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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让无数人茫然、无措，又恐惧，公众思考着关于疾病、生命和人生价值的问题，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生命教育上。
生命教育的研究在我国并不罕见，但生命教育的教学实践却凤毛麟角。普通大众对生命教育充满误解，将其片面视为死亡教育，甚至对其抱有猎奇心理。事实上，生命教育的范围更广，关注每个人生命中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引导人们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
而死亡教育也并非美化死亡，而是普及死亡知识，宣扬“向死而生”的理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
目前，我国生命教育发展缓慢，需要更多新颖的教育方式和实践方法。趣味绘本阅读课程和体验式实践活动，都是吸引学生学习兴趣的有益尝试。
但我们也应明确，生命教育的普及，学校独臂难支。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所有家长、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努力，才可推动我国生命教育走得更快更远。
2020年春节，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每个密切关注疫情的家庭，都被迫“围观”着这场攸关健康和生命的疫情。新闻时刻更新着疑似、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看似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很多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人为什么会得病？什么是死亡？人死后会去哪里？这些从未想过的问题，逐渐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此時，是危机，也正是进行生命教育，疏导学生心理压力，引导他们珍惜生命、感受生命意义的时机。
那么我国生命教育的现状如何？生命教育有何发展困境？未来，生命教育又该如何开展？为解答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教授林移刚，共同探讨生命教育话题。
我国生命教育现状堪忧
林移刚提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都会积极科普生命教育的基本常识，这次采访同样如此。“生命教育是一个全人、全过程的教育，涉及每个人从生到死的方方面面，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生命认识、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改善他们的生命行为。”他强调，这对人们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有积极引导作用。从其内涵和目的看，生命教育意义重大，理应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生命教育的概念就传入我国，在我国近三十年的研究历史中，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界、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等专业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关于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呼吁从未停止。但林移刚对我国生命教育的推行进程并不乐观，他甚至认为生命教育在我国处境多少有些尴尬。“重视关注大多只停留在研究领域和专家倡导。”他向记者解释说。时至今日，大多数国人并不了解生命教育，甚至有些人连生命教育的基本内涵都不知道。“我国的生命教育缺乏系统的课程设计，在很多方面发展都不充分。”
首先，生命教育理念不明确。我国传统思想教育蕴含着对生死的关注和思考，扬雄在《法言·君子》里提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但这些淡然的生命观大都蕴含献身和奋斗精神，延续至今，大部分表现为师生和家长虽然也会关注生命的成长和质量，但理念较为“功利化” ，更看重为成绩努力。“重视孩子的成绩和素质，不重视他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重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重视人文关怀。”
其次，生命教育实践体系不完善。很多学生从未接受过专门的生命教育，原因很多：从教育者的职责角度看，班主任和辅导员需要负担思想教育的工作，但在实际教学中他们会更倾向于纪律管理;从教育重心角度看，学校普遍对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够重视，即使有些学校设有心理教育中心，也会更多地关注心理已经有问题的学生，忽略了心理可能有问题的学生。林移刚解释说：“这样的生命教育很片面，最终可能治标不治本。”
最后，生命教育的实践过于形式化。林移刚曾遇到过很多学校在进行生命教育时，鼓励学生通过实习、考察等表层的方式，提升他们对社会和生命的了解，却没有让学生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体验某些群体的生活和生命，这些学校的生命教育大多“有其名，无其神”。生命教学实践的缺乏，可能会造成学生的自我意识不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不够，抗压力较低。“我们生命教育一线工作者最有感触的事情就是，近几年，学生精神抑郁发病率持续走高，自杀率也居高不下。”公众对生命教育和学生抗压现状的不重视、关注少，令林移刚忧心却也无可奈何。
