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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和《坛经》
慧能禅宗思想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上次在四会六祖寺和大愿方丈交流时，他归纳了三化：即革命化、通俗化、平民化。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革命”这两个字，以前经常用，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用频率极高。其实许多人不知道，“革命”这两个字正是出自佛经。
慧能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几乎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出家前是樵夫，出家到东山寺是杂役，终日不过臼米砍柴。取得衣钵后在四会怀集一带深山老林隐姓埋名达十五年，长期与猎户樵夫为伍。这种经历，使他对社会底层平民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有深切的了解，对民间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点有独到的体察，这就决定了他的禅宗有深厚的平民色彩。
平民化宗教必须反传统的精英佛教。慧能的禅宗与过去的精英佛教，贵族佛教的三论宗、华严宗不同，他倡导的是适应平民精神需求的大众佛教。慧能大胆破除以执着于布施、造像等传统的修学内容，强调以“心”为宗，进一步破除北宗神秀提的“观心看净”，“坐禅摄心”等等形式化的东西，以般若无所得为宗，倡“内外无著，任运自在”的解脱修行观。强调主体意识，破除对经教和佛祖的迷信与崇拜。
传统的佛教为了强调其彼岸性，总是力图否定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由此在修行方式上，也强调离世索居，隐遁山林。慧能的禅宗，强调入世，强调回到人间。他以山地村落为主要教区，实行农禅并作，修禅不废农耕，以自食其力为主要生活来源，适应了中国小农经济为主的国情。禅师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饥来吃饭，困来入眠，在行住坐卧中任运地修禅。他认为：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是这种依靠平民而不依傍皇室豪门的自立之风，使慧能的南禅宗很少受到政治与社会动荡的波及，从而得到广泛流传。
平民化必须迎合平民的精神需求，必须强调自强自立，强调由自己决定命运而非神祗。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来源于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但是佛教又有强烈的反婆罗门教的倾向。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切命运都由大梵天决定，大梵天是至高无上之神。但佛教认为人的命运由因果决定，“缘起”和“业”的理论创立，把佛教从神龛拉回人间，一切“业”都是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引起的，既然命运是因果决定，那么命运其实就是由自己决定。
禅宗正是在这点上完全回归到佛教的本质，慧能在《坛经》中大讲人的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世人性本清净，万法尽在本性”。
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慧能的禅宗高扬人的本性，他认为，“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坛经》），人与佛的差别仅仅只在迷与悟。迷是凡夫，悟则是佛。慧能强调，佛性是人人本来平等具有的。在他看来，人性中天生具有智慧、德性，这是他对人性优良品质的肯定与赞美。
慧能禅学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解脱论”；一是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观。这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将复杂的佛教简单化、通俗化，从而为大众的修行实践提供了方便法门。
慧能认为，修禅的目的，就在于解脱，而解脱是一个实践问题，并非是理论问题。他反对任何理智的探讨与追求，强调通过修行实践来获得解脱。他认为，如果本心，本性是禅修成佛的根源，那么成佛就是一种自性自度。
佛是自性作，
莫向身外求
——《坛经》
成佛不可能由他人越俎代庖，必须是自识本性，依靠自力的修行实践，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慧能的《坛经》，语言通俗，易于推广，并融合了中国广大民众已固有的文化观念。比如：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这里非常明显地吸收了儒家的孝、义观念，带有孔孟礼教特色，这是以前佛教理论中所没有的。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慧能凭借自己的深彻颖悟，善识根机，顿见真如本性，使中国禅风焕然一新。本来达摩传来如来禅藏，是少数人修学，能“领宗得意”者不可多得。到道信与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使门庭广大起来。到慧能，将楞伽如来藏禅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础上，不拘于方便，直接的弘扬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乘顿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慧能的禅宗，既不完全属于有宗，也不完全属于空宗，而是结合孔孟之道和老庄崇无思想，对印度大乘佛教空、有两宗糅合改造的产物。他抛弃了传统的经院佛学的繁琐，提倡简易直接的修行方式和观念，从而把中国佛学推向一个新的境地。
