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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结合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构建面临的困境制约，揭示构建公众环保参与机制的理论基础，并提出相应破解对策，力求为中国政府相关施政理念的调整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公众环保参与机制；集体行动逻辑；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近40年，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市场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其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了失灵。人居生活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且属于某一规模较大的集体，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构建的关键是依靠政府组织、集体的力量建立有选择性的激励制度，通过明晰权责、增强集体利益共容性、建设社区型基本监管单位等途径，构建有效的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提高公众环保参与度，保护人居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公众参与环保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 生态环境形势较为严峻。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透露，截止至2016年底，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295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31%，沙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8%，我国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现象较为严重。生态环境空间过度挤压，草原超载，中国约20%的脊椎动物和10%的高等植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在2018年2月环保部新闻发布会中，环保部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2017年我国大气污染情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指标比2013年下降22.7%，然而减排任务依然严峻。2017年，全国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仅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29.3%，重污染事件频发，以京津翼以及周边地区为例，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已发生四次重污染过程，重度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3.8%。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产、生活排放废物成分复杂化，我国水体质量面临严重威胁。
2. 资源吃紧。中国石油、煤炭、天然气、湿地、淡水、森林资源储量巨大，但根据国务院发布《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数据显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原湖南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强调，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21.6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1.97亩，远远低于全世界森林覆盖率31.8%、人均森林面积9.3亩的平均水平。每公顷森林可涵蓄降水约1 000立方米，我国可用淡水资源90%以上维系在湿地之中。由于森林和湿地锐减，盛水的“盆”越来越小，自然界的降水存不下、留不住，由此造成全球60%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包括我国在内，10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
二、 公众环保参与机制的构建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制约
构建有效的公众环保参与机制，需要个体、集体、政府三方面协同。三个层面涉及问题如下：
1. 个体层面。
（1）个体环保意识薄弱。生态环境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环境污染的危害具有潜伏性与隐蔽性等特点，短期不易觉察，当环境污染行为超过生态修复阈值，危害才会爆发式地显现。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是造成个体环保意识薄弱的关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B部分“CGSS10年回顾”关于人居生态环境调查结果显示，B10对应问题“在下列各种社会问题中，您认为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次呢？再次呢？”第一需要解决问题中，选择环境问题仅占3.3%；第二需要解决问题中，选择环境问题仅占5.6%；第三需要解决问题中，选择环境问题仅占6.5%。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公众个体对环境问题关注度较低，环保意识较为薄弱。
（2）个体环保参与度较低。個体环保意识薄弱是导致环保参与度较低的直接原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B部分“CGSS10年回顾”关于人居生态环境调查结果显示，B22对应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经常执行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装重复利用、为环保捐款、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等环保行为的个体占总体比例分别仅为12.2%、7.7%、39.6%、49.4%、2.0%、12.8%、4.0%、0.2%、3.8%、1.5%，公众个体环保参与度较低，公众环保参与机制亟待完善。
