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奇清，深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器重。开国大典阅兵地点与警卫方案的制定，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的护卫，周恩来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安保，建国后一系列特大案件的侦破……都与这位公安保卫事业的领导人相关连。
保卫开国大典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杨奇清率华北局社会部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名义开展工作。此时，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日伪特务、各类散兵游勇及众多反动会道门黑帮组织经常祸害百姓，蓄意扰乱北平的社会治安。这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告成立，中央任命罗瑞卿任部长，杨奇清任副部长。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举行期间，杨奇清全程参加并负责保卫工作。他成立了一个“政协临时保卫大队”，并分派给北平市公安局4项保卫任务：负责中南海外围、北京饭店、华安饭店、六国饭店等政协代表和首长驻地的安全，以及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驻地的警卫；负责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故宫、太庙、国民大戏院、大华剧院、美琪影院等代表和首长活动场地的安全警卫；负责中南海书记处驻地的防空警卫；负责首长和代表外出活动路线的警卫……
杨奇清还负责选择开国大典阅兵地址。由他带领一批干部找了几处地方，最后将西苑机场和天安门广场进行比较：西苑机场有宽阔的跑道，也没有阻碍交通的弊端。而长安街只能并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装甲车2路纵队，很难显示出气势。但西苑机场没有阅兵台，临时搭建又太仓促，就算搭建出来也无法和天安门的壮丽雄伟相比。再者，西苑机场远离市区，数十万参加典礼的群众往返是个不小的负担。杨奇清等最终选择了地处市中心，四通八达，易于军队、群众集中和疏散的天安门广场。这个选择经罗瑞卿同意后呈报中央。
此时，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潜伏在北平的徐宗尧等特务组织负责人分别发出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共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即，敌情异常严重。杨奇清主持制定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又召集有关同志再一次细致审查方案的细节。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大家再来钻钻空子，咱们自己将存在的空子都给钻了，敌人再想钻空子也钻不成了嘛！好吧，请大家畅所欲言。”
然而，与会者大都认为这个方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万无一失，并强调“由于任务明确，心中有底，保证能够圆满完成”。杨奇清听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是请你们来挑刺的，不是请你们来唱赞歌的。我们的保卫方案必须过细、再过细，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并预先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与会者不禁面面相觑：这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呀！这时，杨奇清提及对有关国民党特务人员的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李广祥处长汇报了对国民党潜伏特务采取政策攻心的情况，表示将利用自首的特务人员去摸清和掌握其他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和动态……“老李呀，你说的这条就是对方案的一个补充嘛！从隐蔽战线的角度发挥作用，将我们的眼睛安在敌人身上，只要敌人一抬起屁股我们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就能防患于未然。”随后，大家又一致认为：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更加完善了，关键在于我们的干警具体操作的水平。一个再好的方案如果具体操作得不好，就可能影响全局，甚至把方案给搞砸了！杨奇清当即肯定:“你们说到了点子上。具体操作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方案实施的成败。而具体操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我们的每一个民警，将各自的工作认真地去做好，在每个环节上都做得深入、细致。”
散会时，已是月华如银。杨奇清又让司机送他去天安门，实地检查一下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路线及各保卫工作人员的具体岗位，他要求：从现在起，停车场四周就要开始警戒，而且将警戒范围扩大，任何人没有“特许证”一律不准进入；明天请部队派工兵来探测检查，每一寸地面都不能放过，不能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然后实行封闭；10月1日那天，几个关键位置再各增加一个岗哨，特别关键的位置设双岗，实行双向警戒……
开国大典前，共侦破重大反革命案件和潜伏特务案件100余起，基本摧毁国民党在北平潜伏的反动组织。同时整治交通繁华地段治安秩序，清理摊贩，使北平市的面貌大为改观。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进行得非常顺利，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保卫毛泽东访苏专列
1949年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访苏。这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毛泽东决定此前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这是新中国领袖首次外事出访。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及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时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强调说:“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你们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主席和代表团安全的重任呀！”随即定出一个保卫毛泽东访苏专列的方案。周恩来还决定，成立一个主席专列保卫小组，由杨奇清担任组长、滕代远担任副组长，罗瑞卿主要抓肃反工作。全面保卫工作由杨奇清负责；专列和铁路系统由铁道部负责；沿线车站人员，凡有嫌疑者，一律调离；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须严格审查，经铁路局党委书记签字后报滕代远批准。
