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格局建立与文学思潮演进

　　随着国家文艺路线的调整，南京的文艺领导机构、文学组织相继恢复。1978年11月20日，南京市文联第三届委员扩大会召开，标志着南京市文联及所属协会恢复运行，为南京文学复苏提供了组织保障。1979年3月至4月间召开中国作协江苏分会文学创作会议，对“探求者”文学群体错误的政治定性予以纠正，也对重新确立南京文艺的发展方向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恢复后的南京市文学工作者协会通过建立业余创作组，编印刊物《创作新稿》，推动文学创作，创办南京市文学创作讲习所，培养文学青年。程千帆、刘舒任正副所长，赵瑞蕻、邵燕祥、公刘、萧军、张弦、梁晓声、彭荆风、何士光等作家开设讲座。该讲习所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培养了新生文学力量，推动了南京文坛的复苏。1984年，南京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又创建了青春文学院，编印《文艺学习》（后改称《青春文学》）。同年，南京市作协与青春文学院联合创办《朗诵报》，发表诗歌、散文等，为南京文学力量的成长提供了平台。

　　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是一次重新确立当代文艺发展方向的转折会议。1980年11月28日召开的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积极落实全国文代会精神，为南京文学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1985年1月，南京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南京市作家协会，5月23日至25日，南京市作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进一步健全了南京文艺组织体系。南京市作协成立后，先后设立南京散文诗学会、散文学会、杂文学会、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等机构，并举办“金陵诗歌节”“扬子诗会”等活动，不断推进文学各领域的创作、研究与交流活动。除各类组织及活动，1986年设立的金陵文学奖也对推动文艺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批文学刊物相继复刊或创刊。1978年，《雨花》杂志复刊，把握文学潮流，相继推出了产生重大影响、占据文学史地位的作家和作品。巴金、陈白尘、韦君宜、汪曾祺、冯牧、艾煊、忆明珠、海笑、陆文夫、高晓声、方之、邵燕祥、张弦、王蒙、陈忠实、刘心武、赵本夫、路遥、梁晓声、李锐、张抗抗、贾平凹、储福金、朱苏进、苏童、迟子建等，都在《雨花》发表过成名作或代表作，产生全国性影响，与南京文坛产生不解之缘。1978年《钟山》杂志创刊，先后引领伤痕、反思、先锋等诸多文学潮流。1985年《钟山》与多位中青年作家签署“十七人协议”，首开市场化改革先河，并先后倡导“新写实主义”“新状态文学”等艺术新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该刊物长期扶持中青年作家，发表了高晓声、赵本夫、王兆军、朱晓平、王安忆、苏童、朱苏进、余华、苏童、韩东等作家的代表作品，奠定了《钟山》在全国文艺界、期刊界的中坚地位。吴调公、刘梦溪、陈辽、吴功正、黄毓璜、丁帆、王彬彬、南帆、蔡翔、张颐武、吴炫等学者、批评家活跃于《钟山》，引领了批评话题，颇受注目。《钟山》也成为我国当代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的风向标。1978年南京市文联创办《南京文艺》。1979年10月，在《南京文艺》的基础上，《青春》杂志正式创刊，刊名采用鲁迅手写体的“青春”集字。自创刊以来，《青春》就拉起“这是青年作者的领地，是青年作者驰骋的战场”的文学旗帜，对促进青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安忆、林斤澜、贾平凹、梁晓声、周梅森、邓海南、顾城、苏童、严歌苓、肖复兴、余华、叶兆言、于坚、王大进等都曾在《青春》上发表早期或代表作品。1980年1月刊，《青春》发布“青春奖征文”启事，拉开了青春文学奖的序幕。1983年4月刊发布第四届启事时，正式称为“青春文学奖”。其中简嘉1981年一等奖作品《女炊事班长》，同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梁晓声1983年获奖作品《今夜有暴风雪》，张平1984年获奖作品《姐姐》，分别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1979年创刊的《译林》为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作为江南文化重镇的历史地位、兼容并包的城市气质与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各地中青年作家如苏童、朱文、赵本夫、范小青、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等人汇聚于此，创作了有重要影响的作品。经过短暂的“伤痕”“反思”的控诉与揭露阶段（以《内奸》《“漏斗户”主》等为代表），南京作家开始寻找新的艺术创作基地。高晓声写了《陈奂生上城》等反映农民精神“胜利法”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南京的“他们”诗群及其诗歌理论成为“第三代诗歌”现象的典型代表，引起诗坛的极大反响。经过1985年“方法年”洗礼，南京文学也开始了文学现代性嬗变。众多青年作家借鉴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叶兆言、苏童等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总体来讲，叶兆言、苏童、余华、格非、马原、莫言、残雪、孙甘露等共同推动了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革新和语言实验。此后，毕飞宇、黄孝阳、魏微等南京作家在创作起步时都不同程度受到先锋文学影响。在时代感召和文学新潮的推动下，南京老中青作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南京文学由此呈现出繁荣局面。

