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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之际,陈爱莲的女儿和学生依照她的嘱咐,为她更衣、化妆。
她身着霓裳,手持白色羽毛折扇,那是60多年前她在舞蹈《春江花月夜》里少女的装束。2020年11月21日凌晨,81岁的舞蹈家陈爱莲踩着舞鞋,在2020年冬天北京的初雪中翩然离世。
“陈爱莲爱美,舞蹈界公认她是美丽的化身。”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陈爱莲病重时婉拒友人的探望,她不愿意让任何人见到她生病受折磨的樣子,“她希望把自己的美永远留在所有人的心里”。
陈爱莲是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她被认为是“将芭蕾舞与中国舞艺术结合演绎的第一人”。作家陈廷一为她写的传记,书名就是《共和国的红舞鞋》。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名誉会长高占祥称她是“舞神”,是“国宝”。与她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宝级舞蹈家白淑湘形容:“舞蹈是她,她就是舞蹈。”
舞剧无台词,以体态、舞姿、表情、动作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喜怒哀乐,“弱柳扶风、娇花照水”,陈爱莲诠释得生动出神,曾被人誉为“活的林黛玉”。
陈爱莲年少成名。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20岁就主演中国第一部芭蕾民族化舞剧《鱼美人》。
20世纪60年代,陈爱莲和以《长绸舞》、舞剧《宝莲灯》闻名的舞蹈家赵青都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当时,歌剧舞剧院只有一个排练厅,谁到得早谁能在最前方排练,并拥有旁边录音机的音乐播放权——陈爱莲和赵青是剧院最勤奋的两个,几乎每天的前两名都是她们俩。
陈爱莲爱角色多于爱自己。陈妤记得,小时候,妈妈带她和姐姐陈婕去北京王府井逛商场,走着走着,妈妈会突然停住开始揣摩角色,若有所思,双手拈起,翩翩起舞。“呀呀,又来了、又来了”,俩姐妹回忆,每当这时她们都会尴尬得红了脸。
陈爱莲认为,舞蹈是表达喜悦或哀伤的传情手段,也是人与人情感沟通乃至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她并不提倡现在年轻舞蹈演员过多地炫技。“许多演员一上台,先翻个跟头,再大跳,然后腿一下扳过头顶……过于关注这些,会使舞蹈丧失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品质,使它成为近乎杂技的技艺。”
陈爱莲说,一个舞者内心对舞蹈的认识、感悟特别重要,某种程度比腰腿、身材比例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14岁那年,她第一次被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形体表达力和感染力震撼。
“当尖刀刺进波兰公主背部,她用手扶着柱子,先是痛苦地抬起头,整个身体舒展开来,再顺着柱子缓缓滑向地面,最后像一枝花慢慢蜷缩枯萎。”陈爱莲观看《泪泉》后在日记里写下,“我要做中国的乌兰诺娃。”
在苏联舞蹈专家古雪夫创作的大型舞剧《鱼美人》中,陈爱莲被选中出演半人半鱼的人鱼公主。她到公园观察鱼游来游去的姿态,模仿鱼的样子,在水边手舞足蹈。为揣摩古代女子的心思,她跑到图书馆借阅古籍。 在排练《蛇舞》时,陈爱莲出演反面角色“美女蛇”,她跑到动物园“蛇馆”去观察蛇的游走、吐信,通过舞蹈动作把蛇性格化。
一个半小时的舞剧里,陈爱莲在台上的时间只有5分钟。但首次演出结束,在场外国专家跑到台前与她握手,赞叹不已。
作家叶延滨在观看《蛇舞》后深受震撼,写了一首长诗,其中写道,“是美女蛇还是舞蹈家/是教我们抗拒诱惑/还是让我们被诱惑”,“陈爱莲那婆娑起舞的手臂/却永远攫住我/天啊/蛇舞”。
1957年,北京舞蹈学院为即将首演的独舞《春江花月夜》挑选演员,当时,陈爱莲排在5组之后,但前几组的学生临时有事,陈爱莲跳完后,选人小组当即决定,其他人不用再跳,“就是你了”。
后来,国外观众在看过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直接称她“the moon”(月亮)。
在八宝山殡仪馆停灵这几天,每天上午魏道凝都会来灵前看看,“这是他唯一的念想。”陈婕说。
20世纪80年代,文化体制改革陆续展开。在一次会议中,陈爱莲发言说,“希望提高艺术家的收入,把艺术家养起来,这样才能更纯粹地創作”。有人反对说,“提高收入最大受益的不就是你们这些成名成腕的?”
