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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发达的时代，其政治开明、经济繁盛，为壮丽辉煌的大唐文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其中书法艺术尤为得到唐代帝王的重视，君臣论书，经世济用，也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唐代的社会生活、文化风尚与艺术精神也都深刻地影响着唐代书法艺术，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继六朝之后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时代。辽宁省博物馆（原东北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是以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所宝藏的历代书画珍品蜚声海内，尤其是其中多件唐代的珍贵书法墨迹更是难得的传世珍品，对现今研究和鉴赏唐代书法艺术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图1）
在欧阳询的传世作品中，以《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为代表，这些碑文均是欧书杰作，表现出欧体楷书在碑刻中的大气庄严之美。除这几件碑刻名品之外，欧阳询传世墨迹还有多件，其中《卜商帖》《张翰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根据徐邦达先生的研究，确认这两件均为双钩廓填本。传世可信欧阳询书法真迹的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仲尼梦奠帖》，不仅是极具历史价值的千年文献实物，更是一件精妙绝伦的书法艺术名迹，可谓我国书画艺术宝库中的“无上珍品”。
《仲尼梦奠帖》原是欧阳询记叙古人逸传事迹的多件书作之一，北宋之前被汇集成一卷，俗称《史事帖》，米芾所著《书史》中曾记录其在濮州李丞相家中见十余帖，后来大部分散佚，只有少数留传下来。《仲尼梦奠帖》为纸本墨书，原件纵25.5、横33.6厘米，共九行78字，除第二行一字残损外，其余保存完好。其内容是以孔子等名人的寿命为例，辩证地阐明了对待生与死的人生哲理。其章法疏朗，结字严整，用笔挺健，点画凝重笃实。横划以竖势落笔，竖划以横势落笔，转折处外方内圆，顿挫或轻或重，运笔的动与静，节奏的快与慢，笔划的舒与敛，仰与偃，浑融一体。结字体势修长，扁纵相参，欹侧取势，欹正相合，险绝而归于平衡安稳。字的点画讲求向背与呼应。字距紧密，行距疏朗，字与字之间上下启承，行与行之间敛纵、挪让，体现了欧氏书法“劲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矛戈”的典型风格。《仲尼梦奠帖》既具隋碑厚重质实的特点，又有二王书法灵动的风韵，使我们能在千年之后得窥欧书精绝的笔墨技巧和真实的体态风貌。
综合书迹中现存的收藏印鉴、题跋以及相关著录，《仲尼梦奠帖》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名迹。北宋米芾《书史》中记载，其在濮阳李家所见《史事帖》时此帖当在其中。南宋时已被收入内府，帖未有“御府法书”朱文方印、“绍兴”连珠印。后为权相贾似道据为己有，钤盖有“悦生”朱文葫芦印及曲脚“长”朱文方印。宋代末期周密《云烟过眼录》记：《梦奠帖》勤有堂故物也，旧陈德翁家藏。”。宋末元初又流入杨镇手中，帖中有“马虿/（马非）书府”朱文长方印。至元二十七年（1290）郭天锡白杨家购得，并加以长题。赵孟頫在郭家见到此帖，并用南唐集贤官库所藏为唐开元内府旧物的《劝学帖》与之相较，认为笔意全合，赵氏加以题跋。郭天锡去世后，此帖又转至乔篑成手中，有乔篑成藏印。明初为杨士奇购得，杨氏对此帖推崇备至，钤多方藏印。明代中期吴江著名收藏家史明古得到此帖，后幸免于史家成化末年大火，为项元汴购入“天籁阁”，钤盖大量藏印，并以“吉”字号编入其藏品千字文编目之中。在项家收藏时，董其昌、汪珂玉、张丑等先后观摩了这一名迹。明代万历以后《仲尼梦奠帖》流出项家，又经明末清初周凤鸣“鉴古斋”、嘉乐李玺卿家、昆山“传是楼”等处收藏。在康熙间此帖为高士奇所有，高氏在其“私账”《江村书画目》中题为“真迹上上神品”。高士奇逝后，高家后人把它转卖给王鸿绪。后来又经陈淮收藏，钤盖多方藏印，包括现在书帖前后隔水上的花押。最后此帖进入清内府，乾隆皇帝在卷前引首处题下“真迹无疑”四字，钤盖清宫玺印并经《石渠宝笈》著录，后被溥仪携带出清宫，终归辽宁省博物馆庋藏。