正当毛主席要动身之前突然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中央要求公安部限期破案。于是，杨奇清亲自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如期将号称“万能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
毛泽东出访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召见杨奇清:“主席专列出发以后，你要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通报。为了做到高度保密，主席的专列所经之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律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从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并加重语气叮嘱：“奇清同志，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杨奇清起身，坚定而响亮地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
12月6日18时，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里3辆列车静静地停放在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晚7时，杨奇清与滕代远先行到车站再次安全检查。不久，周恩来和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认为满意。20时30分许，毛泽东乘小车来到火车站，上了专列。罗瑞卿、杨奇清与滕代远等跟着上了专列。21时整，主席专列“9002”次徐徐启动，向站外开去。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
列车到达天津站，停车后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罗瑞卿嗔怪说：“你们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站在一边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叫人把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一颗长满铁锈的旧弹，不可能再爆炸了。后来查明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严格的检查中，天津铁路局杨村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这些都已及时被排除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量了一下，决定他临时在天津站下车，此事查彻。临别时，罗瑞卿说：“我下去后，车上的警卫工作你多费心，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行至山海关时，毛泽东想下去游览一会儿，杨奇清与滕代远默不作声。毛泽东问：“怎么，不批准？” 杨奇清说：“主席这次出行，中央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我们没有权力违反。主席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滕代远又补上一句：“主席，我们是为了您的安全和代表团的安全着想……”毛泽东笑了起来：“知道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我的安全由你们负责，听你们的好喽！没得办法。”列车到达山海关站后停车，加煤加水并更换机车，机车乘务人员在此换乘。毛泽东游览山海关的愿望，在杨奇清、滕代远等开小会商议后成行。杨奇清见主席要下车，忙对汪东兴说：“外面风大，您帮主席加点衣服！”然后又与滕代远打了个招呼，便第一个走下了专列。
其时，蒋介石已通过潜入莫斯科的间谍及其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获知毛泽东的行踪，当即下令给毛人凤：“你马上电令大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干掉毛泽东和他的专列！你要立刻派出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东北督战，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准失败。”毛人凤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为保密局特派员，派专机将其空投哈尔滨双城林场，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头，针对毛泽东的专列即速实施“ABC”三套作战方案。台湾保密局同时将这一命令以密电发给隐蔽在哈尔滨郊外山林中一幢小洋楼里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
这份密电被我公安部电讯组截获，火速将密电译文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地对罗瑞卿说：“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对奇清同志他们保卫主席的安全工作十分不利。瑞卿同志，你立即通知奇清同志，请他根据敌情的变化，相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防范措施，全权处理所有突发事件。一定要确保主席的绝对安全！”
专列上，杨奇清接到了罗瑞卿所传达的总理指示电话后，便与滕代远商量：“主席要思考和处理全国的大事，罗部长转告总理的指示是由我们全权处置所有突发事件，我看是不是先不要去惊动主席？”滕代远表示赞同。杨又说:“我想台湾保密局现在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无非是动用地面潜伏的敌特组织，再加上空投特务督战罢了。对他们的地面力量嘛，我马上电令东北各地公安局，对所管辖地区铁路的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个一网打尽。对他们的空投特务嘛，来个发动群众，军民结合，全面监视，随时准备接待——”很快，台湾保密局特派员上校处长张大平落进了由哈尔滨市公安局设下的包围圈，束手被擒，连夜受审。哈尔滨市公安局查清了他的具体行动方案，一举破获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人员。
杨奇清当即向主席报捷。毛泽东高兴而风趣地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保密局是‘机关算尽’，可是碰到你们公安部，却‘反误了卿卿性命’。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喽！”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换上了1861号蒸汽机车担当牵引任务后继续前行。经过3天3夜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杨奇清、滕代远分别与苏联保卫部门负责人、苏方铁道总局负责人交接有关工作后，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认真仔细地进行查看，直到完全放心后才走下列车，命令我方人员马上开始搬运行李等物品……
毛泽东大步走下车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前来迎接。这时，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苏联仪仗队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杨奇清、滕代远等握手说：“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
