烟在那里作秀，甚至也没有像死神般恐怖的妓女。手脚麻利的小伙子迅速地分割着肉块，把割好的肉扔到秤上，时不时警觉地看一下四周，然后收好脏兮兮、皱巴巴的纸币，擦净便携小斧头，溜之大吉。几条癞皮狗挤在墙角，夹着尾巴，期盼着有人赏赐一片碎肉。十到十五分钟之后，院子里便阒无一人。只剩下桌子上残留的血迹和叮在上面的苍蝇。
而莫斯科的院落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永远是残酷的国家大机器笼罩下的一小片私人生活的净土。
院子的正面仿佛用尺子测量过，非常精确，服从于统一的意志。道路宽广，清一色的五层楼房，千篇一律的门诊部，学校的区块建筑，房管处和派出所的灰色板房，还有一些小的办事处和工作间。有点儿笨拙，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国风范。人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军人巡逻队四处巡视。中小学生们身穿灰色短上衣，戴着红领巾；出租车司机按规定佩戴制式帽子；交警们手里拿着交通指挥棒，这儿禁行，这儿是斑马线，那儿是红绿灯。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步都被精确规划，预先决定。但是只要你拐进院子，这一切便都不复存在。国家的规定在院外，院子里没有任何目标和规矩。人们随意改变步态，不是严整的齐步，而是左右摇晃，随心所欲。如果觉得热，可以扔掉上衣，甚至脱下衬衫，只留一件背心，没人指责你，你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你只属于自己，你在自己的地盘，你只需本色出演。
最自由自在的地方是莫斯科郊外，城乡接合处。我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在索科尔尼基最偏僻的地方有几栋煤渣填充的木屋。木屋之间有一片水洼，泥泞得像沼泽地。夏天的时候，水洼上方蚊子成灾，冬天则变成一个滑冰场。这儿永远散发着褐色肥皂和褪色内衣的味道：床单和胸罩被风吹得像鼓足的帆，晾衣夹子夹着的内裤和袜子随风招展。沿着水沟堆放着一堆堆柏油渣，按照如今百科全书的解释，那是一种易熔化却不溶于水的树脂物。在灰色的石板瓦棚下面放着锯木架和锯子。锯子锈迹斑斑，锯齿犬牙交错。而且总有东西在冒烟：要么是宽口烟囱，要么是快熄灭的火堆，要么是火盆里的湿煤，要么是偶然烧着的破布。
住在对面的妮娜大婶，掖上衣襟，双手叉腰，活像19世纪的农妇，她紧盯着飞跑的母鸡，用嘘声驱赶公狗，不让野猫靠近。科利亚大叔笑呵呵地走出家门，把镜子放在栅栏上，用肥皂涂抹好脸，开始大幅度地刮脸，肥皂泡沫四处飞溅。
后来我们搬家了——从索科尔尼基一带搬到刚划给莫斯科的马特维耶夫卡附近，很快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车库，臭气熏天的土豆地和小树林。然而，这里也同样有自由的莫斯科式的庭院。几个男人围坐在木板制的长条桌后面，把短背心卷到肚子以上，从早到晚玩多米诺骨牌。鱼鱼鱼！——胜者大喊一声，用力一拍桌子，骨牌翻飞。一个疯子用高额的退休金盖了一座小房子，整天去抓各种灰翅膀的、花斑点的、镰刀状的蝴蝶，波尔塔瓦蝴蝶，尼古拉耶夫蝴蝶，顿涅茨克蝴蝶，卢甘斯克蝴蝶，还有阿尔乔莫夫斯克蝴蝶和克里米亚蝴蝶。他吹着响亮的口哨，咕咕叫着，仿佛一个五岁的孩童。
稳重的男人鄙视这些癫狂行为，从来不掺和不帮忙，只是有分寸地点点头，打个招呼，寒暄两句。他们周日一般早早起来，将茶叶直接放入热水瓶（印度茶，印有大象标志，看着不错），然后倒入滚烫的开水。之后将几个夹心面包放入长长的细网袋，便出门到院子里去修自己的爱车。不论酷暑严冬，不管刮风下雪，他们都躺在“莫斯科人”或“扎波罗日人”牌小汽车下面，身下铺一个帆布垫，脑袋垫着油乎乎的破抹布。内心充满难以言说的自由之幸福。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的烦扰：可以不用考虑妻子，党委，副经理，还有去商店排队购物，或者是办公室坐班，朝九晚六，扣除一小时午餐时间，在难以下咽的食堂吃午饭。
胖大婶们都是爱种花的人，她们种了喇叭花、万寿菊、蝴蝶花和水仙花，这会儿正撅着屁股在花园里除草。看门的老太太们戴着粗棉布头巾坐在屋边的长凳上，对着路过的人说长道短。她们还抱怨身体不好。小一点儿的孩子们在沙堆边玩沙子，大一点儿的孩子们玩打德国鬼子的游戏，玩打木棍游戏①，跳绳，用一只脚跳着踢鞋油盒子。妈妈们则在煮土豆胡萝卜。关于伟大的苏联我们只能从窗外的大喇叭里听到些许消息。