2. 集体层面。公众个体环保行为能够为社会整洁的人居环境贡献一份力量，然而整洁的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涉及社区成员规模庞大且对人居生活环境质量需求的相容性较强。集体成员极易受到不作为、“搭便车”等利己行为激励，集体中不执行环保行为的成员不但会削弱执行环保行为集体成员对人均环境所作出的努力，而且前者会与后者分享环保行为所带来的净收益。执行环保行为的个体会感到自己的环保行为所获收益远小于行为成本，由于环保行为不作为者的存在，实际人居环境与环保行为人的预期人居环境形成较大反差。环保行为执行力度越强的人，个体收益与成本、预期人居环境与实际人居环境间的差距越大，即对环保行为人相关利益的剥夺程度越大。因此，集体利益共容性较为显著、基本监管单位边界模糊、“搭便车”扭曲激励、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尚不成熟是公众参与环保机制构建在集体层面所面临的困境。
3. 政府层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B部分“CGSS10年回顾”关于民众对两级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央、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持肯定态度的民众占样本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0%、36%，公众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较低。现阶段国家层面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构建主要面临两个层面的挑战，其一，由于环境污染存在潜伏性、取证难等特点，追责难度较大；其二，我国经济结构尚需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尚需改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出口、投资、消费、资源消耗仍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科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带动能力不足。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态环境内在经济价值，从而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内生动力。 三、 建立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营造积极的公众环保参与制度环境
1. 基本监管单位规模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人居生活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环保行为的外部性是导致公众环保参与率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精确分析环保行为基本监管单位规模与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个监管单位内部的每个人的环保意识均存在差异，对人居生活环境质量的评价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地域、人文、风俗等差异，不同基本监管单位在保护人居生活环境所面对的成本函数存在差异。根据奥尔森集体行为逻辑理论，公众环保参与提供的人居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无法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在规模较大的基本监管单位中，存在环保参与率为0的倾向；在规模较小的基本监管单位中，存在环保参与率低于最优水平的倾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基本监管单位规模越大，环保参与率离最优水平越远；基本监管单位规模越小，环保参与率离最优水平越近；规模较小的基本监管单位效率大于规模较大的基本监管单位效率。
2. 破解对策。探索社区型基本监管单位新思路，有效将环保监管范围扩展至个体，构建以政府环保部门主导，多层次、多方合作的环保监管体系。根据地区人口、面积、风俗等情况，合理构建适度规模环保监管基本单位，例如，城市可以以街道或社区为基本监管单位，农村可以以村、小组为基本监管单位，产业群可以以开发区、地方行业协会为监管基本单位。监管基本单位对本社区内个体、集体的环保参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基本环保监管主体可以由政府环保部门、行业协会、职工、居民等共同担任，构建良好的监督、反馈、执行机制，有效解决现阶段大部分地区监管基本单位规模过大、监管过程形式化、监管过于粗糙、对个人环保行为监管缺失等问题。最终形成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监管、反馈，政府环保部门统筹监督、执行的环保监督新模式，从而能够利用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的适度规模特性对公众环保参与产生积极影响，保障个体人居环境收益在基本监管单位中的所占可观份额，增强利益共容性，营造良好的公众环保参与制度环境。
四、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促进利益视界不断延伸
1. 利益视界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时间维度与环保参与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利益视界根据时间维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流寇阶段”“固定匪帮阶段”“可持续民主阶段”。利益视界处于“流寇阶段”，即个体对环保行为收益评价眼光短浅，人居环境提供会受到短视行为事件的困扰，个体关注短期所得，只谋眼前之利，个人决策依据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总成本、收益偏差较大，个体最大限度地攫取当前利益，缺乏长远规划，最终导致环保参与率较低；利益视界处于“固定匪帮阶段”，即个体能够依据自身生命周期利益对环保参与收益进行评价，环保意识提高，“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得到一定地抵制，通过比较其自身整个生命周期中环保参与的预期收益与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个体决策依据的成本、收益向社会总成本、收益靠拢。