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卷（图2）
辽宁省博物馆还收藏有另外一件欧阳询传世墨迹本，就是《行书千字文》长卷。《千字文》是我国传统的蒙学书籍之一，属于小学一类，文中千字基本不重复，历代很多书法家都喜习书，真草隶篆各具姿态。欧阳询书写的各体《千字文》见于后世著录的有多件，只有辽博所藏的这卷《行书千字文》流传至今。
此卷《行书千字文》为纸本，书心高25、长304.8厘米，用纸7张接裱，共计105行，完整的保留了《千字文》全卷的内容，未有缺损。行间隐约有等距的折痕，应该是书写之前便于照顾行气间距而有意折划的。全卷前后书字过千，不见一笔懈怠之处，正是所谓的“澄神定虑，端己正容;意在笔前，文斯向后”。字与字、行与字处理疏密得当，连贯自然，达到了“上称下载，东西映带;气宇融合，精神洒落”的状貌，笔画圆转自如，没有过肥而“钝”，亦未瘦而“露骨”，一笔一画、一点一拂都有欧书的特点。从个人书法风格上分析研究，楊仁恺先生认为：“《行书千字文》和《张翰帖》是欧氏早期的作品，书法技巧虽基本成熟，如与《卜商帖》《仲尼梦奠帖》对比，却露出了青壮年书法中的共同特点。”。徐邦达先生研究此帖认为：“此本确有欧字规模，但笔墨凝滞，起笔及牵丝处都欠自然，细看乃是依本临写无疑。”。从书法风格的角度，两位先生都认为此卷与欧阳询书风有一致之处，只是杨仁恺认为是欧阳询青年时期的书作，而徐邦达认为是对照欧阳询书迹的临写本。
欧阳询《行书千字文》虽然在是否为欧阳询亲笔所书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其作为与欧阳询书法密切关联的传世墨迹仍是一件流传有绪的难得剧迹。现在卷后仍保留有北宋鉴藏家也是书画家的皇室驸马都尉王诜题跋，这段题跋也是王晋卿传世的代表书作。南宋后期此卷为权相贾似道所得，卷末钤印了贾氏“悦生”葫芦朱文印及曲脚“长”字朱文方印。卷前隔水与本幅问钤盖的“南昌县印”说明此卷在明代中期曾在严嵩父子手中，是当时查抄家藏时官府所钤印。之后此卷辗转至槁李项元汴手中，项氏钤盖了数量众多的藏印。入清后此卷归“式古堂”卞永誉及“古香书屋”安仪周所有，直至乾隆年间入藏清宫并经《石渠宝笈》著录。 唐摹王氏一门书翰（图3）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书风，并极力倡导，使得“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此后千年独步书坛，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唐太宗时期不遗余力的收藏王羲之墨迹以充内府，乃至唐高宗和武周时期仍继续征求王羲之书迹。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凤阁侍郎王方庆将家族所藏其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殉，至其曾祖父王褒，王氏一门28人的10卷书迹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欣喜非常，在武成殿向群臣展示此10卷书迹，并命中书令崔融作《宝章集叙》具纪此事。此后武则天命弘文馆擅书者以双钩填墨法精工摹揭了一卷保留于内府，将王方庆进献的10卷墨迹原件装裱锦褙赐还给王家，并嘱咐王方庆及其子孙应当善加珍藏和守护好王氏祖先的手迹。武则天这种保留副本将原件归还的做法明显与唐太宗不遗余力要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的“萧翼赚兰亭”事件大有不同，体现了武则天的大度心胸及对书法名迹的态度，窦臮在《述书赋》中记“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对武则天大加盛赞。
