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湖广填四川”是清前中期中国移民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著述虽然不少，但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缺乏微观上的分析，尤其缺乏将迁出地与迁入地结合起来的联系分析，而此点对于深入认识“湖广填四川”的时间过程、迁移路线、移居地的空间演变过程、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信息传递等非常重要。有关“湖广填四川”的史料，地方志多是简略记述某一姓氏移居某地的事实，对于该家族移民在其他地区的分布则不会涉及；而以家谱为中心，却有助于厘清移民家族在不同移居地的分布演变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所藏《衡阳邓氏族谱》，以各房世系为纲，详细记载了清前中期湖南衡阳邓氏家族成员中第21代“孟”字辈到第26代“文”字辈移民四川的具体情况。在6代移民中，第21代和第26代移民人数明显偏少，因为第21代生活在明末清初，属于较早移民四川的一代；第26代生活在乾嘉之际，大致属于移民四川的最后一代。第22代“仲”字辈至第25代“兴”字辈是移民的主力，他们移居四川的高潮出现在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时期约100年间。需要指出的是，从整部家谱分析，衡阳邓氏家族移居四川的人口在整个家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高，大致占到20％。但是众多的移民家族，却共同汇聚成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
清前中期衡阳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时空过程
《衡阳邓氏族谱》在研究清前中期“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较为翔实地提供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两方面的信息，使得复原该移民潮的时空过程成为可能。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族谱还对家族成员迁川与否予以记载，有助于我们以家族为单位，初步推算出两湖地区移民四川的家族成员在整个家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从而判断这次移民潮的规模。兹将清前中期衡阳邓氏家族部分成员移民四川情况列表于下。
该表统计了衡阳邓氏家族邓道象、邓道鸿、邓道卿、邓道衡四兄弟的部分后裔在清前中期迁往四川各地的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分析该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时空过程及有关移民信息如下：
(一)康熙前期的试探性移民阶段
从该表可知，邓道象的长子邓孟金(1638～1687年)在康熙前期就已经移民四川，这是该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最早记录，但此时尚处于试探性移民阶段。因为在邓道象的四个儿子中，只有长子邓孟金迁往四川仪陇县，其余三子并未迁移。而且邓孟金一家移民四川也不彻底，比如其妻廖氏就没有随同前往，而是留在衡阳老家，死后葬在“衡阳县观山头老屋下首”。邓孟金与廖氏共生育有五个儿子，即邓仲爵、邓仲高、邓仲德、邓仲凤、邓仲逊，他们都先后移居四川仪陇县，死后安葬于此。据族谱记载，邓仲爵(1669～1754年)“移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井坝沟落业……葬毡帽岭”；邓仲高(1672～1743年)“葬四川仪陇县井坝沟”；邓仲德(1674～1761年)“移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白果湾大罗池落业……葬新丰里铁山坝屋侧青龙嘴”；邓仲凤(1682～1757年)“葬四川仪陇县井坝沟毡帽岭下”；邓仲逊(1683～1762年)“迁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落业……葬井坝沟鸡须寨坝下”。那么，邓孟金一家是如何进行早期试探性移民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其五个儿子的出生年代及出生间隔找到蛛丝马迹。