这个阶段中的环保参与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主要特征是环保参与决策者以不损害同代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环保行为决策在横向层面达到了最优水平，但是由于环保参与决策更为摆脱局限于个体利益的桎梏，利益视界仅限于生命周期，前辈人在环保参与决策、人居环境享用方面较后辈人更有话语权，时间维度受到制约；利益视界处于“可持续民主阶段”，即个体能够依据可持续发展标准对环保参与收益进行评价，环保意识达到相当的高度，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对环保参与行为进行决策，个体决策依据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总成本、收益完全一致。这个阶段公众环保参与率达到了社会最优水平，主要特征是环保参与者不损害同代人横向利益，同时兼顾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可持续的纵向利益，利益视界扩展到整体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辈人与后辈人在环保参与决策、人居环境享用方面具有同样的民主權利，前辈人对后辈人的“独裁”现象消失，后辈人的“民主”权利得到保护，时间维度无限扩展。随着利益视界的不断扩展，利益共容性越强，环保参与率越高，人居环境质量越与社会最优水平接近。
2. 破解对策。鼓励政府环保部门联合科研单位、环保NGO、企业等团体共同承担环保宣传、教育等任务。重视培养青少年环保责任意识，基础教育阶段普及环保课程设置，加强青少年环保意识教育。企业、政府、社区加强环保教育宣传，定期开展相关活动，力求公众环保素质的整体提升，为民众提供接受环保教育的机会，从而能够充分理解环保参与的重要性与环保行为收益的长期性，科学认识环境破坏危害的潜伏性与隐蔽性，打破传统环保参与行为利益视界的狭隘观念，促进民众利益视界从“流寇阶段”“固定匪帮”向“可持续民主”不断发展、进化、延伸，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保参与意识。
五、 建立有选择性激励的激励机制，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利益共容性
1. 有选择性激励机制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人居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个体对环保参与决策具有强烈的规避倾向，在“平均主义”制度环境中，个体环保参与决策必然缺乏效率。有选择性激励机制构建能够形成权责清晰、赏罚分明的制度氛围，对环保违规者进行惩罚，对做出贡献的环保参与者进行适当奖赏，提高基本监管单位内部利益的共容性，增强环保参与正向激励，进而提高环保参与率。
2. 破解对策。尽快制定环保参与行为奖惩机制，对遵守环保参与行为准则的个体进行奖励，对违背环保参与行为准则的个体进行惩罚，打破“平均主义”氛围，探索赏罚分明的公众环保参与激励规则。例如，城市部门中，对违背者提高物业缴费金额，对遵守者适当减免物业费用；农村部门中，可通过“押金返还”、评优奖励、村民自治相互监督等形式；产业群中，可通过排污权转让、环保税等方式。
六、 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间权责划分清晰、沟通机制有效，避免“以邻为壑”潜在威胁
1. 权责划分清晰、沟通机制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根据科斯定理，权责划分清晰、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是保障社区型环保基本单位监管效率的必要条件，它们能够降低个体间交流成本。社区型基本监管单位间负责区域边界清晰，避免“踢皮球”现象发生，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实现对内监督，对外区域协同监管，避免投机者将生活废物等排放到邻近单位，完善社区型监管体制设计，填补监管漏洞，消除“以邻为壑”扭曲激励。需要强调，因为投机者将垃圾投放到较远区域成本较高，可能性不大，因此，沟通机制主要在邻近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间构建。 2. 破解对策。基本监管单位具备监管与协调的双重作用，能够缩小实际环保参与率与社会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基本监管单位主要任务分为内部监管与联合监管两个层次。内部监管，即监管单位内部个体环保行为，联合监管强调监管单位间通过沟通与协商，并对邻近监管单位的环保参与行为进行相互监督，避免“以邻为壑”的现象发生。
七、 坚持绿色发展，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内在激励
1. 宏观经济发展导向与公众环保意识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模式与公众环保意识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某村乡村旅游发展前后对比为例，在发展乡村旅游前，村民不认为“绿水青山”有任何价值，发展乡村旅游后，“绿水青山”有助于当地旅游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具有了经济价值，村民环保意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显著提高。正确宏观经济发展导向能够提高人居环境对个体的现实价值，激发公众环保参与的内在激励作用，从而提高环保参与率。
2. 破解对策。政府机构应利用税收、转移支付、产业奖补等方式引导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在以固定资产投资、资源消耗等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因为环境所能创造的直接价值较低，所以其总体价值必然会被贬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会被大大削弱；在以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环境能够给民众带来较高的直接价值，良好环境成为了民众致富的途径，民众自然会重视人居生活环境的保护，公众环保参与内在激励较强。由此可见，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导对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意义重大。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调整经济结构，认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秉承绿色发展，形成“环境富民、以富环保”的良性循环。将环保与经济发展充分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高公众环保参与内在激励。
参考文献：
[1] 曼瑟爾·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3] 王思博.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8，40（3）：66-74，126-127.