历经千余年沧桑流转，武则天返还给王氏家族所保留的墨迹原件早已渺不可知，或许已经不存于世。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这卷《唐摹王氏一门书翰》就是武则天责令摹揭留于宫中的那一卷，因其摹制于万岁通天二年，所以又称《万岁通天帖》。此帖作为摹本为后代所宝重，不仅因为它是一件具有纪年落款的唐代皇家摹本，更主要的是因其勾摹技法精湛，极为精细的表现了原迹的面貌。帖中留存的勾摹痕迹能看出其竭力规摹原迹的字形、点画等，乃至于原迹中的飞白、燥笔等都纤毫毕现。更为精审的是原迹中纸墨缺损处也都翔实以细笔勾勒而出，最大程度忠实于原迹，历来有“下真迹一等”之誉。文征明题跋中称此帖为“在今世当为唐法书第一也”。董其昌在帖后题跋云：“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此直论下技耳。观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勾填廓，岂云下真迹一等。”董其昌认为勾摹成如此精妙的摹本绝非一般俗手所能达到的。
《万岁通天帖》能流传至今也多经劫舛，在宋代时已经残缺不全，原揭本的28人书10卷现仅存7人10帖。10件作品同为信札样式，分别是：王羲之《姨母帖》、王羲之《初月帖》、王荟《疖肿帖》、王荟《翁尊体帖》、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在职帖》、王慈《柏酒帖》、王慈《汝比帖》、王志《喉痛帖》。现存书卷仍有较为严重的火焚痕迹，先后经历了明代无锡藏家华中甫真赏斋火灾和清代乾隆内府乾清宫火灾。
依据著录文献和现在卷中所存的藏印及题跋可以大致梳理《万岁通天帖》的流传。卷内有北宋“史馆新铸之印”，并经北宋《宣和书谱》著录。卷未有南宋内府“绍兴”连珠印。后经南宋岳氏家族收藏，有岳珂长题，知岳氏收藏之前曾为韩庄敏家所藏，又有岳氏后人岳浚钤印。卷中钤盖多处“王芝”朱文骑缝印，为元初时鉴藏家钱塘王芝所有。后又辗转至无锡华幼武家，泰定时经书法家张雨题跋。明时传至华氏裔孙、有“江东巨眼”之称的鉴藏家华夏手中，藏于其真赏斋，并勒石《真赏斋帖》之中。后又入槁李项氏家族收藏，其间经文征明题跋并刻入《停云馆帖》当中。之后又有董其昌题跋。清代乾隆时入内府收藏，钤盖乾隆玺印并著录于《石渠宝笈》。末代皇帝溥仪在逊位前，以赏赐溥杰为名，将《万岁通天帖》连同其他一些法书名画带出紫禁城，后经天津运至长春伪皇宫。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将无法带走的大批书画藏匿在伪皇宫西院的小白楼内，包括《万岁通天帖》在内的书画珍品遭到伪满国兵哄抢，至此流落民间。1948年郑洞国任东北保安司令期间用黄金向古董商收购了一些从伪皇宫“小白楼”中散佚出的书画，其中就有《万岁通天帖》。同年郑洞国在长春率部起义，他将随身携带的几件国宝级书画，全部上交解放军。当时辽沈战役正酣，这些国宝被夹杂在作战地图及档案资料中，锁在一栋破旧楼房里。直到数年后郑洞国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家文物局询问此事，引起当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关注，将此事反映到军委。经过一番查找后，《万岁通天帖》终于在成堆的作战地图和档案资料中被找到，得以重见天日。1954年《万岁通天帖》入藏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成为辽博馆藏一级文物。
《万岁通天帖》现存的7人10帖，草书、行书、行楷书多种书体，其价值不仅仅是忠实的显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法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万岁通天帖》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书圣家族从东晋到宋、齐、梁、陈2D0年间书法风格的变化，为我们认知和解读那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有益的渠道和可信的证据。
张旭《古诗四帖》（图4）
草书《古诗四帖》作为与唐代书法家张旭关系最为密切的传世墨迹本，历来为广大书家和书法研究者所重视。这卷草书为五色笺纸本，书写的是庾信《步虚词》两首诗和谢灵运《王子晋赞》及《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两首赞，共计40行，188字。因為此帖无书写者的款印，所以对其时代和作者等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多有争讼。
