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测算，在目前约1.4亿育有一孩的已婚育龄妇女中，按现行生育政策可生育两孩的约5000万人，占37%；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两孩的目标人群约9000万，占63%。新增目标人群中，40-49岁人群占50%。预计“全面两孩”实施后可能在2017年出现生育高峰，按照“单独两孩”第一年的申请比例和最终实际出生人口来判断，“全面两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加上目前每年17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在2000万-2500万之间，中间值为2100万。
　　生育率的提升，将在短期内缓解人口结构老化，扭转我国人口形势。同时，由于新出生人口主要在城市，人们生男生女观念较淡，这对于降低性别比，维持家庭代际支持、养老功能，缓解家庭少子化趋势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实现了不分城乡、不分区域、不分民族的一体化生育政策，体现了制订计划生育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改变了过去城乡分离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人口素质提升会有明显的作用，有利于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即人口数量适度、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
　　全面放开两孩带来的出生人口增长、劳动力供应增加、老龄化程度减缓，将提高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人口和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结构中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和缓解老年扶养负担；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和经济平稳增长，焕发社会活力和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潜力。
　　从长期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将降低人口抚养比，增加劳动力供给，预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劳动力年龄结构有所改善，劳动力人口素质有所提高，将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
　　从短期来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可以带来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今后，为了确保全面放开两孩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需要考虑从女性就业、产假、医疗、完善生育保险、发展公共托幼事业、降养育成本方面，以相应的公共政策来推动，以减轻年轻夫妇生育两孩的时间成本和教育成本。
　　同时，我们也看到，全面放开两孩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
　　究其原因，一是一半以上的育龄妇女已经过了生育旺盛期。据测算，此次放开两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占了50%。由于45-49岁育龄妇女怀孕概率不到10%，并且生育意愿极低。由于双独两孩、单独两孩政策早已经放开，全面放开两孩的受益人群只有非独群体。这部分人群中，80后、90后生育两孩的积极性较低，70后虽然相对可能再生育意愿高一些，但是由于大部分已经接近育龄晚期，真正能生育两孩的也有限。
　　二是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受教育水平提高、职业转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家庭社会功能弱化，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尤其是现在的生育主体80后、90后，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
　　三是育儿成本提升和一系列公共政策起着约束作用。除生育政策外，经济能力、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着在婚人群的二胎生育意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项国家课题调研，从处于15-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调查一孩家庭生育两孩的意愿，结果表明全部样本的两孩生育意愿比重只为35.8%，总体两孩的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育龄妇女不愿意生两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费用太高；其次是没有精力带孩子。因此，关于住房成本高、小孩教育医疗支出成本高的经济承受压力成为城乡家庭不生两孩的首要原因，其次是个人精力。如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两孩。
　　适度的人口增长可以拉动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生物学家艾里奇在其1990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对主张人口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正如人口学家西蒙所言，“对人口的判断取决于人们对目前和未来的价值判断，如果只注重眼前，那么新增的孩子的确是发展中国家的负担，但如果我们关心子孙后代的福利就像关心自己一样，那么，新增的孩子就是福音”。
　　编辑：郑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