[4] 王玉君，韩冬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中国CGSS2013数据的多层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2）：79-9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GL039）；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2016C012）。
作者简介：李冬冬（1992-），女，汉族，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王思博（1991-），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收稿日期：2018-09-17。
关键词：公众环保参与机制；集体行动逻辑；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近40年，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市场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其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了失灵。人居生活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且属于某一规模较大的集体，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构建的关键是依靠政府组织、集体的力量建立有选择性的激励制度，通过明晰权责、增强集体利益共容性、建设社区型基本监管单位等途径，构建有效的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提高公众环保参与度，保护人居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公众参与环保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 生态环境形势较为严峻。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透露，截止至2016年底，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295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31%，沙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8%，我国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现象较为严重。生态环境空间过度挤压，草原超载，中国约20%的脊椎动物和10%的高等植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在2018年2月环保部新闻发布会中，环保部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2017年我国大气污染情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指标比2013年下降22.7%，然而减排任务依然严峻。2017年，全国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仅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29.3%，重污染事件频发，以京津翼以及周边地区为例，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已发生四次重污染过程，重度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3.8%。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产、生活排放废物成分复杂化，我国水体质量面临严重威胁。
2. 资源吃紧。中国石油、煤炭、天然气、湿地、淡水、森林资源储量巨大，但根据国务院发布《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数据显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原湖南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强调，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21.6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1.97亩，远远低于全世界森林覆盖率31.8%、人均森林面积9.3亩的平均水平。每公顷森林可涵蓄降水约1 000立方米，我国可用淡水资源90%以上维系在湿地之中。由于森林和湿地锐减，盛水的“盆”越来越小，自然界的降水存不下、留不住，由此造成全球60%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包括我国在内，10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
二、 公众环保参与机制的构建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制约
构建有效的公众环保参与机制，需要个体、集体、政府三方面协同。三个层面涉及问题如下：
1. 个体层面。
（1）个体环保意识薄弱。生态环境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环境污染的危害具有潜伏性与隐蔽性等特点，短期不易觉察，当环境污染行为超过生态修复阈值，危害才会爆发式地显现。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是造成个体环保意识薄弱的关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B部分“CGSS10年回顾”关于人居生态环境调查结果显示，B10对应问题“在下列各种社会问题中，您认为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次呢？再次呢？”第一需要解决问题中，选择环境问题仅占3.3%；第二需要解决问题中，选择环境问题仅占5.6%；第三需要解决问题中，选择环境问题仅占6.5%。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公众个体对环境问题关注度较低，环保意识较为薄弱。
（2）个体环保参与度较低。個体环保意识薄弱是导致环保参与度较低的直接原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B部分“CGSS10年回顾”关于人居生态环境调查结果显示，B22对应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经常执行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装重复利用、为环保捐款、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等环保行为的个体占总体比例分别仅为12.2%、7.7%、39.6%、49.4%、2.0%、12.8%、4.0%、0.2%、3.8%、1.5%，公众个体环保参与度较低，公众环保参与机制亟待完善。
