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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献公布学和文献编纂学作为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前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从以苏联为效仿对象的文献公布学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编纂学，体现了这一学科从“削足适履”到“量体裁衣”的发展路径。对这一变化过程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文献公布学；文献编纂学；苏联经验；史料编纂
分类号：G270
From "Document Publication" to "Document Compilation"——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1949—1966）
Yan 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Document publication and document compilation， as the predecessors of Chines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shift from document publication studies that imitated the Soviet Union to document compilatio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is discipline from "cutting the right foot" to"tailoring". A historical inspection of this changing process will help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Keywords：Document Publication； Document Compilation； Soviet Union Experience； Compilation ofHistoricalMaterials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档案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前身，文献公布学和文献编纂学构成了这一门学科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界和史学界对于档案是历史研究最真实可靠的史料有了更科学的认知，进而促进了档案的公布、编研与出版，也促进了这一知识体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与研究。但目前对改革开放前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仍有很多留白，其中即包括对其分支学科“前世”的系统梳理。笔者在研究中国档案学科体系建构时，有幸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和档案学院资料室发现了一批珍贵资料，这些泛黄的纸页诉说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最初是如何建构的。本文尝试根据这些资料，从学科视角透视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的学理转变，以增强我们对档案编研开发的些许思考。
1“文献公布学”的由来及成果
1.1《苏联文献公布学》的“镜像效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受苏联影响较大。1954年，苏联历史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将“苏联文献公布学”作为第一届研究生的主讲科目之一。1955年，韩玉梅等将“苏联文献公布学”讲义翻译出版，供中国文献公布学研究之效仿。《苏联文献公布学》[1]主要研究了文献公布学的对象与历史、公布文件的原则与方法等内容，目的在于将档案通过原文或汇编的形式予以公布，提供社会利用。书中还对公布文件从选择到拟题、从考证到注释、从编辑出版说明到附注索引附录等内容进行了十分详细的阐述，堪称指南。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又出版了《文献公布学课程提纲》[2]。但该提纲实际上仍是苏联文献公布学的课程大纲，论述了苏联文献公布的理论与方法。
按照苏联模式，195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设立文献公布学教研室[3]。1956年，教研室研究员编写了《中国文献公布学》[4]一书，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文献公布学的首次系统研究。同年9月，另一版本的《文献公布学》[5]应运而生。两版著作中将文献公布学定位为一门历史学的辅助科目，为历史科学服务；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课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1955年至1958年间，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文献公布学完成了两次教学任务[6]，积累了约计百万字材料，其中卡片材料近34万字，编、译印资料66万字。[7]为进一步促进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1957年，文献公布学教研室翻译了苏联阿·阿·希洛夫的《文獻公布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文件公布》[8]，以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档案管理总局、苏联国立历史档案学院编写的《历史文件公布条例》。1958年，历史档案系编辑出版了《文献公布学参考资料》第一至七辑[9]，收录了众多苏联档案学家有关文献公布的论著。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
1.2“文献公布学”的研究成果
文献公布学设定之初，其研究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历史部分，二是原则与方法部分。历史部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重在研究我国文献公布工作的产生及其在历朝历代的发展历程，对各时期文献公布的特点、目的、方法和作用等进行分析与评价，并结合文献公布所属时期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与阶级关系的分析，批判地看待历史上的文献公布行为及其方法与原则，以正确认识我国文献公布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规律。原则与方法部分重在研究文献公布的具体流程，如文献公布的形式、题目的选择、文献的查找与挑选、正文的选择和转达、文件考证材料的提供、注释的编写、序言和出版说明等解释性文字的介绍、文献公布编纂格式的说明等内容。我国发展文献公布学的目的就在于将文献公布实践系统总结为理论，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将文献公布的原则和方法上升到理论化的水平，以提高文献公布的效率和质量。因此，文献公布学是在实际文献公布工作开展的需求下而逐步产生与发展的。 2由“公布学”转向“编纂学”
2.1档案编纂经验的积累