陈爱莲决定下海做市场化艺术团,以示她的建议出于公心。1987年,陈爱莲艺术团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以艺术家个人名义命名的艺术团,此时陈爱莲已48岁。
魏道凝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艺术团做外联商演对接。由于人手紧缺,魏道凝又负责写整场演出的串词,还学会了音响、灯光控制等剧务工作。魏道凝曾说,他佩服陈爱莲对事业的忠诚和追求。“她对生活要求低,对艺术要求高,对金钱看得很淡”。
除了丈夫,陈爱莲还拉上两个女儿,统共凑了不到20人,“成团”出道。
小女儿陈妤那时刚刚从广东舞蹈学校毕业,她回忆,那些年艺术团哪里有演出邀约就去哪里,小旅馆、车马店都住过,“成了跑江湖的”。
在农村演出时,演员们换衣服的“后台”有一次安排在纸窗子的土坯房中。正换衣服,有演员扭头一看,纸窗破了洞,一只大眼睛在往里瞅。后来,大家就每人罩一个演出服,直接站着换装。
当年的火车还是绿皮车,乘客多得像现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铁。挤火车时,舞蹈演员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一个力气大的男演员先挤上去,打开火车窗户,演员们施展“舞功”,鱼贯而入。
陈爱莲名气大,艺术团的台柱子只有她一个。她思路活跃开阔,在演出过程中,邀约毛阿敏、斯琴高娃、那英、韦唯、蒋大为等人合作,当时还未成名的韩红跟着艺术团唱了两年。
陈爱莲艺术团在市场上颇受欢迎。1991年,艺术团演到美国纽约,赶上安徽发水灾,临时改成赈灾义演,为灾区筹钱。
当时,深圳、海南等地的夜总会、迪厅遍地开花。陈爱莲想,为什么高雅艺术舞蹈不能进这些地方呢?
陈爱莲一直认为,艺术首先是美,其次要被大众接受,她大胆地带着艺术团跳进了歌舞厅的舞池。没想到大受欢迎。在深圳,往往一所歌舞厅还没演出完,另一所“探场”的歌舞厅就请他们去表演。
在陈妤印象里,那时最热闹的事是赶场。一群舞蹈演员未卸妆,乘坐摩的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点,有时离得近,直接抱着衣服带妆去下一场,“轰轰烈烈五颜六色的,沿着街跑,像拍电影一样”。
“没有遇到过砸酒瓶、摔东西的情况,大家看我们舞蹈表演时都很郑重,掌声很热烈。”陈妤说。 一直到1995年,陈爱莲艺术团每年演出高峰时达300多场。这一年,她卖掉北京和番禺老家的全部房产,加上下海演出挣来的钱,开办了北京市第一所民办舞蹈学校——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陈爱莲由此从一位表演艺术大师转型为一个舞蹈教育家”。
办学的另一个情结是陈爱莲始终未忘自己的来处。她曾写过一本自传《我是从孤儿院来的》。正如书名,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病故,10岁的陈爱莲和妹妹在街头流浪后被送往孤儿院。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到上海招生,面庞秀气、身材颀长的陈爱莲被从孤儿院带到北京。从此她的命运被改变。
33岁的田万丽是天津最大的舞蹈团“津舞团”的创始人、团长。22年前,她通过考试后,被父母送到北京爱莲舞蹈学校。
那时,爱莲舞蹈学校刚从北京的牛街搬到更偏僻的崔各庄。田万丽记得,学校只有几间平房,校长室门口一只小狼狗在摇着尾巴,校长陈爱莲推门而出。“原来女人也可以当校长。”田万丽第一次见到陈爱莲时心里想道。
田万丽父母在天津打鱼卖鱼为生,文化程度不高。入学前,她一直在听人说“陈爱莲、陈爱莲”,她觉得那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校长也应该是一个男人。看到“美极了”的陈校长,她的世界观颠覆了。她说,那时她想,将来自己也要当一名校长。
陈爱莲去世后,21岁的覃刚从延安坐9个小时硬座赶到北京,同龄的吴建国第一次买了飞机票,从贵阳飞来。他们都是2014年陈爱莲从贵州山村里招来的贫困生。那一届学校共资助了10名男生。学校负责全部学费、食宿,过节回家的火车票、礼物都是陈爱莲买的。
那一年陈爱莲75岁。她把每年的演出收益都投入在学校。高占祥曾说,“学校是陈愛莲用足尖跳出来的”。