邓孟金的长子邓仲爵出生于康熙八年(1669年)，次子邓仲高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子邓仲德出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子邓仲凤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子邓仲逊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从长子到三子出生，生育间隔为2～3年，这段时间邓孟金不可能到四川。但是从三子到四子出生，中间却隔了8年时间，按照常理和邓孟金生育前三个儿子的情况，生育间隔不需要这么长。结合邓孟金移民四川的事实，以及其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并“葬四川仪陇县毡帽岭”，邓孟金应该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间去了四川，大约于康熙二十年返回衡阳老家，又与妻子廖氏生育了第四子、第五子，而且四子和五子的出生间隔相差一年，属于比较正常的生育状况。从五子邓仲逊于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到邓孟金于康二十六年在四川仪陇县去世，表明邓孟金在五子出生后，又离开衡阳老家回到了四川仪陇。
如果说邓孟金第一次前往四川仪陇还是单独一人的话，那么第二次从老家返回四川，则应该是携带几个较大的儿子同去。因为此时其长子已十四五岁、次子已十一二岁、三子也约十岁，具备了随父移居四川的条件，而且邓孟金返回仪陇后不久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儿子随同前往，那么邓孟金何年去世、安葬于何处等信息就无从传递回家乡。而四子邓仲凤、五子邓仲逊因为年幼，不适宜长途奔波，他们前往四川仪陇与兄长会合，显然是后来的事情。邓孟金去世后，其儿子继续在四川创业，估计在老家的母亲也去世后，才将两个弟弟接到了四川，这样，邓孟金家最终实现了举家移民四川。
在邓孟金的五个儿子中，长子邓仲爵、三子邓仲德在四川的后裔较为兴盛。邓仲爵的长子邓季泰(1690～1760年)生有六个儿子，死后葬于四川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毡帽岭；邓仲德生有五个儿子，长子邓季迪(1694～1737年)，次子邓季达，四子邓季连(1709～?年)，五子邓季选(1716～1771年)，三子情况不详，死后主要葬于仪陇县新丰里大罗池地方。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是始迁祖邓孟金移居四川后的定居地，毡帽岭成为家族最早的墓地所在。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邓孟金的后裔在新丰里境内的居住地由最初的井坝沟发展到大罗池，再由大罗池老屋发展到铁山坝，比如邓季连就由新丰里罗池老屋“分居铁山坝”。
(二)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后期的移民高潮阶段
邓孟金成功移民四川的信息传递回衡阳老家后，逐渐激发起邓氏家族子孙们移民四川的热情，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后期的100年间，衡阳邓氏子孙持续向四川各地移民，成为推动“湖广填四川”移民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邓氏子孙移民四川的方向看，呈现出从四川东部、北部向西部、南部推移的趋势，与“湖广填四川”移民流动的总方向相吻合。川东、川北的移居地包括顺庆府属仪陇县、广安州和重庆府属大足县，川西、川南的移居地包括叙州府属宜宾县、马边厅和嘉定府属犍为县。可以说，衡阳邓氏家族在清代前中期移民四川的过程，是整个“湖广填四川”移民过程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康熙中后期，是衡阳邓氏家族“仲”字辈向四川移民的时期，代表人物包括邓仲璺、邓仲武、邓仲斌、邓仲君。邓仲璺(1690～1767年)是邓道象的孙子、邓孟高的儿子、邓孟金的侄子，邓孟高虽未迁川，但其子邓仲璺却迈出了移民四川的步伐。邓仲璺于康熙后期携带妻儿一同入 川，“迁居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金家岩落业”。其长子邓季嶷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年幼的他也随同父母前往。邓道鸿的儿子辈(邓孟玉、邓孟臣)无一人移民四川，但到了孙子辈，则出现了向四川移民的情况，包括邓仲武(1666～1724年)、邓仲斌(1675～1749年)、邓仲君(1683～1758年)。邓孟玉一共有五个儿子，其中邓仲武、邓仲斌迁川，其余三个儿子则未迁川；邓孟臣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邓仲君迁川，而其余三个儿子则未迁川。