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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iPhone4手机，便已道尽中国信息技术（IT）产品制造的全部秘密。
这款畅销全球的智能手机，由美国苹果公司在2010年6月正式推向市场，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的报告披露，当时制造这款手机的成本大概为187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采购三星、东芝和博通等公司生产的芯片，而付给位于中国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的组装费用，只有4美元。
就这样，物廉价美的中国制造，只占据了一部iPhone4手机大概2%的成本。
富士康代工厂所生产的iPhone4手机,大部分都是海外订单,因此,每一部出口手机，都被计入到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为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添砖加瓦,同时转换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10年，类似iPhone4手机这样的IT产品贡献了中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当年的进出口总额又创造了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的IT制造业已经收获了近200项IT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的桂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IT产品均产自中国。但世界工厂也有难言之隐：一如在iPhone4产业链中所扮演的角色，行业公认的状况是，中国仍处于世界IT产业链下游，主要利润仍集中在设计、研发等产业链上游的海外公司。
中国也正在释放产业升级的信号。西方人渐渐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而存在。今年11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深圳正式启动编制“中国IT市场指数”，预计这一指数将成为全球IT产品价格的风向标，外界也将这一举措视为中国迈出了争夺国际IT产品定价权的第一步。以深圳为代表的国内IT制造基地，也在近期提出产业升级的目标。
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IT制造业发展的下一个十年，是继续与越南、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相竞争还是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步入先进之列，这两种路径的抉择，不仅关系到中国IT业未来的繁荣，也将直接塑造出中国制造的未来面貌。
“受益最多的行业”
对这IT业的未来，更多人还是抱持乐观态度。
“要是放在十年前，谁也想不到中国的IT产业可以做到这样大的规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IT业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益最多的行业。
张汉林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基于当下中国IT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据的庞大市场份额。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在张汉林看来，关键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中国仍将拥有这些优势。”
这也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IT业的未来的基本预估。给予张汉林信心的主要来自中国IT制造的上一个黄金十年的崛起经验：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整个中国的IT业尚处于懵懂期。日后中国IT业的标杆企业联想集团，此时刚刚把集团业务一分为二，为赴香港上市做准备；而另一家领军企业华为集团，旗下的光纤系列产品，这一年刚刚坐稳亚太区市场第一的位置。
此前， 1999年，国内个人计算机年产量超过10万台的公司，仅联想、方正、长城三家，当年全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总值，尚且不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一家公司年销售总额的70%。产业的配套能力也很差，个人计算机中的诸如主板、声卡等功能板卡均需从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进口组装。
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己干，还是融入全球IT制造链的一环，是当时中国IT业面临的两难选择。
按照世贸组织组织规则，成员国并不一定要加入《信息技术协议》。熟悉中国入世经历的张汉林回忆说，当时除了外经贸部支持外，其他部委以及企业界大都反对加入《信息技术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的看法，在当时的反对入世派中颇具代表性。他在2003年2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的信中写道，“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全部属于幼稚产业，其发展速度甚至能否生存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阻止外国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
最终，主张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2003年4月24日，中国被批准成为了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议》的第58个参加方，这意味着中国最迟到2005年1月1日，必须将协议内大约300多种电子信息产品关税降为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的决策层考虑到，由于世界上主要信息产品生产国均已加入该协议，若中国不成为该协议的参加方，恐被边缘化。
此时，国际IT业的上游分工已经大致确立：美国掌握IT业最尖端技术，如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芯片）设计等，并且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等软件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作为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这三地则掌握了芯片、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的科技含量较高的IT制造技术，以及诸如存储器、主板、硬盘等一些重要零部件的研发设计能力。
日后，联想、华为、浪潮、海信等公司，其企业规模一再扩大则表明，中国的IT业并未被零关税击垮。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由此成为世界第三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尽管当时外界惊呼为“蛇吞象”，但在产业界看来并不意外。此时上一波美国新经济高潮，IBM、思科等IT巨人正把业务向软件开发、以及硬件核心技术研发上集中。
但仅仅有上游产业转移，还不足打下世界工厂的地基。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热情，也加速了IT产业向中国聚集。
2003年前后，外商投资企业仍能享受到比内资企业低10%的税收优惠，一些城市还对外资的立项“特事特办”。国内很多地方政府也纷纷把IT产业作为重点招商对象，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就在2001年提出，要把深圳打造成为大陆的IT业制造中心。
深圳是中国IT业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八年后，2009年深圳市IT业产值占据了全国总额的六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2000年前后的以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为主，转为2010年的IT高科技产品占据出口总量三分之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入世贸组织无疑扩大了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层次。