在林移刚看来，我国生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把生命教育当回事。传统观念里，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太多主动干预。因此，人们没有系统设计生命教育的意识。“公众普遍不认同生命教育的存在合理性。”林移刚说，“大家对待生命都是随意发挥。”
误解和猎奇
近几年，林移刚一直在为生命教育奔走，进行生命教育可行性实践教学的研究。2019年清明节，他所在的学院和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联合举行的“感悟生命、感恩生命”生命教育进高校清明节体验活动，就是一次实践的探索，活动设有“孕育体验”“老年人体验及残障体验”“死亡体验”等多种环节，力求通过体验人生中的各个阶段，让学生感知生命历程，领悟生命可贵之处，对生命和生命教育都会有更深的领悟和理解。
很多学生参加体验活动后，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一位学生穿上老人服，体验了年老行动不便的辛苦和负担后，回忆起自己和奶奶相处时对她反应迟钝的抱怨和嫌弃，内疚不已;一位心情抑郁，甚至有轻生念头的学生，被蒙上双眼躺在裹尸袋里体验死亡，身处黑暗的短短几分钟里，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才过去四分之一，突然觉得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了。“实际上，通过正向积极的生命教育或体验，不回避不夸大，就是让学生认知生命的更好方式。”林移刚补充说。
但活动见诸报道后，这场关于生命教育的实践宣传活动却开始“变味”：新闻媒体并没有将此次生命体验活动的意义和目的说明清楚，而是将报道的重点放在看似“耸人听闻”的“死亡体验”环节，这确实引来大量关注，但对活动的指摘也不少，有些人甚至用“哗众取宠”“无聊低俗”等情绪色彩浓厚的语言来评价本次活动。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生命教育推行过程的缩影：生命教育伴着误解与非议，一路负重前行。 活动有这样出人意料的评价，是很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原因是部分新闻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误导了社会公众。“对生命教育的发展来说，媒体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林移刚说。但显而易见，我国生命教育领域在传播层面缺乏相应的导向，以及正确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当时生命体验活动报道出现负面影响后，林移刚的团队曾和相关新闻平台沟通，重新邀请媒体进行更加客观的报道，但这样的补救措施并没有改变多少人对活动的第一印象。“事情进入迅速传播阶段，众口铄金，专业的力量孤掌难鸣，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回忆那段时间的心理煎熬，林移刚语气中多了些无奈。这也让他开始关注媒体引导对生命教育发展的作用，重视公众的普遍认可度。
“从社会层面来说，生命教育并没有较为坚实的群众认知基础。”正如林移刚反复说明的，人们对生命教育了解太少，误解太多。一部分人将生命教育简单粗暴地与死亡教育画上等号，又将死亡教育片面看作“毫不避讳使用死亡用品”的教育活动，自然对设计了“死亡体验”环节的社会实践，抱有猎奇心理。
人们的既有认知会对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和思考的深度有所限制。看客只会“嫌弃”活动中学生毫不避讳地躺在裹尸袋里，却没想到体验死亡并非博人眼球，而是向死而生，让学生直面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也更加珍惜、敬畏生命。
而之所以有些人对裹尸袋、死亡和殡葬等内容感到不适，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向往长寿，避讳疾病和死亡”的文化传统。社会上“谈死色变”“讳疾忌病”的风气盛行，这也是生命教育在我国推行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生命教育关注生、老、病、死各个阶段的思考与教育，其中涉及很多长辈们口中“晦气”的内容，他们对生命教育的接受度自然不高。“当初设计体验内容的时候，我们曾想用棺材作为‘死亡体验’的主要工具，但怕引起部分人的抗议和不满，就改成了裹尸袋。没想到还是挑战了一部分人的‘讳死’观念，引起了争议。”林移刚苦笑着说。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展生命教育
多年生命教育研究经历，让林移刚认识到，对于学生来说，不管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单独进行生命教育，都是不充分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才能让生命教育的内容设计更加系统化、体系化。
学校教育中，在不同的阶段，要做不同的事。“处于不同年级的学生，要接受相应的生命教育，对生命常识的了解要符合年龄特点。”例如，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就应逐步对生命的整个过程有所了解。但由于他们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通过过于抽象或成年化的体验，去了解生命过程。林移刚建议，教师可以让这一教学阶段的学生通过图文并茂的阅读和故事分享，引导他们对生命教育形成浅层感悟。