可见邓氏“仲”字辈移民四川的人口约为30％。从族谱的记载看，邓仲武、邓仲斌、邓仲君移民四川显然受到了前面邓孟金一家移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的影响，比如邓仲武、邓仲君都迁入了仪陇县新丰里境内，只是定居的位置稍有差异，邓仲武定居于“新丰里魏家坝”，而邓仲君定居于“新丰里安家坝”。邓仲斌则选择了同府不同县，他选择“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州望溪乡果子坝”。需要指出的是，邓仲君的妻子杜氏并未随同迁移，而是留在衡阳老家，但邓仲君的三个儿子(邓季闻、邓季明、邓季惠)却随父走上了移民四川的道路。当然，移民路途中也可能出现死亡等情形，比如邓仲君的长子邓季闻就死在移民四川的路上，葬于湖北郧阳府竹溪县。
雍正至乾隆前期，是衡阳邓氏家族“季”字辈、“宗”字辈向四川移民的时期。包括邓季廷、邓季通、邓季献、邓宗黉、邓宗学、邓宗舜、邓宗良、邓宗言、邓宗应等人。邓季廷(1718～?年)是邓道象的曾孙，“徙居四川重庆府大足县”。邓季通(1691～?年)与邓季献(1696～?年)是邓道卿的曾孙，属于亲兄弟，他们于乾隆七年(1742年)“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州三溪河落业”。三溪河属于广安州望溪乡崇仪里，邓道鸿的孙子邓仲斌最先移居于此，随着邓季通、邓季献的迁入，逐渐成为衡阳邓氏家族在四川的又一个重要移居地。邓宗黉(1728～?年)、邓宗学(1732～1766年)是邓道象的四代孙，其父邓季述与邓季廷是亲兄弟，邓季述留在衡阳老家，邓宗黉、邓宗学二人则迁至四川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进一步强化了该地作为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重要据点的作用。邓宗舜(1717～1760年)是邓道卿的四代孙，于雍乾之际迁往“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钟家场”，他的侄子邓兴泷(1744～1770年)也迁往叙州府境内，死后“葬四川马边城真武山”，马边厅隶属于叙州府。衡阳邓氏家族成员向川南叙州府的移民，开始于康熙后期邓道象的孙子邓仲璺携带妻儿移居宜宾县金家岩，经过邓宗舜、邓兴泷的进一步迁移，叙州府逐渐成为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又一重要方向。邓道衡一房的后裔移居四川的时间较晚，其中“宗”字辈于乾隆前期才开始向四川迁移。比如邓宗良(1719～?年)、邓宗言(1724～?年)、邓宗应(1735～?年)三兄弟就是在乾隆前期移居四川的。
乾隆后期是衡阳邓氏家族“兴”字辈向四川移民的时期。这一点可从他们的年龄上推断出来。比如邓兴堂、邓兴干、邓兴孔、邓兴珙兄弟分别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邓兴岸、邓兴融、邓兴忠、邓兴经兄弟分别出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从年龄上判断，他们移民四川的时间在乾隆后期较为可信。而且从移居四川的过程分析，这一时期多为兄弟结伴而行或者相继迁川，比如邓兴尚、邓兴配兄弟，邓兴堂、邓兴干、邓兴孔、邓兴珙兄弟，邓兴得、邓兴隆兄弟，邓兴岸、邓兴融、邓兴忠、邓兴经兄弟。需要注意的是，从《衡阳邓氏族谱》的记载分析，该时期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子弟移居四川，移民的只是一部分家庭。而且几乎没有举家迁移的家庭，许多情况下只是一部分男性成员的迁移，比如邓兴得、邓兴隆、邓兴臻、邓兴绩兄弟四人，迁川的只有邓兴得、邓兴隆二人，邓兴璟、邓兴绩则留在衡阳老家；上面提及的邓兴岸、邓兴融、邓兴忠、邓兴经兄弟四人迁往了四川，但他们的长兄邓兴禄(1754～1817年)、五弟邓兴与(1767～1812年)则留在衡阳。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即丈夫带着较大的儿子迁往四川，而妻子则在老家抚养幼子。比如邓兴柏(1746～1797年)于乾隆后期迁往“四川犍为县五通桥”，长子邓文敩(1767～?)随行，而其妻子唐氏则在衡阳老家抚养幼子邓文才。
移民信息的传递、迁移路线与方式
(一)移民信息的传递与移居地的拓展
在衡阳邓氏家族六代成员陆续移居四川的100年时间里，在迁出地衡阳老家与迁入地四川新家之间，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信息的传递。上面的论述表明，在邓氏家族移民集中迁入的仪陇县、广安州、宜宾县三个地点，与衡阳老家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在老家不断修订的族谱中，不仅记载了家族移民在四川的详细地址、生育繁衍、分家析居、死后安葬处所等信息，而且记载了后代家族成员继续迁入前代家族成员移居地的信息。如果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要做到如此详尽的记载是不可能的。