2. 集体层面。公众个体环保行为能够为社会整洁的人居环境贡献一份力量，然而整洁的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涉及社区成员规模庞大且对人居生活环境质量需求的相容性较强。集体成员极易受到不作为、“搭便车”等利己行为激励，集体中不执行环保行为的成员不但会削弱执行环保行为集体成员对人均环境所作出的努力，而且前者会与后者分享环保行为所带来的净收益。执行环保行为的个体会感到自己的环保行为所获收益远小于行为成本，由于环保行为不作为者的存在，实际人居环境与环保行为人的预期人居环境形成较大反差。环保行为执行力度越强的人，个体收益与成本、预期人居环境与实际人居环境间的差距越大，即对环保行为人相关利益的剥夺程度越大。因此，集体利益共容性较为显著、基本监管单位边界模糊、“搭便车”扭曲激励、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尚不成熟是公众参与环保机制构建在集体层面所面临的困境。
3. 政府层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B部分“CGSS10年回顾”关于民众对两级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央、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持肯定态度的民众占样本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0%、36%，公众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较低。现阶段国家层面公众环保参与机制构建主要面临两个层面的挑战，其一，由于环境污染存在潜伏性、取证难等特点，追责难度较大；其二，我国经济结构尚需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尚需改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出口、投资、消费、资源消耗仍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科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带动能力不足。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态环境内在经济价值，从而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内生动力。 三、 建立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营造积极的公众环保参与制度环境
1. 基本监管单位规模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人居生活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环保行为的外部性是导致公众环保参与率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精确分析环保行为基本监管单位规模与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个监管单位内部的每个人的环保意识均存在差异，对人居生活环境质量的评价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地域、人文、风俗等差异，不同基本监管单位在保护人居生活环境所面对的成本函数存在差异。根据奥尔森集体行为逻辑理论，公众环保参与提供的人居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无法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在规模较大的基本监管单位中，存在环保参与率为0的倾向；在规模较小的基本监管单位中，存在环保参与率低于最优水平的倾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基本监管单位规模越大，环保参与率离最优水平越远；基本监管单位规模越小，环保参与率离最优水平越近；规模较小的基本监管单位效率大于规模较大的基本监管单位效率。
2. 破解对策。探索社区型基本监管单位新思路，有效将环保监管范围扩展至个体，构建以政府环保部门主导，多层次、多方合作的环保监管体系。根据地区人口、面积、风俗等情况，合理构建适度规模环保监管基本单位，例如，城市可以以街道或社区为基本监管单位，农村可以以村、小组为基本监管单位，产业群可以以开发区、地方行业协会为监管基本单位。监管基本单位对本社区内个体、集体的环保参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基本环保监管主体可以由政府环保部门、行业协会、职工、居民等共同担任，构建良好的监督、反馈、执行机制，有效解决现阶段大部分地区监管基本单位规模过大、监管过程形式化、监管过于粗糙、对个人环保行为监管缺失等问题。最终形成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监管、反馈，政府环保部门统筹监督、执行的环保监督新模式，从而能够利用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的适度规模特性对公众环保参与产生积极影响，保障个体人居环境收益在基本监管单位中的所占可观份额，增强利益共容性，营造良好的公众环保参与制度环境。
四、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促进利益视界不断延伸
1. 利益视界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时间维度与环保参与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利益视界根据时间维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流寇阶段”“固定匪帮阶段”“可持续民主阶段”。利益视界处于“流寇阶段”，即个体对环保行为收益评价眼光短浅，人居环境提供会受到短视行为事件的困扰，个体关注短期所得，只谋眼前之利，个人决策依据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总成本、收益偏差较大，个体最大限度地攫取当前利益，缺乏长远规划，最终导致环保参与率较低；利益视界处于“固定匪帮阶段”，即个体能够依据自身生命周期利益对环保参与收益进行评价，环保意识提高，“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得到一定地抵制，通过比较其自身整个生命周期中环保参与的预期收益与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个体决策依据的成本、收益向社会总成本、收益靠拢。这个阶段中的环保参与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主要特征是环保参与决策者以不损害同代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环保行为决策在横向层面达到了最优水平，但是由于环保参与决策更为摆脱局限于个体利益的桎梏，利益视界仅限于生命周期，前辈人在环保参与决策、人居环境享用方面较后辈人更有话语权，时间维度受到制约；利益视界处于“可持续民主阶段”，即个体能够依据可持续发展标准对环保参与收益进行评价，环保意识达到相当的高度，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对环保参与行为进行决策，个体决策依据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总成本、收益完全一致。这个阶段公众环保参与率达到了社会最优水平，主要特征是环保参与者不损害同代人横向利益，同时兼顾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可持续的纵向利益，利益视界扩展到整体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辈人与后辈人在环保参与决策、人居环境享用方面具有同样的民主權利，前辈人对后辈人的“独裁”现象消失，后辈人的“民主”权利得到保护，时间维度无限扩展。随着利益视界的不断扩展，利益共容性越强，环保参与率越高，人居环境质量越与社会最优水平接近。