“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感受能力和辨别能力都有所提升，可以开展更加丰富的课程和活动。”林移刚认为，学校可以在道德修养和伦理教育课程中融入生命教育，回答生命發展方向的问题;设置独立的生命教育课程，解决生命的通识问题;进行生命教育的个性发展课程，解决个性生命提升的技术问题;进行社会实践的体验和拓展，组织学生在养老院、福利院、农民工子女学校和灾难性场合做义工，多维地设置生命体验和拓展的内容，解决生存适应和价值体验的问题;营造让学生感受到生命过程的校园文化氛围，利用清明节、重阳节等契机，把生命教育带入校园活动;加强学校人性化管理，提高教师生命素质和教育能力，强调以人为本的互动式教育。
林移刚一直认为，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孩子要建立正面的生命观和价值观，需要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家长也要提供积极的生命教育价值引导。”首先，父母要做好榜样，如家长努力上进、积极乐观、尊重长辈，子女便耳濡目染地习得这些良好品性;其次，父母要掌握和孩子沟通的必要技巧，弄懂孩子的直接表达和言外之意，才能明白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时沟通交流。
有些父母会借助饲养宠物和栽种花草，来培养孩子的生命意识。但要注意，家长应给孩子做出榜样，尊重小生命，了解他们的生长规律。借助小生命的成长过程，给孩子普及安全和健康的基本常识，引导他们感悟爱、责任和人性等生命情怀。
为逐渐形成生命教育的社会认知和氛围，学校等相关教育部门也在积极和社会单位合作。林移刚所在的学院长期与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合作，共同策划生命教育活动，便是其中典型。除此之外，很多生命教育专家也会带领学生参加农村扶贫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农村地区开展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素质教育和家长课堂，进行智力扶贫，努力提升整个社会的生命教育水平。
对疾病、老去、死亡的恐惧，是人之常情，生命教育正是以生命为主题，引导人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观和生死观，让人们直面人生，敬畏生命。在发展生命教育的路上，林移刚并不孤独，有一批和他一样，一直努力着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会在未来继续开展生命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积极拓展生命教育和体验新形式，把生命教育贯彻于人的生命全过程。
生命教育的研究在我国并不罕见，但生命教育的教学实践却凤毛麟角。普通大众对生命教育充满误解，将其片面视为死亡教育，甚至对其抱有猎奇心理。事实上，生命教育的范围更广，关注每个人生命中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引导人们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
而死亡教育也并非美化死亡，而是普及死亡知识，宣扬“向死而生”的理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
目前，我国生命教育发展缓慢，需要更多新颖的教育方式和实践方法。趣味绘本阅读课程和体验式实践活动，都是吸引学生学习兴趣的有益尝试。
但我们也应明确，生命教育的普及，学校独臂难支。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所有家长、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努力，才可推动我国生命教育走得更快更远。
2020年春节，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每个密切关注疫情的家庭，都被迫“围观”着这场攸关健康和生命的疫情。新闻时刻更新着疑似、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看似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很多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人为什么会得病？什么是死亡？人死后会去哪里？这些从未想过的问题，逐渐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此時，是危机，也正是进行生命教育，疏导学生心理压力，引导他们珍惜生命、感受生命意义的时机。
那么我国生命教育的现状如何？生命教育有何发展困境？未来，生命教育又该如何开展？为解答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教授林移刚，共同探讨生命教育话题。
我国生命教育现状堪忧
