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东汉末年天师道传入河陇地区,从秦陇氐、羌族定居的范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沿途吸纳当地本土民众,影响遍布河陇。天师道在该地区流播时吸取当地民族文化,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并融入当地素有的巫鬼道、方仙道传统,使之成为道教思想内涵的一部分。
[关键词]河陇地区;道教;天师道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30-02
建安二十年(215),汉中张鲁政权为曹操所灭,大批信奉天师道(亦称五斗米道)的汉中民众随曹军北迁至陇右、略阳,天师道教随即进入河陇地区。之后便沿着氐、羌族定居的范围一路向西,在这片拥有原始道教思想的沃土上广泛流播。魏晋时期,天师道在当地氐、羌族的流传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并吸收了河陇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对后世道教丹道思想、斋醮科仪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道教思想与当地西王母信仰、阴阳五行方术紧密结合
西王母信仰在河陇地区由来已久,至魏晋时期,西王母信仰仍然流行于河陇,《晋书·列传第五十六》载东晋永和元年(345),张骏以子张重华为五宫中郎将、凉州刺史,受酒泉太守马岌上言,在酒泉南山建西王母祠。《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亦称:“沮渠蒙逊至盐池,祀西王母寺。”
近年发掘的十六国五凉时代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形象,敦煌莫高窟北魏249窟、西魏285窟壁画也绘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分别驾龙凤车出行、前方有方士开路、后有神兽随行的场面。
民间信仰中,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掌管灾厉(瘟疫)和刑罚。而疫神的对立转化,便是医药之神,所以,方仙道思想认为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能干涉人之生死。“不死之药”一说出现较早,《穆天子传》、《淮南子·览冥训》都有记载。
这种西王母与长生的联系成为道教长生久视理念之滥觞,又把西王母与“阴阳五行”学说联系起来,即西王母属阴神,配位西方,西方属金,故名金母。西王母被仙化为早期道教信奉的神仙,天地所有女仙皆归之管理。《老子》将西王母列为第四神仙,其神格仅次于三清,地位崇高。
《敦煌汉简》中收录了一枚道教符箓木简,其正面上书:“仙师敕令三齎都星镇定空炁安●”,反面书“金木水”三字。根据陈槃先生《敦煌木简符箓试释》一文考证,这枚木简为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之物。观其形制、书写范式与通行的道教符箓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材质有所差异而已。
此符箓简反面仅存“金木水”三字,似后应有“火土”二字,这正是阴阳相生相克之“五行观”在道教方术中的体现。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形成,当道教诞生时与道教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存在于道教符箓、斋醮科仪当中。天师道符箓与阴阳五行观念的结合,说明了道教创始初期,仍然遗留着民间巫鬼道术中常用的五行相生相克之“厌胜术”,且深刻融入道教思想体系,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教谶言成为民族起义的号召力量
天师道教本由巴氐传入河陇,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氐、羌等少数民族力量膨胀,道教信仰流播更加广泛。相应地氐、羌文化也融入道教思想,体现在斋醮科仪当中。
收于《道藏》的北周道经《无上秘要》是一部道教类书,引录大量经典来说明各种道教斋醮科仪的节次、做法。其中卷50《次卫灵神咒》载“出官仪”,就有召少数民族老君汇集法坛,以共行济度之法:
甲子诸官将吏、考召君、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五岳四渎丘沼君。
唐末杜光庭编《太上正一阅箓仪》“出诸部将军兵马仪”中亦有关于此类名号的记载。20世纪90年代,陕西耀县出土一块《北魏荔非周欢道教造像碑》,供养人题名多为荔非氏家族成员,研究显示此碑为魏晋羌族大姓荔非氏家族所造。足见当时信道民众中夷胡、蛮越、戎氐、狄羌、秦伧之类名称的少数民族极多,对撰写道教经书者产生巨大影响,在道教科仪中将请“四夷”神将吏兵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天师道教在河陇地区少数民族中广泛流播,致使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时期,河陇民族起义纷纷借助道教信仰,以应“天数”。以老君降世化名“李弘”,宣扬新王朝即将建立,进行鼓动宣传。
《魏书·列传第三十九·封敕文传》记载:
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
《晋书·帝纪第八·海西公纪》中亦记载了东晋太和五年(370)九月广汉李弘与益州李金根的起义。汉魏时期,氐人聚居地域主要分布在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仇池属武都郡,是氐族聚居区之一。可见汉魏之后河陇地区成为天师道教流播、信仰的一个中心地带,天师道在当地氐、羌族的流传更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同时,氐、羌族文化对后世道教斋醮科仪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新兴道派出现,流播规模化
在张鲁道团北迁之后,内部开始分化,诸祭酒各自立治传教。张鲁迁邺后第二年便去世,天师道失去统一领导。于是道书造制日益增多,新道派也相继出现,河陇地区则有楼观道。