杨奇清、滕代远随即向地方公安部门和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布置任务，要求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主席专列返回的任务，确保回京安全。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访苏启程回国。由于苏方提供了认真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使毛泽东这次出访十分顺利。3月4日20时，毛泽东一行安全回到首都北京。
保卫第一个国庆节集会
1950年9月28日，负责建国后首个国庆节安保工作的罗瑞卿和杨奇清，神色凝重地携带刚截获的自北京东单国际邮局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快件，匆匆赶往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
信件是用日文写的:“CI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落款是“山口隆一”。邮件里面有一个便条，用英语写着“Important information”（即“重要情报”），便条上还有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广场草图，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画面上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周恩来仔细看完这份信件后感到敌情重大，立即下令：事不宜迟，迅速破案。杨奇清当即决定：侦查工作进入一级战备，坚决把这伙狂妄至极的敌人消灭在“十一”庆典之前。
公安部门掌握的资料中显示：山口隆一，日本人，多国职业间谍，中文名“刘逸”。1946年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通过意大利人李安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情报。公开身份是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原来，在开国大典举行的第二天，美国驻原“中华民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包瑞德就邀请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及其夫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以及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等人，以共进晚餐为名密谋了疯狂罪恶计划，他们企图在中国的下一个国庆日，待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再次登上天安门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城楼——根据目标和射击位置计算，在有效射程和发射角度内，仅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就为120平方米，足以将天安门主席台摧毁。早在1950年4月，公安部就获悉重要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编织一个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间谍包围圈”，他们与中国境内的间谍们和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颠覆新中国的活动。
此时距1950年国庆节的时间很近，按说已有山口隆一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就应马上抓捕，但时机还不成熟。炮击天安门这么大的计划，单凭山口隆一一人根本无法实施，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间谍组织。于是，凡山口隆一常去的地方都进入侦查人员视线。
经过跟踪调查，和山口隆一经常接触的几个重点怀疑对象被牵了出来。这些人都是李安东在北京发展的情报员，他们搜集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通过李安东报给美国情报机关。不久，侦察到包瑞德给李安东的间谍组织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这时，间谍组织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已确凿，杨奇清下达立即抓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国际间谍的命令，有关罪犯先后落网并被法办。
保卫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1954年8月，杨奇清再次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工主管侦查、文保、预审等工作。
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拟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重大外交活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破坏分子，力图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紧急制订了一个“消灭中共政府代表团”的计划。
公安部收到了来自海外的相关情报。中央决定杨奇清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前去，负责安全保卫与情报工作。杨奇清还建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参加。
很快，杨奇清调集了有关会议及其举行地印度尼西亚万隆的资料、有关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客机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资料，仔细研究后制订了一个完整的保卫方案，然后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和陈毅汇报。又报告了公安部刚获悉的几方面情报：美国雇用的特工人员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组织已纠结在一起，由台湾保密局的少壮派将领、情报局督察室主任叶翔之坐镇香港指挥，目标就是破坏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以达到谋杀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的罪恶目的。陈毅动怒地站了起来，愤愤地说：“又是阴谋诡计，暗杀破坏！这帮龟儿子，硬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啊！”周恩来冷冷一笑，风趣地说：“他们呀，就爱搞这一套吓人战术，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喽！”