随着IT产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这两大区域也成为全球IT产品配套最为完备的地区之列，仅珠三角一地，就能配齐200多种IT产品所需的90%以上的零部件。IBM大中华区采购副总裁李祖藩曾表示，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口岸的公路被切断，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影响。
大规模地引入IT制造业，也缓解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就业压力。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正值通货紧缩的末期，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当时下岗的国企职工仍高达500万人，加上高校扩招的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以及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整个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国内IT的从业人员高达1152万人，总人数比2001年增长了三倍多，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就业者中，将近有两个人从事IT行业。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颋表示，受惠于低廉高效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以及政策优惠，中国最终成为国际IT业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和聚集地，这一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产业升级的拦路虎
IT的十年高速增长，在2011年撞到了拐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1月24日发布的报告称，“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受主权债务问题影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对欧美国家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形势不容观。”其中，对法国的出口同比还出现下滑，而10月份的出口增速甚至低于经济总体增速。
IT出口急刹车，暴露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便积极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各种资源向出口部门倾斜，从内陆的县城，到沿海的大都市，利用外资的数量和项目规模，一度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领导人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入世十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之前的不到40%增长到50%以上。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代表行业，IT业出口对于国际环境更为敏感，所受到的冲击也最为明显。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0年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中外合作企业占全国IT产品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且四分之三以上的IT出口产品系来料加工，属低端加工贸易。
这种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固定在了简单组装的产业层次上，成为产业升级的拦路虎。
事实上，包括联想、长城、方正等在内的国内IT公司都明白，他们的活儿都是从国外转移的“高技术中的低技术”产品。但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链的爬升的过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给联想定的发展战略是“贸工技”，把技术摆在最后面，那时候,抢占市场是第一位的。到了2010年，随着联想推出一系列移动互联网产品之后，柳传志又把技术挪到了企业战略的第一位。
这种调整，现在看来多少也是被逼无奈。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IT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价格战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有四分之一的计算机生产企业处于亏损，亏损额超过200亿。
在IT业聚集的珠三角地区，环境的承载能力也逼近极限。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自2001年起发布的《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珠江流域及珠江口海域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2008年，仅珠江、深圳河等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超过一万吨。
IT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正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困局。简单依靠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的规模扩张时代，已经难以为继。
“出口导向战略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IT业被固化在产业链下游，最终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
在左大培看来，IT产业升级卡位，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没有突破。
与大量的低端加工贸易相对应的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IT制造业“缺芯少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即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并未完全掌握，在中国进口商品中，芯片和液晶面板长期位居前两位。
以液晶面板为例，2010年中国大尺寸TFT－LCD液晶面板的销售量达到3.77亿片，其中大部分依靠进口。截至去年底，国内仅有七条已经量产的液晶生产线，技术水平与国外主流相差1至2代，尚且不能满足国内20%的市场需求。
液晶面板和芯片开发，位于IT产业链的高端，属于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也是“不具比较优势之处”。
左大培在总结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时发现，越是对技术和资金要求高的行业，比如汽车、芯片、液晶面板，中国的发展就越是薄弱，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均为外资所控制，产业升级的上升路径已经被封锁。
业内人士则认为，政府应该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给予企业更多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可控性屡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资金投入基本集中在生产线建设前期，后续发展难以为继，同时企业对市场前景预期不足，不能及时开拓市场获得稳定赢利来源。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十二五”规划中，新一代液晶显示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也被列入中国IT行业重点发展方向，表明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些战略新兴行业的期待。
2011年6月，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东方工厂正式投产。但这一生产线能否打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高品质液晶面板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还有待市场的校验。
“产业升级还需要很多天时地利的条件相配合。”悲观如左大培者认为，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持续萎缩，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涨上来的情况下，“再想依靠低工资，走出口导向的老路，恐怕已经行不通了。”左大培说，没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产业升级就是一个梦。