二、理论探索与文学观念的建构

　　进入新时期，南京文学理论批评界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和框架结构更新的过程，包括对“文学的人道主义”“异化”“文学的主体性”“向内转”等问题的研究与讨论。1985年前后的“方法论”热潮也扩展到了南京，各类现代主义、先锋性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方法受到青睐，推动了南京文艺批评视野与方法的更新，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存与相互融合的研究格局。陈白尘、陈瘦竹、吴调公、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邹恬、陈辽、董健、王臻中、胡若定、叶橹、黄毓璜、包忠文、吴功正、徐兆淮、何永康、朱曉进、费振钟、高永年、汪应果、江锡铨、丁柏铨、周晓杨、姜耕玉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南京文学的历史发展、思潮流变以及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极具独创性的研究。南京理论批评家大力宣扬文学的审美性，提倡文化批评，极大推动了南京文学创作的发展，也对扩大南京文学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4年前后，“第三代诗潮”兴起，各地新的诗歌群体和诗歌理论不断涌现。南京的“他们文学社”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诗群，他们在《艺术自释》中提出创作理念：“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这一诗群将关注诗歌本身作为基本立场，认为语言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核心。韩东在《〈他们〉略说》中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概念，标志着“第三代诗潮”理论的正式确立。这一创作理念突破了朦胧诗的英雄主义、启蒙主义的价值指向。如韩东《山民》《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以口语消解了诗歌固有的宏大叙事和激情，揭示生活本来的平庸面目和悲剧色彩。经过同属“他们”诗群的朱文、吕德安、陆忆敏、杨克、于小韦、吴晨骏等人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南京日常化、市民性与口语化的诗歌生态，并对后来的“底层写作”“民间写作”潮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京文人的底层意识、民间关怀在“新写实小说”潮流的倡导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1989年，南京《钟山》杂志针对当时一些描写困顿人生的小说进行理论概括，率先提出“新写实小说”概念。这一概念一直被后来的文学史和理论批评界所沿用，成为当代文艺批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写实小说”现象首先被南京文坛进行理论总结，既来自南京开放、自由的文化土壤所形成的文艺敏锐力，又与作家的底层意识和现实情怀相契合。南京城市性格的市民化、闲适的生活状态对作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南京文坛对现实生活和普通个体的格外关注，对反映生活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极为敏感，并从理论上引领了这一重大文学现象。南京“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现象与理论倡导，虽得风气之先，却没有突出文学的激进性和反叛性，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基地的新创造，其态度平和，视野向下，仍是契合于南京文化气质的新的文学潮流。
　　在“他们文学社”成立前后，南京诗坛上涌现出一批新的青年诗歌群体，成为第三代诗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主义”诗群在《日常主义宣言》中阐述了“日常性”“日常主义”的诗歌理念。这也是南京文坛产生的有重要影响的诗学概念。“东方人”诗群在《东方人诗派宣言》中提出建立具有东方气质与风格的诗歌主张，对探寻当代诗歌路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新口语”诗群将“口语化”视为诗歌的本质，可看作五四“白话”入诗理论倡导的当代余续。“超感觉诗”群认为感觉、表象是无法抵达灵魂深处的负面因素，这是一种新的对当代诗歌变革的理解方式。“阐释主义”诗群提倡对生命与世界的哲学关照，而现象、定义和概念则是影响诗歌创作的否定性因素。这无疑是对西方阐释诗学的一次呼应，反映了当时诗坛向西方学习的艺术立场。“色彩派”诗群以“色彩”为支点，探寻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呼吸派”则从主体对客体的情感介入角度谈论诗歌的存在状态。“新自然主义”诗群对诗歌的变革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去除刻意和造作才是诗歌形成的前提，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可以说，南京青年诗群站在朦胧诗潮的对立面，在现代主义的地基上，提出了许多新鲜有价值的诗歌主张，对当代诗歌理论概念的丰富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三、南京小说创作的复苏与发展

