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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全面探讨1 987年的城市初始条件与随后20年城市增长(1987～2006)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率、城市收入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初始条件指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但是与城市初始人口规模呈负向关联。同时，本文还证实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对外开放和财政分权同样是过去20年里促进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增长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城市初始条件 城市增长 中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9)03-0061-05
[作者简介]廖明中(1978-)，江西赣州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
一、导言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涌现了一批城市增长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集中探讨了城市初始条件和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Glaseser et a1.(1992)和Bostic et a1.(1996)分别考察了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在促进城市增长中的作用。Glaseser et a1.(1995)检验了美国203个城市在1960～1990年间的增长情况，结果发现城市的初始教育水平、政府债务水平与城市增长正向相关，初始的失业率、制造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增长负向相关，政府支出(扣除卫生支出)水平则与城市增长没有直接的关联。Glaseser & Shapiro(2003)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增长的趋势，认为这一时期的城市增长与“二战”后的前10年大致相似，人力资本基础雄厚、气候温暖潮湿以及私家车交通发达的城市通常增长较快。Bradley & Gans(1996)利用104个城市的数据，分析了澳大利亚1981～1991年城市增长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城市增长与城市初始规模、政府部门就业比重和城市专业化水平呈负向相关，并与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呈正向相关。
不少学者已开始尝试用新古典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增长问题，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城市增长问题。例如，Lin & Song(2002)基于中国189个大中型城市的数据，对1991～1998年中国城市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城市人均GDP增长率与FDI、道路建设里程、政府的科技投入支出呈正向相关，与政府支出规模呈反向相关。Anderson & Ge(2004)利用1990～1999年的数据，着重考察了经济改革对中国城市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国有部门的比重(衡量改革政策)与城市增长呈反向相关，FDI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政策)与城市增长呈正向相关。Wei & Wu(2001)的研究则提出，中国的开放政策缩小了城市收入的不平衡等。本文尝试着对转型背景下城市初始条件与中国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全面的探讨，以充实这方面的研究。
二、模型和数据
1.计量模型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其理论框架建立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它把产出Y视为劳动力L、资本K和其他变量x的函数，即
Y=F(L，K，X)
用L、K、X对Y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相应的回归系数α、β、γ，这些系数反映了L、K、X对Y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R.J.Barro(1991)等经济学家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初始条件(比如收入增值率、人口增长率和人力资本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人均GDP增长率视为各类初始条件的函数，运用各国的截面数据可对经济增长与初始条件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
与国家不同的是，城市是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各个城市增长的差异不能用储蓄率和内生劳动禀赋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增长差异的源泉将来自于那些能够影响“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因素。Glaseser et a1.(1995)把这些因素称为生产率水平和生活质量，并提出：给定某个特定的时期，当前的城市增长(包括城市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是由该段时期初始的城市收入水平、政府公共投入水平、区位条件以及生活质量等各类初始禀赋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城市增长与初始增长条件的关系，最终可体现为下列回归方程：
log(yi，t1/yi，t0)=C0+C1log(yi，t0)+C2log(popi，t0)+CnXi，t0 (1)
log(popi，t1／popi，t0)=C0+C1log(yi，t0)+C2log(popi，t0)+CnXi，t0 (2)
其中，yi，t1和yi，t0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的人均实际GDP；popi，t1和popi，t0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的人口；Cn是回归系数，n=0，1，…；Xi，t0是城市增长的初始条件。
与Glaseser et a1.(1995)和Bradley & Gans(1996)等研究相似，本文拟采用人口增长作为城市增长的代理变量。事实上，城市增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口规模的增长。由于城际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较小，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大，迁入该城市的人口也越多。随着城市的持续增长，包括住房紧张、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等“城市病”的出现将导致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从而降低城市对外部人口的吸引力。
2.变量和数据说明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2006年城市人口与1987年城市人口比值(取对数)。理论上，城市的常住人口应当是衡量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较佳指标。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加上户籍人口可比性较好，选择户籍人口增长作为城市增长的代理变量总体上还是合适的。关于解释变量，本文引入1987～1992年人口增长幅度(取对数)，以及1987年的人口规模(取对数)、人均GDP、制度转型、地方财政支出、人力资源、地区间联系、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层级等初始社会经济特征指标。表1列举了有关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市区仅包括城区和郊区，不包括县级城市，其行政界线相对稳定，也便于城市间的横向对比。本文拟将样 本期间设定为1987~2006年(期间共20年)，基期为1987年。本文的样本范围为20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包括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7～2007》(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2005)；《新中国城市五十年》(国家统计局，1999)。
关于计量方法，本文拟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相关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回归模型所使用的样本为截面数据，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模型的异方差问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模型舍弃了东部变量。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更清晰地检验城市增长与不同初始增长条件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5组回归模型分别给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增长的实证结果(见表2)。其中，地理和行政变量作为共同的解释变量列在5组模型中。5组回归模型均显示：对中国城市增长最有解释力的是常数项(截距)。一般认为，常数项体现了城市初始禀赋条件对增长的影响。同时，5组模型均证实了城市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率、城市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与城市初始人口规模呈负向关联。