这款畅销全球的智能手机，由美国苹果公司在2010年6月正式推向市场，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的报告披露，当时制造这款手机的成本大概为187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采购三星、东芝和博通等公司生产的芯片，而付给位于中国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的组装费用，只有4美元。
就这样，物廉价美的中国制造，只占据了一部iPhone4手机大概2%的成本。
富士康代工厂所生产的iPhone4手机,大部分都是海外订单,因此,每一部出口手机，都被计入到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为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添砖加瓦,同时转换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10年，类似iPhone4手机这样的IT产品贡献了中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当年的进出口总额又创造了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的IT制造业已经收获了近200项IT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的桂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IT产品均产自中国。但世界工厂也有难言之隐：一如在iPhone4产业链中所扮演的角色，行业公认的状况是，中国仍处于世界IT产业链下游，主要利润仍集中在设计、研发等产业链上游的海外公司。
中国也正在释放产业升级的信号。西方人渐渐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而存在。今年11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深圳正式启动编制“中国IT市场指数”，预计这一指数将成为全球IT产品价格的风向标，外界也将这一举措视为中国迈出了争夺国际IT产品定价权的第一步。以深圳为代表的国内IT制造基地，也在近期提出产业升级的目标。
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IT制造业发展的下一个十年，是继续与越南、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相竞争还是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步入先进之列，这两种路径的抉择，不仅关系到中国IT业未来的繁荣，也将直接塑造出中国制造的未来面貌。
“受益最多的行业”
对这IT业的未来，更多人还是抱持乐观态度。
“要是放在十年前，谁也想不到中国的IT产业可以做到这样大的规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IT业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益最多的行业。
张汉林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基于当下中国IT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据的庞大市场份额。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在张汉林看来，关键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中国仍将拥有这些优势。”
这也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IT业的未来的基本预估。给予张汉林信心的主要来自中国IT制造的上一个黄金十年的崛起经验：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整个中国的IT业尚处于懵懂期。日后中国IT业的标杆企业联想集团，此时刚刚把集团业务一分为二，为赴香港上市做准备；而另一家领军企业华为集团，旗下的光纤系列产品，这一年刚刚坐稳亚太区市场第一的位置。
此前， 1999年，国内个人计算机年产量超过10万台的公司，仅联想、方正、长城三家，当年全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总值，尚且不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一家公司年销售总额的70%。产业的配套能力也很差，个人计算机中的诸如主板、声卡等功能板卡均需从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进口组装。
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己干，还是融入全球IT制造链的一环，是当时中国IT业面临的两难选择。
按照世贸组织组织规则，成员国并不一定要加入《信息技术协议》。熟悉中国入世经历的张汉林回忆说，当时除了外经贸部支持外，其他部委以及企业界大都反对加入《信息技术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的看法，在当时的反对入世派中颇具代表性。他在2003年2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的信中写道，“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全部属于幼稚产业，其发展速度甚至能否生存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阻止外国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
最终，主张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2003年4月24日，中国被批准成为了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议》的第58个参加方，这意味着中国最迟到2005年1月1日，必须将协议内大约300多种电子信息产品关税降为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的决策层考虑到，由于世界上主要信息产品生产国均已加入该协议，若中国不成为该协议的参加方，恐被边缘化。
此时，国际IT业的上游分工已经大致确立：美国掌握IT业最尖端技术，如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芯片）设计等，并且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等软件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作为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这三地则掌握了芯片、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的科技含量较高的IT制造技术，以及诸如存储器、主板、硬盘等一些重要零部件的研发设计能力。
日后，联想、华为、浪潮、海信等公司，其企业规模一再扩大则表明，中国的IT业并未被零关税击垮。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由此成为世界第三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尽管当时外界惊呼为“蛇吞象”，但在产业界看来并不意外。此时上一波美国新经济高潮，IBM、思科等IT巨人正把业务向软件开发、以及硬件核心技术研发上集中。
但仅仅有上游产业转移，还不足打下世界工厂的地基。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热情，也加速了IT产业向中国聚集。
2003年前后，外商投资企业仍能享受到比内资企业低10%的税收优惠，一些城市还对外资的立项“特事特办”。国内很多地方政府也纷纷把IT产业作为重点招商对象，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就在2001年提出，要把深圳打造成为大陆的IT业制造中心。
深圳是中国IT业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八年后，2009年深圳市IT业产值占据了全国总额的六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2000年前后的以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为主，转为2010年的IT高科技产品占据出口总量三分之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入世贸组织无疑扩大了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层次。
随着IT产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这两大区域也成为全球IT产品配套最为完备的地区之列，仅珠三角一地，就能配齐200多种IT产品所需的90%以上的零部件。IBM大中华区采购副总裁李祖藩曾表示，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口岸的公路被切断，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影响。