2019年,经过6年学习后,10名资助生中2名考上中央民族大学、1名考上北京舞蹈学院,还有3名留校,剩余4名到贵阳、四川、陕西等地从事舞蹈相关工作。
“我们的命运改变了。”覃刚说,6年前,如果不是陈爱莲从贵州省榕江县的一所中学把他带到北京,现在他应该像父母一样在打工。
“有时候不是因为喜欢舞蹈而喜欢,而是因为一个人而喜欢舞蹈。”田万丽说,她因为陈爱莲而爱上了舞蹈。
在学生们眼中,陈爱莲教学时非常严厉,眼里不容一点沙子,她教学时和学生一起做示范,拿个小木棍指出学生失误的地方。
覃刚的微信名叫“覃浇水”,这是他的恩师陈爱莲常说的“勤浇水才能常开花”。吴建国的微信名叫“人间艺术家”,他觉得恩师是天上来到人间的艺术家。
除了他们之外,这几天,爱莲舞蹈学校走出去的2000余名学生陆续回到校园,告别陈爱莲。
陈妤说,妈妈年轻时有次在去演出的飞机上,遇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泰国大师,大师告诉她,“你是一条船”。
陈爱莲一直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开办了学校,她才明白要渡人。
她曾告诉两个女儿,妈妈早晚会走,但是这一身本事要传下去。生前,陈爱莲和广西的北部湾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开始了“爱莲体系”舞蹈学科建设,她刚刚列出大纲,就与世长辞了。
10月11日,她在病重时发给友人乔智的微信中说,“等过些日子一定再聚聚,找一个可以演唱表演的地方,边吃、边唱、边跳、边朗诵、边泼墨,艺术氛围浓一点,串行、跨行表演的、出洋相的都可以,只要能开心就好,不要总坐在一个地方动不了”。
她出院回家后,田万丽去探望,她坐在沙发里,瘦到70多斤,阳光照在脸上,田万丽第一次觉得“那个严肃的老师是个81岁的老人”。
2022年是陈爱莲从艺70周年,她曾经说,“我想把舞剧《文成公主》重新搬上舞台,希望老天能给我这个机会。”可惜最终她没有等到。21日凌晨,她已谢幕,转场。
(摘自2020年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她身着霓裳,手持白色羽毛折扇,那是60多年前她在舞蹈《春江花月夜》里少女的装束。2020年11月21日凌晨,81岁的舞蹈家陈爱莲踩着舞鞋,在2020年冬天北京的初雪中翩然离世。
“陈爱莲爱美,舞蹈界公认她是美丽的化身。”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陈爱莲病重时婉拒友人的探望,她不愿意让任何人见到她生病受折磨的樣子,“她希望把自己的美永远留在所有人的心里”。
陈爱莲是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她被认为是“将芭蕾舞与中国舞艺术结合演绎的第一人”。作家陈廷一为她写的传记,书名就是《共和国的红舞鞋》。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名誉会长高占祥称她是“舞神”,是“国宝”。与她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宝级舞蹈家白淑湘形容:“舞蹈是她,她就是舞蹈。”
舞剧无台词,以体态、舞姿、表情、动作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喜怒哀乐,“弱柳扶风、娇花照水”,陈爱莲诠释得生动出神,曾被人誉为“活的林黛玉”。
陈爱莲年少成名。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20岁就主演中国第一部芭蕾民族化舞剧《鱼美人》。
20世纪60年代,陈爱莲和以《长绸舞》、舞剧《宝莲灯》闻名的舞蹈家赵青都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当时,歌剧舞剧院只有一个排练厅,谁到得早谁能在最前方排练,并拥有旁边录音机的音乐播放权——陈爱莲和赵青是剧院最勤奋的两个,几乎每天的前两名都是她们俩。
陈爱莲爱角色多于爱自己。陈妤记得,小时候,妈妈带她和姐姐陈婕去北京王府井逛商场,走着走着,妈妈会突然停住开始揣摩角色,若有所思,双手拈起,翩翩起舞。“呀呀,又来了、又来了”,俩姐妹回忆,每当这时她们都会尴尬得红了脸。