楼观道形成于北魏,其地处盩厔(周至)县终南山麓,本为老子西游时尹喜索书后修道之所。《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30载,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初,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其后道术精进,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至。北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王道义又从姑射山率弟子六七人来楼观,大修观宇,一皆鼎新。又“令门人购集真经万余卷” ,置于楼观。于是在北魏时期,楼观道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相当数量徒众、有一定影响力的北方道派。
天师道教传入河陇伊始,道观的建设在不自觉中已经开始。《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载: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炎袭晋王爵,欲图篡魏,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跡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县民王始云:“今年当太平。”
随即当地修建告平观,亦名“太平观”,应为河陇地区设立最早的道觀。北观位于临洮岳麓山,供奉有老子画像,明初毁于战火。嘉靖四十一年(1562),有当地御史雍焯撰碑记其始末。之后修建的有秦安县王家山慈航宫,崆峒山几处道观和回中山王母宫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亦有不少北魏北周时代道教塑像、壁画。因此,魏晋之后河陇道教的流播进入一个具有规模性的组织化阶段。
总之,独特的民族环境与人文背景,为天师道教传入河陇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师道教进入河陇地区,便沿着巴氐、羌族聚居地一路向西,并吸纳当地本土民众,在这片拥有原始道教思想基础的沃土上广泛流播。最终天师道在魏晋时期遍布河陇,普建道观,在东起秦陇、西至河西的狭长地带形成一片广阔天地,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地域、民族特征。天师道在流播过程中结合当地民间信仰、民风习俗,为后期道教思想之成熟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有机成分。同时,河陇地区也因与中原便利的地理条件成为进一步将天师道派流播中原其他地区的重要源头,为将来天师道在北方地区占领太平道所留下的空白地带奠定了基础,也为隋唐之后道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魏晋墓的发掘[J].文物,1979,(16).
[2]段文杰.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J].文物,1978(12).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陕西省文物普查队.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J].考古与文物,1994,(2).
[7]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道藏[Z].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0]清·呼延华国.狄道州志(官报书局排印本)[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
[关键词]河陇地区;道教;天师道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30-02
建安二十年(215),汉中张鲁政权为曹操所灭,大批信奉天师道(亦称五斗米道)的汉中民众随曹军北迁至陇右、略阳,天师道教随即进入河陇地区。之后便沿着氐、羌族定居的范围一路向西,在这片拥有原始道教思想的沃土上广泛流播。魏晋时期,天师道在当地氐、羌族的流传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并吸收了河陇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对后世道教丹道思想、斋醮科仪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道教思想与当地西王母信仰、阴阳五行方术紧密结合
西王母信仰在河陇地区由来已久,至魏晋时期,西王母信仰仍然流行于河陇,《晋书·列传第五十六》载东晋永和元年(345),张骏以子张重华为五宫中郎将、凉州刺史,受酒泉太守马岌上言,在酒泉南山建西王母祠。《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亦称:“沮渠蒙逊至盐池,祀西王母寺。”
近年发掘的十六国五凉时代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形象,敦煌莫高窟北魏249窟、西魏285窟壁画也绘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分别驾龙凤车出行、前方有方士开路、后有神兽随行的场面。
民间信仰中,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掌管灾厉(瘟疫)和刑罚。而疫神的对立转化,便是医药之神,所以,方仙道思想认为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能干涉人之生死。“不死之药”一说出现较早,《穆天子传》、《淮南子·览冥训》都有记载。
这种西王母与长生的联系成为道教长生久视理念之滥觞,又把西王母与“阴阳五行”学说联系起来,即西王母属阴神,配位西方,西方属金,故名金母。西王母被仙化为早期道教信奉的神仙,天地所有女仙皆归之管理。《老子》将西王母列为第四神仙,其神格仅次于三清,地位崇高。
《敦煌汉简》中收录了一枚道教符箓木简,其正面上书:“仙师敕令三齎都星镇定空炁安●”,反面书“金木水”三字。根据陈槃先生《敦煌木简符箓试释》一文考证,这枚木简为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之物。观其形制、书写范式与通行的道教符箓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材质有所差异而已。