我们还负责准确报时，响铃六次意味着莫斯科时间十二点整。瓦利卡！科利卡！淘气包们！该回家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不久之前。苏联解体了，戴棉布头巾的老太太们也过世了，那些穿背心的男人们也郁闷了，变成无依无靠的老头子，“莫斯科人”牌汽车的车主们都买了二手进口车，马特维耶夫卡也几乎变成中心区。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些院子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却神奇地保留下来。 这首先是因为，从前的一些邻居跑到莫斯科谋生了：吉尔吉斯人扫大街，阿塞拜疆人卖水果，塔吉克人干粗活，乌兹别克人做收银员，亚美尼亚人当泥瓦匠，格鲁吉亚人当保姆，乌克兰人做护工。他们一般都聚居在首都周边房租便宜的地方。从前戴着蓝色十字头巾的老太太们坐的地方，如今被盘着发髻、披着黑色披肩的老太太们占据，俄罗斯式的长凳上坐着来自亚洲国家的老太太，而且她们也像从前的人一样对过往的行人说长道短。哎哟，三单元的法季玛偷人了，五单元的纳吉姆又和人打架了。现在院子里没有人玩多米诺骨牌和扑克牌了，但每逢周末他们在这里烤羊肉串。如今在“起亚”和“现代”车底下躺的是塔吉克斯坦人。这就是从未改变的莫斯科庭院，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的介入。人们用轻松的步态在这里行走，脱掉衬衫，肆意地袒露肚皮，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在草坪上散步。
但是在市中心，有些东西被移走了。莫斯科突然变得臃肿起来，而且不与任何人商量，便开始将院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离。院子安装了大铁门，门禁杆，出现了自命的管理者：二号楼的马琳娜·彼得罗夫娜和四号楼的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一个是市政府某位领导的妻子，非常寂寞。另一个是命途多舛的女人，非常悲伤。这就是她们要管理院子的原因。她们从早到晚相互对骂，争取支持者，散布关于对方的各种不可思议的流言蜚语，然后突然和好一段时间，进行秘密谈判，讨论在哪儿设立新的门禁杆，是否要收钱装一个自动推拉式大门，还是让每个人手动关门。
马琳娜·彼得罗夫娜坚定地支持采取严厉措施保障院子的安全。她主张院墙的出入口要用铁栅栏封起来，而且必须全天封闭。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略带自由主义倾向，她认为封闭一个口就可以，而且封闭时间从夜里十一点到上午十点。不过这两人都痛恨伊诺肯基，怀疑他和旁边的饭馆老板暗中勾结。这个饭馆老板不知怎么搞的学会了潜入院子，把自己的垃圾倒进我们小区的垃圾箱。不过谁也没看到他做这件事，那就意味着有人夜里偷偷地把饭馆老板放进小区？这显而易见，而且肯定是伊诺肯基。不过她俩和伊诺肯基立了约，要找到小区门禁的安装工，因为他们把门禁的感应钥匙扣卖给附近公司的员工，而这些员工则把我们的院子当作免费停车场，搞得我们自己的车都没地方停。
最近两天上演了一场真正的较量。院子里有个住户有计划地买下一个单元的所有房间，一层一层地买下的。买下后开了一个小旅店。主要客户是酷爱鱼子酱和大头娃娃巧克力的中国游客。旅店老板请求马琳娜·彼得罗夫娜和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给住店客人发放感应钥匙扣，但遭到拒绝。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召集一大帮人，还约了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了院子被外人侵占的情况。其后果是，马琳娜·彼得罗夫娜的车被烧了。但不怕牺牲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两个女管理员联手进行军事侦察。一个人从早到晚站在院子的大门旁，另一个在小便门蹲守。当旅店的客人掏出旅店老板从安装工那里偷买的自制感应钥匙开门时，她们像猎狗般冲上去，大声呵斥着夺下了非法钥匙。
