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央视晚8点档的收视纪录被一部纪录片打破。这部片子名为《与全世界做生意》。
　　该片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周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片子播出后的反馈值得研究。“就像网购，一般都会先看差评，这个片子差评非常少，只有个别从专业角度评价剪辑、节奏等。大家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东西，尤其是年轻人的看法很有意思。有人说，世界这么大，活着总得闯一闯。”
　　《与全世界做生意》共7集，每集50分钟，讲述了30多个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足迹遍布亚、非、欧、北美、南美和南极洲6大洲、12个国家。
　　2012年，这部纪录片开始筹备;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14初，“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很多人问周艳，是专门为“一带一路”拍的吗？她说，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强调沟通、交流、走出去。”
　　周艳曾是纪录片《大国崛起》和《公司的力量》的总导演。“《大国崛起》是国家视角，《公司的力量》从中间层面考虑问题，但始终没有关注到个体。我们希望从微观层面讲述经济生活的故事。”
　　找对故事成功一半
　　真正启动拍摄是2012年8月。创作之初，周艳设了“三个套”：不要什么，要什么，空间和时间。发家史、致富经、高冷术语是首先被排除的。“我们希望加入更多人文的东西，生意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要记录那些被生意改变的生活和生命。”
　　确定了方向，下一步就是找故事，找对故事，纪录片就成功了一半。
　　合格的故事，必须符合两点：一是世界性，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只有一个切面，不要求完整，不讲前世今生;二是行业性，必须是代表性行业。
　　剧组最早的想法是从行业入手，比如钢铁、棉花、汽车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产业链完整，但显得沉重，跟普通人没有关系。后来想到一个“媒体视角”：“很多媒体年底都会做盘点，什么十大经济人物、十大娱乐事件等等。我们就想，中国人做得最远的生意、最快的生意、最传统的生意、最大的生意都是什么，顺着这个思路去找。”
　　最初设计的结构是，每集6个故事，每个故事8分钟，共50分钟。后来发现，有的故事8分钟不能讲清楚——“8分钟”的概念来自《舌尖上的中国》，但美食故事门槛低，不用解释背景，而商业故事必须介绍背景。所以，最后呈现出来变成了5个故事。
　　有的故事一开始就确定了，是“非拍不可”的。比如第一集里，鞋厂的故事。这跟行业渊源有关。鞋业是最早加入外贸加工的行业，目前面临升级换代，事关重大。剧组想找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最后找到了一个到埃塞俄比亚开厂的东莞鞋厂的故事。
　　有的故事，非常热门，但不适合电视，就舍弃了，比如金融。其实，周艳很想找一个金融业的故事，“但实在太难表现了，你不可能总在股票交易所晃荡。”找故事的过程中，发现最好操作的是常态化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比如鲜花拍卖，每天都在那里，什么时候去都能拍，不存在过去式。”
　　故事怎么讲也是一个大问题。周艳给剧组制定了一个《创作手册》，规定相当细致。如必须有几段纪实的段落，必须展现商业地理，必须关注城市化进程……甚至采访是站着采还是坐着采，都有明确要求。
　　《与全世界做生意》从创意到播出，用了3年，最终呈现了33个故事，但找过的故事至少有100个。“这种纪实风格，没有深入调研，不敢轻易拍。”该片制片人张旭说。
　　老生意背后的故事
　　第三集《买卖不死》讲的是传统生意的故事。导演杨晓清之前拍过非遗纪录片和《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题材和手法上都不陌生。但是她说，拍《与全世界做生意》难度更大。
　　“拍做食物，呈现出来的都是朴实的人物，不招人讨厌。生意人就未必了。‘舌尖’的画面比较好呈现，但拍生意人怎么赚钱，不好体现。”杨晓清对本刊记者解释。
　　更难的是，有的故事非常精彩，但已经过去了，怎么办？只能靠演。
　　泰州木雕师傅的故事就是一例。韩国客商要求把佛像雕刻成韩国人的样子，木雕师傅“从来没见过佛像长得像韩国人的”，觉得太荒谬，一怒之下，当着老板的面扔掉刻刀，罢工了。
　　“这个师傅太有个性了，气场比老板还大，没杂念，本真还原自己。而老板可能想法比较多，拍了20多条，怎么拍都不自然。”杨晓清说。
　　杨晓清给木雕师傅设计了一个精彩的出场：在茶楼吃包子，点一桌子菜大快朵颐。因为客人要求，雕刻佛像期间不能沾荤腥。木雕师傅边吃边说：“莫得用，莫得用。”透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泰州的习俗，“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为了展现这种“商业地理”，他们还去师傅的老家兴化拍了一场泡澡的戏。

　　“这些事情是存在的，但都是过去式，所以全是调研后精心设计的，很有喜感。”在杨晓清看来，摆拍并不违背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当然，绝大多数场景都是跟拍的，摆拍只是还原发生过的事，因为电视必须依赖画面。”