　　在经历短暂的徘徊之后，南京作家们以敏锐的历史嗅觉和艺术创新力融入、引领了一个个小说热潮，个人化风格逐渐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新时期的南京小说经历了恢复发展期和创新期两个阶段。1976—1985年为第一个阶段，南京小说是当时全国“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潮流的优秀代表。1985—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南京小说创作进入创新期，成为引领全国小说新潮流的佼佼者。这两个阶段是承前启后的，既呼应了全国性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先锋小说等不同的创作思潮，同时又表现出南京小说的自身特色，就是长期形成的人文传统、对日常细节的逼真展示和整体意境的营造。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高晓声、方之、胡石言、梅汝恺、赵本夫、黄蓓佳、范小青、周梅森、苏童、叶兆言、储福金等，形成老一辈作家和青年作家齐头并进的良好创作局面。

　　复出的“探求者”群体取得了最初的实绩，揭开了南京新时期小说的序幕。方之的《内奸》是反思小说思潮的代表作，引起了全国反响。高晓声创作了“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在挖掘农民身上的精神病症方面取得新进展，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重大突破，也保持了长久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高晓声还创作了《钱包》《鱼钓》《山中》等当时未引起足够重视却颇具哲理意味的小说。这类小说表明，高晓声一定程度上跳脱了当时流行的伤痕、反思小说模式，探究生命的无常、精神的戕害与价值的破碎等具有本体意味的哲学命题，这在当时的文坛是难能可贵的。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则关注了民间底层个体户的悲喜剧和江南饮食文化风俗的变迁史，成为当时文化风俗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正是由于“探求者”小说群体的努力，南京新时期小说一开始就处于全国文坛的潮头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南京作家的小说作品一经发表就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1年，赵本夫反映农村新变化的处女作《卖驴》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入80年代中后期，赵本夫更加注重从文化层面思索黄河故道的历史兴衰、农民的命运沉浮。正是在这一方面，当代文学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又深入一步。此时较有影响的还有如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顾潇《梦追南楼》《依稀往事》、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李潮《面对共同的世界》、杨汝申《少校之死》、孙华炳《重赏之下》、董会平《寻找》、恽建新《麦青青》，等等。此外，姜滇、梁晴、贺景文、张昌华、苏支超、王心丽、丁宏昌、孙观懋、沈泰来、黄旦璇、胡丹娃、胡存廉、刘健屏、程玮等南京作家的小说作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80年代中后期，年青的小说家开始崭露头角，显现出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新风貌。叶兆言《枣树的故事》、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和苏童的《妻妾成群》则被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在“新写实主义”小说写作大潮中，方方《风景》和苏童《离婚指南》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出生于南京的张贤亮创作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王安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则是当时性爱小说的代表作。而黎汝清《湘江之战》《皖南事变》、艾煊《乡关何处》、胡石言《漆黑的羽毛》、海笑《红红的雨花石》、梅汝恺《青青羊河草》等都是此期的重要作品。此外，南京出色的中青年小说家还有赵本夫、范小青、储福金、朱蘇进、周梅森、聂震宁、黄蓓佳、梁骏、薛冰、徐乃建等。正是中青年作家的崛起和小说佳作的接连不断，南京成为当时新时期小说的重镇。
　　作者简介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赵磊，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陆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