从四川移居地反馈到衡阳老家的信息看，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无疑是衡阳邓氏家族在四川最早的移居地，邓孟金是其始迁祖。邓孟金的五个儿子先后迁来，随着不断生息繁衍，人口越来越多，其后裔在仪陇县新丰里境内的居住地由最初的井坝沟发展到大罗池，再由大罗池老屋发展到铁山坝。而且衡阳老家别的家族成员也陆续迁来，邓道鸿的孙子邓仲武、邓仲君就移居仪陇县新丰里境内的魏家坝和安家坝。邓宗黉、邓宗学是邓道象的四代孙，二人于雍乾时期也迁至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可以说，通过仪陇县新丰里与衡阳老家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先后几代人的持续移居，使仪陇县新丰里成为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据点。正是以衡阳邓氏家族成员为代表的湖广籍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得湖广移民在仪陇县的人口中占据最大多数，据同治《仪陇县志》卷三《食货志》载：“邑中湖南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
顺庆府广安州望溪乡崇仪里是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又一个重要据点。邓道鸿的孙子邓仲斌是移居广安州的始迁祖，他的三个儿子也随父移居。随着信息传递回衡阳老家，乾隆七年，邓道卿的曾孙邓季通、邓季献也同时移居这里，强化了广安州作为衡阳邓氏家族在四川重要移居地的作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卷十《氏族志》记载，在广安州的外来移民中，“惟湘、鄂特多”，约占移民人口的60％，而邓氏家族移民无疑是其中的一员。
叙州府宜宾县是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第三个重要地点。康熙后期，邓道象的孙子邓仲璺携带妻儿移居宜宾县金家岩，成为该地的始迁祖。雍乾之际，邓道卿的四代孙邓宗舜及侄子邓兴泷也移居叙 帅I府宜宾县、马边厅等地，显然是受到了邓仲璺向衡阳老家传递信息的影响。
由此可见，随着邓氏家族成员移居四川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在四川的移居地点也呈现出逐渐拓展的趋势，从四川东部、北部的顺庆府、重庆府发展到西部、南部的叙州府、嘉定府。
(二)迁移路线与方式
衡阳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路线，可以从《衡阳邓氏族谱》中找到蛛丝马迹。按理说，湖南衡阳位于四川的东南方向，最近的路线是通过贵州或经过湘西直接到达四川东南部。但是族谱提供的信息却与之不符，作为衡阳邓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的最早移居地，仪陇县位于四川的东北部。那么这条移民路线的取向究竟如何呢?在关于邓道鸿的曾孙邓季闻移民四川的记载中，提到邓季闻在迁移途中死于“湖北郧阳府竹溪县”，并安葬于此。参照地图，不难发现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路线是：湖南衡阳一湖北郧阳府竹溪县一陕西兴安府平利县一翻越大巴山一四川仪陇县。虽然这条路线比较绕，但在清前中期湖广移民入川的路线中却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根据孙晓芬的研究，长江水路是湖广移民入川的最重要通道，而取道湖北西北部郧阳府，途经陕南兴安府，翻越大巴山，进入川东北和川北地区，也是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从移民的方式看，家族中有移民的家庭比没有移民的家庭相对少些；举家迁移的较少，而家庭部分成员迁移的较多；既存在不带妻室迁移的情况，如邓孟金、邓仲君、邓兴柏，也存在携带妻室迁移的情形，如邓仲璺；单独迁移的较少，而父子、兄弟结伴而行的较多。