于是，周恩来派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通报紧急情况，告知中国政府代表团等一行11人，将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请其转告香港当局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行动；同时，又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将上述情况再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并派专人通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 为此，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乘两架飞机：由“克什米尔公主号”承载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国、董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人，从香港起飞。而周恩来、陈毅、杨奇清等人先乘车去昆明，从那里登上“空中霸王号”飞机，应吴努总理的邀请，飞抵缅甸，进行访问，并就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然后再由缅甸飞往印尼万隆。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北婆洲沙捞越海面上空突然爆炸，飞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越南、波兰、奥地利的工作人员共11名乘客、以及4名机组成员罹难。后来查明了飞机爆炸的事实真相：叶翔之指挥“香港情报站”特务周梓铭（又名周驹）在机翼油箱放置了定时炸弹。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缅甸仰光后，周恩来非常震惊，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认真追查惩办凶手。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和严正交涉下，先后搜捕了在香港活动的国民党特务。
但是，当中缅领导人会谈结束后，乘载周恩来一行的印度“空中霸王号”机组成员人心惶惶，拒绝再送中国政府代表团飞往万隆，害怕遭受“克什米尔公主号”同样的厄运。杨奇清带着代表团的翻译去找机长阿里和机组成员逐个谈话，他平易近人的姿态、亲切和蔼的语言使对方大受感动，认识到安全运送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职责的义不容辞——他们的祖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次亚非会议也关系到其国利益。最终他们向杨奇清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安全完成飞行任务，还检举了机组电台台长对中国政府代表团严重怀有敌意。其实，杨奇清早已秘密安排保卫人员暗中监视这位电台台长的一举一动。
根据敌情和第二天中午将遇到强台风的气象预报，杨奇清建议：改变原定日程，所有代表团成员连夜登机飞往万隆。周恩来和陈毅采纳了此建议，机组成员也欣然从命。
吴努等缅方政府要员赶来送行并举行了简短、真挚的欢送仪式，吴努握着周总理的手，表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
4月26日，“空中霸王号”飞抵雅加达，而叶翔之并未料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座机会提前在雅加达降落，也就未作布置。为防意外，确保安全，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住宿一晚。翌日代表团仍坐飞机抵达万隆。
此刻的万隆机场已失去往日的安宁，笼罩着一片杀机。机场一侧聚集着一群以华侨身份出现的捣乱分子，他们打着写有“红色中共滚回去！”的横幅和标语，喊着辱骂中共的口号：“不要铁幕中共！”“中华民国好！”有的捣乱分子还夺下欢迎人群中高举的五星红旗，用火点燃，气焰十分嚣张。而混在人群中的几个台湾保密局的杀手身上都藏着上好了子弹的手枪，等待行动指示。这场闹剧的指挥者——叶翔之正坐在一间可以远观机场的房子里，用望远镜盯着机场的动静。他感到今天机场的军警比平常多了两倍。而杀手们所在位置离飞机降落处太远，一旦开枪难以保证命中目标，且枪声一响开枪者必被包围，难以逃脱。他决定改为从机场到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榻处的途中行刺，第一目标就是周恩来。
不料，“空中霸王号”一降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便按照杨奇清的电讯要求准备好了3台同一颜色、同一型号，都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而杨奇清趁着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进步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涌上前来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献花之际，出人意料地请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坐进了第一辆轿车，旋即请周恩来和陈毅坐进了第三辆轿车，自己则坐进了第二辆轿车，然后用对讲器指挥三辆轿车向机场外面驶去。
叶翔之在那间房子里用望远镜捕捉到了周恩来和陈毅进入第三辆轿车的镜头，马上向已在沿途埋伏的杀手们发出行刺第三辆轿车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命令。但是，杨奇清不断地指挥三辆轿车交换行驶队形，不按预定顺序行驶，任意超车，时前时后，加上3辆轿车外观一模一样，叫杀手们又如何分得清一、二、三？叶翔之没料到杨奇清会有这一招，自然弄不清目标周恩来到底坐在哪一辆轿车中，也就不敢发出开枪的命令。
会议期间有位进步华侨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写去匿名信揭露“二十六人暗杀团”的阴谋：“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共26人，我是其中一个成员。每人发一支无声手枪、一把匕首，已开过4次会。叶翔之向每一个暗杀团成员许诺：暗杀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或破坏一辆中共代表团乘坐的交通工具，赏20万印尼盾；刺杀了周恩来则加倍，赏40万印尼盾。”
对此，杨奇清制订了新的保卫方案，摈弃消极防御，改为主动出击。一是再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递交备忘录，揭露敌人的阴谋，依靠印尼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保卫措施。二是拜访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和当地进步华侨组织。印尼方面立即派出了20多人的保卫小组，指定最可靠的司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开车，还挑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保安人员交由杨奇清指挥，日夜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驻地外面巡逻站岗。杨奇清又将此事通知印尼当局，促使当局采取行动，对“二十六人暗杀团”进行调查和逮捕，使得杀手们无暇顾及所担负的行刺任务。同时，他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明确职责分工，要求代表团代表、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各司其职，不得有误——具体由新闻记者负责外围；代表团成员负责中层；警卫人员和译电员负责内层随身警卫，务必保证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总理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周总理走到哪里，作为安全保卫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杨奇清就跟到哪里。为了促使会议开得成功，总理白天一有时间不是到各代表团访问就是同华侨、记者交谈，夜里批阅文件和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杨奇清只有当总理在住地办公时才能稍稍休息，睡觉的时间更少。以至回国后他晚上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责编 雷蕾）