1959年，曾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事文献编纂工作的张德泽根据明清档案馆史料编纂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将档案编纂从选题、挑选与集中、标点校对、标题拟定、审查删减与考证注释、史料的分类编排、参考工具的编制、序言与凡例的书写、复查与最后的付印等工作程序加以研究，供从事史料编辑相关研究之商榷，以提高出版史料的水平。[10]同一时期，单士魁与单士元在文献编纂方面也颇有建树。单士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的高足，深具史料学研究功底，曾任《文献丛编》主编。单士魁是民国大学国文系肄业生，曾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批职员和文献馆科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任职于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文献编纂组，开展文献编纂研究，总结编纂经验。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利用档案资料编写專题性汇编成为各档案馆工作的常态。其间，各级档案馆出版了总计千万余字的档案汇编成果（表1）。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清代中央各部院衙门档案时，将有关清代中央国家机关设置、职掌、组织机构、官员编制和历史沿革等资料汇集起来，编成《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为政治制度史和国家机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2.2“编纂学”的确立
鉴于各级各地档案馆历史档案编纂实践的开展，加之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源远流长，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档案鉴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能将档案完全公布，这促成了我国逐渐从“公布学”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编纂学”。而这一学科名称的确定也历经波折，从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再到改革开放后档案文献学、档案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字词的删增与组合体现了研究者对这一科目关涉内容的综合考量。
从“公布学”到“编纂学”的转折当属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文献编纂学讲义》[12]。该讲义讨论了我国文献编纂工作的产生与在旧中国的发展、文献编纂的性质与任务、文献史料的搜集与选材以及编纂加工各环节等内容，明确了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文献史料学等其他专门学科的不同之处。以讲义为基础，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写了《文献编纂学讲稿》[13]，将编纂活动的原则和方法予以细化。书中将编纂学的特有矛盾界定为“研究解决文件史料的浩繁、分散、副本不多的状况与人们要求按一定题目正确和广泛利用文件史料之间的矛盾”[14]。为解决这一矛盾，既要批判性地继承我国历史上的文献编纂经验遗产，又要研究外国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我国现代化的文献编纂学科目。书中还对文献编纂学与其他科目的关系进行辨析：因编纂文献史料，需要按照一定的题目反映一定的历史事件，而对历史事件本来面目的追溯也是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因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编纂者需对所选的史料进行内容和价值的甄别，而这又是史料学和考据学的主要任务；因在文献编纂中，要了解和确定文件的种类，剖析文书中各种标记的意义和作用，这就需要对文书学有所掌握；另外，如要确定已出版文件史料的版本信息，就需要版本学的知识；在挑选编纂合适的档案史料时，也需要利用档案管理学和目录学的相关知识；在正式从事文献编纂工作时还需要具有编辑学和出版学的相关理论。由此，文献编纂学与其他学科的系统融合十分必要。
3“文献编纂学”的逐渐发展
3.1参考资料的编写
为促进文献编纂学进一步发展，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出版了《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15]。其中收录了大量出版学、历史学论著，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编辑与出版》、陈克寒的《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元皓的《试论鲁迅杂文的标题》等。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历史学家，侧面印证了历史研究的需要促进了史料编纂学的研究。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又汇编出版了《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16]。其中既有文献编纂工作经验总结类的文章，如林言椒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严中平的《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也有关于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如荣孟源的《文献编纂学诸问题》、南京史料处的《历史档案资料的编辑方法》；还有关于特殊种类、某一专题史料编纂的研究，如洪葭管的《整理金融史料的初步体会》、胡思庸的《林文忠公家书考伪》；以及关于文献编纂各环节的研究，如吴瑞武的《从选题谈起》、胡文龙的《话书序》。这些均为文献编纂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参考。
3.2各领域文献编纂活动的补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领域的文献编纂实践促进了文献编纂学理论发展。在史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京成立了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史料编纂委员会，主要进行太平天国文献的编辑加工，其编纂对象起初仅限于南京市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中所陈文献，但随着太平天国研究热潮持续发展，太平天国史料在全国范围陆续被发现，尤其是当时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中大量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太平天国史料编纂计划进一步扩大。罗尔纲根据工作经验写作了《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编纂和出版》，总结了太平天国资料编纂的原则、方法以及最终《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的编辑过程。在史学研究中，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史料的发现与挖掘，对于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期，明清史料编纂呈现繁荣景象（表2）。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东北图书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等对所藏明清档案进行系统编纂，“形成了建国后编纂出版明清档案史料的第一次高潮”[17]。