总之，衡阳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是清前中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细胞，而衡阳正是湖南南部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正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奏折中所说：“湖南衡(阳)、永(州)、宝(庆)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该家族成员移民四川始于康熙前期，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则逐渐停止。这与“湖广填四川”开始于顺治末年、高潮出现于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嘉庆年间为尾声的历史过程相吻合(田光纬：《“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而且随着湖广移民从川东、川北向川西、川南的进一步迁移，邓氏家族移民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早期主要移居川东、川北的仪陇、广安、大足等地，发展到后期向川西南的宜宾、马边、犍为迁移，生动反映出家族移民史与清前中期“湖广填四出”移民运动的高度契合。
清前中期衡阳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时空过程
《衡阳邓氏族谱》在研究清前中期“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较为翔实地提供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两方面的信息，使得复原该移民潮的时空过程成为可能。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族谱还对家族成员迁川与否予以记载，有助于我们以家族为单位，初步推算出两湖地区移民四川的家族成员在整个家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从而判断这次移民潮的规模。兹将清前中期衡阳邓氏家族部分成员移民四川情况列表于下。
该表统计了衡阳邓氏家族邓道象、邓道鸿、邓道卿、邓道衡四兄弟的部分后裔在清前中期迁往四川各地的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分析该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时空过程及有关移民信息如下：
(一)康熙前期的试探性移民阶段
从该表可知，邓道象的长子邓孟金(1638～1687年)在康熙前期就已经移民四川，这是该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最早记录，但此时尚处于试探性移民阶段。因为在邓道象的四个儿子中，只有长子邓孟金迁往四川仪陇县，其余三子并未迁移。而且邓孟金一家移民四川也不彻底，比如其妻廖氏就没有随同前往，而是留在衡阳老家，死后葬在“衡阳县观山头老屋下首”。邓孟金与廖氏共生育有五个儿子，即邓仲爵、邓仲高、邓仲德、邓仲凤、邓仲逊，他们都先后移居四川仪陇县，死后安葬于此。据族谱记载，邓仲爵(1669～1754年)“移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井坝沟落业……葬毡帽岭”；邓仲高(1672～1743年)“葬四川仪陇县井坝沟”；邓仲德(1674～1761年)“移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白果湾大罗池落业……葬新丰里铁山坝屋侧青龙嘴”；邓仲凤(1682～1757年)“葬四川仪陇县井坝沟毡帽岭下”；邓仲逊(1683～1762年)“迁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落业……葬井坝沟鸡须寨坝下”。那么，邓孟金一家是如何进行早期试探性移民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其五个儿子的出生年代及出生间隔找到蛛丝马迹。
邓孟金的长子邓仲爵出生于康熙八年(1669年)，次子邓仲高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子邓仲德出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子邓仲凤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子邓仲逊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从长子到三子出生，生育间隔为2～3年，这段时间邓孟金不可能到四川。但是从三子到四子出生，中间却隔了8年时间，按照常理和邓孟金生育前三个儿子的情况，生育间隔不需要这么长。结合邓孟金移民四川的事实，以及其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并“葬四川仪陇县毡帽岭”，邓孟金应该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间去了四川，大约于康熙二十年返回衡阳老家，又与妻子廖氏生育了第四子、第五子，而且四子和五子的出生间隔相差一年，属于比较正常的生育状况。从五子邓仲逊于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到邓孟金于康二十六年在四川仪陇县去世，表明邓孟金在五子出生后，又离开衡阳老家回到了四川仪陇。
