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14日，北京大雪纷飞。
　　一架慢悠悠的小骡车，穿过东边的朝阳门，出了北京城，走小路往天津行去。
　　驾车的30岁上下，留着八字胡，戴金边眼镜，一身长袍马褂，手提包里装着几册账本，自称是个“会计”。
　　车棚里，坐着他的“老板”，“老板”40多岁，寡言少语，闭目养神，空负一天雪景。
　　老板叫陈独秀，会计是李大钊，两人都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
　　出了门，车马稀少了，他们才开始交谈。电影《建党伟业》，重现了这一场景。
　　“仲甫，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好，你北我南，咱们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陈独秀抵达上海之后，开始筹建组织，期间还去信询问李大钊，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李大钊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光阴按下快进，回首已是百年。

独秀先生转向

　　陈独秀，天生一个革命家，性格暴烈，思想锐利，雷厉风行。
　　190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是他伙同邹容、张继，一刀剪掉了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挂在房梁上示众，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随后三人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
　　1903年4月一回国，当月他就参加了“驱俄运动”，抗议俄国不遵守条约从东北撤军。在家乡安庆，他激情演说，引发满座唏嘘。
　　他作诗道：“男儿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1906年，清朝缉捕革命党，陈独秀的名字出现于两江总督端方的缉拿名册中，他再次赴日，避难读书。
　　1909年回国后，他在杭州教书，饮酒吟诗，悠游岁月，但武昌起义一打响，他又投身政治，和安徽都督柏文蔚一起，治理安徽，谋求改革。
　　1913年，专注于政党政治的宋教仁被暗杀，证据链指向袁世凯，孙中山举起了“二次革命”义旗，柏文蔚和陈独秀响应，宣布安徽独立。陈独秀在芜湖被与柏文蔚有矛盾的龚振鹏逮捕，后者贴出布告，要把他枪决。
　　陈独秀说：“要枪决，就快点罢！”
　　幸好此时芜湖还有张永正一支军队，张永正扬言如果龚振鹏敢杀陈独秀，他就率兵拼命，龚振鹏只得放人。
　　袁世凯军队控制安徽之后，将陈独秀列为第一要犯，陈独秀逃往上海，三度赴日。
　　1915年6月20日，他又回来了，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随后5年里，他一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跑到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传单，被密探逮捕，入狱96天后才被救出。
　　出狱后，还在不得离京的保释期内，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之邀，南下上海筹备西南大学。隨后他又经胡适推荐，前往武汉，参加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典礼。
　　在武汉期间，他应邀四处演讲，革命言论让湖北官吏“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2月7日，陈独秀离汉回京。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名声实在太大，他的演讲活动被广泛报道，北京警方这才注意到保释犯人擅自离京，势必再度缉拿。
　　于是就有了乔装打扮，骡车出城的一幕。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认真研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他是最精深也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性格温和，谦谦君子，不是一个具有强大煽动技能的人。想要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缺的就是陈独秀这样一个名望巨大、风风火火的伙伴。
　　而陈独秀在北京入狱，思想随之发生转折。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所宣扬的一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出狱之后，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11月12日，他发表了两篇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和《告北京劳动界》。

他认识到了民主具有阶级性，这是对过去自己宣扬的西方民主主义所进行的本质剖析。本质剖析所揭露的是西方民主包含的虚伪性。

　　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他强调民主不是专指政治，而是包含政治与社会经济两方面，“社会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
　　此时的思想，背后的暗线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更能发现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其实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向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
　　他认识到了民主具有阶级性，这是对过去自己宣扬的西方民主主义所进行的本质剖析。本质剖析所揭露的是西方民主包含的虚伪性。
　　“财产工商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上，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于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这时候它就会翻过手来，压服要求民主的“无产劳动阶级”。
　　民主是一种统治工具—陈独秀前所未有地发现了背后的真谛，辩证法融入了他的思维方式当中。
　　陈独秀开始变了一个人。

小报历史观

　　对于陈独秀的转向，一直主张西方自由主义的胡适深为惋惜。
　　胡适认为，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在狱中读《圣经》、受到基督教思想启发的结果，他需要一个新宗教，于是折向了“共产主义新宗教”—这真是难以理解的逻辑，一个人，静心研究了宗教A，然后转向了他从未研究过的坚决反对宗教A的“宗教”B。
　　这一点，不谈也罢。
　　胡适认为，直接诱发陈独秀转变的因素，是4月8日北大解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改聘为教授。 　　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目光，不能不被俄国革命所吸引。人们发现，在多年来孜孜以求、日日探索但却没有实行办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新的替代方案。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1899年就已经被中国的报刊提及，1905年，同盟会会员朱执信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内容。
　　吴玉章先生1903年在日本就已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但“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就放过去了”。
　　这是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普遍遭遇。没有事实作为附着物，学说往往就难以成为迫切需要。
　　而五四运动前后，有了俄国革命这样一个事实。

从此中国精英就认识到，过去的一切改良和革命，都是试图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缘木求鱼。

　　第四，马克思主义恰好又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获得了现实印证。
　　工人阶级登场了。五四运动爆发前两天，济南有3000多工人举行演说大会，反对日本侵占青岛。
　　5月4日以后，北京、上海等各地都有許多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6月3日，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在街头进行爱国宣传的学生千余人，工人的援助也迅猛而至。
　　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首先举行罢工，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投入斗争；6月10日，上海全市罢工工人达11万多人。
　　继上海之后，唐山京奉铁路3000余工人、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天津的人力车夫和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纷纷举行了爱国罢工。
　　其它许多城市，如济南、南京、长沙、武汉、芜湖、无锡、厦门、安庆等地工人，也大多参加了集会、请愿、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爱国斗争。
　　6月9日，上海军政当局急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接受民众主张，平息工人罢工，以免“铸成大乱”。
　　次日，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发出急电：“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后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且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全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响应和坚决斗争是分不开的。
　　他们斗争立场的坚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斗争取得的成果，震撼了知识分子。
　　过去，知识分子们在书斋里的研究，在报章上的战斗，改变了思想但无法改变现实。站立在五四运动的学生后面的工人力量，让他们看到，其实现实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思想必须走出书斋，去和实践相结合。
　　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骂不死，只有物质力量，才能摧毁他们。100年前，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骡车谈话，执手告别，就是这种认识转变的标志性意象。
　　从此中国精英就认识到，过去的一切改良和革命，都是试图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缘木求鱼。
　　改变生产关系，就要进行社会革命。
　　“南陈北李”分别17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