正因文献编纂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文献编纂学的研究成果除发表在档案学刊物之外，1954年创刊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也成了档案史料编纂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经济史料汇编成为文献编纂的重点。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等成果纷纷涌现，加之一些企业、家族集团的发展史，如《北京同仁堂》等回忆录性质史料编纂成果的出版，极大丰富了文献编纂成果，也为文献编纂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素材。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经济史料编纂小组相继成立，加强了地方经济史料的编纂工作。如1954年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组，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编纂。经济史料编纂的开展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 3.3博采群智的编纂学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献编纂学在研究中吸收了有关专家，尤其是史学家如荣孟源、罗尔纲、张舜徽、翦伯赞，经济学家如严中平、彭泽益等学者的相关著述理念，对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史料编纂经验予以理论性探讨。彭泽益还于1962年11月20日和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作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述了经济史资料编纂的特点、方法和现有的几种编辑体例，以及利用地方志、官书和档案整理经济史资料中存在的问题。1963年2月至5月期间，曹喜琛在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从事三个月的史料编纂实习，荣孟源就是其实习指导老师。曹喜琛将荣孟源为其讲授文献编纂学若干问题时所作笔记整理成《编纂<致荣禄信稿>之管见发凡》[18]一文，论述了荣孟源“竭泽而渔”与“选其精华”、“多闻阙疑”与实事求是、“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的史料编纂原则。这些学者的研究对文献编纂学的深化起到了十分有益的补充。
4从“公布”到“编纂”的学理审视
4.1学科发展从“削足适履”到“量体裁衣”
20世纪50年代，我国档案学界受苏联文献公布学的影响，从效仿苏联模式开始研究我国文献公布的历史、原则与方法，试图将其构建成档案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对照《苏联文献公布学》的内容与体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课程提纲》实则仍为苏联文献公布理论与方法的浓缩，用于最早的教学研究。随即编写的两份“中国版”《文献公布学》，其研究内容多套用苏联文献公布的有关论著，并效仿苏联对文献公布学进行“双重定位”。尽管在历史部分重点研究了我国历朝历代的文献公布情况，稍具中国特色；但在原则与方法部分仍以苏联为蓝本对我国的文献公布流程进行具体研究，尤其是对党性与阶级性的强调，无不镌刻着苏联的烙印。这种以中国之“足”适苏联之“履”的做法终究不合体，难免本末倒置。无论彼时苏联的文献公布多么成熟与先进，中国在研究借鉴时，还必须就自身实事进行衡量。
20世纪60年代，鉴于我国史料编纂经验的积累，加之各档案馆的鉴定工作仍不成熟，我国逐渐抛弃了“公布”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编纂”的内涵。此时，我国开始根据自身实事之“体”裁编纂学研究之“衣”，使得“量体之尺”与“裁出之衣”都具有了中国特色。1961年的《文献编纂学讲义》和1963年的《文献编纂学讲稿》开始将文献编纂学真正作为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非历史学的辅助科目，并运用矛盾论思想从古今中外的文献编纂经验出发，借鉴其他相关科目的知识，来发展我国现代化的文献编纂学。
4.2学术借鉴从“一体多源”到“多元一体”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研究文献公布学时以苏联为蓝本，实际上秉承了“一体多源”的原則，以苏联文献公布学这“一体”为借鉴与参照对象，从研究术语到知识体系都以之为准则，对其他国家经验及我国的历史遗产挖掘不深。尽管创刊于1960年的《外国档案工作简讯》不时刊登有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文献公布研究的成果，可谓是“多源”，但这种“多源”是以苏联为“一体”主导下的“多源”，其中的局限与偏见可想而知。另外，文献公布学历史部分研究虽然对我国文献公布工作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探索，但这种探索主要以阶级分析为准绳，而致使其中的历史遗产未得到充分发掘。
从“公布”转向“编纂”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文件史料的浩繁与利用需求的广泛之间的矛盾，档案学者认识到要对国内外历史上和现有文献编纂经验进行研究，尤其呼吁重视外国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尽管囿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文献编纂了解甚少，但那时已经认识到要将世界其他国家多元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融于中国文献编纂学的一体化之中，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文献编纂学。此外，档案学者认识到文献编纂与考据学、文书学、版本学、目录学、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密切关联，并积极借鉴史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相关学者基于编纂实践总结的理论、方法合理吸收。
4.3治学理路的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
1949年至1966年无论是文献公布学还是后来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均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将其逐渐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阐释。这种注重实践的特质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档案学人的生活阅历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学者群体，在中国档案学发展史上是一批真正具有档案实践经验的理论研究者，他们从具体的档案工作环节中走来，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苏联理论的熏陶下、在实践经验的摸索中，逐渐具备了理论素养，这种实践与理论兼备的品质使得他们的档案学术研究带有“经世致用之学”“参政建议之考”的功效。此种从经验到理论的治学理路在发展文献编纂学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文献编纂学研究中通过编纂实践经验的总结逐渐明确了文献编纂的形式与选题、文献史料的搜集与选材、编纂加工各环节的任务与分工等。而且诸如张德泽、单士元、单士魁等明清档案工作者在其整理编目过程中也善于将编纂实践予以总结，最终形成一套明清档案文献编纂方法，丰富了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内容。