陈爱莲认为,舞蹈是表达喜悦或哀伤的传情手段,也是人与人情感沟通乃至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她并不提倡现在年轻舞蹈演员过多地炫技。“许多演员一上台,先翻个跟头,再大跳,然后腿一下扳过头顶……过于关注这些,会使舞蹈丧失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品质,使它成为近乎杂技的技艺。”
陈爱莲说,一个舞者内心对舞蹈的认识、感悟特别重要,某种程度比腰腿、身材比例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14岁那年,她第一次被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形体表达力和感染力震撼。
“当尖刀刺进波兰公主背部,她用手扶着柱子,先是痛苦地抬起头,整个身体舒展开来,再顺着柱子缓缓滑向地面,最后像一枝花慢慢蜷缩枯萎。”陈爱莲观看《泪泉》后在日记里写下,“我要做中国的乌兰诺娃。”
在苏联舞蹈专家古雪夫创作的大型舞剧《鱼美人》中,陈爱莲被选中出演半人半鱼的人鱼公主。她到公园观察鱼游来游去的姿态,模仿鱼的样子,在水边手舞足蹈。为揣摩古代女子的心思,她跑到图书馆借阅古籍。 在排练《蛇舞》时,陈爱莲出演反面角色“美女蛇”,她跑到动物园“蛇馆”去观察蛇的游走、吐信,通过舞蹈动作把蛇性格化。
一个半小时的舞剧里,陈爱莲在台上的时间只有5分钟。但首次演出结束,在场外国专家跑到台前与她握手,赞叹不已。
作家叶延滨在观看《蛇舞》后深受震撼,写了一首长诗,其中写道,“是美女蛇还是舞蹈家/是教我们抗拒诱惑/还是让我们被诱惑”,“陈爱莲那婆娑起舞的手臂/却永远攫住我/天啊/蛇舞”。
1957年,北京舞蹈学院为即将首演的独舞《春江花月夜》挑选演员,当时,陈爱莲排在5组之后,但前几组的学生临时有事,陈爱莲跳完后,选人小组当即决定,其他人不用再跳,“就是你了”。
后来,国外观众在看过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直接称她“the moon”(月亮)。
在八宝山殡仪馆停灵这几天,每天上午魏道凝都会来灵前看看,“这是他唯一的念想。”陈婕说。
20世纪80年代,文化体制改革陆续展开。在一次会议中,陈爱莲发言说,“希望提高艺术家的收入,把艺术家养起来,这样才能更纯粹地創作”。有人反对说,“提高收入最大受益的不就是你们这些成名成腕的?”
陈爱莲决定下海做市场化艺术团,以示她的建议出于公心。1987年,陈爱莲艺术团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以艺术家个人名义命名的艺术团,此时陈爱莲已48岁。
魏道凝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艺术团做外联商演对接。由于人手紧缺,魏道凝又负责写整场演出的串词,还学会了音响、灯光控制等剧务工作。魏道凝曾说,他佩服陈爱莲对事业的忠诚和追求。“她对生活要求低,对艺术要求高,对金钱看得很淡”。
除了丈夫,陈爱莲还拉上两个女儿,统共凑了不到20人,“成团”出道。
小女儿陈妤那时刚刚从广东舞蹈学校毕业,她回忆,那些年艺术团哪里有演出邀约就去哪里,小旅馆、车马店都住过,“成了跑江湖的”。
在农村演出时,演员们换衣服的“后台”有一次安排在纸窗子的土坯房中。正换衣服,有演员扭头一看,纸窗破了洞,一只大眼睛在往里瞅。后来,大家就每人罩一个演出服,直接站着换装。
当年的火车还是绿皮车,乘客多得像现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铁。挤火车时,舞蹈演员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一个力气大的男演员先挤上去,打开火车窗户,演员们施展“舞功”,鱼贯而入。
陈爱莲名气大,艺术团的台柱子只有她一个。她思路活跃开阔,在演出过程中,邀约毛阿敏、斯琴高娃、那英、韦唯、蒋大为等人合作,当时还未成名的韩红跟着艺术团唱了两年。
陈爱莲艺术团在市场上颇受欢迎。1991年,艺术团演到美国纽约,赶上安徽发水灾,临时改成赈灾义演,为灾区筹钱。
当时,深圳、海南等地的夜总会、迪厅遍地开花。陈爱莲想,为什么高雅艺术舞蹈不能进这些地方呢?