保卫开国大典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杨奇清率华北局社会部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名义开展工作。此时，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日伪特务、各类散兵游勇及众多反动会道门黑帮组织经常祸害百姓，蓄意扰乱北平的社会治安。这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告成立，中央任命罗瑞卿任部长，杨奇清任副部长。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举行期间，杨奇清全程参加并负责保卫工作。他成立了一个“政协临时保卫大队”，并分派给北平市公安局4项保卫任务：负责中南海外围、北京饭店、华安饭店、六国饭店等政协代表和首长驻地的安全，以及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驻地的警卫；负责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故宫、太庙、国民大戏院、大华剧院、美琪影院等代表和首长活动场地的安全警卫；负责中南海书记处驻地的防空警卫；负责首长和代表外出活动路线的警卫……
杨奇清还负责选择开国大典阅兵地址。由他带领一批干部找了几处地方，最后将西苑机场和天安门广场进行比较：西苑机场有宽阔的跑道，也没有阻碍交通的弊端。而长安街只能并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装甲车2路纵队，很难显示出气势。但西苑机场没有阅兵台，临时搭建又太仓促，就算搭建出来也无法和天安门的壮丽雄伟相比。再者，西苑机场远离市区，数十万参加典礼的群众往返是个不小的负担。杨奇清等最终选择了地处市中心，四通八达，易于军队、群众集中和疏散的天安门广场。这个选择经罗瑞卿同意后呈报中央。
此时，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潜伏在北平的徐宗尧等特务组织负责人分别发出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共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即，敌情异常严重。杨奇清主持制定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又召集有关同志再一次细致审查方案的细节。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大家再来钻钻空子，咱们自己将存在的空子都给钻了，敌人再想钻空子也钻不成了嘛！好吧，请大家畅所欲言。”
然而，与会者大都认为这个方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万无一失，并强调“由于任务明确，心中有底，保证能够圆满完成”。杨奇清听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是请你们来挑刺的，不是请你们来唱赞歌的。我们的保卫方案必须过细、再过细，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并预先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与会者不禁面面相觑：这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呀！这时，杨奇清提及对有关国民党特务人员的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李广祥处长汇报了对国民党潜伏特务采取政策攻心的情况，表示将利用自首的特务人员去摸清和掌握其他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和动态……“老李呀，你说的这条就是对方案的一个补充嘛！从隐蔽战线的角度发挥作用，将我们的眼睛安在敌人身上，只要敌人一抬起屁股我们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就能防患于未然。”随后，大家又一致认为：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更加完善了，关键在于我们的干警具体操作的水平。一个再好的方案如果具体操作得不好，就可能影响全局，甚至把方案给搞砸了！杨奇清当即肯定:“你们说到了点子上。具体操作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方案实施的成败。而具体操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我们的每一个民警，将各自的工作认真地去做好，在每个环节上都做得深入、细致。”
散会时，已是月华如银。杨奇清又让司机送他去天安门，实地检查一下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路线及各保卫工作人员的具体岗位，他要求：从现在起，停车场四周就要开始警戒，而且将警戒范围扩大，任何人没有“特许证”一律不准进入；明天请部队派工兵来探测检查，每一寸地面都不能放过，不能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然后实行封闭；10月1日那天，几个关键位置再各增加一个岗哨，特别关键的位置设双岗，实行双向警戒……
开国大典前，共侦破重大反革命案件和潜伏特务案件100余起，基本摧毁国民党在北平潜伏的反动组织。同时整治交通繁华地段治安秩序，清理摊贩，使北平市的面貌大为改观。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进行得非常顺利，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保卫毛泽东访苏专列
1949年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访苏。这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毛泽东决定此前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这是新中国领袖首次外事出访。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及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时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强调说:“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你们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主席和代表团安全的重任呀！”随即定出一个保卫毛泽东访苏专列的方案。周恩来还决定，成立一个主席专列保卫小组，由杨奇清担任组长、滕代远担任副组长，罗瑞卿主要抓肃反工作。全面保卫工作由杨奇清负责；专列和铁路系统由铁道部负责；沿线车站人员，凡有嫌疑者，一律调离；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须严格审查，经铁路局党委书记签字后报滕代远批准。
正当毛主席要动身之前突然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中央要求公安部限期破案。于是，杨奇清亲自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如期将号称“万能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