这件草书卷后现存自宋代以降多处题跋，并有诸多文献和著录对其进行过考证和记载。由于帖中将“王”字挖改成“书”字，变成“谢灵运书”，并且当时以此处为结尾，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南朝宋谢灵运所书。较早记载相关此帖的北宋内府《宣和书谱》，南宋《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周密《云烟过眼录》等著录，均是在谢灵运条目下有“古诗帖”几字，十分简略，应该指的就是这一卷。该帖流传至明代，丰坊对谢灵运为该帖书写者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在跋文中指出谢灵运不可能预书晚于他近80年的庾信诗，所以绝非谢书。随后的董其昌跋文中，根据其所见的张旭所书《烟条诗》《宛溪诗》与此帖笔法一致，遂提出此帖为张旭真迹的观点。明代郁逢庆撰《续书画题跋记》、汪珂玉撰《珊瑚网》和卞永誉编撰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仍沿旧说，将此帖定在谢灵运名下。稍后的顾复在《平生壮观》中则接受了董其昌的观点，在张旭名下对此帖进行了简略的著录。该帖最终流入清宫，成为乾隆御书房的藏品，清御府《石渠宝笈初编》记为“唐张旭四帖”，标注为“次等黄一”。 《古诗四帖》的书体已脱初唐孙过庭《书谱》的“二王”小草体系，是一种狂草的面貌。其结字大小参差变化，错落有致，笔意连贯，两字或多字连绵不绝，点画饱满、厚重，笔法圆健、爽畅，其豪放不羁、雄浑洒脱的意趣漫于纸面。这种“气象”是唐代以前未曾出现的。狂草书作为唐朝的时代产物，与同时代其它艺术相互影响。唐人将剑术和音乐舞蹈结合，又赋予其观赏性，这种剑舞节奏强烈，动作跌宕，与狂草书异曲同工，正因为如此，张旭能从裴昱和公孙大娘舞剑器中获得灵感和启示，使得草书大进。《古诗四帖》淋漓充分地表现了狂草书的豪迈、浪漫的时代艺术风格，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风尚，也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形式共同反映出大唐时代所独有的艺术特质。
怀素《论书帖》（图5）
唐代最为著名的草书大家莫过于盛唐时期的“颠张狂素”。“狂素”即怀素，俗姓钱，法名藏真，永州零陵人，自幼出家，经禅之余尤好书法。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其后随张旭学生邬彤习草书。《宣和书谱》中记其：“精意于翰墨，追仿不辍，秃笔成冢。一夕观夏云追风，顿恬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斯亦见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其传世墨迹中最著名的为《自叙帖》及《苦笋帖》，其书法面貌属于典型的狂草书，与张旭《古诗四帖》异曲同工，且验证了“旭肥素瘦”的笔法风格。而这件怀素《论书帖》所呈现的草书风格接近王羲之书风，与《自叙帖》面貌全然不同。其书法瘦逸，结体严谨，章法整饬，行笔圆转灵妙，神采飞动。纵观全篇，出规入矩，绝狂怪之形，寻其渊源，不越魏晋法度。清代鉴藏家顾复也指出《论书帖》为怀素学法右军之作，其关于此帖记：“笔既平正，遂趋险绝。《書谱》论用笔之精髓也。学险绝而忘平正，本之则无近于怪。学平正而不能至险绝，守而未化近于騃。皆书之眚也。欲求用笔神奇，其可得乎。若怀素《论书帖》规模右军，平正也。《千文》《自叙》《苦笋帖》，有春蚓秋蚓之意，变化不可端倪，险绝也。观四帖，始信过庭之论非妄。”这里特别强调了《论书帖》与怀素其它几件传世相关书迹的面貌不同，其特点是无险绝笔势的平正之法。
此卷《论书帖》现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北宋御府“宣和装”。书帖前、后黄绢隔水及贉纸俱全，惟徽宗御笔瘦金书泥金题签不见痕迹，前后“宣和七玺”的钤印位置中规中矩，钤盖在前、后黄绢隔水与书帖本幅之间的骑缝印清晰可辨，足证书帖本幅就是宣和御府所藏故物。卷后依位置次序先后有乾隆乌丝栏行书释文一段，明代项元汴篆书题记两行，这两处短题均书于帖后宋代贉纸上。后面短花绫隔水接有元代张晏行书题跋一段，元代赵孟炬行书题跋一段，这两段元人题跋书于同一张纸之上。之后最末一纸上又有明代项元汴小楷书题跋一段。徐邦达先生在研究怀素相关问题中指出：“原来《食鱼帖》之后，本有北宋末吴喆、李璜和元代张晏、赵孟頫等四跋，大约在明末被人割去其三，李跋不知去向，而元人二跋则为顾复配于《论书帖》之后，又胡说什么本是《论书帖》的原跋，佚去后又‘收裱于后’，因此我倒怀疑此二跋就是给顾复拆掉移走的。”所以说，现在看到《论书帖》后的元代人张晏及赵孟頫两段跋文与《论书帖》无涉，是拆配而来的。