陈爱莲一直认为,艺术首先是美,其次要被大众接受,她大胆地带着艺术团跳进了歌舞厅的舞池。没想到大受欢迎。在深圳,往往一所歌舞厅还没演出完,另一所“探场”的歌舞厅就请他们去表演。
在陈妤印象里,那时最热闹的事是赶场。一群舞蹈演员未卸妆,乘坐摩的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点,有时离得近,直接抱着衣服带妆去下一场,“轰轰烈烈五颜六色的,沿着街跑,像拍电影一样”。
“没有遇到过砸酒瓶、摔东西的情况,大家看我们舞蹈表演时都很郑重,掌声很热烈。”陈妤说。 一直到1995年,陈爱莲艺术团每年演出高峰时达300多场。这一年,她卖掉北京和番禺老家的全部房产,加上下海演出挣来的钱,开办了北京市第一所民办舞蹈学校——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陈爱莲由此从一位表演艺术大师转型为一个舞蹈教育家”。
办学的另一个情结是陈爱莲始终未忘自己的来处。她曾写过一本自传《我是从孤儿院来的》。正如书名,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病故,10岁的陈爱莲和妹妹在街头流浪后被送往孤儿院。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到上海招生,面庞秀气、身材颀长的陈爱莲被从孤儿院带到北京。从此她的命运被改变。
33岁的田万丽是天津最大的舞蹈团“津舞团”的创始人、团长。22年前,她通过考试后,被父母送到北京爱莲舞蹈学校。
那时,爱莲舞蹈学校刚从北京的牛街搬到更偏僻的崔各庄。田万丽记得,学校只有几间平房,校长室门口一只小狼狗在摇着尾巴,校长陈爱莲推门而出。“原来女人也可以当校长。”田万丽第一次见到陈爱莲时心里想道。
田万丽父母在天津打鱼卖鱼为生,文化程度不高。入学前,她一直在听人说“陈爱莲、陈爱莲”,她觉得那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校长也应该是一个男人。看到“美极了”的陈校长,她的世界观颠覆了。她说,那时她想,将来自己也要当一名校长。
陈爱莲去世后,21岁的覃刚从延安坐9个小时硬座赶到北京,同龄的吴建国第一次买了飞机票,从贵阳飞来。他们都是2014年陈爱莲从贵州山村里招来的贫困生。那一届学校共资助了10名男生。学校负责全部学费、食宿,过节回家的火车票、礼物都是陈爱莲买的。
那一年陈爱莲75岁。她把每年的演出收益都投入在学校。高占祥曾说,“学校是陈愛莲用足尖跳出来的”。
2019年,经过6年学习后,10名资助生中2名考上中央民族大学、1名考上北京舞蹈学院,还有3名留校,剩余4名到贵阳、四川、陕西等地从事舞蹈相关工作。
“我们的命运改变了。”覃刚说,6年前,如果不是陈爱莲从贵州省榕江县的一所中学把他带到北京,现在他应该像父母一样在打工。
“有时候不是因为喜欢舞蹈而喜欢,而是因为一个人而喜欢舞蹈。”田万丽说,她因为陈爱莲而爱上了舞蹈。
在学生们眼中,陈爱莲教学时非常严厉,眼里不容一点沙子,她教学时和学生一起做示范,拿个小木棍指出学生失误的地方。
覃刚的微信名叫“覃浇水”,这是他的恩师陈爱莲常说的“勤浇水才能常开花”。吴建国的微信名叫“人间艺术家”,他觉得恩师是天上来到人间的艺术家。
除了他们之外,这几天,爱莲舞蹈学校走出去的2000余名学生陆续回到校园,告别陈爱莲。
陈妤说,妈妈年轻时有次在去演出的飞机上,遇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泰国大师,大师告诉她,“你是一条船”。
陈爱莲一直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开办了学校,她才明白要渡人。
她曾告诉两个女儿,妈妈早晚会走,但是这一身本事要传下去。生前,陈爱莲和广西的北部湾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开始了“爱莲体系”舞蹈学科建设,她刚刚列出大纲,就与世长辞了。
10月11日,她在病重时发给友人乔智的微信中说,“等过些日子一定再聚聚,找一个可以演唱表演的地方,边吃、边唱、边跳、边朗诵、边泼墨,艺术氛围浓一点,串行、跨行表演的、出洋相的都可以,只要能开心就好,不要总坐在一个地方动不了”。
她出院回家后,田万丽去探望,她坐在沙发里,瘦到70多斤,阳光照在脸上,田万丽第一次觉得“那个严肃的老师是个81岁的老人”。
2022年是陈爱莲从艺70周年,她曾经说,“我想把舞剧《文成公主》重新搬上舞台,希望老天能给我这个机会。”可惜最终她没有等到。21日凌晨,她已谢幕,转场。
(摘自2020年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