2. 破解对策。鼓励政府环保部门联合科研单位、环保NGO、企业等团体共同承担环保宣传、教育等任务。重视培养青少年环保责任意识，基础教育阶段普及环保课程设置，加强青少年环保意识教育。企业、政府、社区加强环保教育宣传，定期开展相关活动，力求公众环保素质的整体提升，为民众提供接受环保教育的机会，从而能够充分理解环保参与的重要性与环保行为收益的长期性，科学认识环境破坏危害的潜伏性与隐蔽性，打破传统环保参与行为利益视界的狭隘观念，促进民众利益视界从“流寇阶段”“固定匪帮”向“可持续民主”不断发展、进化、延伸，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保参与意识。
五、 建立有选择性激励的激励机制，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利益共容性
1. 有选择性激励机制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人居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个体对环保参与决策具有强烈的规避倾向，在“平均主义”制度环境中，个体环保参与决策必然缺乏效率。有选择性激励机制构建能够形成权责清晰、赏罚分明的制度氛围，对环保违规者进行惩罚，对做出贡献的环保参与者进行适当奖赏，提高基本监管单位内部利益的共容性，增强环保参与正向激励，进而提高环保参与率。
2. 破解对策。尽快制定环保参与行为奖惩机制，对遵守环保参与行为准则的个体进行奖励，对违背环保参与行为准则的个体进行惩罚，打破“平均主义”氛围，探索赏罚分明的公众环保参与激励规则。例如，城市部门中，对违背者提高物业缴费金额，对遵守者适当减免物业费用；农村部门中，可通过“押金返还”、评优奖励、村民自治相互监督等形式；产业群中，可通过排污权转让、环保税等方式。
六、 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单位间权责划分清晰、沟通机制有效，避免“以邻为壑”潜在威胁
1. 权责划分清晰、沟通机制与公众环保参与率间的关系。根据科斯定理，权责划分清晰、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是保障社区型环保基本单位监管效率的必要条件，它们能够降低个体间交流成本。社区型基本监管单位间负责区域边界清晰，避免“踢皮球”现象发生，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实现对内监督，对外区域协同监管，避免投机者将生活废物等排放到邻近单位，完善社区型监管体制设计，填补监管漏洞，消除“以邻为壑”扭曲激励。需要强调，因为投机者将垃圾投放到较远区域成本较高，可能性不大，因此，沟通机制主要在邻近社区型环保基本监管间构建。 2. 破解对策。基本监管单位具备监管与协调的双重作用，能够缩小实际环保参与率与社会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基本监管单位主要任务分为内部监管与联合监管两个层次。内部监管，即监管单位内部个体环保行为，联合监管强调监管单位间通过沟通与协商，并对邻近监管单位的环保参与行为进行相互监督，避免“以邻为壑”的现象发生。
七、 坚持绿色发展，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内在激励
1. 宏观经济发展导向与公众环保意识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模式与公众环保意识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某村乡村旅游发展前后对比为例，在发展乡村旅游前，村民不认为“绿水青山”有任何价值，发展乡村旅游后，“绿水青山”有助于当地旅游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具有了经济价值，村民环保意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显著提高。正确宏观经济发展导向能够提高人居环境对个体的现实价值，激发公众环保参与的内在激励作用，从而提高环保参与率。
2. 破解对策。政府机构应利用税收、转移支付、产业奖补等方式引导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在以固定资产投资、资源消耗等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因为环境所能创造的直接价值较低，所以其总体价值必然会被贬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会被大大削弱；在以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环境能够给民众带来较高的直接价值，良好环境成为了民众致富的途径，民众自然会重视人居生活环境的保护，公众环保参与内在激励较强。由此可见，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导对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意义重大。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调整经济结构，认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秉承绿色发展，形成“环境富民、以富环保”的良性循环。将环保与经济发展充分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高公众环保参与内在激励。
参考文献：
[1] 曼瑟爾·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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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玉君，韩冬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中国CGSS2013数据的多层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2）：79-9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GL039）；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2016C012）。
作者简介：李冬冬（1992-），女，汉族，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王思博（1991-），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收稿日期：201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