毛泽东出访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召见杨奇清:“主席专列出发以后，你要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通报。为了做到高度保密，主席的专列所经之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律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从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并加重语气叮嘱：“奇清同志，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杨奇清起身，坚定而响亮地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
12月6日18时，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里3辆列车静静地停放在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晚7时，杨奇清与滕代远先行到车站再次安全检查。不久，周恩来和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认为满意。20时30分许，毛泽东乘小车来到火车站，上了专列。罗瑞卿、杨奇清与滕代远等跟着上了专列。21时整，主席专列“9002”次徐徐启动，向站外开去。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
列车到达天津站，停车后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罗瑞卿嗔怪说：“你们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站在一边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叫人把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一颗长满铁锈的旧弹，不可能再爆炸了。后来查明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严格的检查中，天津铁路局杨村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这些都已及时被排除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量了一下，决定他临时在天津站下车，此事查彻。临别时，罗瑞卿说：“我下去后，车上的警卫工作你多费心，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行至山海关时，毛泽东想下去游览一会儿，杨奇清与滕代远默不作声。毛泽东问：“怎么，不批准？” 杨奇清说：“主席这次出行，中央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我们没有权力违反。主席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滕代远又补上一句：“主席，我们是为了您的安全和代表团的安全着想……”毛泽东笑了起来：“知道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我的安全由你们负责，听你们的好喽！没得办法。”列车到达山海关站后停车，加煤加水并更换机车，机车乘务人员在此换乘。毛泽东游览山海关的愿望，在杨奇清、滕代远等开小会商议后成行。杨奇清见主席要下车，忙对汪东兴说：“外面风大，您帮主席加点衣服！”然后又与滕代远打了个招呼，便第一个走下了专列。
其时，蒋介石已通过潜入莫斯科的间谍及其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获知毛泽东的行踪，当即下令给毛人凤：“你马上电令大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干掉毛泽东和他的专列！你要立刻派出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东北督战，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准失败。”毛人凤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为保密局特派员，派专机将其空投哈尔滨双城林场，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头，针对毛泽东的专列即速实施“ABC”三套作战方案。台湾保密局同时将这一命令以密电发给隐蔽在哈尔滨郊外山林中一幢小洋楼里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
这份密电被我公安部电讯组截获，火速将密电译文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地对罗瑞卿说：“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对奇清同志他们保卫主席的安全工作十分不利。瑞卿同志，你立即通知奇清同志，请他根据敌情的变化，相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防范措施，全权处理所有突发事件。一定要确保主席的绝对安全！”
专列上，杨奇清接到了罗瑞卿所传达的总理指示电话后，便与滕代远商量：“主席要思考和处理全国的大事，罗部长转告总理的指示是由我们全权处置所有突发事件，我看是不是先不要去惊动主席？”滕代远表示赞同。杨又说:“我想台湾保密局现在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无非是动用地面潜伏的敌特组织，再加上空投特务督战罢了。对他们的地面力量嘛，我马上电令东北各地公安局，对所管辖地区铁路的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个一网打尽。对他们的空投特务嘛，来个发动群众，军民结合，全面监视，随时准备接待——”很快，台湾保密局特派员上校处长张大平落进了由哈尔滨市公安局设下的包围圈，束手被擒，连夜受审。哈尔滨市公安局查清了他的具体行动方案，一举破获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人员。
杨奇清当即向主席报捷。毛泽东高兴而风趣地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保密局是‘机关算尽’，可是碰到你们公安部，却‘反误了卿卿性命’。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喽！”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换上了1861号蒸汽机车担当牵引任务后继续前行。经过3天3夜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杨奇清、滕代远分别与苏联保卫部门负责人、苏方铁道总局负责人交接有关工作后，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认真仔细地进行查看，直到完全放心后才走下列车，命令我方人员马上开始搬运行李等物品……
毛泽东大步走下车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前来迎接。这时，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苏联仪仗队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杨奇清、滕代远等握手说：“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
杨奇清、滕代远随即向地方公安部门和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布置任务，要求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主席专列返回的任务，确保回京安全。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访苏启程回国。由于苏方提供了认真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使毛泽东这次出访十分顺利。3月4日20时，毛泽东一行安全回到首都北京。
