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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时下的流行话语。这个词源于发展经济学，本意是说明在社会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反向社会失败：或者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相当一部分人口被排斥在经济生活之外；或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被排除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一个人、一个社会主体、一个民族国家，如果被“边缘化”了，那就是被排除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主流之外，无权参与资源分配，各种社会利益均无权染指，这种“边缘化”无疑是十分消极的。
但是，还有另一种“边缘化”，可以说是“积极的边缘化”，值得提出来讨论。
不妨先研究一下我们的地球。地球是太阳系家族的成员，它能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物质形态最丰富的星球，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银河的半径是５０ ０００光年，而太阳位于银河系猎户旋臂上，距银心３３ ０００光年，也就是说，处在“靠边站”的位置上。据今所知，银河系的中心——银核，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在黑洞表面上逃逸速度是每秒３０万公里，这就是说，连光也无法逃出黑洞。黑洞的这个表面就是视界。霍金在谈到黑洞时说：“视界不可能从那儿逃逸的时空区域的边界，起到了有点像黑洞周围的一层单方向的薄膜的作用：物体……能穿过视界跌入黑洞，但没有一样东西能通过视界离开黑洞。”霍金用诗人但丁形容地狱之门的话说：“你进入这儿，希望全被抛弃。”如果我们的太阳系处在银河系的中心，那就进入了霍金所说的“无限密度区域和时间的终结”。即使不跌入黑洞，只要是靠近它，由于时空坍缩，各部分所受的巨大引力差，也会把一个系统撕裂。应当庆幸太阳系远离了中心，在这遥远的地方，我们的星系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完整，使地球这颗平凡的星球变得美仑美奂，蓝天上飘着白云，海浪拍击着沙岸，平畴绿野，鸟语花香。就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开出了物质最高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
对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边缘化常常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际遇。远离中心，与中心话语有了距离，思想的独立性得到强化。中心所关注的主题，一般是聚焦于现实的主要矛盾，这构成了一个主流的视界或思维地平，身在其中很难超拔。思想立足于现实，这当然不错，但现实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研究是本质的反思，因此与对策设计不同，它要求一种长远而宏阔的跨时空的眼光；远离中心，眼前的问题会淡化，视角拉开，历史感增强，思想的洞察力就会增强。中心又是传统思想范式的势场最强的地方，权威云集，思想空间有限；远离中心，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弱化，自我意识会冲破牢笼，得到充分的发扬。
一种“边缘化”是政治上的。由于坚持某种政治主张而与中心冲突，或遭贬，或罢官，或放逐，或监禁。许多人从这样的遭际中，专心致力于真理的探求，勾画出改造现实的蓝图，为成就伟大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且不说文王拘里，策划了周革殷命之类的历史故事，中国当代的两次伟大转折就都与“边缘化”有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从那时起，直到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整整四年间，毛泽东处境十分困难，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被指责为“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等等，甚至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他在这一时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正如他在三十年后谈到这次遭遇时所说：“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正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反复思考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成熟起来。无独有偶，１９６９年１１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的一家拖拉机厂做钳工，当时他的罪名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差没有被开除党籍。从这时起 ，直到１９７３年，也是整整四年，邓小平做了什么呢？在新华社发的《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他的女儿邓林则说：“他在苦苦地思索，静静地等待。”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测，正是在这段时期，邓小平已经勾画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
另一种“边缘化”是文化上的。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对立，对霸权话语来说就是异端。异端的命运永远是悲惨的，异端者和他的异端思想一起被无情地挤出主流社会，被打压，被诋毁，被扭曲，被封锁，直至被社会彻底遗忘。几乎每一个给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思想，都有过同样的被“边缘化”的悲惨遭遇。文艺复兴以来，五百年间，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有哪一个不是历尽坎坷，才摆脱了异端地位？但是，如果不是作为异端，不敢于向中心话语挑战，又怎能在伟大的思想革命中实现文明的历史飞跃呢？茨威格在他的名著《异端的权利》中，把人类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称作一个“幽灵”，认为这个“幽灵”已“所向无敌地进入了所有的观念和原则”。