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有关"新闻无学"的偏见与争论是个老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对话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解读版本与讨论弹性.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农民工议题研究为例,通过对当前不同学科农民工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再结合笔者十年左右的农民工研究经历的反思,发现学科边界"森严"抑或唯传播效果论的研究取向,使得现有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农民工议题的研究,缺乏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及与其它学科对话的资本和平台,出现明显的内眷化现象.对内"眷顾",对外"失语",如此矛盾抑或危机则让"新闻无学"偏见的存在有了新的理解路径与解释空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智能手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BXW1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关"新闻无学"的偏见与争论是个老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对话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解读版本与讨论弹性.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农民工议题研究为例,通过对当前不同学科农民工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再结合笔者十年左右的农民工研究经历的反思,发现学科边界"森严"抑或唯传播效果论的研究取向,使得现有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农民工议题的研究,缺乏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及与其它学科对话的资本和平台,出现明显的内眷化现象.对内"眷顾",对外"失语",如此矛盾抑或危机则让"新闻无学"偏见的存在有了新的理解路径与解释空间.而扭转偏见则需要进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反思,并实现从学科眼、学科边界和学科范式等方面的转向与重构.唯此才能在与其它学科的合作与对话中发出新闻传播学的声音,提升新闻传播学在媒介化社会中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他文献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不断转向,先后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号"、"劳动节纪念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将《新青年》迁回上海出版,而且与群益书社决裂,独立创办"新青年社",出版《劳动界》,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开始改组后,编辑部南北同人分裂,并于1921年4月由沪迁穗出版,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在《新青年》不断转向中,陈独秀等
《上海新报》是北华捷报馆所诞生的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这份报纸与北华捷报馆的关联仍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研究空白.论文利用《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字林西报行名录》等西报材料,试图理清《上海新报》与北华捷报馆的关联,以探讨这份报纸在中西之间的特点与局限.研究发现,北华捷报馆的经营与编辑业务相分离,报馆统揽《上海新报》的定价发行等经营业务,西人主编在报馆主管之下独立编辑报纸.因而,《上海新报》从翻译内容、新闻观念和言论立场上都有较深的西报印记.在借鉴移植西报理念和西式新闻纸的本土化探索之间存在的张力和限制也影响
在晚清社会,现代报刊媒介的"介入",打破了官方发布科举新闻的闭环系统.报刊所报道的科举新闻,对士人的资讯获取、社交活动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报刊利用其自身的资讯优势,印制乡试、会试闱墨,刊登各类科考书籍广告,从而实现科举新闻与科场生意的"互动"与"互构",使"应试之书"与"必读之报"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维新之后的数年间,"新闻化的西学"成为士子应试策论的思想资源,诸如"时务体"、"新民体"被视为应试的范本,士人热衷于阅读时务书报.科举考试的内容转向促使士人与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方案,充分了解各国新闻媒体的态度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至关重要.该研究通过对4918篇英文新闻报纸报道(2013-2019年)的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从正面和负面词汇比例的分布判断,各国新闻报道在情感倾向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区分国家类型后发现,不同国家在报道框架和情感态度上差异显著,相较于非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感态度更加正面.此外,文化距离影响情感态度走向,且对不同国家影响机制不同.就沿线国家来说,文化距离适度会促进正面情感态度,文化距离过
"新闻软文"这种新闻失范行为一直以来备受批评但依然屡禁不止,以行动者理性的理论视角剖析某市场化媒体"新闻软文"与新闻常规之间的组织博弈,可管窥其在新语境下的微观机制:"新闻软文"以表面上符合新闻常规的专业方式与后者"和谐共处",其本质是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相互冲突并导致组织缓慢裂变;记者与企业及公关的博弈使得新闻常规中的某些规则在实践中被异化为行动者的权变工具,这不仅伤害了新闻的价值理性,也伤害了新闻编辑部的制度环境.研究有助于理解并辨察当新闻职业主张和文化传统遭遇商业资本时,新闻编辑部及新
"网络红人"是近20年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该研究对28位网民进行有关"网红"记忆的深度访谈,结合互联网历史媒介文本的对照考察,在对"网红"的概念史梳理过程中,纵向描摹了中国文化类"网红"嬗变的四个时期,即"文化想象期"(1999-2004年)、"观念碰撞期"(2004-2009年),"观点争鸣期"(2009-2014年),"资本驱动期"(2014年-至今)四个典型阶段.总结了网民对待不同阶段"网红"身份"转场"背后的5个维度的心态转变,即:在
1924年上海《民国日报》的改组源于孙中山"联俄"政策.该政策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俄要求国民党重视宣传并改组党.随着国民党的改组,一些"党人"所办的私营报纸被改组为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是改组首选对象.该报的改组以组建国共合作性质的编委会等为重点.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国共关系总体密切,《民国日报》的改组成效明显,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和影响."弹劾共产党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试图重组《民国日报》编委会未果,这对该报后续发展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在经历了
"中流砥柱"如何从物质实体和文化地理成为成语并被广泛应用?通过梳理其历史文本,描述其叙事衍变与传播实践,发现经由符号与隐喻的生成、强化以及升级形成了不断扩张的意义螺旋,同时通过物质和地理的再生产诠释核心内涵,形成了物质转化为符号以及再物质化、再地理化的脉络;"中流砥柱"的传播脉络呈现出长时段跨媒介话语建构的复杂纹理,在不同载体间传播、转换、回旋甚或改变信息本身的性质,且具有高度的文化语境;这种符号化和再物质化表达的往复线路和互文过程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动态转义逻辑,或可被视为本土传播的经验,启
斯诺"红色中国"书写是搭建中西方沟通桥梁的经典文本,其在西方流传的过程中,因应时局变迁而获致不同的评价.考察西方对斯诺"红色中国"书写进行知识再生产的整体脉络,还原其在曲折中逐步被标志为经典作品的全过程,并梳理其在当代情境中拓展的意义空间,发现:对斯诺"红色中国"书写的知识再生产,绝不局限于原始文本的阐释,而毋宁是交织着历史、时政、文化与个人理念的知识新造,再现着经典的历史生命力.
传播学有关媒介与社会信任之关系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现有的成果多是微观层面的视角,从宏观层面观照媒介体制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研究成果不多.首先,鉴于现有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尚有不足,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对其进行了优化,并利用可获得的数据对所有媒介体制维度进行了量化操作,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其次,我们考察了该分析框架的媒介体制特征对社会信任可能存在的影响,发现公共媒介的市场份额越大、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度越高,社会信任情况越好.媒介市场结构的集中化虽然也有益于社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