除此二跋外，卷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历代鉴藏痕迹。后黄绢隔水上有南宋御府“绍兴”连珠印，贉纸上有南宋贾似道“秋壑图书”朱文方印，还有数量众多的明代项元汴藏印及清代内府诸印。这些相关印记及文献著录可以大致明了《论书帖》曾藏北宋宣和内府，靖康之乱后又入南宋高宗内府，后为权相贾似道所有。明季归项元汴，藏天籁阁。入清，先后由高士奇等人收藏。乾隆年间入藏清内府。末代皇帝逊位后将其带出紫禁城，经天津运往长春，后被缴获。1950年由东北文物管理处拨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图1）
在欧阳询的传世作品中，以《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为代表，这些碑文均是欧书杰作，表现出欧体楷书在碑刻中的大气庄严之美。除这几件碑刻名品之外，欧阳询传世墨迹还有多件，其中《卜商帖》《张翰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根据徐邦达先生的研究，确认这两件均为双钩廓填本。传世可信欧阳询书法真迹的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仲尼梦奠帖》，不仅是极具历史价值的千年文献实物，更是一件精妙绝伦的书法艺术名迹，可谓我国书画艺术宝库中的“无上珍品”。
《仲尼梦奠帖》原是欧阳询记叙古人逸传事迹的多件书作之一，北宋之前被汇集成一卷，俗称《史事帖》，米芾所著《书史》中曾记录其在濮州李丞相家中见十余帖，后来大部分散佚，只有少数留传下来。《仲尼梦奠帖》为纸本墨书，原件纵25.5、横33.6厘米，共九行78字，除第二行一字残损外，其余保存完好。其内容是以孔子等名人的寿命为例，辩证地阐明了对待生与死的人生哲理。其章法疏朗，结字严整，用笔挺健，点画凝重笃实。横划以竖势落笔，竖划以横势落笔，转折处外方内圆，顿挫或轻或重，运笔的动与静，节奏的快与慢，笔划的舒与敛，仰与偃，浑融一体。结字体势修长，扁纵相参，欹侧取势，欹正相合，险绝而归于平衡安稳。字的点画讲求向背与呼应。字距紧密，行距疏朗，字与字之间上下启承，行与行之间敛纵、挪让，体现了欧氏书法“劲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矛戈”的典型风格。《仲尼梦奠帖》既具隋碑厚重质实的特点，又有二王书法灵动的风韵，使我们能在千年之后得窥欧书精绝的笔墨技巧和真实的体态风貌。
综合书迹中现存的收藏印鉴、题跋以及相关著录，《仲尼梦奠帖》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名迹。北宋米芾《书史》中记载，其在濮阳李家所见《史事帖》时此帖当在其中。南宋时已被收入内府，帖未有“御府法书”朱文方印、“绍兴”连珠印。后为权相贾似道据为己有，钤盖有“悦生”朱文葫芦印及曲脚“长”朱文方印。宋代末期周密《云烟过眼录》记：《梦奠帖》勤有堂故物也，旧陈德翁家藏。”。宋末元初又流入杨镇手中，帖中有“马虿/（马非）书府”朱文长方印。至元二十七年（1290）郭天锡白杨家购得，并加以长题。赵孟頫在郭家见到此帖，并用南唐集贤官库所藏为唐开元内府旧物的《劝学帖》与之相较，认为笔意全合，赵氏加以题跋。郭天锡去世后，此帖又转至乔篑成手中，有乔篑成藏印。明初为杨士奇购得，杨氏对此帖推崇备至，钤多方藏印。明代中期吴江著名收藏家史明古得到此帖，后幸免于史家成化末年大火，为项元汴购入“天籁阁”，钤盖大量藏印，并以“吉”字号编入其藏品千字文编目之中。在项家收藏时，董其昌、汪珂玉、张丑等先后观摩了这一名迹。明代万历以后《仲尼梦奠帖》流出项家，又经明末清初周凤鸣“鉴古斋”、嘉乐李玺卿家、昆山“传是楼”等处收藏。在康熙间此帖为高士奇所有，高氏在其“私账”《江村书画目》中题为“真迹上上神品”。高士奇逝后，高家后人把它转卖给王鸿绪。后来又经陈淮收藏，钤盖多方藏印，包括现在书帖前后隔水上的花押。最后此帖进入清内府，乾隆皇帝在卷前引首处题下“真迹无疑”四字，钤盖清宫玺印并经《石渠宝笈》著录，后被溥仪携带出清宫，终归辽宁省博物馆庋藏。
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卷（图2）
辽宁省博物馆还收藏有另外一件欧阳询传世墨迹本，就是《行书千字文》长卷。《千字文》是我国传统的蒙学书籍之一，属于小学一类，文中千字基本不重复，历代很多书法家都喜习书，真草隶篆各具姿态。欧阳询书写的各体《千字文》见于后世著录的有多件，只有辽博所藏的这卷《行书千字文》流传至今。