研究慧能的禅宗，使我想起了西方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路德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专制和腐败，于1517年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提出“因信称义”的宗教思想。他认为人的救赎只需要一点，就是“坚定的信仰”，只有信仰才能得救，彻底推翻了教廷用发“赎罪券”来救赎教民的腐败敛财的行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的是人内心的精神，内心的信仰，他认为宗教不是外在的，不是仪式化的，关键是信仰，有了坚定的信仰，进不进教堂都没有关系。这一点，符合德国人的精神状态，因此对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慧能对禅宗革命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和马丁·路德有共同之处。
马祖道一：中国禅宗的英杰
六祖慧能的嫡传弟子中，有一位优秀的禅师，被称为“观音化身”的人，名叫怀让。
怀让，陕西安康人，十岁好佛书，风度出众。十五岁时，到湖北荆州玉泉寺出家，后去韶州曹溪投慧能门下，受顿悟法门十余载。慧能去世后，怀让前往南岳，住般若寺观音台弘传南宗禅法，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日后南宗五岳的沩仰宗、临济宗都出自南岳系。 马祖就是怀让的高足，从某种意义上讲，怀让是因马祖而扬名。
马祖，名道一，汉州什邡人，唐开元中，习禅于南岳。相传马祖容貌魁伟，虎视牛行，伸舌过鼻，足底有纹成字，身有异像。
据说马祖在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既不看经书，亦不问佛事，唯习坐禅，凡有来访者皆不顾。怀让前往，亦不顾。怀让知他是法器，多方诱之。
一日，怀让问马祖：大德坐禅图什么？答曰：图做佛。一天，怀让拿一块砖在马祖庵前反复研磨，开始马祖不顾，时间长了，马祖好奇，问：磨砖做何？怀让答：磨砖做镜。马祖云：磨砖岂能做镜？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马祖闻言大彻，遂拜怀让为师。
磨砖做镜的故事说明，禅宗的禅，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坐禅。成佛只是思想意识，世界观的转变，它并不由坐禅这种形式来决定。坐禅不仅不能成佛，反而造成严重的取舍执着。这一思想源自慧能，但怀让通过更生动、更形象化的方式传授给了马祖道一，说明在慧能之后，禅宗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在解脱论的方法论上，更全力以赴，更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
在怀让和马祖道一的时代，一些具体形象化的教育方式成为禅僧间学习和交流的方式，引导禅宗进一步向神秘主义方向发展。往往只要几个动作或者几句话，就能表达禅宗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或对禅宗思想的独特理解。
所谓的“一声棒喝”，或者一顿斥责或棍棒，使修禅者在刹那间有越过悬崖的感觉，实现“顿悟”。此风既起，后世禅宗纷纷仿效，以致后来发展到呵佛骂祖，辱经毁典的放浪举止。禅风向着更激烈、自由、奔放、豁达的方向展开，而最先煽起这股自由泼辣禅风的，便是马祖道一。
马祖在江西一带创立了“洪州禅”，洪州禅对慧能禅宗做出了重大发展，它一方面运用“如来藏”学说，另一方面显示根本空义，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直接的成佛说和更为简易的禅法实践。洪州禅法强调“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保持了曹溪禅宗的特色。但是在传道方式上都和慧能的平实作风不同，其禅风机锋峻峭，变化无穷。慧能的禅行主要指心行，他的无念、无着，主要是就当下心之行而言，任运是任心自运。马祖禅则由“心”到“人”，更强调从当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证悟自己本来是佛，任运是任身心自运，自然自在的自身之全体就是佛。
洪州禅把庄子的精神实体“道”借用说明佛性、真如、法界的本质，并把平常心的任运看成是“与道契合”的唯一途径，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从而使禅宗的中国化又深入了一步。
葛兆光认为，马祖道一及其门下弟子与神会一样，是六祖慧能之后南宗禅史上的重要人物，而马祖禅活动的中唐，才是禅思想史上的真正变局。真正把《般若》与中国老庄道家思想糅合融会，演进成中国士大夫所羡仰的自然人生哲理的，还是中唐的马祖道一禅师时代，这个时候，禅宗才彻底的由印度禅变成了中国禅。
程朱理学：深受禅宗影响的新儒学
儒学在汉代被尊为官方学说，使其达到顶峰，但也渐渐失去活力。魏晋以后，佛学渐渐超过儒学，占了上风。儒学发展的另一高峰出现在宋代，就是被称为新儒家的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的出现，则是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这恐怕是慧能当初所始料未及的。
程朱理学，广义的讲，是程颐程颢及朱熹学说的简称。但严格的讲，它是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竟然是兄弟二人创立的，一个是由弟弟程颐开创，朱熹完成，称为“理学”；一个是由哥哥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阳明完成，称为“心学”。