此符箓简反面仅存“金木水”三字,似后应有“火土”二字,这正是阴阳相生相克之“五行观”在道教方术中的体现。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形成,当道教诞生时与道教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存在于道教符箓、斋醮科仪当中。天师道符箓与阴阳五行观念的结合,说明了道教创始初期,仍然遗留着民间巫鬼道术中常用的五行相生相克之“厌胜术”,且深刻融入道教思想体系,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教谶言成为民族起义的号召力量
天师道教本由巴氐传入河陇,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氐、羌等少数民族力量膨胀,道教信仰流播更加广泛。相应地氐、羌文化也融入道教思想,体现在斋醮科仪当中。
收于《道藏》的北周道经《无上秘要》是一部道教类书,引录大量经典来说明各种道教斋醮科仪的节次、做法。其中卷50《次卫灵神咒》载“出官仪”,就有召少数民族老君汇集法坛,以共行济度之法:
甲子诸官将吏、考召君、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五岳四渎丘沼君。
唐末杜光庭编《太上正一阅箓仪》“出诸部将军兵马仪”中亦有关于此类名号的记载。20世纪90年代,陕西耀县出土一块《北魏荔非周欢道教造像碑》,供养人题名多为荔非氏家族成员,研究显示此碑为魏晋羌族大姓荔非氏家族所造。足见当时信道民众中夷胡、蛮越、戎氐、狄羌、秦伧之类名称的少数民族极多,对撰写道教经书者产生巨大影响,在道教科仪中将请“四夷”神将吏兵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天师道教在河陇地区少数民族中广泛流播,致使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时期,河陇民族起义纷纷借助道教信仰,以应“天数”。以老君降世化名“李弘”,宣扬新王朝即将建立,进行鼓动宣传。
《魏书·列传第三十九·封敕文传》记载:
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
《晋书·帝纪第八·海西公纪》中亦记载了东晋太和五年(370)九月广汉李弘与益州李金根的起义。汉魏时期,氐人聚居地域主要分布在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仇池属武都郡,是氐族聚居区之一。可见汉魏之后河陇地区成为天师道教流播、信仰的一个中心地带,天师道在当地氐、羌族的流传更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同时,氐、羌族文化对后世道教斋醮科仪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新兴道派出现,流播规模化
在张鲁道团北迁之后,内部开始分化,诸祭酒各自立治传教。张鲁迁邺后第二年便去世,天师道失去统一领导。于是道书造制日益增多,新道派也相继出现,河陇地区则有楼观道。
楼观道形成于北魏,其地处盩厔(周至)县终南山麓,本为老子西游时尹喜索书后修道之所。《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30载,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初,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其后道术精进,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至。北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王道义又从姑射山率弟子六七人来楼观,大修观宇,一皆鼎新。又“令门人购集真经万余卷” ,置于楼观。于是在北魏时期,楼观道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相当数量徒众、有一定影响力的北方道派。
天师道教传入河陇伊始,道观的建设在不自觉中已经开始。《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载: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炎袭晋王爵,欲图篡魏,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跡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县民王始云:“今年当太平。”
随即当地修建告平观,亦名“太平观”,应为河陇地区设立最早的道觀。北观位于临洮岳麓山,供奉有老子画像,明初毁于战火。嘉靖四十一年(1562),有当地御史雍焯撰碑记其始末。之后修建的有秦安县王家山慈航宫,崆峒山几处道观和回中山王母宫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亦有不少北魏北周时代道教塑像、壁画。因此,魏晋之后河陇道教的流播进入一个具有规模性的组织化阶段。
总之,独特的民族环境与人文背景,为天师道教传入河陇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师道教进入河陇地区,便沿着巴氐、羌族聚居地一路向西,并吸纳当地本土民众,在这片拥有原始道教思想基础的沃土上广泛流播。最终天师道在魏晋时期遍布河陇,普建道观,在东起秦陇、西至河西的狭长地带形成一片广阔天地,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地域、民族特征。天师道在流播过程中结合当地民间信仰、民风习俗,为后期道教思想之成熟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有机成分。同时,河陇地区也因与中原便利的地理条件成为进一步将天师道派流播中原其他地区的重要源头,为将来天师道在北方地区占领太平道所留下的空白地带奠定了基础,也为隋唐之后道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魏晋墓的发掘[J].文物,1979,(16).
[2]段文杰.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J].文物,1978(12).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陕西省文物普查队.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J].考古与文物,1994,(2).
[7]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道藏[Z].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0]清·呼延华国.狄道州志(官报书局排印本)[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