此卷《行书千字文》为纸本，书心高25、长304.8厘米，用纸7张接裱，共计105行，完整的保留了《千字文》全卷的内容，未有缺损。行间隐约有等距的折痕，应该是书写之前便于照顾行气间距而有意折划的。全卷前后书字过千，不见一笔懈怠之处，正是所谓的“澄神定虑，端己正容;意在笔前，文斯向后”。字与字、行与字处理疏密得当，连贯自然，达到了“上称下载，东西映带;气宇融合，精神洒落”的状貌，笔画圆转自如，没有过肥而“钝”，亦未瘦而“露骨”，一笔一画、一点一拂都有欧书的特点。从个人书法风格上分析研究，楊仁恺先生认为：“《行书千字文》和《张翰帖》是欧氏早期的作品，书法技巧虽基本成熟，如与《卜商帖》《仲尼梦奠帖》对比，却露出了青壮年书法中的共同特点。”。徐邦达先生研究此帖认为：“此本确有欧字规模，但笔墨凝滞，起笔及牵丝处都欠自然，细看乃是依本临写无疑。”。从书法风格的角度，两位先生都认为此卷与欧阳询书风有一致之处，只是杨仁恺认为是欧阳询青年时期的书作，而徐邦达认为是对照欧阳询书迹的临写本。
欧阳询《行书千字文》虽然在是否为欧阳询亲笔所书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其作为与欧阳询书法密切关联的传世墨迹仍是一件流传有绪的难得剧迹。现在卷后仍保留有北宋鉴藏家也是书画家的皇室驸马都尉王诜题跋，这段题跋也是王晋卿传世的代表书作。南宋后期此卷为权相贾似道所得，卷末钤印了贾氏“悦生”葫芦朱文印及曲脚“长”字朱文方印。卷前隔水与本幅问钤盖的“南昌县印”说明此卷在明代中期曾在严嵩父子手中，是当时查抄家藏时官府所钤印。之后此卷辗转至槁李项元汴手中，项氏钤盖了数量众多的藏印。入清后此卷归“式古堂”卞永誉及“古香书屋”安仪周所有，直至乾隆年间入藏清宫并经《石渠宝笈》著录。 唐摹王氏一门书翰（图3）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书风，并极力倡导，使得“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此后千年独步书坛，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唐太宗时期不遗余力的收藏王羲之墨迹以充内府，乃至唐高宗和武周时期仍继续征求王羲之书迹。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凤阁侍郎王方庆将家族所藏其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殉，至其曾祖父王褒，王氏一门28人的10卷书迹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欣喜非常，在武成殿向群臣展示此10卷书迹，并命中书令崔融作《宝章集叙》具纪此事。此后武则天命弘文馆擅书者以双钩填墨法精工摹揭了一卷保留于内府，将王方庆进献的10卷墨迹原件装裱锦褙赐还给王家，并嘱咐王方庆及其子孙应当善加珍藏和守护好王氏祖先的手迹。武则天这种保留副本将原件归还的做法明显与唐太宗不遗余力要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的“萧翼赚兰亭”事件大有不同，体现了武则天的大度心胸及对书法名迹的态度，窦臮在《述书赋》中记“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对武则天大加盛赞。
历经千余年沧桑流转，武则天返还给王氏家族所保留的墨迹原件早已渺不可知，或许已经不存于世。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这卷《唐摹王氏一门书翰》就是武则天责令摹揭留于宫中的那一卷，因其摹制于万岁通天二年，所以又称《万岁通天帖》。此帖作为摹本为后代所宝重，不仅因为它是一件具有纪年落款的唐代皇家摹本，更主要的是因其勾摹技法精湛，极为精细的表现了原迹的面貌。帖中留存的勾摹痕迹能看出其竭力规摹原迹的字形、点画等，乃至于原迹中的飞白、燥笔等都纤毫毕现。更为精审的是原迹中纸墨缺损处也都翔实以细笔勾勒而出，最大程度忠实于原迹，历来有“下真迹一等”之誉。文征明题跋中称此帖为“在今世当为唐法书第一也”。董其昌在帖后题跋云：“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此直论下技耳。观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勾填廓，岂云下真迹一等。”董其昌认为勾摹成如此精妙的摹本绝非一般俗手所能达到的。