如果说邓孟金第一次前往四川仪陇还是单独一人的话，那么第二次从老家返回四川，则应该是携带几个较大的儿子同去。因为此时其长子已十四五岁、次子已十一二岁、三子也约十岁，具备了随父移居四川的条件，而且邓孟金返回仪陇后不久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儿子随同前往，那么邓孟金何年去世、安葬于何处等信息就无从传递回家乡。而四子邓仲凤、五子邓仲逊因为年幼，不适宜长途奔波，他们前往四川仪陇与兄长会合，显然是后来的事情。邓孟金去世后，其儿子继续在四川创业，估计在老家的母亲也去世后，才将两个弟弟接到了四川，这样，邓孟金家最终实现了举家移民四川。
在邓孟金的五个儿子中，长子邓仲爵、三子邓仲德在四川的后裔较为兴盛。邓仲爵的长子邓季泰(1690～1760年)生有六个儿子，死后葬于四川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毡帽岭；邓仲德生有五个儿子，长子邓季迪(1694～1737年)，次子邓季达，四子邓季连(1709～?年)，五子邓季选(1716～1771年)，三子情况不详，死后主要葬于仪陇县新丰里大罗池地方。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是始迁祖邓孟金移居四川后的定居地，毡帽岭成为家族最早的墓地所在。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邓孟金的后裔在新丰里境内的居住地由最初的井坝沟发展到大罗池，再由大罗池老屋发展到铁山坝，比如邓季连就由新丰里罗池老屋“分居铁山坝”。
(二)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后期的移民高潮阶段
邓孟金成功移民四川的信息传递回衡阳老家后，逐渐激发起邓氏家族子孙们移民四川的热情，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后期的100年间，衡阳邓氏子孙持续向四川各地移民，成为推动“湖广填四川”移民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邓氏子孙移民四川的方向看，呈现出从四川东部、北部向西部、南部推移的趋势，与“湖广填四川”移民流动的总方向相吻合。川东、川北的移居地包括顺庆府属仪陇县、广安州和重庆府属大足县，川西、川南的移居地包括叙州府属宜宾县、马边厅和嘉定府属犍为县。可以说，衡阳邓氏家族在清代前中期移民四川的过程，是整个“湖广填四川”移民过程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康熙中后期，是衡阳邓氏家族“仲”字辈向四川移民的时期，代表人物包括邓仲璺、邓仲武、邓仲斌、邓仲君。邓仲璺(1690～1767年)是邓道象的孙子、邓孟高的儿子、邓孟金的侄子，邓孟高虽未迁川，但其子邓仲璺却迈出了移民四川的步伐。邓仲璺于康熙后期携带妻儿一同入 川，“迁居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金家岩落业”。其长子邓季嶷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年幼的他也随同父母前往。邓道鸿的儿子辈(邓孟玉、邓孟臣)无一人移民四川，但到了孙子辈，则出现了向四川移民的情况，包括邓仲武(1666～1724年)、邓仲斌(1675～1749年)、邓仲君(1683～1758年)。邓孟玉一共有五个儿子，其中邓仲武、邓仲斌迁川，其余三个儿子则未迁川；邓孟臣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邓仲君迁川，而其余三个儿子则未迁川。可见邓氏“仲”字辈移民四川的人口约为30％。从族谱的记载看，邓仲武、邓仲斌、邓仲君移民四川显然受到了前面邓孟金一家移居四川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的影响，比如邓仲武、邓仲君都迁入了仪陇县新丰里境内，只是定居的位置稍有差异，邓仲武定居于“新丰里魏家坝”，而邓仲君定居于“新丰里安家坝”。邓仲斌则选择了同府不同县，他选择“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州望溪乡果子坝”。需要指出的是，邓仲君的妻子杜氏并未随同迁移，而是留在衡阳老家，但邓仲君的三个儿子(邓季闻、邓季明、邓季惠)却随父走上了移民四川的道路。当然，移民路途中也可能出现死亡等情形，比如邓仲君的长子邓季闻就死在移民四川的路上，葬于湖北郧阳府竹溪县。