林移刚提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都会积极科普生命教育的基本常识，这次采访同样如此。“生命教育是一个全人、全过程的教育，涉及每个人从生到死的方方面面，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生命认识、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改善他们的生命行为。”他强调，这对人们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有积极引导作用。从其内涵和目的看，生命教育意义重大，理应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生命教育的概念就传入我国，在我国近三十年的研究历史中，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界、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等专业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关于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呼吁从未停止。但林移刚对我国生命教育的推行进程并不乐观，他甚至认为生命教育在我国处境多少有些尴尬。“重视关注大多只停留在研究领域和专家倡导。”他向记者解释说。时至今日，大多数国人并不了解生命教育，甚至有些人连生命教育的基本内涵都不知道。“我国的生命教育缺乏系统的课程设计，在很多方面发展都不充分。”
首先，生命教育理念不明确。我国传统思想教育蕴含着对生死的关注和思考，扬雄在《法言·君子》里提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但这些淡然的生命观大都蕴含献身和奋斗精神，延续至今，大部分表现为师生和家长虽然也会关注生命的成长和质量，但理念较为“功利化” ，更看重为成绩努力。“重视孩子的成绩和素质，不重视他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重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重视人文关怀。”
其次，生命教育实践体系不完善。很多学生从未接受过专门的生命教育，原因很多：从教育者的职责角度看，班主任和辅导员需要负担思想教育的工作，但在实际教学中他们会更倾向于纪律管理;从教育重心角度看，学校普遍对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够重视，即使有些学校设有心理教育中心，也会更多地关注心理已经有问题的学生，忽略了心理可能有问题的学生。林移刚解释说：“这样的生命教育很片面，最终可能治标不治本。”
最后，生命教育的实践过于形式化。林移刚曾遇到过很多学校在进行生命教育时，鼓励学生通过实习、考察等表层的方式，提升他们对社会和生命的了解，却没有让学生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体验某些群体的生活和生命，这些学校的生命教育大多“有其名，无其神”。生命教学实践的缺乏，可能会造成学生的自我意识不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不够，抗压力较低。“我们生命教育一线工作者最有感触的事情就是，近几年，学生精神抑郁发病率持续走高，自杀率也居高不下。”公众对生命教育和学生抗压现状的不重视、关注少，令林移刚忧心却也无可奈何。
在林移刚看来，我国生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把生命教育当回事。传统观念里，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太多主动干预。因此，人们没有系统设计生命教育的意识。“公众普遍不认同生命教育的存在合理性。”林移刚说，“大家对待生命都是随意发挥。”
误解和猎奇
近几年，林移刚一直在为生命教育奔走，进行生命教育可行性实践教学的研究。2019年清明节，他所在的学院和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联合举行的“感悟生命、感恩生命”生命教育进高校清明节体验活动，就是一次实践的探索，活动设有“孕育体验”“老年人体验及残障体验”“死亡体验”等多种环节，力求通过体验人生中的各个阶段，让学生感知生命历程，领悟生命可贵之处，对生命和生命教育都会有更深的领悟和理解。
很多学生参加体验活动后，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一位学生穿上老人服，体验了年老行动不便的辛苦和负担后，回忆起自己和奶奶相处时对她反应迟钝的抱怨和嫌弃，内疚不已;一位心情抑郁，甚至有轻生念头的学生，被蒙上双眼躺在裹尸袋里体验死亡，身处黑暗的短短几分钟里，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才过去四分之一，突然觉得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了。“实际上，通过正向积极的生命教育或体验，不回避不夸大，就是让学生认知生命的更好方式。”林移刚补充说。
但活动见诸报道后，这场关于生命教育的实践宣传活动却开始“变味”：新闻媒体并没有将此次生命体验活动的意义和目的说明清楚，而是将报道的重点放在看似“耸人听闻”的“死亡体验”环节，这确实引来大量关注，但对活动的指摘也不少，有些人甚至用“哗众取宠”“无聊低俗”等情绪色彩浓厚的语言来评价本次活动。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生命教育推行过程的缩影：生命教育伴着误解与非议，一路负重前行。 活动有这样出人意料的评价，是很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原因是部分新闻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误导了社会公众。“对生命教育的发展来说，媒体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林移刚说。但显而易见，我国生命教育领域在传播层面缺乏相应的导向，以及正确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当时生命体验活动报道出现负面影响后，林移刚的团队曾和相关新闻平台沟通，重新邀请媒体进行更加客观的报道，但这样的补救措施并没有改变多少人对活动的第一印象。“事情进入迅速传播阶段，众口铄金，专业的力量孤掌难鸣，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回忆那段时间的心理煎熬，林移刚语气中多了些无奈。这也让他开始关注媒体引导对生命教育发展的作用，重视公众的普遍认可度。