许多书籍都记载程颐，程颢是河南人，实际上这对大哲学家兄弟出生在湖北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因其父亲在黄陂任过县令，他们兄弟在黄陂生活很多年，现在黄陂仍有许多二程遗迹。如城东鲁台双凤亭，是纪念其母在生兄弟二人时曾梦见双凤投怀而建，由大文豪郭沫若题匾。还有二程祠等等。因我老家是黄陂，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二程，对此有深刻印像。我当年做知青插队落户所在的公社，叫鲁台公社，其名字来源于二程的父亲为他们所筑的登高望鲁之台，此地原名“望鲁台”，后来慢慢演化为鲁台。
大宋一朝，历时三百余年。由于帝王虔心向佛，士大夫亦步亦趋，以致名公参禅，大吏问道，成为一时之风。王公贵胄，高官名吏，与佛门有染者比比皆是，如范仲淹、文彦博、富弻、王安石、苏轼等等。士大夫多游走于儒佛之间，以习禅相尚。儒门弟子沉怡禅风，固然因禅与儒士心理相契合，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禅理以宣传儒家教义。
佛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如何成佛，而儒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如何成为儒家圣人。两者的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之外提高精神修养，而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他生活在禅学盛行的年代，其思想亦深受禅学的影响。在如何成为圣人上，周敦颐主张“主静”，他的“无极而太极”说最后落实到“无欲，主静”而立诚，这种“无欲为静”的观念，与道家禅宗所说“无为”，“无心”基本是一样的，主静之说来源于禅宗的“离相”，“无念”以及“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
理学博大精深，核心是阐述“性与天道”的学术思想。理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在外它是化生万物的本体，在内是心统性情的道德之本。所以，它和禅宗的“即心即佛”的思想，从根本上是相通的。理学家所讲的无极、太极、理、气、心等范畴，和禅宗的心、性、虚空都是相通的。理学中讲的“静坐、用敬、致知”，也是深受佛门“戒、定、慧”的启发。
另外一位重要的理学家陆九渊，对宇宙的理解已奠定了“心即理”的思想基础，而“心即理”与禅宗的“心本清净，即心即佛”显然是孪生兄弟。
相传程氏兄弟赴宴，席间有歌妓陪酒。一向作风严谨的弟弟程颐愤然离席，拂袖而去。而哥哥程颢却谈笑风生，处之泰然。第二天，心中仍有不平的弟弟到哥哥书房责问，批评他昨日有失尊严。其兄答道：昨日坐中有妓，而我心中无妓；今日书房无妓，而你心中有妓。一番话让其弟感觉自愧弗如。程颢所为，完全是禅门“不动心”和“放下即是”的思想风格，有浓浓的禅味。 程颢有一首名诗，流传很广：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以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能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种境界，高度体现了中国式的浪漫主义与古典名教主义的结合，是士大夫禅风的典型体现。
朱熹，史称朱子，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将程朱理学发展到高峰。冯友兰曾经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在儒家学说里，孔子就像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元首，而朱熹则是内阁总理大臣。就是这么一位精思、博学、明辩的哲学家，亦深受禅宗影响。
朱熹尽管批评“程门高弟、尽入禅学”，他自己也不能摆脱援禅入儒的思想影响，而其受禅学影响较他人更深。颜元评价他：“谈禅有殊味，……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也。玩心于空寂更甚于陆子（九渊）”。
有后人评价：释氏，谈虚之宋儒；宋儒，谈理之释氏。其间不能一寸。形容理学与禅学的关系，真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王阳明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深受慧能和《坛经》的影响。他不仅吸收了慧能的心性说，而且更突出了“心”的位置，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慧能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王阳明认为彻悟良知就是圣人，自昧良知就是凡夫；慧能认为能一念彻悟者乃是上根利智者，王阳明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显然，王阳明是用慧能的理论框架来搭建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学说体系的。
在宋代，不仅禅学深刻影响儒学，儒学吸收并大量利用禅学的思想与方法，反过来，由于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禅学也表现出迎合理学，借鉴理学的“佛学儒学化”趋向。儒学和佛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互相激荡。儒学通过借助禅宗的思想、语言、思维方式，丰富了儒家的义理，构建起博大的理学体系；禅宗也在这种渗透和反馈中创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活力。
从灵鹫山说法，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到达摩看到东土大乘气象而来，法轮初转，一花五叶；悠悠禅风，延绵不绝，一直跨越宋、元、明、清，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一千余年。
回顾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总结两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应该给我们很多启发。