无论在何种专制暴虐的语境下面，“这一幽灵常会从奴隶状态中逸出，拒绝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式思想；拒绝在命令下成为肤浅和苟安；拒绝所强加的一致存在下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的一部文明史，就是异端不断向正统挑战的历史。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愿以生命捍卫你提出意见的权利。”看来，问题在于建立一种真正能够保护边缘话语的社会机制。我们也曾提出过“保护少数”的问题，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遗憾的是，仅靠宣言并不能解决问题。迄今为止的民主实践，还不足以确保边缘的话语权。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边缘话语的另一种命运。当原来处于异端地位的思想最终战胜了旧的观念体系之后，边缘话语就转化为中心话语，这时，它的革命锋芒逐渐减弱，开始建构自己作为霸权话语的地位，于是重复“昨天的故事”：当年受迫害的基督教，一旦成为国教，就开始设立异端裁判所；作为被压迫人民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人的手里也曾成为禁锢真理的教条。茨威格说：“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茨威格认为，这种悲剧来自人的一种惰性，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强加的责任时，总是希望有一个明确而有效的、有秩序的权威机构，伸出救助之手，代他们解决问题。而这就为维护中心话语、排斥边缘话语提供了社会基础。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就是真理，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使坚持真理的少数拥有自由，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的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的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还想到另一点，这与边缘人自己有关。处在边缘地位的人，毕竟也生活在社会中，他能否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这是一种精神操守，不仅能够提出一种独特思想，而且能够抱定宗旨、矢志不渝地信守和捍卫这一思想。茨威格在谈到他最为推崇的异端代表卡斯特利奥时说：“他虽然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像旗帜般升起。”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化已经逐渐失去了意义，一个献身学术的人不能不走向世界，关注时代的潮流。但是，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因此就显得愈加重要，应当持一种“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与社会时尚保持距离，这就是心境的“边缘化”。这是一种“自我放逐”。有人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学人都已被权力和资本“驯化”了，野性除尽，不会在学术的荒野中独立觅食和生活。为了恢复野性，应当建立“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使学子们自己去寻觅学术生命所需要的养料。
陶渊明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偏，摈除世俗的喧嚣，这是探求真理的人必须具有的精神世界。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才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但是，还有另一种“边缘化”，可以说是“积极的边缘化”，值得提出来讨论。
不妨先研究一下我们的地球。地球是太阳系家族的成员，它能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物质形态最丰富的星球，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银河的半径是５０ ０００光年，而太阳位于银河系猎户旋臂上，距银心３３ ０００光年，也就是说，处在“靠边站”的位置上。据今所知，银河系的中心——银核，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在黑洞表面上逃逸速度是每秒３０万公里，这就是说，连光也无法逃出黑洞。黑洞的这个表面就是视界。霍金在谈到黑洞时说：“视界不可能从那儿逃逸的时空区域的边界，起到了有点像黑洞周围的一层单方向的薄膜的作用：物体……能穿过视界跌入黑洞，但没有一样东西能通过视界离开黑洞。”霍金用诗人但丁形容地狱之门的话说：“你进入这儿，希望全被抛弃。”如果我们的太阳系处在银河系的中心，那就进入了霍金所说的“无限密度区域和时间的终结”。即使不跌入黑洞，只要是靠近它，由于时空坍缩，各部分所受的巨大引力差，也会把一个系统撕裂。应当庆幸太阳系远离了中心，在这遥远的地方，我们的星系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完整，使地球这颗平凡的星球变得美仑美奂，蓝天上飘着白云，海浪拍击着沙岸，平畴绿野，鸟语花香。就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开出了物质最高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
对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边缘化常常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际遇。远离中心，与中心话语有了距离，思想的独立性得到强化。中心所关注的主题，一般是聚焦于现实的主要矛盾，这构成了一个主流的视界或思维地平，身在其中很难超拔。思想立足于现实，这当然不错，但现实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研究是本质的反思，因此与对策设计不同，它要求一种长远而宏阔的跨时空的眼光；远离中心，眼前的问题会淡化，视角拉开，历史感增强，思想的洞察力就会增强。中心又是传统思想范式的势场最强的地方，权威云集，思想空间有限；远离中心，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弱化，自我意识会冲破牢笼，得到充分的发扬。