“从社会层面来说，生命教育并没有较为坚实的群众认知基础。”正如林移刚反复说明的，人们对生命教育了解太少，误解太多。一部分人将生命教育简单粗暴地与死亡教育画上等号，又将死亡教育片面看作“毫不避讳使用死亡用品”的教育活动，自然对设计了“死亡体验”环节的社会实践，抱有猎奇心理。
人们的既有认知会对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和思考的深度有所限制。看客只会“嫌弃”活动中学生毫不避讳地躺在裹尸袋里，却没想到体验死亡并非博人眼球，而是向死而生，让学生直面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也更加珍惜、敬畏生命。
而之所以有些人对裹尸袋、死亡和殡葬等内容感到不适，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向往长寿，避讳疾病和死亡”的文化传统。社会上“谈死色变”“讳疾忌病”的风气盛行，这也是生命教育在我国推行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生命教育关注生、老、病、死各个阶段的思考与教育，其中涉及很多长辈们口中“晦气”的内容，他们对生命教育的接受度自然不高。“当初设计体验内容的时候，我们曾想用棺材作为‘死亡体验’的主要工具，但怕引起部分人的抗议和不满，就改成了裹尸袋。没想到还是挑战了一部分人的‘讳死’观念，引起了争议。”林移刚苦笑着说。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展生命教育
多年生命教育研究经历，让林移刚认识到，对于学生来说，不管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单独进行生命教育，都是不充分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才能让生命教育的内容设计更加系统化、体系化。
学校教育中，在不同的阶段，要做不同的事。“处于不同年级的学生，要接受相应的生命教育，对生命常识的了解要符合年龄特点。”例如，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就应逐步对生命的整个过程有所了解。但由于他们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通过过于抽象或成年化的体验，去了解生命过程。林移刚建议，教师可以让这一教学阶段的学生通过图文并茂的阅读和故事分享，引导他们对生命教育形成浅层感悟。
“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感受能力和辨别能力都有所提升，可以开展更加丰富的课程和活动。”林移刚认为，学校可以在道德修养和伦理教育课程中融入生命教育，回答生命發展方向的问题;设置独立的生命教育课程，解决生命的通识问题;进行生命教育的个性发展课程，解决个性生命提升的技术问题;进行社会实践的体验和拓展，组织学生在养老院、福利院、农民工子女学校和灾难性场合做义工，多维地设置生命体验和拓展的内容，解决生存适应和价值体验的问题;营造让学生感受到生命过程的校园文化氛围，利用清明节、重阳节等契机，把生命教育带入校园活动;加强学校人性化管理，提高教师生命素质和教育能力，强调以人为本的互动式教育。
林移刚一直认为，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孩子要建立正面的生命观和价值观，需要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家长也要提供积极的生命教育价值引导。”首先，父母要做好榜样，如家长努力上进、积极乐观、尊重长辈，子女便耳濡目染地习得这些良好品性;其次，父母要掌握和孩子沟通的必要技巧，弄懂孩子的直接表达和言外之意，才能明白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时沟通交流。
有些父母会借助饲养宠物和栽种花草，来培养孩子的生命意识。但要注意，家长应给孩子做出榜样，尊重小生命，了解他们的生长规律。借助小生命的成长过程，给孩子普及安全和健康的基本常识，引导他们感悟爱、责任和人性等生命情怀。
为逐渐形成生命教育的社会认知和氛围，学校等相关教育部门也在积极和社会单位合作。林移刚所在的学院长期与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合作，共同策划生命教育活动，便是其中典型。除此之外，很多生命教育专家也会带领学生参加农村扶贫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农村地区开展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素质教育和家长课堂，进行智力扶贫，努力提升整个社会的生命教育水平。
对疾病、老去、死亡的恐惧，是人之常情，生命教育正是以生命为主题，引导人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观和生死观，让人们直面人生，敬畏生命。在发展生命教育的路上，林移刚并不孤独，有一批和他一样，一直努力着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会在未来继续开展生命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积极拓展生命教育和体验新形式，把生命教育贯彻于人的生命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