（编辑 饶晓宇）
慧能禅宗思想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上次在四会六祖寺和大愿方丈交流时，他归纳了三化：即革命化、通俗化、平民化。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革命”这两个字，以前经常用，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用频率极高。其实许多人不知道，“革命”这两个字正是出自佛经。
慧能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几乎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出家前是樵夫，出家到东山寺是杂役，终日不过臼米砍柴。取得衣钵后在四会怀集一带深山老林隐姓埋名达十五年，长期与猎户樵夫为伍。这种经历，使他对社会底层平民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有深切的了解，对民间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点有独到的体察，这就决定了他的禅宗有深厚的平民色彩。
平民化宗教必须反传统的精英佛教。慧能的禅宗与过去的精英佛教，贵族佛教的三论宗、华严宗不同，他倡导的是适应平民精神需求的大众佛教。慧能大胆破除以执着于布施、造像等传统的修学内容，强调以“心”为宗，进一步破除北宗神秀提的“观心看净”，“坐禅摄心”等等形式化的东西，以般若无所得为宗，倡“内外无著，任运自在”的解脱修行观。强调主体意识，破除对经教和佛祖的迷信与崇拜。
传统的佛教为了强调其彼岸性，总是力图否定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由此在修行方式上，也强调离世索居，隐遁山林。慧能的禅宗，强调入世，强调回到人间。他以山地村落为主要教区，实行农禅并作，修禅不废农耕，以自食其力为主要生活来源，适应了中国小农经济为主的国情。禅师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饥来吃饭，困来入眠，在行住坐卧中任运地修禅。他认为：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是这种依靠平民而不依傍皇室豪门的自立之风，使慧能的南禅宗很少受到政治与社会动荡的波及，从而得到广泛流传。
平民化必须迎合平民的精神需求，必须强调自强自立，强调由自己决定命运而非神祗。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来源于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但是佛教又有强烈的反婆罗门教的倾向。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切命运都由大梵天决定，大梵天是至高无上之神。但佛教认为人的命运由因果决定，“缘起”和“业”的理论创立，把佛教从神龛拉回人间，一切“业”都是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引起的，既然命运是因果决定，那么命运其实就是由自己决定。
禅宗正是在这点上完全回归到佛教的本质，慧能在《坛经》中大讲人的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世人性本清净，万法尽在本性”。
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慧能的禅宗高扬人的本性，他认为，“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坛经》），人与佛的差别仅仅只在迷与悟。迷是凡夫，悟则是佛。慧能强调，佛性是人人本来平等具有的。在他看来，人性中天生具有智慧、德性，这是他对人性优良品质的肯定与赞美。
慧能禅学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解脱论”；一是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观。这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将复杂的佛教简单化、通俗化，从而为大众的修行实践提供了方便法门。
慧能认为，修禅的目的，就在于解脱，而解脱是一个实践问题，并非是理论问题。他反对任何理智的探讨与追求，强调通过修行实践来获得解脱。他认为，如果本心，本性是禅修成佛的根源，那么成佛就是一种自性自度。
佛是自性作，
莫向身外求
——《坛经》
成佛不可能由他人越俎代庖，必须是自识本性，依靠自力的修行实践，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慧能的《坛经》，语言通俗，易于推广，并融合了中国广大民众已固有的文化观念。比如：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这里非常明显地吸收了儒家的孝、义观念，带有孔孟礼教特色，这是以前佛教理论中所没有的。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慧能凭借自己的深彻颖悟，善识根机，顿见真如本性，使中国禅风焕然一新。本来达摩传来如来禅藏，是少数人修学，能“领宗得意”者不可多得。到道信与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使门庭广大起来。到慧能，将楞伽如来藏禅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础上，不拘于方便，直接的弘扬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乘顿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慧能的禅宗，既不完全属于有宗，也不完全属于空宗，而是结合孔孟之道和老庄崇无思想，对印度大乘佛教空、有两宗糅合改造的产物。他抛弃了传统的经院佛学的繁琐，提倡简易直接的修行方式和观念，从而把中国佛学推向一个新的境地。