雍正至乾隆前期，是衡阳邓氏家族“季”字辈、“宗”字辈向四川移民的时期。包括邓季廷、邓季通、邓季献、邓宗黉、邓宗学、邓宗舜、邓宗良、邓宗言、邓宗应等人。邓季廷(1718～?年)是邓道象的曾孙，“徙居四川重庆府大足县”。邓季通(1691～?年)与邓季献(1696～?年)是邓道卿的曾孙，属于亲兄弟，他们于乾隆七年(1742年)“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州三溪河落业”。三溪河属于广安州望溪乡崇仪里，邓道鸿的孙子邓仲斌最先移居于此，随着邓季通、邓季献的迁入，逐渐成为衡阳邓氏家族在四川的又一个重要移居地。邓宗黉(1728～?年)、邓宗学(1732～1766年)是邓道象的四代孙，其父邓季述与邓季廷是亲兄弟，邓季述留在衡阳老家，邓宗黉、邓宗学二人则迁至四川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进一步强化了该地作为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重要据点的作用。邓宗舜(1717～1760年)是邓道卿的四代孙，于雍乾之际迁往“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钟家场”，他的侄子邓兴泷(1744～1770年)也迁往叙州府境内，死后“葬四川马边城真武山”，马边厅隶属于叙州府。衡阳邓氏家族成员向川南叙州府的移民，开始于康熙后期邓道象的孙子邓仲璺携带妻儿移居宜宾县金家岩，经过邓宗舜、邓兴泷的进一步迁移，叙州府逐渐成为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又一重要方向。邓道衡一房的后裔移居四川的时间较晚，其中“宗”字辈于乾隆前期才开始向四川迁移。比如邓宗良(1719～?年)、邓宗言(1724～?年)、邓宗应(1735～?年)三兄弟就是在乾隆前期移居四川的。
乾隆后期是衡阳邓氏家族“兴”字辈向四川移民的时期。这一点可从他们的年龄上推断出来。比如邓兴堂、邓兴干、邓兴孔、邓兴珙兄弟分别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邓兴岸、邓兴融、邓兴忠、邓兴经兄弟分别出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从年龄上判断，他们移民四川的时间在乾隆后期较为可信。而且从移居四川的过程分析，这一时期多为兄弟结伴而行或者相继迁川，比如邓兴尚、邓兴配兄弟，邓兴堂、邓兴干、邓兴孔、邓兴珙兄弟，邓兴得、邓兴隆兄弟，邓兴岸、邓兴融、邓兴忠、邓兴经兄弟。需要注意的是，从《衡阳邓氏族谱》的记载分析，该时期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子弟移居四川，移民的只是一部分家庭。而且几乎没有举家迁移的家庭，许多情况下只是一部分男性成员的迁移，比如邓兴得、邓兴隆、邓兴臻、邓兴绩兄弟四人，迁川的只有邓兴得、邓兴隆二人，邓兴璟、邓兴绩则留在衡阳老家；上面提及的邓兴岸、邓兴融、邓兴忠、邓兴经兄弟四人迁往了四川，但他们的长兄邓兴禄(1754～1817年)、五弟邓兴与(1767～1812年)则留在衡阳。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即丈夫带着较大的儿子迁往四川，而妻子则在老家抚养幼子。比如邓兴柏(1746～1797年)于乾隆后期迁往“四川犍为县五通桥”，长子邓文敩(1767～?)随行，而其妻子唐氏则在衡阳老家抚养幼子邓文才。
移民信息的传递、迁移路线与方式
(一)移民信息的传递与移居地的拓展
在衡阳邓氏家族六代成员陆续移居四川的100年时间里，在迁出地衡阳老家与迁入地四川新家之间，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信息的传递。上面的论述表明，在邓氏家族移民集中迁入的仪陇县、广安州、宜宾县三个地点，与衡阳老家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在老家不断修订的族谱中，不仅记载了家族移民在四川的详细地址、生育繁衍、分家析居、死后安葬处所等信息，而且记载了后代家族成员继续迁入前代家族成员移居地的信息。如果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要做到如此详尽的记载是不可能的。
