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企业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企业必须适应社会，企业家必须关注社会一般的伦理、价值的变化，据此调整企业的价值、理念，尤其是敏感的劳资关系。
　　
　　2008年4月中旬，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公开指控玖龙纸业是“血汗工厂”。玖龙纸业老板张茵女士大怒，抨击SACOM是“不正常组织”、“无政府主义的不良组织”，其资金全部从欧洲过来，“他们就是想搞垮国内企业”。面对如此回应，舆论哗然。
　　张茵女士如此生气，不难理解。她大概有点委屈，连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和官方工会都说了，玖龙纸业算不上血汗工厂，相对于大量小工厂，玖龙纸业的劳工生存状况肯定算是不错的，SACOM却偏偏挑了玖龙纸业。
　　不过，人家SACOM也解释了，就是专拣有名的企业曝光，为的是引起外界关注劳工状况。而玖龙纸业已经大大地出名了，不仅因为它是亚洲第一大纸厂，也是因为，张茵女士在两会期间高调抨击《劳动合同法》，自然引起了以推动社会保护劳工权益为己任的SACOM的严重关注——人家就是专门给张茵女士难堪。
　　张茵女士聊可自慰的是，她的企业已与迪斯尼、DELL电脑、沃尔玛超市并列了，这些世界知名企业都曾遭到SACOM的抨击。只是，这些企业面对遭到抨击，其反应似乎没有张茵女士那么夸张，更不会拿人家的资金来源说事儿。事实上，那些企业都相当低调，反而会以具体事实说明，自己的企业在保护劳工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且似乎相当诚恳地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在媒体及社会的监督下，它们恐怕也不得不这样努力。
　　从技术角度看，这样的表态及回应措施是一种更有效的危机公关策略。从更深一个层次看，这些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框架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比起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来说，更清楚企业与社会的恰当关系。
　　市场是内嵌于社会之中的，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他只有一部分活动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社会，尤其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一般的价值、观念，是企业家活动、企业运转的外部环境。从逻辑上说，这些价值、观念是先于企业家、先于市场而存在的。企业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对企业、经济活动、利润、劳工权利的一般看法。
　　韦伯也正是如此解释资本主义——其核心当然是现代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之形成的。在他看来，人们信仰的变化，即新教伦理开始支配人们的精神，社会才给企业的赢利活动、给自由的市场交易制度签发通行证。反过来看，如果没有稳定的伦理价值，企业也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正是赵晓博士讨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缘由所在。
　　很自然地，社会一般的伦理观念的变化、权利意识的生长，会影响到劳工的价值，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更会影响到舆论气氛。企业家不可能改变这些价值、观念、舆论，而企业的声誉却主要是由上述三种力量来评估的。因此，聪明的企业家不可能把自己排斥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不同群体的互动过程之外。相反，他会关注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情况，关注舆论的动向，并相应地调整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企业的文化等等。
　　应当说，在出现了现代企业之后，劳资关系一直是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西概莫例外。而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又由人们的权利意识、人们对于福利和正义的看法所决定。曾经，人们相信经济学的论证：农民进入工厂，哪怕是血汗工厂，其福利已有巨大改进了，企业家被人们视为劳工的救星。人们相信，随着经济增长，企业发展，劳工的权利、福利自然水涨船高。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但是，人们也看到了与此相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最近几年，整个社会的价值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工更重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整个社会也更重视劳工权利保障问题。人们不再相信，企业发展可以自动地增进劳工的权益。于是，不断有媒体揭露企业剥夺劳工自由、权利和利益的情节，很多曾经受到赞美、现在也仍然受政府青睐的工厂，在舆论眼里变成了“血汗工厂”。
　　可惜，国内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社会价值体系的这一巨大变化，张茵女士的委屈及强烈反应，大概也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仍然以几年前的经济学逻辑来看待本企业的劳资关系。只是这种反应招致了舆论更强烈的批评，更坐实了血汗工厂的指控。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企业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企业必须适应社会，企业家必须关注社会一般的伦理、价值的变化，据此调整企业的价值、理念，尤其是敏感的劳资关系。企业家如果跟不上社会的节奏，还谈什么领导社会？■
　　
　　[编辑 赵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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