研究慧能的禅宗，使我想起了西方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路德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专制和腐败，于1517年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提出“因信称义”的宗教思想。他认为人的救赎只需要一点，就是“坚定的信仰”，只有信仰才能得救，彻底推翻了教廷用发“赎罪券”来救赎教民的腐败敛财的行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的是人内心的精神，内心的信仰，他认为宗教不是外在的，不是仪式化的，关键是信仰，有了坚定的信仰，进不进教堂都没有关系。这一点，符合德国人的精神状态，因此对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慧能对禅宗革命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和马丁·路德有共同之处。
马祖道一：中国禅宗的英杰
六祖慧能的嫡传弟子中，有一位优秀的禅师，被称为“观音化身”的人，名叫怀让。
怀让，陕西安康人，十岁好佛书，风度出众。十五岁时，到湖北荆州玉泉寺出家，后去韶州曹溪投慧能门下，受顿悟法门十余载。慧能去世后，怀让前往南岳，住般若寺观音台弘传南宗禅法，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日后南宗五岳的沩仰宗、临济宗都出自南岳系。 马祖就是怀让的高足，从某种意义上讲，怀让是因马祖而扬名。
马祖，名道一，汉州什邡人，唐开元中，习禅于南岳。相传马祖容貌魁伟，虎视牛行，伸舌过鼻，足底有纹成字，身有异像。
据说马祖在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既不看经书，亦不问佛事，唯习坐禅，凡有来访者皆不顾。怀让前往，亦不顾。怀让知他是法器，多方诱之。
一日，怀让问马祖：大德坐禅图什么？答曰：图做佛。一天，怀让拿一块砖在马祖庵前反复研磨，开始马祖不顾，时间长了，马祖好奇，问：磨砖做何？怀让答：磨砖做镜。马祖云：磨砖岂能做镜？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马祖闻言大彻，遂拜怀让为师。
磨砖做镜的故事说明，禅宗的禅，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坐禅。成佛只是思想意识，世界观的转变，它并不由坐禅这种形式来决定。坐禅不仅不能成佛，反而造成严重的取舍执着。这一思想源自慧能，但怀让通过更生动、更形象化的方式传授给了马祖道一，说明在慧能之后，禅宗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在解脱论的方法论上，更全力以赴，更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
在怀让和马祖道一的时代，一些具体形象化的教育方式成为禅僧间学习和交流的方式，引导禅宗进一步向神秘主义方向发展。往往只要几个动作或者几句话，就能表达禅宗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或对禅宗思想的独特理解。
所谓的“一声棒喝”，或者一顿斥责或棍棒，使修禅者在刹那间有越过悬崖的感觉，实现“顿悟”。此风既起，后世禅宗纷纷仿效，以致后来发展到呵佛骂祖，辱经毁典的放浪举止。禅风向着更激烈、自由、奔放、豁达的方向展开，而最先煽起这股自由泼辣禅风的，便是马祖道一。
马祖在江西一带创立了“洪州禅”，洪州禅对慧能禅宗做出了重大发展，它一方面运用“如来藏”学说，另一方面显示根本空义，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直接的成佛说和更为简易的禅法实践。洪州禅法强调“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保持了曹溪禅宗的特色。但是在传道方式上都和慧能的平实作风不同，其禅风机锋峻峭，变化无穷。慧能的禅行主要指心行，他的无念、无着，主要是就当下心之行而言，任运是任心自运。马祖禅则由“心”到“人”，更强调从当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证悟自己本来是佛，任运是任身心自运，自然自在的自身之全体就是佛。
洪州禅把庄子的精神实体“道”借用说明佛性、真如、法界的本质，并把平常心的任运看成是“与道契合”的唯一途径，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从而使禅宗的中国化又深入了一步。
葛兆光认为，马祖道一及其门下弟子与神会一样，是六祖慧能之后南宗禅史上的重要人物，而马祖禅活动的中唐，才是禅思想史上的真正变局。真正把《般若》与中国老庄道家思想糅合融会，演进成中国士大夫所羡仰的自然人生哲理的，还是中唐的马祖道一禅师时代，这个时候，禅宗才彻底的由印度禅变成了中国禅。
程朱理学：深受禅宗影响的新儒学
儒学在汉代被尊为官方学说，使其达到顶峰，但也渐渐失去活力。魏晋以后，佛学渐渐超过儒学，占了上风。儒学发展的另一高峰出现在宋代，就是被称为新儒家的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的出现，则是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这恐怕是慧能当初所始料未及的。
程朱理学，广义的讲，是程颐程颢及朱熹学说的简称。但严格的讲，它是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竟然是兄弟二人创立的，一个是由弟弟程颐开创，朱熹完成，称为“理学”；一个是由哥哥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阳明完成，称为“心学”。
许多书籍都记载程颐，程颢是河南人，实际上这对大哲学家兄弟出生在湖北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因其父亲在黄陂任过县令，他们兄弟在黄陂生活很多年，现在黄陂仍有许多二程遗迹。如城东鲁台双凤亭，是纪念其母在生兄弟二人时曾梦见双凤投怀而建，由大文豪郭沫若题匾。还有二程祠等等。因我老家是黄陂，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二程，对此有深刻印像。我当年做知青插队落户所在的公社，叫鲁台公社，其名字来源于二程的父亲为他们所筑的登高望鲁之台，此地原名“望鲁台”，后来慢慢演化为鲁台。