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并重的治学理路，不仅是文献公布学和文献编纂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诠释并影响了中国档案学研究的价值定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档案学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秉承以实践应用为指引的原则，与社会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由此，档案学“理论性”与“应用性”兼备的属性已根植在“学科基因”之中，并成为当今档案学面对挑战不断发展的学术财富。
*本文系山东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档案金课建设与档案学研究共源视角下的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0Y13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韩玉梅，吕洪宇，苏秀云.苏联文献公布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
[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课程提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5.
[3][7]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公布学教研室规划（初稿）1959—1962》。
[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中国文献公布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6.
[5]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6.
[6]分别为第四届专修科及1958年的研究生课程。
[8][苏]阿·阿·希洛夫著.文獻公布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文件公布[M].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7.
[9]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参考资料（第一辑）—（第七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8.
[10]张德泽.明清档案编辑出版工作方法之商榷[J].档案学研究，1959（5）：137-154.
[11]杨冬权.建国以来各级档案馆编纂出版档案情况分析[C]//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得失研讨会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13.
[1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编纂学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1.
[13][1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编纂学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3.
[15]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2.
[1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学教研室.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3.
[17]朱金甫.建国以来明清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概论[C]//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得失研讨会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4-35.
[18]曹喜琛.编纂《致荣禄信稿》之管见发凡[J].档案学研究，1964（6）：66-72.
关键词：文献公布学；文献编纂学；苏联经验；史料编纂
分类号：G270
From "Document Publication" to "Document Compilation"——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1949—1966）
Yan 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Document publication and document compilation， as the predecessors of Chines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shift from document publication studies that imitated the Soviet Union to document compilatio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is discipline from "cutting the right foot" to"tailoring". A historical inspection of this changing process will help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Keywords：Document Publication； Document Compilation； Soviet Union Experience； Compilation ofHistoricalMaterials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档案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前身，文献公布学和文献编纂学构成了这一门学科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界和史学界对于档案是历史研究最真实可靠的史料有了更科学的认知，进而促进了档案的公布、编研与出版，也促进了这一知识体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与研究。但目前对改革开放前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仍有很多留白，其中即包括对其分支学科“前世”的系统梳理。笔者在研究中国档案学科体系建构时，有幸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和档案学院资料室发现了一批珍贵资料，这些泛黄的纸页诉说了1949年至1966年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最初是如何建构的。本文尝试根据这些资料，从学科视角透视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的学理转变，以增强我们对档案编研开发的些许思考。
1“文献公布学”的由来及成果
1.1《苏联文献公布学》的“镜像效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受苏联影响较大。1954年，苏联历史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将“苏联文献公布学”作为第一届研究生的主讲科目之一。1955年，韩玉梅等将“苏联文献公布学”讲义翻译出版，供中国文献公布学研究之效仿。《苏联文献公布学》[1]主要研究了文献公布学的对象与历史、公布文件的原则与方法等内容，目的在于将档案通过原文或汇编的形式予以公布，提供社会利用。书中还对公布文件从选择到拟题、从考证到注释、从编辑出版说明到附注索引附录等内容进行了十分详细的阐述，堪称指南。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又出版了《文献公布学课程提纲》[2]。但该提纲实际上仍是苏联文献公布学的课程大纲，论述了苏联文献公布的理论与方法。