从四川移居地反馈到衡阳老家的信息看，顺庆府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无疑是衡阳邓氏家族在四川最早的移居地，邓孟金是其始迁祖。邓孟金的五个儿子先后迁来，随着不断生息繁衍，人口越来越多，其后裔在仪陇县新丰里境内的居住地由最初的井坝沟发展到大罗池，再由大罗池老屋发展到铁山坝。而且衡阳老家别的家族成员也陆续迁来，邓道鸿的孙子邓仲武、邓仲君就移居仪陇县新丰里境内的魏家坝和安家坝。邓宗黉、邓宗学是邓道象的四代孙，二人于雍乾时期也迁至仪陇县新丰里井坝沟。可以说，通过仪陇县新丰里与衡阳老家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先后几代人的持续移居，使仪陇县新丰里成为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据点。正是以衡阳邓氏家族成员为代表的湖广籍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得湖广移民在仪陇县的人口中占据最大多数，据同治《仪陇县志》卷三《食货志》载：“邑中湖南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
顺庆府广安州望溪乡崇仪里是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又一个重要据点。邓道鸿的孙子邓仲斌是移居广安州的始迁祖，他的三个儿子也随父移居。随着信息传递回衡阳老家，乾隆七年，邓道卿的曾孙邓季通、邓季献也同时移居这里，强化了广安州作为衡阳邓氏家族在四川重要移居地的作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卷十《氏族志》记载，在广安州的外来移民中，“惟湘、鄂特多”，约占移民人口的60％，而邓氏家族移民无疑是其中的一员。
叙州府宜宾县是衡阳邓氏家族移民四川的第三个重要地点。康熙后期，邓道象的孙子邓仲璺携带妻儿移居宜宾县金家岩，成为该地的始迁祖。雍乾之际，邓道卿的四代孙邓宗舜及侄子邓兴泷也移居叙 帅I府宜宾县、马边厅等地，显然是受到了邓仲璺向衡阳老家传递信息的影响。
由此可见，随着邓氏家族成员移居四川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在四川的移居地点也呈现出逐渐拓展的趋势，从四川东部、北部的顺庆府、重庆府发展到西部、南部的叙州府、嘉定府。
(二)迁移路线与方式
衡阳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路线，可以从《衡阳邓氏族谱》中找到蛛丝马迹。按理说，湖南衡阳位于四川的东南方向，最近的路线是通过贵州或经过湘西直接到达四川东南部。但是族谱提供的信息却与之不符，作为衡阳邓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的最早移居地，仪陇县位于四川的东北部。那么这条移民路线的取向究竟如何呢?在关于邓道鸿的曾孙邓季闻移民四川的记载中，提到邓季闻在迁移途中死于“湖北郧阳府竹溪县”，并安葬于此。参照地图，不难发现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的路线是：湖南衡阳一湖北郧阳府竹溪县一陕西兴安府平利县一翻越大巴山一四川仪陇县。虽然这条路线比较绕，但在清前中期湖广移民入川的路线中却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根据孙晓芬的研究，长江水路是湖广移民入川的最重要通道，而取道湖北西北部郧阳府，途经陕南兴安府，翻越大巴山，进入川东北和川北地区，也是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从移民的方式看，家族中有移民的家庭比没有移民的家庭相对少些；举家迁移的较少，而家庭部分成员迁移的较多；既存在不带妻室迁移的情况，如邓孟金、邓仲君、邓兴柏，也存在携带妻室迁移的情形，如邓仲璺；单独迁移的较少，而父子、兄弟结伴而行的较多。
总之，衡阳邓氏家族成员移民四川是清前中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细胞，而衡阳正是湖南南部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正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奏折中所说：“湖南衡(阳)、永(州)、宝(庆)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该家族成员移民四川始于康熙前期，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则逐渐停止。这与“湖广填四川”开始于顺治末年、高潮出现于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嘉庆年间为尾声的历史过程相吻合(田光纬：《“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而且随着湖广移民从川东、川北向川西、川南的进一步迁移，邓氏家族移民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早期主要移居川东、川北的仪陇、广安、大足等地，发展到后期向川西南的宜宾、马边、犍为迁移，生动反映出家族移民史与清前中期“湖广填四出”移民运动的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