据说，小旅店昨天关停了。
一方面，我支持我们的两个女管理员：如今夜里再也没有大货车开进院子，也不会在凌晨5点发动车子，让车子冒着黑烟在那里空转。夏天的夜晚，这里也不会有半大小子们出现，在这里吵闹半宿，然后在天亮的时候离去。除了偶尔有一些布良斯克的建筑工人，所谓的欧式装修专家们，会带着小收音机爬上楼顶，听着80年代的音乐，浪漫地抽支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为什么需要一個院子帝国？在这个帝国里那些疯狂的大妈们互相攀比，为了金钱和情欲无休止地明争暗斗，不时地要维持院子秩序，不时爆发战争和秘密外交。我一直隐居院落就是为了躲避公家人，为了能在这里随意变换步态。可我现在往哪里藏身呢？回自己的居所吗？
① 本篇原题《Памят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двора》，作者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生于1962年，作家、批评家、电视主持人。——译注
① 俄人传统游戏，将小木棒置于地上，用一根长木棒击打小木棒一头，待小木棒弹起后用长木棒击打，击打最远者为赢家。——译注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井式的院落见于列宁格勒，那个史前的、苏维埃时代的列宁格勒。雄伟的、墙皮脱落的大门后面掩藏着带有垛口的院墙。院墙入口处站着几个半大小子，有时候掏出芬兰刀拦截路人，有时候也任人进出。这是一个嘈杂而危险的地方。
巴库的小院是闲适的象征。在黑色夜幕的中心闪烁着一片天堂。女人们围坐在长条桌边包饺子，做葡萄叶羊肉卷，挑拣大米。孩子们在露台上玩耍，男人们在棋盘上厮杀。
柏林的院落精细而宁静。尤其是城市西部的院落。高高的古老大门后面栽着几棵妩媚的树，树与树之间摆放着一个并不平整的石桌，供邻里之间聚会用。大家愉快地喝着桶装啤酒，就着夹肉小面包，边喝边聊。一喝一晚上，然后收拾干净，一切复归寂静安宁。唯余明月高悬。
我记得伦敦的院落，在切尔西一个富人区。这是一个孑然独立的院落。每一个住户都有一把围墙门的钥匙，一片常青灌木当中立着一个美式塑料小桌，旁边的折叠椅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斜纹布棉上衣，灯芯绒长裤，手戴黑色手套。他面前放一瓶干白，手捧报纸。酒杯的薄壁上蒙了一層水汽。随着一声开锁的轻响，走进一位新来的邻居。两个人相谈甚欢，一阵大笑，笑声中透着自信。突然双方止住笑声，面对面坐下，各自陷入沉思。
在无忧无虑的哈瓦那，院子都深藏在僻静之处。只要你离开主路，避开旁人的耳目，那么你就能看到一幅凄惨的画面：在破败的房屋之间，一群憔悴的家庭主妇在一个自制的长条桌边上排着长队——她们默默地等着买别人偷来的肉。市中心的大街上看不见激情的舞者，也看不见无牙的老太太叼着长长的雪茄烟在那里作秀，甚至也没有像死神般恐怖的妓女。手脚麻利的小伙子迅速地分割着肉块，把割好的肉扔到秤上，时不时警觉地看一下四周，然后收好脏兮兮、皱巴巴的纸币，擦净便携小斧头，溜之大吉。几条癞皮狗挤在墙角，夹着尾巴，期盼着有人赏赐一片碎肉。十到十五分钟之后，院子里便阒无一人。只剩下桌子上残留的血迹和叮在上面的苍蝇。
而莫斯科的院落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永远是残酷的国家大机器笼罩下的一小片私人生活的净土。
院子的正面仿佛用尺子测量过，非常精确，服从于统一的意志。道路宽广，清一色的五层楼房，千篇一律的门诊部，学校的区块建筑，房管处和派出所的灰色板房，还有一些小的办事处和工作间。有点儿笨拙，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国风范。人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军人巡逻队四处巡视。中小学生们身穿灰色短上衣，戴着红领巾；出租车司机按规定佩戴制式帽子；交警们手里拿着交通指挥棒，这儿禁行，这儿是斑马线，那儿是红绿灯。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步都被精确规划，预先决定。但是只要你拐进院子，这一切便都不复存在。国家的规定在院外，院子里没有任何目标和规矩。人们随意改变步态，不是严整的齐步，而是左右摇晃，随心所欲。如果觉得热，可以扔掉上衣，甚至脱下衬衫，只留一件背心，没人指责你，你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你只属于自己，你在自己的地盘，你只需本色出演。