按照苏联模式，195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设立文献公布学教研室[3]。1956年，教研室研究员编写了《中国文献公布学》[4]一书，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文献公布学的首次系统研究。同年9月，另一版本的《文献公布学》[5]应运而生。两版著作中将文献公布学定位为一门历史学的辅助科目，为历史科学服务；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课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1955年至1958年间，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文献公布学完成了两次教学任务[6]，积累了约计百万字材料，其中卡片材料近34万字，编、译印资料66万字。[7]为进一步促进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1957年，文献公布学教研室翻译了苏联阿·阿·希洛夫的《文獻公布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文件公布》[8]，以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档案管理总局、苏联国立历史档案学院编写的《历史文件公布条例》。1958年，历史档案系编辑出版了《文献公布学参考资料》第一至七辑[9]，收录了众多苏联档案学家有关文献公布的论著。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
1.2“文献公布学”的研究成果
文献公布学设定之初，其研究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历史部分，二是原则与方法部分。历史部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重在研究我国文献公布工作的产生及其在历朝历代的发展历程，对各时期文献公布的特点、目的、方法和作用等进行分析与评价，并结合文献公布所属时期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与阶级关系的分析，批判地看待历史上的文献公布行为及其方法与原则，以正确认识我国文献公布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规律。原则与方法部分重在研究文献公布的具体流程，如文献公布的形式、题目的选择、文献的查找与挑选、正文的选择和转达、文件考证材料的提供、注释的编写、序言和出版说明等解释性文字的介绍、文献公布编纂格式的说明等内容。我国发展文献公布学的目的就在于将文献公布实践系统总结为理论，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将文献公布的原则和方法上升到理论化的水平，以提高文献公布的效率和质量。因此，文献公布学是在实际文献公布工作开展的需求下而逐步产生与发展的。 2由“公布学”转向“编纂学”
2.1档案编纂经验的积累
1959年，曾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事文献编纂工作的张德泽根据明清档案馆史料编纂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将档案编纂从选题、挑选与集中、标点校对、标题拟定、审查删减与考证注释、史料的分类编排、参考工具的编制、序言与凡例的书写、复查与最后的付印等工作程序加以研究，供从事史料编辑相关研究之商榷，以提高出版史料的水平。[10]同一时期，单士魁与单士元在文献编纂方面也颇有建树。单士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的高足，深具史料学研究功底，曾任《文献丛编》主编。单士魁是民国大学国文系肄业生，曾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批职员和文献馆科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任职于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文献编纂组，开展文献编纂研究，总结编纂经验。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利用档案资料编写專题性汇编成为各档案馆工作的常态。其间，各级档案馆出版了总计千万余字的档案汇编成果（表1）。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清代中央各部院衙门档案时，将有关清代中央国家机关设置、职掌、组织机构、官员编制和历史沿革等资料汇集起来，编成《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为政治制度史和国家机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2.2“编纂学”的确立
鉴于各级各地档案馆历史档案编纂实践的开展，加之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源远流长，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档案鉴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能将档案完全公布，这促成了我国逐渐从“公布学”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编纂学”。而这一学科名称的确定也历经波折，从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再到改革开放后档案文献学、档案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字词的删增与组合体现了研究者对这一科目关涉内容的综合考量。
从“公布学”到“编纂学”的转折当属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文献编纂学讲义》[12]。该讲义讨论了我国文献编纂工作的产生与在旧中国的发展、文献编纂的性质与任务、文献史料的搜集与选材以及编纂加工各环节等内容，明确了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文献史料学等其他专门学科的不同之处。以讲义为基础，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写了《文献编纂学讲稿》[13]，将编纂活动的原则和方法予以细化。书中将编纂学的特有矛盾界定为“研究解决文件史料的浩繁、分散、副本不多的状况与人们要求按一定题目正确和广泛利用文件史料之间的矛盾”[14]。为解决这一矛盾，既要批判性地继承我国历史上的文献编纂经验遗产，又要研究外国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我国现代化的文献编纂学科目。书中还对文献编纂学与其他科目的关系进行辨析：因编纂文献史料，需要按照一定的题目反映一定的历史事件，而对历史事件本来面目的追溯也是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因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编纂者需对所选的史料进行内容和价值的甄别，而这又是史料学和考据学的主要任务；因在文献编纂中，要了解和确定文件的种类，剖析文书中各种标记的意义和作用，这就需要对文书学有所掌握；另外，如要确定已出版文件史料的版本信息，就需要版本学的知识；在挑选编纂合适的档案史料时，也需要利用档案管理学和目录学的相关知识；在正式从事文献编纂工作时还需要具有编辑学和出版学的相关理论。由此，文献编纂学与其他学科的系统融合十分必要。
3“文献编纂学”的逐渐发展
3.1参考资料的编写