大规模地引入IT制造业，也缓解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就业压力。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正值通货紧缩的末期，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当时下岗的国企职工仍高达500万人，加上高校扩招的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以及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整个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国内IT的从业人员高达1152万人，总人数比2001年增长了三倍多，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就业者中，将近有两个人从事IT行业。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颋表示，受惠于低廉高效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以及政策优惠，中国最终成为国际IT业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和聚集地，这一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产业升级的拦路虎
IT的十年高速增长，在2011年撞到了拐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1月24日发布的报告称，“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受主权债务问题影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对欧美国家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形势不容观。”其中，对法国的出口同比还出现下滑，而10月份的出口增速甚至低于经济总体增速。
IT出口急刹车，暴露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便积极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各种资源向出口部门倾斜，从内陆的县城，到沿海的大都市，利用外资的数量和项目规模，一度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领导人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入世十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之前的不到40%增长到50%以上。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代表行业，IT业出口对于国际环境更为敏感，所受到的冲击也最为明显。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0年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中外合作企业占全国IT产品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且四分之三以上的IT出口产品系来料加工，属低端加工贸易。
这种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固定在了简单组装的产业层次上，成为产业升级的拦路虎。
事实上，包括联想、长城、方正等在内的国内IT公司都明白，他们的活儿都是从国外转移的“高技术中的低技术”产品。但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链的爬升的过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给联想定的发展战略是“贸工技”，把技术摆在最后面，那时候,抢占市场是第一位的。到了2010年，随着联想推出一系列移动互联网产品之后，柳传志又把技术挪到了企业战略的第一位。
这种调整，现在看来多少也是被逼无奈。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IT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价格战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有四分之一的计算机生产企业处于亏损，亏损额超过200亿。
在IT业聚集的珠三角地区，环境的承载能力也逼近极限。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自2001年起发布的《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珠江流域及珠江口海域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2008年，仅珠江、深圳河等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超过一万吨。
IT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正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困局。简单依靠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的规模扩张时代，已经难以为继。
“出口导向战略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IT业被固化在产业链下游，最终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
在左大培看来，IT产业升级卡位，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没有突破。
与大量的低端加工贸易相对应的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IT制造业“缺芯少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即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并未完全掌握，在中国进口商品中，芯片和液晶面板长期位居前两位。
以液晶面板为例，2010年中国大尺寸TFT－LCD液晶面板的销售量达到3.77亿片，其中大部分依靠进口。截至去年底，国内仅有七条已经量产的液晶生产线，技术水平与国外主流相差1至2代，尚且不能满足国内20%的市场需求。
液晶面板和芯片开发，位于IT产业链的高端，属于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也是“不具比较优势之处”。
左大培在总结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时发现，越是对技术和资金要求高的行业，比如汽车、芯片、液晶面板，中国的发展就越是薄弱，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均为外资所控制，产业升级的上升路径已经被封锁。
业内人士则认为，政府应该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给予企业更多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可控性屡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资金投入基本集中在生产线建设前期，后续发展难以为继，同时企业对市场前景预期不足，不能及时开拓市场获得稳定赢利来源。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十二五”规划中，新一代液晶显示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也被列入中国IT行业重点发展方向，表明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些战略新兴行业的期待。
2011年6月，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东方工厂正式投产。但这一生产线能否打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高品质液晶面板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还有待市场的校验。
“产业升级还需要很多天时地利的条件相配合。”悲观如左大培者认为，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持续萎缩，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涨上来的情况下，“再想依靠低工资，走出口导向的老路，恐怕已经行不通了。”左大培说，没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产业升级就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