最自由自在的地方是莫斯科郊外，城乡接合处。我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在索科尔尼基最偏僻的地方有几栋煤渣填充的木屋。木屋之间有一片水洼，泥泞得像沼泽地。夏天的时候，水洼上方蚊子成灾，冬天则变成一个滑冰场。这儿永远散发着褐色肥皂和褪色内衣的味道：床单和胸罩被风吹得像鼓足的帆，晾衣夹子夹着的内裤和袜子随风招展。沿着水沟堆放着一堆堆柏油渣，按照如今百科全书的解释，那是一种易熔化却不溶于水的树脂物。在灰色的石板瓦棚下面放着锯木架和锯子。锯子锈迹斑斑，锯齿犬牙交错。而且总有东西在冒烟：要么是宽口烟囱，要么是快熄灭的火堆，要么是火盆里的湿煤，要么是偶然烧着的破布。
住在对面的妮娜大婶，掖上衣襟，双手叉腰，活像19世纪的农妇，她紧盯着飞跑的母鸡，用嘘声驱赶公狗，不让野猫靠近。科利亚大叔笑呵呵地走出家门，把镜子放在栅栏上，用肥皂涂抹好脸，开始大幅度地刮脸，肥皂泡沫四处飞溅。
后来我们搬家了——从索科尔尼基一带搬到刚划给莫斯科的马特维耶夫卡附近，很快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车库，臭气熏天的土豆地和小树林。然而，这里也同样有自由的莫斯科式的庭院。几个男人围坐在木板制的长条桌后面，把短背心卷到肚子以上，从早到晚玩多米诺骨牌。鱼鱼鱼！——胜者大喊一声，用力一拍桌子，骨牌翻飞。一个疯子用高额的退休金盖了一座小房子，整天去抓各种灰翅膀的、花斑点的、镰刀状的蝴蝶，波尔塔瓦蝴蝶，尼古拉耶夫蝴蝶，顿涅茨克蝴蝶，卢甘斯克蝴蝶，还有阿尔乔莫夫斯克蝴蝶和克里米亚蝴蝶。他吹着响亮的口哨，咕咕叫着，仿佛一个五岁的孩童。
稳重的男人鄙视这些癫狂行为，从来不掺和不帮忙，只是有分寸地点点头，打个招呼，寒暄两句。他们周日一般早早起来，将茶叶直接放入热水瓶（印度茶，印有大象标志，看着不错），然后倒入滚烫的开水。之后将几个夹心面包放入长长的细网袋，便出门到院子里去修自己的爱车。不论酷暑严冬，不管刮风下雪，他们都躺在“莫斯科人”或“扎波罗日人”牌小汽车下面，身下铺一个帆布垫，脑袋垫着油乎乎的破抹布。内心充满难以言说的自由之幸福。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的烦扰：可以不用考虑妻子，党委，副经理，还有去商店排队购物，或者是办公室坐班，朝九晚六，扣除一小时午餐时间，在难以下咽的食堂吃午饭。
胖大婶们都是爱种花的人，她们种了喇叭花、万寿菊、蝴蝶花和水仙花，这会儿正撅着屁股在花园里除草。看门的老太太们戴着粗棉布头巾坐在屋边的长凳上，对着路过的人说长道短。她们还抱怨身体不好。小一点儿的孩子们在沙堆边玩沙子，大一点儿的孩子们玩打德国鬼子的游戏，玩打木棍游戏①，跳绳，用一只脚跳着踢鞋油盒子。妈妈们则在煮土豆胡萝卜。关于伟大的苏联我们只能从窗外的大喇叭里听到些许消息。
我们还负责准确报时，响铃六次意味着莫斯科时间十二点整。瓦利卡！科利卡！淘气包们！该回家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不久之前。苏联解体了，戴棉布头巾的老太太们也过世了，那些穿背心的男人们也郁闷了，变成无依无靠的老头子，“莫斯科人”牌汽车的车主们都买了二手进口车，马特维耶夫卡也几乎变成中心区。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些院子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却神奇地保留下来。 这首先是因为，从前的一些邻居跑到莫斯科谋生了：吉尔吉斯人扫大街，阿塞拜疆人卖水果，塔吉克人干粗活，乌兹别克人做收银员，亚美尼亚人当泥瓦匠，格鲁吉亚人当保姆，乌克兰人做护工。他们一般都聚居在首都周边房租便宜的地方。从前戴着蓝色十字头巾的老太太们坐的地方，如今被盘着发髻、披着黑色披肩的老太太们占据，俄罗斯式的长凳上坐着来自亚洲国家的老太太，而且她们也像从前的人一样对过往的行人说长道短。哎哟，三单元的法季玛偷人了，五单元的纳吉姆又和人打架了。现在院子里没有人玩多米诺骨牌和扑克牌了，但每逢周末他们在这里烤羊肉串。如今在“起亚”和“现代”车底下躺的是塔吉克斯坦人。这就是从未改变的莫斯科庭院，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的介入。人们用轻松的步态在这里行走，脱掉衬衫，肆意地袒露肚皮，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在草坪上散步。
