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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2年，中国的贫富差距，20%的高收入群体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收入差距已达20倍。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下，如今中国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大有人在，而月收入20000元及以上的也不少，他们的收入差距不就是20倍吗？当然，说“常见”并不等于说“合理”。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显然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13年初，还专门发布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但是，一年过去了，无论城乡，居民们对“收入增长”仍然谈不上有深切的感受。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最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但李实等学者指出，很难认为这样微弱的变动趋势就是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表现。于是，城乡居民又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实施细则”上。
在经济学理论中，分配有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两个层次。像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初次分配可能是最重要的。然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称，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8年的53%下降为2010年的45%；而从国际经验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占55%—65%。
也许在汉语语境中，对“分配”的理解背后更有一层隐义，即应由一个权威人物或组织，譬如国家，来对财富进行“分派”，国家也接二连三地拿方案、作细则。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主要由“要素”决定。一般认为，“要素”即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在经济过程中，哪种要素最稀缺，在分配中就更有利。因此，目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无疑是资本拥有者在分配中拥有更有利地位。
2013年的收入分配方案中提出了“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限高”并不难，主要看中央领导的决心。最困难的其实是“提低”，因为需要“提”的低收入群体并非只局限于社会保障对象，而是占中国50%—60%乃至比重更高的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即要解决“工作贫困”的问题。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普遍偏低，这在国内国外已经形成共识。当这些低收入群体70%以上是在体制外企业就业时，国家干预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事实上，除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以外，国家几乎别无他法。最低工资是保底性的，目前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上海的1620元，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角度看，仍然是非常之低。
“提低”不能奏效，“扩中”也就成了问题。当然，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其他的问题。譬如高房价，使得很多工薪劳动者难以真正向上流动，不能稳定地成为中产阶层。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收入分配改革有可能走进死胡同。
另外，物价上涨也抵消了收入增长的社会效果。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格外敏感。从统计数据上看，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同比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同比增长10.7%。同时，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2.7%，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2.5%，收入的增加应该非常明显。但是，上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涉及的面较广，而越是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消费越是偏向于“最基本”的日常消费。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例，当食品价格在2010年上涨7.1%和2011年上涨11.6%之后，2012年再上涨5.1%；住房租金在2010年上涨5.0%和2011年上涨5.4%之后，2012年再上涨2.7%。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消费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城市居民会形成很大的生活压力。因此，收入增长的效果只能是“没有感觉”了。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下，如今中国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大有人在，而月收入20000元及以上的也不少，他们的收入差距不就是20倍吗？当然，说“常见”并不等于说“合理”。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显然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13年初，还专门发布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但是，一年过去了，无论城乡，居民们对“收入增长”仍然谈不上有深切的感受。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最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但李实等学者指出，很难认为这样微弱的变动趋势就是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表现。于是，城乡居民又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实施细则”上。
在经济学理论中，分配有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两个层次。像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初次分配可能是最重要的。然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称，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8年的53%下降为2010年的45%；而从国际经验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占55%—65%。
也许在汉语语境中，对“分配”的理解背后更有一层隐义，即应由一个权威人物或组织，譬如国家，来对财富进行“分派”，国家也接二连三地拿方案、作细则。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主要由“要素”决定。一般认为，“要素”即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在经济过程中，哪种要素最稀缺，在分配中就更有利。因此，目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无疑是资本拥有者在分配中拥有更有利地位。
2013年的收入分配方案中提出了“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限高”并不难，主要看中央领导的决心。最困难的其实是“提低”，因为需要“提”的低收入群体并非只局限于社会保障对象，而是占中国50%—60%乃至比重更高的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即要解决“工作贫困”的问题。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普遍偏低，这在国内国外已经形成共识。当这些低收入群体70%以上是在体制外企业就业时，国家干预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事实上，除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以外，国家几乎别无他法。最低工资是保底性的，目前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上海的1620元，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角度看，仍然是非常之低。
“提低”不能奏效，“扩中”也就成了问题。当然，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其他的问题。譬如高房价，使得很多工薪劳动者难以真正向上流动，不能稳定地成为中产阶层。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收入分配改革有可能走进死胡同。
另外，物价上涨也抵消了收入增长的社会效果。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格外敏感。从统计数据上看，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同比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同比增长10.7%。同时，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2.7%，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2.5%，收入的增加应该非常明显。但是，上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涉及的面较广，而越是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消费越是偏向于“最基本”的日常消费。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例，当食品价格在2010年上涨7.1%和2011年上涨11.6%之后，2012年再上涨5.1%；住房租金在2010年上涨5.0%和2011年上涨5.4%之后，2012年再上涨2.7%。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消费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城市居民会形成很大的生活压力。因此，收入增长的效果只能是“没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