为促进文献编纂学进一步发展，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出版了《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15]。其中收录了大量出版学、历史学论著，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编辑与出版》、陈克寒的《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元皓的《试论鲁迅杂文的标题》等。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历史学家，侧面印证了历史研究的需要促进了史料编纂学的研究。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又汇编出版了《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16]。其中既有文献编纂工作经验总结类的文章，如林言椒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严中平的《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也有关于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如荣孟源的《文献编纂学诸问题》、南京史料处的《历史档案资料的编辑方法》；还有关于特殊种类、某一专题史料编纂的研究，如洪葭管的《整理金融史料的初步体会》、胡思庸的《林文忠公家书考伪》；以及关于文献编纂各环节的研究，如吴瑞武的《从选题谈起》、胡文龙的《话书序》。这些均为文献编纂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参考。
3.2各领域文献编纂活动的补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领域的文献编纂实践促进了文献编纂学理论发展。在史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京成立了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史料编纂委员会，主要进行太平天国文献的编辑加工，其编纂对象起初仅限于南京市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中所陈文献，但随着太平天国研究热潮持续发展，太平天国史料在全国范围陆续被发现，尤其是当时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中大量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太平天国史料编纂计划进一步扩大。罗尔纲根据工作经验写作了《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编纂和出版》，总结了太平天国资料编纂的原则、方法以及最终《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的编辑过程。在史学研究中，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史料的发现与挖掘，对于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期，明清史料编纂呈现繁荣景象（表2）。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东北图书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等对所藏明清档案进行系统编纂，“形成了建国后编纂出版明清档案史料的第一次高潮”[17]。正因文献编纂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文献编纂学的研究成果除发表在档案学刊物之外，1954年创刊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也成了档案史料编纂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经济史料汇编成为文献编纂的重点。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等成果纷纷涌现，加之一些企业、家族集团的发展史，如《北京同仁堂》等回忆录性质史料编纂成果的出版，极大丰富了文献编纂成果，也为文献编纂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素材。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经济史料编纂小组相继成立，加强了地方经济史料的编纂工作。如1954年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组，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编纂。经济史料编纂的开展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 3.3博采群智的编纂学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献编纂学在研究中吸收了有关专家，尤其是史学家如荣孟源、罗尔纲、张舜徽、翦伯赞，经济学家如严中平、彭泽益等学者的相关著述理念，对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史料编纂经验予以理论性探讨。彭泽益还于1962年11月20日和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作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述了经济史资料编纂的特点、方法和现有的几种编辑体例，以及利用地方志、官书和档案整理经济史资料中存在的问题。1963年2月至5月期间，曹喜琛在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从事三个月的史料编纂实习，荣孟源就是其实习指导老师。曹喜琛将荣孟源为其讲授文献编纂学若干问题时所作笔记整理成《编纂<致荣禄信稿>之管见发凡》[18]一文，论述了荣孟源“竭泽而渔”与“选其精华”、“多闻阙疑”与实事求是、“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的史料编纂原则。这些学者的研究对文献编纂学的深化起到了十分有益的补充。
4从“公布”到“编纂”的学理审视
4.1学科发展从“削足适履”到“量体裁衣”
20世纪50年代，我国档案学界受苏联文献公布学的影响，从效仿苏联模式开始研究我国文献公布的历史、原则与方法，试图将其构建成档案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对照《苏联文献公布学》的内容与体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课程提纲》实则仍为苏联文献公布理论与方法的浓缩，用于最早的教学研究。随即编写的两份“中国版”《文献公布学》，其研究内容多套用苏联文献公布的有关论著，并效仿苏联对文献公布学进行“双重定位”。尽管在历史部分重点研究了我国历朝历代的文献公布情况，稍具中国特色；但在原则与方法部分仍以苏联为蓝本对我国的文献公布流程进行具体研究，尤其是对党性与阶级性的强调，无不镌刻着苏联的烙印。这种以中国之“足”适苏联之“履”的做法终究不合体，难免本末倒置。无论彼时苏联的文献公布多么成熟与先进，中国在研究借鉴时，还必须就自身实事进行衡量。
20世纪60年代，鉴于我国史料编纂经验的积累，加之各档案馆的鉴定工作仍不成熟，我国逐渐抛弃了“公布”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编纂”的内涵。此时，我国开始根据自身实事之“体”裁编纂学研究之“衣”，使得“量体之尺”与“裁出之衣”都具有了中国特色。1961年的《文献编纂学讲义》和1963年的《文献编纂学讲稿》开始将文献编纂学真正作为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非历史学的辅助科目，并运用矛盾论思想从古今中外的文献编纂经验出发，借鉴其他相关科目的知识，来发展我国现代化的文献编纂学。