　　还有一个上海裁缝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周艳推荐的，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生于红帮，不止于红帮》的文章，讲宁波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的创业故事。 　　“他们父子间的微妙关系、观念的差异，在上海这样一个风云际会、中外文化碰撞的地方，非常有戏剧性。”杨晓清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合适。
　　前期调研，老裁缝陈家宁的一举一动都很打动人。他是典型的手艺人，专注、执著、真诚，严谨到极致，性格很有魅力，客户都是他的粉丝。儿子陈风凡内向、随意，不愿意继承父业。父子之间，纠结重重。
　　陈家宁很少接受采访，难得如此坦诚地对人敞开心扉。杨晓清说，唯一的办法是真诚倾听，去理解，而不是为了挖到料，故意问一些刺激性的问题。最后，呈现在片子里的父子采访只有两三分钟，但幕后的采访有几个小时。
　　片子播出后，陈家宁父子特别感动，给杨晓清发来信息。父亲终于理解了儿子的内心，而儿子觉得片子“完美地呈现了我”。一个商业故事，演绎出“正能量”的结局，是杨晓清未曾预料的。
　　大生意的压力
　　第五集《大生意》的导演胡珩曾在央视新闻评论部拍摄纪实节目《生活空间》，做了10年纪录片导演。他对《与全世界做生意》的理解是：解读13亿人的生存压力。所以义乌最早进入他的视野。
　　在义乌，一个10平方米的铺面要800万元，这是真正的大生意。
　　他当时考虑从商品门类去找故事，如孔明灯、吸管、冰箱贴等。最后发现，不是商品，而是经营商品的人给了他灵感。
　　在义乌，他见了十几个人，最后选定两个做冰箱贴的人作为拍摄对象。“这两个人有年轻人的朝气，而且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一种反思。”
　　义乌的生意人大都是千万富翁。他们全年无休，一边抱怨太累，一边说“钱来了也得赚啊”。让胡珩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拍他们吃晚饭时，商人的妻子突然情绪爆发，说太辛苦了，牺牲了家庭幸福。
　　“其实，整个义乌都是这样，太快了，几乎没有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胡珩说。
　　阿里巴巴的电商，把最偏远的地方和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联系起来。浙江乡下老太太做的鞋卖到了卢浮宫，欧洲富人家庭的便鞋，也是她们的产品。电商最直接地诠释了“与全世界做生意”。但商家要保守机密，不让胡珩拍摄。最后，胡珩采取“含糊其辞、隐约其行”的办法，说服了电商。
　　微信海外市场的故事，是最难拍的一个。每天有两名公关跟着胡珩，警告这不能拍，那不能拍。他要不断解释，为什么要拍这个场景，用在哪里。后来，他终于逮到机会——每天下班后，技术人员要熬夜到12点，这段时间没人“盯梢”，这样才有了一些正常拍摄。
　　筹备过程中，周艳给导演组开了一个书单，其中有何伟的《寻路中国》。“大量的细节，微观的角度，对我的创作可能有影响。”胡珩说。
　　商业文明不仅仅是钱
　　《与全世界做生意》开播那天，周艳写了一篇导演手记。“我始终觉得，我们没有正确认识商业文明。之所以叫‘文明’，肯定是有价值留了下来。不能正确认识这个价值，仅仅停留在对财富的讨论上，离商业文明还有距离。”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商业的理解就是钱。商业文明中有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规则、契约精神、妥协和谈判、分享共赢，等等，还没有建立起来。周艳想通过这个片子，探讨这些问题。
　　在她看来，商业的一些基本逻辑很有意思：一面无穷尽地追求利润，一面又必须分享利润，否则不可持续。
　　“大家说商业造成了贫富分化，但商业有自己的解决之道，它不会允许贫富分化那么极端。商人是最怕打仗的，所以很多国与国的冲突，因为商业利益，都不打了，得谈，而谈判是我们民族比较缺的，这些都很有意思。”周艳说。
　　但她也承认，关于商业文明的探讨只实现了一部分。故事太强大了，理念就可能淹没在其中。
　　网上的很多评价认为，《与全世界做生意》把商人精神拍出来了。周艳对这个评价颇感欣慰：“我们做传媒的人，经常传递负能量，各种吐槽。但商人就是各种打不垮，跟他们打交道觉得每个人都很积极。”
　　此前，BBC也拍过一部中国人与世界做生意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周艳认为那是典型的西方视角，强调中国在全球争夺资源。“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新版本的《中国人来了》。”周艳说，“其实中国人的性格不具有侵略性，做的事情都是外国人不愿意做的，很辛苦。他们认为中国人使了各种招数，其实就是肯吃苦。”
　　周艳说，如果有机会，还会拍第二季。也许用50分钟讲一个故事，比如制造业，拍拍东莞。10年、20年后，这些影像会变成历史资料。
　　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刚起步，只有极少数如《舌尖上的中国》那样的题材能够盈利。周艳一直对受众更窄的商业题材感兴趣。她觉得，商业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如果不是商业推动，文化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