保卫第一个国庆节集会
1950年9月28日，负责建国后首个国庆节安保工作的罗瑞卿和杨奇清，神色凝重地携带刚截获的自北京东单国际邮局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快件，匆匆赶往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
信件是用日文写的:“CI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落款是“山口隆一”。邮件里面有一个便条，用英语写着“Important information”（即“重要情报”），便条上还有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广场草图，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画面上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周恩来仔细看完这份信件后感到敌情重大，立即下令：事不宜迟，迅速破案。杨奇清当即决定：侦查工作进入一级战备，坚决把这伙狂妄至极的敌人消灭在“十一”庆典之前。
公安部门掌握的资料中显示：山口隆一，日本人，多国职业间谍，中文名“刘逸”。1946年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通过意大利人李安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情报。公开身份是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原来，在开国大典举行的第二天，美国驻原“中华民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包瑞德就邀请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及其夫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以及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等人，以共进晚餐为名密谋了疯狂罪恶计划，他们企图在中国的下一个国庆日，待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再次登上天安门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城楼——根据目标和射击位置计算，在有效射程和发射角度内，仅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就为120平方米，足以将天安门主席台摧毁。早在1950年4月，公安部就获悉重要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编织一个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间谍包围圈”，他们与中国境内的间谍们和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颠覆新中国的活动。
此时距1950年国庆节的时间很近，按说已有山口隆一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就应马上抓捕，但时机还不成熟。炮击天安门这么大的计划，单凭山口隆一一人根本无法实施，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间谍组织。于是，凡山口隆一常去的地方都进入侦查人员视线。
经过跟踪调查，和山口隆一经常接触的几个重点怀疑对象被牵了出来。这些人都是李安东在北京发展的情报员，他们搜集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通过李安东报给美国情报机关。不久，侦察到包瑞德给李安东的间谍组织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这时，间谍组织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已确凿，杨奇清下达立即抓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国际间谍的命令，有关罪犯先后落网并被法办。
保卫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1954年8月，杨奇清再次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工主管侦查、文保、预审等工作。
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拟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重大外交活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破坏分子，力图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紧急制订了一个“消灭中共政府代表团”的计划。
公安部收到了来自海外的相关情报。中央决定杨奇清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前去，负责安全保卫与情报工作。杨奇清还建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参加。
很快，杨奇清调集了有关会议及其举行地印度尼西亚万隆的资料、有关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客机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资料，仔细研究后制订了一个完整的保卫方案，然后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和陈毅汇报。又报告了公安部刚获悉的几方面情报：美国雇用的特工人员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组织已纠结在一起，由台湾保密局的少壮派将领、情报局督察室主任叶翔之坐镇香港指挥，目标就是破坏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以达到谋杀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的罪恶目的。陈毅动怒地站了起来，愤愤地说：“又是阴谋诡计，暗杀破坏！这帮龟儿子，硬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啊！”周恩来冷冷一笑，风趣地说：“他们呀，就爱搞这一套吓人战术，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喽！”