但是在市中心，有些东西被移走了。莫斯科突然变得臃肿起来，而且不与任何人商量，便开始将院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离。院子安装了大铁门，门禁杆，出现了自命的管理者：二号楼的马琳娜·彼得罗夫娜和四号楼的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一个是市政府某位领导的妻子，非常寂寞。另一个是命途多舛的女人，非常悲伤。这就是她们要管理院子的原因。她们从早到晚相互对骂，争取支持者，散布关于对方的各种不可思议的流言蜚语，然后突然和好一段时间，进行秘密谈判，讨论在哪儿设立新的门禁杆，是否要收钱装一个自动推拉式大门，还是让每个人手动关门。
马琳娜·彼得罗夫娜坚定地支持采取严厉措施保障院子的安全。她主张院墙的出入口要用铁栅栏封起来，而且必须全天封闭。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略带自由主义倾向，她认为封闭一个口就可以，而且封闭时间从夜里十一点到上午十点。不过这两人都痛恨伊诺肯基，怀疑他和旁边的饭馆老板暗中勾结。这个饭馆老板不知怎么搞的学会了潜入院子，把自己的垃圾倒进我们小区的垃圾箱。不过谁也没看到他做这件事，那就意味着有人夜里偷偷地把饭馆老板放进小区？这显而易见，而且肯定是伊诺肯基。不过她俩和伊诺肯基立了约，要找到小区门禁的安装工，因为他们把门禁的感应钥匙扣卖给附近公司的员工，而这些员工则把我们的院子当作免费停车场，搞得我们自己的车都没地方停。
最近两天上演了一场真正的较量。院子里有个住户有计划地买下一个单元的所有房间，一层一层地买下的。买下后开了一个小旅店。主要客户是酷爱鱼子酱和大头娃娃巧克力的中国游客。旅店老板请求马琳娜·彼得罗夫娜和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给住店客人发放感应钥匙扣，但遭到拒绝。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召集一大帮人，还约了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了院子被外人侵占的情况。其后果是，马琳娜·彼得罗夫娜的车被烧了。但不怕牺牲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两个女管理员联手进行军事侦察。一个人从早到晚站在院子的大门旁，另一个在小便门蹲守。当旅店的客人掏出旅店老板从安装工那里偷买的自制感应钥匙开门时，她们像猎狗般冲上去，大声呵斥着夺下了非法钥匙。
据说，小旅店昨天关停了。
一方面，我支持我们的两个女管理员：如今夜里再也没有大货车开进院子，也不会在凌晨5点发动车子，让车子冒着黑烟在那里空转。夏天的夜晚，这里也不会有半大小子们出现，在这里吵闹半宿，然后在天亮的时候离去。除了偶尔有一些布良斯克的建筑工人，所谓的欧式装修专家们，会带着小收音机爬上楼顶，听着80年代的音乐，浪漫地抽支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为什么需要一個院子帝国？在这个帝国里那些疯狂的大妈们互相攀比，为了金钱和情欲无休止地明争暗斗，不时地要维持院子秩序，不时爆发战争和秘密外交。我一直隐居院落就是为了躲避公家人，为了能在这里随意变换步态。可我现在往哪里藏身呢？回自己的居所吗？
① 本篇原题《Памят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двора》，作者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生于1962年，作家、批评家、电视主持人。——译注
① 俄人传统游戏，将小木棒置于地上，用一根长木棒击打小木棒一头，待小木棒弹起后用长木棒击打，击打最远者为赢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