《万岁通天帖》能流传至今也多经劫舛，在宋代时已经残缺不全，原揭本的28人书10卷现仅存7人10帖。10件作品同为信札样式，分别是：王羲之《姨母帖》、王羲之《初月帖》、王荟《疖肿帖》、王荟《翁尊体帖》、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在职帖》、王慈《柏酒帖》、王慈《汝比帖》、王志《喉痛帖》。现存书卷仍有较为严重的火焚痕迹，先后经历了明代无锡藏家华中甫真赏斋火灾和清代乾隆内府乾清宫火灾。
依据著录文献和现在卷中所存的藏印及题跋可以大致梳理《万岁通天帖》的流传。卷内有北宋“史馆新铸之印”，并经北宋《宣和书谱》著录。卷未有南宋内府“绍兴”连珠印。后经南宋岳氏家族收藏，有岳珂长题，知岳氏收藏之前曾为韩庄敏家所藏，又有岳氏后人岳浚钤印。卷中钤盖多处“王芝”朱文骑缝印，为元初时鉴藏家钱塘王芝所有。后又辗转至无锡华幼武家，泰定时经书法家张雨题跋。明时传至华氏裔孙、有“江东巨眼”之称的鉴藏家华夏手中，藏于其真赏斋，并勒石《真赏斋帖》之中。后又入槁李项氏家族收藏，其间经文征明题跋并刻入《停云馆帖》当中。之后又有董其昌题跋。清代乾隆时入内府收藏，钤盖乾隆玺印并著录于《石渠宝笈》。末代皇帝溥仪在逊位前，以赏赐溥杰为名，将《万岁通天帖》连同其他一些法书名画带出紫禁城，后经天津运至长春伪皇宫。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将无法带走的大批书画藏匿在伪皇宫西院的小白楼内，包括《万岁通天帖》在内的书画珍品遭到伪满国兵哄抢，至此流落民间。1948年郑洞国任东北保安司令期间用黄金向古董商收购了一些从伪皇宫“小白楼”中散佚出的书画，其中就有《万岁通天帖》。同年郑洞国在长春率部起义，他将随身携带的几件国宝级书画，全部上交解放军。当时辽沈战役正酣，这些国宝被夹杂在作战地图及档案资料中，锁在一栋破旧楼房里。直到数年后郑洞国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家文物局询问此事，引起当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关注，将此事反映到军委。经过一番查找后，《万岁通天帖》终于在成堆的作战地图和档案资料中被找到，得以重见天日。1954年《万岁通天帖》入藏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成为辽博馆藏一级文物。
《万岁通天帖》现存的7人10帖，草书、行书、行楷书多种书体，其价值不仅仅是忠实的显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法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万岁通天帖》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书圣家族从东晋到宋、齐、梁、陈2D0年间书法风格的变化，为我们认知和解读那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有益的渠道和可信的证据。
张旭《古诗四帖》（图4）
草书《古诗四帖》作为与唐代书法家张旭关系最为密切的传世墨迹本，历来为广大书家和书法研究者所重视。这卷草书为五色笺纸本，书写的是庾信《步虚词》两首诗和谢灵运《王子晋赞》及《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两首赞，共计40行，188字。因為此帖无书写者的款印，所以对其时代和作者等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多有争讼。
这件草书卷后现存自宋代以降多处题跋，并有诸多文献和著录对其进行过考证和记载。由于帖中将“王”字挖改成“书”字，变成“谢灵运书”，并且当时以此处为结尾，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南朝宋谢灵运所书。较早记载相关此帖的北宋内府《宣和书谱》，南宋《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周密《云烟过眼录》等著录，均是在谢灵运条目下有“古诗帖”几字，十分简略，应该指的就是这一卷。该帖流传至明代，丰坊对谢灵运为该帖书写者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在跋文中指出谢灵运不可能预书晚于他近80年的庾信诗，所以绝非谢书。随后的董其昌跋文中，根据其所见的张旭所书《烟条诗》《宛溪诗》与此帖笔法一致，遂提出此帖为张旭真迹的观点。