一种“边缘化”是政治上的。由于坚持某种政治主张而与中心冲突，或遭贬，或罢官，或放逐，或监禁。许多人从这样的遭际中，专心致力于真理的探求，勾画出改造现实的蓝图，为成就伟大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且不说文王拘里，策划了周革殷命之类的历史故事，中国当代的两次伟大转折就都与“边缘化”有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从那时起，直到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整整四年间，毛泽东处境十分困难，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被指责为“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等等，甚至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他在这一时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正如他在三十年后谈到这次遭遇时所说：“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正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反复思考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成熟起来。无独有偶，１９６９年１１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的一家拖拉机厂做钳工，当时他的罪名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差没有被开除党籍。从这时起 ，直到１９７３年，也是整整四年，邓小平做了什么呢？在新华社发的《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他的女儿邓林则说：“他在苦苦地思索，静静地等待。”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测，正是在这段时期，邓小平已经勾画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
另一种“边缘化”是文化上的。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对立，对霸权话语来说就是异端。异端的命运永远是悲惨的，异端者和他的异端思想一起被无情地挤出主流社会，被打压，被诋毁，被扭曲，被封锁，直至被社会彻底遗忘。几乎每一个给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思想，都有过同样的被“边缘化”的悲惨遭遇。文艺复兴以来，五百年间，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有哪一个不是历尽坎坷，才摆脱了异端地位？但是，如果不是作为异端，不敢于向中心话语挑战，又怎能在伟大的思想革命中实现文明的历史飞跃呢？茨威格在他的名著《异端的权利》中，把人类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称作一个“幽灵”，认为这个“幽灵”已“所向无敌地进入了所有的观念和原则”。无论在何种专制暴虐的语境下面，“这一幽灵常会从奴隶状态中逸出，拒绝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式思想；拒绝在命令下成为肤浅和苟安；拒绝所强加的一致存在下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的一部文明史，就是异端不断向正统挑战的历史。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愿以生命捍卫你提出意见的权利。”看来，问题在于建立一种真正能够保护边缘话语的社会机制。我们也曾提出过“保护少数”的问题，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遗憾的是，仅靠宣言并不能解决问题。迄今为止的民主实践，还不足以确保边缘的话语权。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边缘话语的另一种命运。当原来处于异端地位的思想最终战胜了旧的观念体系之后，边缘话语就转化为中心话语，这时，它的革命锋芒逐渐减弱，开始建构自己作为霸权话语的地位，于是重复“昨天的故事”：当年受迫害的基督教，一旦成为国教，就开始设立异端裁判所；作为被压迫人民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人的手里也曾成为禁锢真理的教条。茨威格说：“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茨威格认为，这种悲剧来自人的一种惰性，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强加的责任时，总是希望有一个明确而有效的、有秩序的权威机构，伸出救助之手，代他们解决问题。而这就为维护中心话语、排斥边缘话语提供了社会基础。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就是真理，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使坚持真理的少数拥有自由，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的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的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还想到另一点，这与边缘人自己有关。处在边缘地位的人，毕竟也生活在社会中，他能否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这是一种精神操守，不仅能够提出一种独特思想，而且能够抱定宗旨、矢志不渝地信守和捍卫这一思想。茨威格在谈到他最为推崇的异端代表卡斯特利奥时说：“他虽然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像旗帜般升起。”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化已经逐渐失去了意义，一个献身学术的人不能不走向世界，关注时代的潮流。但是，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因此就显得愈加重要，应当持一种“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与社会时尚保持距离，这就是心境的“边缘化”。这是一种“自我放逐”。有人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学人都已被权力和资本“驯化”了，野性除尽，不会在学术的荒野中独立觅食和生活。为了恢复野性，应当建立“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使学子们自己去寻觅学术生命所需要的养料。
陶渊明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偏，摈除世俗的喧嚣，这是探求真理的人必须具有的精神世界。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才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