大宋一朝，历时三百余年。由于帝王虔心向佛，士大夫亦步亦趋，以致名公参禅，大吏问道，成为一时之风。王公贵胄，高官名吏，与佛门有染者比比皆是，如范仲淹、文彦博、富弻、王安石、苏轼等等。士大夫多游走于儒佛之间，以习禅相尚。儒门弟子沉怡禅风，固然因禅与儒士心理相契合，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禅理以宣传儒家教义。
佛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如何成佛，而儒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如何成为儒家圣人。两者的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之外提高精神修养，而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他生活在禅学盛行的年代，其思想亦深受禅学的影响。在如何成为圣人上，周敦颐主张“主静”，他的“无极而太极”说最后落实到“无欲，主静”而立诚，这种“无欲为静”的观念，与道家禅宗所说“无为”，“无心”基本是一样的，主静之说来源于禅宗的“离相”，“无念”以及“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
理学博大精深，核心是阐述“性与天道”的学术思想。理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在外它是化生万物的本体，在内是心统性情的道德之本。所以，它和禅宗的“即心即佛”的思想，从根本上是相通的。理学家所讲的无极、太极、理、气、心等范畴，和禅宗的心、性、虚空都是相通的。理学中讲的“静坐、用敬、致知”，也是深受佛门“戒、定、慧”的启发。
另外一位重要的理学家陆九渊，对宇宙的理解已奠定了“心即理”的思想基础，而“心即理”与禅宗的“心本清净，即心即佛”显然是孪生兄弟。
相传程氏兄弟赴宴，席间有歌妓陪酒。一向作风严谨的弟弟程颐愤然离席，拂袖而去。而哥哥程颢却谈笑风生，处之泰然。第二天，心中仍有不平的弟弟到哥哥书房责问，批评他昨日有失尊严。其兄答道：昨日坐中有妓，而我心中无妓；今日书房无妓，而你心中有妓。一番话让其弟感觉自愧弗如。程颢所为，完全是禅门“不动心”和“放下即是”的思想风格，有浓浓的禅味。 程颢有一首名诗，流传很广：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以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能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种境界，高度体现了中国式的浪漫主义与古典名教主义的结合，是士大夫禅风的典型体现。
朱熹，史称朱子，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将程朱理学发展到高峰。冯友兰曾经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在儒家学说里，孔子就像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元首，而朱熹则是内阁总理大臣。就是这么一位精思、博学、明辩的哲学家，亦深受禅宗影响。
朱熹尽管批评“程门高弟、尽入禅学”，他自己也不能摆脱援禅入儒的思想影响，而其受禅学影响较他人更深。颜元评价他：“谈禅有殊味，……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也。玩心于空寂更甚于陆子（九渊）”。
有后人评价：释氏，谈虚之宋儒；宋儒，谈理之释氏。其间不能一寸。形容理学与禅学的关系，真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王阳明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深受慧能和《坛经》的影响。他不仅吸收了慧能的心性说，而且更突出了“心”的位置，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慧能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王阳明认为彻悟良知就是圣人，自昧良知就是凡夫；慧能认为能一念彻悟者乃是上根利智者，王阳明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显然，王阳明是用慧能的理论框架来搭建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学说体系的。
在宋代，不仅禅学深刻影响儒学，儒学吸收并大量利用禅学的思想与方法，反过来，由于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禅学也表现出迎合理学，借鉴理学的“佛学儒学化”趋向。儒学和佛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互相激荡。儒学通过借助禅宗的思想、语言、思维方式，丰富了儒家的义理，构建起博大的理学体系；禅宗也在这种渗透和反馈中创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活力。
从灵鹫山说法，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到达摩看到东土大乘气象而来，法轮初转，一花五叶；悠悠禅风，延绵不绝，一直跨越宋、元、明、清，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一千余年。
回顾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总结两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应该给我们很多启发。
（编辑 饶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