4.2学术借鉴从“一体多源”到“多元一体”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研究文献公布学时以苏联为蓝本，实际上秉承了“一体多源”的原則，以苏联文献公布学这“一体”为借鉴与参照对象，从研究术语到知识体系都以之为准则，对其他国家经验及我国的历史遗产挖掘不深。尽管创刊于1960年的《外国档案工作简讯》不时刊登有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文献公布研究的成果，可谓是“多源”，但这种“多源”是以苏联为“一体”主导下的“多源”，其中的局限与偏见可想而知。另外，文献公布学历史部分研究虽然对我国文献公布工作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探索，但这种探索主要以阶级分析为准绳，而致使其中的历史遗产未得到充分发掘。
从“公布”转向“编纂”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文件史料的浩繁与利用需求的广泛之间的矛盾，档案学者认识到要对国内外历史上和现有文献编纂经验进行研究，尤其呼吁重视外国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尽管囿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文献编纂了解甚少，但那时已经认识到要将世界其他国家多元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融于中国文献编纂学的一体化之中，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文献编纂学。此外，档案学者认识到文献编纂与考据学、文书学、版本学、目录学、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密切关联，并积极借鉴史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相关学者基于编纂实践总结的理论、方法合理吸收。
4.3治学理路的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
1949年至1966年无论是文献公布学还是后来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均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将其逐渐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阐释。这种注重实践的特质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档案学人的生活阅历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学者群体，在中国档案学发展史上是一批真正具有档案实践经验的理论研究者，他们从具体的档案工作环节中走来，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苏联理论的熏陶下、在实践经验的摸索中，逐渐具备了理论素养，这种实践与理论兼备的品质使得他们的档案学术研究带有“经世致用之学”“参政建议之考”的功效。此种从经验到理论的治学理路在发展文献编纂学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文献编纂学研究中通过编纂实践经验的总结逐渐明确了文献编纂的形式与选题、文献史料的搜集与选材、编纂加工各环节的任务与分工等。而且诸如张德泽、单士元、单士魁等明清档案工作者在其整理编目过程中也善于将编纂实践予以总结，最终形成一套明清档案文献编纂方法，丰富了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内容。
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并重的治学理路，不仅是文献公布学和文献编纂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诠释并影响了中国档案学研究的价值定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档案学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秉承以实践应用为指引的原则，与社会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由此，档案学“理论性”与“应用性”兼备的属性已根植在“学科基因”之中，并成为当今档案学面对挑战不断发展的学术财富。
*本文系山东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档案金课建设与档案学研究共源视角下的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0Y13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韩玉梅，吕洪宇，苏秀云.苏联文献公布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
[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课程提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5.
[3][7]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公布学教研室规划（初稿）1959—1962》。
[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中国文献公布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6.
[5]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6.
[6]分别为第四届专修科及1958年的研究生课程。
[8][苏]阿·阿·希洛夫著.文獻公布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文件公布[M].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7.
[9]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公布学参考资料（第一辑）—（第七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58.
[10]张德泽.明清档案编辑出版工作方法之商榷[J].档案学研究，1959（5）：137-154.
[11]杨冬权.建国以来各级档案馆编纂出版档案情况分析[C]//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得失研讨会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13.
[1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编纂学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1.
[13][1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编纂学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3.
[15]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2.
[1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学教研室.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3.
[17]朱金甫.建国以来明清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概论[C]//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得失研讨会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4-35.
[18]曹喜琛.编纂《致荣禄信稿》之管见发凡[J].档案学研究，1964（6）：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