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结婚，要是场面小了多没面子；再说了，我这些年随出去的份子钱总得收回来吧？”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农镇党委书记谭立伟听说该镇新乡村一名党员准备为女儿大办婚礼，随即找这名党员谈话，但这名党员一开始很不以为然。
　　“我就提醒他，作为党员，必须遵守党规党纪。我又找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应条款向他解释，严肃批评了他的错误想法。经过谈话，这名党员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打消了大办女儿婚事的念头。”谭立伟说，对于党员干部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进行提示性谈话很有必要。
　　这是哈尔滨市运用“谈话函询”处置方式过程中的一个案例。
　　通过与几名纪检工作者和曾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交流，本刊记者发现，面对组织的“谈话函询”，作为当事人的党员干部常有不同的心理表现，认识程度也有所不同。
　　“面对‘谈话函询’，多数同志都能严肃认真对待，坦诚做出说明，感谢组织提醒，但在接到‘谈话函询’通知时，有些人会产生抵触情绪。”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有的党员干部在接到“谈话函询”通知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又没违纪，纪委为啥找我谈话？”
　　他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2016年，某镇要建一栋商业服务综合楼，很多开发商得知消息后，都想拿下这个项目。由于工程建设领域的违纪甚至违法问题高发，为了防患于未然，县纪委约请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副镇长前来谈话。“他在电话里就问，为啥找他谈话；来到谈话室后也是满脸的委屈。我们告诉他，找你来是谈话提醒，给你敲敲‘警钟’，不要跟开发商走得太近，把握好尺度。我们给他解释完，他心里的疑虑才消除。”
　　记者了解到，面对“谈话函询”，当事的党员干部有一种常见心理就是觉得委屈。而当纪检部门需要找当事人核实举报信相关情况时，相关党员干部也常常产生“组织上不信任我”的消极情绪。
　　一位曾被举报有“生活作风问题”的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某告诉记者，接到谈话通知时，就觉得泄气了。“我这么拼命干工作，被人写信诬陷后，组织上也不信任我，这工作干得还有啥意思？”但是，这次谈话的结果却出乎张某的意料。通过谈话，张某借机澄清了举报信中的相关问题，也明白了这不是組织对自己不信任，而是一种关爱。终于洗清了“污点”，张某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儿了。
　　对于“谈话函询”，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不敢掉以轻心，但也有人存在着敷衍了事的侥幸心理。一位不愿透露职务和姓名的党员干部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接受函询的经历。2016年年初，他接到县纪委的函询督办单，要求他对在下属单位报销差旅费的情况做出解释。“一方面因为时间过了很久，有些具体问题已经记不太清了；另一方面，也怕交代了这些情况会影响我在单位的威信，所以就随便写了几条。”因为没有如实交代问题，他随后再次被县纪委找去面谈。“纪委领导给我讲了几个因小不廉而酿成大错的落马官员的典型案例，又对我严肃指出敷衍塞责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使我意识到组织找我谈话的重要性。回去之后，我把账目一笔一笔都找了出来，根据回忆认真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和检讨书，并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廉洁自律、防微杜渐。”
　　据纪检部门的同志介绍，除上述几种较为常见的心理之外，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对“谈话函询”不领情、不思过、不改正，认为是组织跟自己过不去，有的甚至恼羞成怒，跟组织耍脾气。也有的听说纪委来电话就心里“发毛”，担心被“双规”，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与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见面谈话，对未澄清的问题及时函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妥之处与错误问题进行批评指正，对涉嫌违纪问题及时处理……对不少党员干部来说，可能不大习惯、不大自在甚至有相当大的压力，而这恰恰是需要面对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