明代郁逢庆撰《续书画题跋记》、汪珂玉撰《珊瑚网》和卞永誉编撰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仍沿旧说，将此帖定在谢灵运名下。稍后的顾复在《平生壮观》中则接受了董其昌的观点，在张旭名下对此帖进行了简略的著录。该帖最终流入清宫，成为乾隆御书房的藏品，清御府《石渠宝笈初编》记为“唐张旭四帖”，标注为“次等黄一”。 《古诗四帖》的书体已脱初唐孙过庭《书谱》的“二王”小草体系，是一种狂草的面貌。其结字大小参差变化，错落有致，笔意连贯，两字或多字连绵不绝，点画饱满、厚重，笔法圆健、爽畅，其豪放不羁、雄浑洒脱的意趣漫于纸面。这种“气象”是唐代以前未曾出现的。狂草书作为唐朝的时代产物，与同时代其它艺术相互影响。唐人将剑术和音乐舞蹈结合，又赋予其观赏性，这种剑舞节奏强烈，动作跌宕，与狂草书异曲同工，正因为如此，张旭能从裴昱和公孙大娘舞剑器中获得灵感和启示，使得草书大进。《古诗四帖》淋漓充分地表现了狂草书的豪迈、浪漫的时代艺术风格，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风尚，也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形式共同反映出大唐时代所独有的艺术特质。
怀素《论书帖》（图5）
唐代最为著名的草书大家莫过于盛唐时期的“颠张狂素”。“狂素”即怀素，俗姓钱，法名藏真，永州零陵人，自幼出家，经禅之余尤好书法。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其后随张旭学生邬彤习草书。《宣和书谱》中记其：“精意于翰墨，追仿不辍，秃笔成冢。一夕观夏云追风，顿恬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斯亦见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其传世墨迹中最著名的为《自叙帖》及《苦笋帖》，其书法面貌属于典型的狂草书，与张旭《古诗四帖》异曲同工，且验证了“旭肥素瘦”的笔法风格。而这件怀素《论书帖》所呈现的草书风格接近王羲之书风，与《自叙帖》面貌全然不同。其书法瘦逸，结体严谨，章法整饬，行笔圆转灵妙，神采飞动。纵观全篇，出规入矩，绝狂怪之形，寻其渊源，不越魏晋法度。清代鉴藏家顾复也指出《论书帖》为怀素学法右军之作，其关于此帖记：“笔既平正，遂趋险绝。《書谱》论用笔之精髓也。学险绝而忘平正，本之则无近于怪。学平正而不能至险绝，守而未化近于騃。皆书之眚也。欲求用笔神奇，其可得乎。若怀素《论书帖》规模右军，平正也。《千文》《自叙》《苦笋帖》，有春蚓秋蚓之意，变化不可端倪，险绝也。观四帖，始信过庭之论非妄。”这里特别强调了《论书帖》与怀素其它几件传世相关书迹的面貌不同，其特点是无险绝笔势的平正之法。
此卷《论书帖》现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北宋御府“宣和装”。书帖前、后黄绢隔水及贉纸俱全，惟徽宗御笔瘦金书泥金题签不见痕迹，前后“宣和七玺”的钤印位置中规中矩，钤盖在前、后黄绢隔水与书帖本幅之间的骑缝印清晰可辨，足证书帖本幅就是宣和御府所藏故物。卷后依位置次序先后有乾隆乌丝栏行书释文一段，明代项元汴篆书题记两行，这两处短题均书于帖后宋代贉纸上。后面短花绫隔水接有元代张晏行书题跋一段，元代赵孟炬行书题跋一段，这两段元人题跋书于同一张纸之上。之后最末一纸上又有明代项元汴小楷书题跋一段。徐邦达先生在研究怀素相关问题中指出：“原来《食鱼帖》之后，本有北宋末吴喆、李璜和元代张晏、赵孟頫等四跋，大约在明末被人割去其三，李跋不知去向，而元人二跋则为顾复配于《论书帖》之后，又胡说什么本是《论书帖》的原跋，佚去后又‘收裱于后’，因此我倒怀疑此二跋就是给顾复拆掉移走的。”所以说，现在看到《论书帖》后的元代人张晏及赵孟頫两段跋文与《论书帖》无涉，是拆配而来的。除此二跋外，卷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历代鉴藏痕迹。后黄绢隔水上有南宋御府“绍兴”连珠印，贉纸上有南宋贾似道“秋壑图书”朱文方印，还有数量众多的明代项元汴藏印及清代内府诸印。这些相关印记及文献著录可以大致明了《论书帖》曾藏北宋宣和内府，靖康之乱后又入南宋高宗内府，后为权相贾似道所有。明季归项元汴，藏天籁阁。入清，先后由高士奇等人收藏。乾隆年间入藏清内府。末代皇帝逊位后将其带出紫禁城，经天津运往长春，后被缴获。1950年由东北文物管理处拨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