责任编辑：张书启
[关键词]城市初始条件 城市增长 中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9)03-0061-05
[作者简介]廖明中(1978-)，江西赣州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
一、导言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涌现了一批城市增长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集中探讨了城市初始条件和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Glaseser et a1.(1992)和Bostic et a1.(1996)分别考察了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在促进城市增长中的作用。Glaseser et a1.(1995)检验了美国203个城市在1960～1990年间的增长情况，结果发现城市的初始教育水平、政府债务水平与城市增长正向相关，初始的失业率、制造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增长负向相关，政府支出(扣除卫生支出)水平则与城市增长没有直接的关联。Glaseser & Shapiro(2003)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增长的趋势，认为这一时期的城市增长与“二战”后的前10年大致相似，人力资本基础雄厚、气候温暖潮湿以及私家车交通发达的城市通常增长较快。Bradley & Gans(1996)利用104个城市的数据，分析了澳大利亚1981～1991年城市增长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城市增长与城市初始规模、政府部门就业比重和城市专业化水平呈负向相关，并与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呈正向相关。
不少学者已开始尝试用新古典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增长问题，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城市增长问题。例如，Lin & Song(2002)基于中国189个大中型城市的数据，对1991～1998年中国城市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城市人均GDP增长率与FDI、道路建设里程、政府的科技投入支出呈正向相关，与政府支出规模呈反向相关。Anderson & Ge(2004)利用1990～1999年的数据，着重考察了经济改革对中国城市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国有部门的比重(衡量改革政策)与城市增长呈反向相关，FDI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政策)与城市增长呈正向相关。Wei & Wu(2001)的研究则提出，中国的开放政策缩小了城市收入的不平衡等。本文尝试着对转型背景下城市初始条件与中国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全面的探讨，以充实这方面的研究。
二、模型和数据
1.计量模型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其理论框架建立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它把产出Y视为劳动力L、资本K和其他变量x的函数，即
Y=F(L，K，X)
用L、K、X对Y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相应的回归系数α、β、γ，这些系数反映了L、K、X对Y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R.J.Barro(1991)等经济学家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初始条件(比如收入增值率、人口增长率和人力资本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人均GDP增长率视为各类初始条件的函数，运用各国的截面数据可对经济增长与初始条件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
与国家不同的是，城市是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各个城市增长的差异不能用储蓄率和内生劳动禀赋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增长差异的源泉将来自于那些能够影响“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因素。Glaseser et a1.(1995)把这些因素称为生产率水平和生活质量，并提出：给定某个特定的时期，当前的城市增长(包括城市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是由该段时期初始的城市收入水平、政府公共投入水平、区位条件以及生活质量等各类初始禀赋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城市增长与初始增长条件的关系，最终可体现为下列回归方程：
log(yi，t1/yi，t0)=C0+C1log(yi，t0)+C2log(popi，t0)+CnXi，t0 (1)
log(popi，t1／popi，t0)=C0+C1log(yi，t0)+C2log(popi，t0)+CnXi，t0 (2)
其中，yi，t1和yi，t0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的人均实际GDP；popi，t1和popi，t0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的人口；Cn是回归系数，n=0，1，…；Xi，t0是城市增长的初始条件。
与Glaseser et a1.(1995)和Bradley & Gans(1996)等研究相似，本文拟采用人口增长作为城市增长的代理变量。事实上，城市增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口规模的增长。由于城际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较小，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大，迁入该城市的人口也越多。随着城市的持续增长，包括住房紧张、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等“城市病”的出现将导致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从而降低城市对外部人口的吸引力。
2.变量和数据说明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2006年城市人口与1987年城市人口比值(取对数)。理论上，城市的常住人口应当是衡量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较佳指标。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加上户籍人口可比性较好，选择户籍人口增长作为城市增长的代理变量总体上还是合适的。关于解释变量，本文引入1987～1992年人口增长幅度(取对数)，以及1987年的人口规模(取对数)、人均GDP、制度转型、地方财政支出、人力资源、地区间联系、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层级等初始社会经济特征指标。表1列举了有关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市区仅包括城区和郊区，不包括县级城市，其行政界线相对稳定，也便于城市间的横向对比。本文拟将样 本期间设定为1987~2006年(期间共20年)，基期为1987年。本文的样本范围为20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包括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7～2007》(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2005)；《新中国城市五十年》(国家统计局，1999)。
关于计量方法，本文拟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相关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回归模型所使用的样本为截面数据，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模型的异方差问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模型舍弃了东部变量。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更清晰地检验城市增长与不同初始增长条件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5组回归模型分别给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增长的实证结果(见表2)。其中，地理和行政变量作为共同的解释变量列在5组模型中。5组回归模型均显示：对中国城市增长最有解释力的是常数项(截距)。一般认为，常数项体现了城市初始禀赋条件对增长的影响。同时，5组模型均证实了城市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率、城市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与城市初始人口规模呈负向关联。
责任编辑：张书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