于是，周恩来派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通报紧急情况，告知中国政府代表团等一行11人，将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请其转告香港当局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行动；同时，又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将上述情况再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并派专人通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 为此，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乘两架飞机：由“克什米尔公主号”承载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国、董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人，从香港起飞。而周恩来、陈毅、杨奇清等人先乘车去昆明，从那里登上“空中霸王号”飞机，应吴努总理的邀请，飞抵缅甸，进行访问，并就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然后再由缅甸飞往印尼万隆。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北婆洲沙捞越海面上空突然爆炸，飞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越南、波兰、奥地利的工作人员共11名乘客、以及4名机组成员罹难。后来查明了飞机爆炸的事实真相：叶翔之指挥“香港情报站”特务周梓铭（又名周驹）在机翼油箱放置了定时炸弹。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缅甸仰光后，周恩来非常震惊，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认真追查惩办凶手。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和严正交涉下，先后搜捕了在香港活动的国民党特务。
但是，当中缅领导人会谈结束后，乘载周恩来一行的印度“空中霸王号”机组成员人心惶惶，拒绝再送中国政府代表团飞往万隆，害怕遭受“克什米尔公主号”同样的厄运。杨奇清带着代表团的翻译去找机长阿里和机组成员逐个谈话，他平易近人的姿态、亲切和蔼的语言使对方大受感动，认识到安全运送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职责的义不容辞——他们的祖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次亚非会议也关系到其国利益。最终他们向杨奇清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安全完成飞行任务，还检举了机组电台台长对中国政府代表团严重怀有敌意。其实，杨奇清早已秘密安排保卫人员暗中监视这位电台台长的一举一动。
根据敌情和第二天中午将遇到强台风的气象预报，杨奇清建议：改变原定日程，所有代表团成员连夜登机飞往万隆。周恩来和陈毅采纳了此建议，机组成员也欣然从命。
吴努等缅方政府要员赶来送行并举行了简短、真挚的欢送仪式，吴努握着周总理的手，表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
4月26日，“空中霸王号”飞抵雅加达，而叶翔之并未料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座机会提前在雅加达降落，也就未作布置。为防意外，确保安全，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住宿一晚。翌日代表团仍坐飞机抵达万隆。
此刻的万隆机场已失去往日的安宁，笼罩着一片杀机。机场一侧聚集着一群以华侨身份出现的捣乱分子，他们打着写有“红色中共滚回去！”的横幅和标语，喊着辱骂中共的口号：“不要铁幕中共！”“中华民国好！”有的捣乱分子还夺下欢迎人群中高举的五星红旗，用火点燃，气焰十分嚣张。而混在人群中的几个台湾保密局的杀手身上都藏着上好了子弹的手枪，等待行动指示。这场闹剧的指挥者——叶翔之正坐在一间可以远观机场的房子里，用望远镜盯着机场的动静。他感到今天机场的军警比平常多了两倍。而杀手们所在位置离飞机降落处太远，一旦开枪难以保证命中目标，且枪声一响开枪者必被包围，难以逃脱。他决定改为从机场到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榻处的途中行刺，第一目标就是周恩来。
不料，“空中霸王号”一降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便按照杨奇清的电讯要求准备好了3台同一颜色、同一型号，都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而杨奇清趁着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进步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涌上前来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献花之际，出人意料地请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坐进了第一辆轿车，旋即请周恩来和陈毅坐进了第三辆轿车，自己则坐进了第二辆轿车，然后用对讲器指挥三辆轿车向机场外面驶去。
叶翔之在那间房子里用望远镜捕捉到了周恩来和陈毅进入第三辆轿车的镜头，马上向已在沿途埋伏的杀手们发出行刺第三辆轿车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命令。但是，杨奇清不断地指挥三辆轿车交换行驶队形，不按预定顺序行驶，任意超车，时前时后，加上3辆轿车外观一模一样，叫杀手们又如何分得清一、二、三？叶翔之没料到杨奇清会有这一招，自然弄不清目标周恩来到底坐在哪一辆轿车中，也就不敢发出开枪的命令。
会议期间有位进步华侨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写去匿名信揭露“二十六人暗杀团”的阴谋：“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共26人，我是其中一个成员。每人发一支无声手枪、一把匕首，已开过4次会。叶翔之向每一个暗杀团成员许诺：暗杀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或破坏一辆中共代表团乘坐的交通工具，赏20万印尼盾；刺杀了周恩来则加倍，赏40万印尼盾。”
对此，杨奇清制订了新的保卫方案，摈弃消极防御，改为主动出击。一是再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递交备忘录，揭露敌人的阴谋，依靠印尼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保卫措施。二是拜访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和当地进步华侨组织。印尼方面立即派出了20多人的保卫小组，指定最可靠的司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开车，还挑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保安人员交由杨奇清指挥，日夜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驻地外面巡逻站岗。杨奇清又将此事通知印尼当局，促使当局采取行动，对“二十六人暗杀团”进行调查和逮捕，使得杀手们无暇顾及所担负的行刺任务。同时，他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明确职责分工，要求代表团代表、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各司其职，不得有误——具体由新闻记者负责外围；代表团成员负责中层；警卫人员和译电员负责内层随身警卫，务必保证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总理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周总理走到哪里，作为安全保卫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杨奇清就跟到哪里。为了促使会议开得成功，总理白天一有时间不是到各代表团访问就是同华侨、记者交谈，夜里批阅文件和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杨奇清只有当总理在住地办公时才能稍稍休息，睡觉的时间更少。以至回国后他晚上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