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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空的城市“夹心层”
编者的话:今年各地的“两会”,“夹心层”备受关注。“夹心”,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对于主流人群来说,人生的境遇,往往就在高低之间,尴尬徘徊,如同遭遇“天花板”。近年来,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的大学生;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农民工;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无疑是涌入“夹心层”的新力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夹心层”还将不断扩大。事实证明,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夹心层”,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最容易被忽视。对这一群体的剖析,无疑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谁是城市“夹心层”
人们习惯于把生活过得去但是没钱买房的人、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夹心层”。“夹心层”不是规范的学术表达方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夹心层”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一种在市场化过程中因公共政策不到位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夹心层”最早是指那些既买不起商品住房,又得不到政府住房支持的处于中产边缘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最近各地召开的“两会”,“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
由于“夹心层”之说形象生动,易记易传,不少在就业和生活境遇中处于不上不下境地的人群往往被泛指为“夹心层”。这些年,硕士研究生在寻找工作时,往往上不如博士毕业生受人重视,下不如普通本科生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处于“夹心状态”。除了购房中的“夹心层”和大学生就业中“夹心层”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不太被人关注但却更为庞大的“夹心层”,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通常所称的“80后”和“90后”。他们缺少父辈在农村劳动的经历,缺少真正的农村艰苦生活的体验,一般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务工经商。由于身份和能力的限制以及家庭条件的制约,他们一般很难在城市真正扎下根来。由于他们读过书,受过初高中教育,生活在信息化时代,渴望留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不愿意回到农村过他们父母的生活。即使暂时回到农村父母身边,他们大多不愿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过着比较封闭的乡村生活。城市留不下、农村留不住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一是他们在就业、生活、心理等诸多方面处于无处归属的“夹心状态”。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夹心层”。他们是中国社会中另一个遭遇“天花板”的群体:一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不上不下或日子也曾经好过,后来发生了变化;二是他们都不属于政府关注的帮扶、救济对象,成为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的绕行群体;三是他们积郁的怨气都很大。
为何成为“夹心”
“夹心层”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部分社会群体没有能够很好地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导致“夹心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公共政策存在问题。住房“夹心层”的存在和急剧扩大,说明房地产政策和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有问题,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房价过快增长,也没有能够有效地保障各个阶层的住房权利。就业“夹心层”的出现,说明我国的大学教育培养制度、学科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明我国就业制度不完善、不合理,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期望需要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和心理上的“夹心状态”表明,我国社会体制中的诸多不合理现象仍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农民和城市居民仍然不能平等地就业、居住和生活,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如果说住房上和就业上的夹心层是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和划分的(实际上,还没有研究者真正用“夹心层”这一概念,更没有人认真地用客观的指标来研究和测量所谓的“夹心层”),那么生活于无根状态的农民工中的“夹心层”更多是心理上的,更多的属于主观认同上的“夹心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夹心层”是社会阶层化的现象,是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导致的结果。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阶层现象,社会阶层的产生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给较低社会地位和社会处境不理想的社会阶层成员带来希望,带来努力和前进的动力,让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不能正常社会流动。社会存在“夹心层”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夹心层”扩大化,特别是人们心态和归属上出现“夹心化”倾向。
心态上的“夹心层”不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客观标准区分的“夹心层”可能涉及多种社会群体,涉及多个社会阶层,“夹心层”只是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给他们的一个名称,反映他们之间客观处境上的某些相似点或共同点,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归属认同。而心态上的“夹心层”更多的是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工作境遇而引发的认同感,是主观的“夹心层”。“夹心层”并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从年龄、素质还是能力方面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处于社会的中坚位置,都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而且很多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如果他们的就业、生活、居住等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滑向“失意精英”,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威胁力量。
捅破“夹心层”的天花板
进入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过去公共政策或多或少偏向于了少数精英群体,对于企业家、商人、明星大腕、专家学者和党政干部的利益关注和强调的较多、维护和实现的较好,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失地农民等生活困难群众的利益关注和关心不够。因此,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不断调整公共政策,着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点是解决困难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生活需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处于强弱之间的“夹心层”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党和政府既要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也要着力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合法权益;要关注两头兼顾中间,既要关心和维护强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要关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着力改善“夹心层”的生存状态,要防止“夹心层”群体扩大化;要防止“夹心层”群体跌落到社会底层,成为弱势群体;要防止客观的“夹心层”变成主观认同的“夹心层”。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保障“夹心层”群体的合法权益,提升“夹心层”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让他们充满希望地工作和生活,让他们心情愉快地工作和生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不同类型的“夹心层”产生原因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产生“夹心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原因,捅破制约各类“夹心层”向上社会流动的“天花板”,实现各个社会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编者的话:今年各地的“两会”,“夹心层”备受关注。“夹心”,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对于主流人群来说,人生的境遇,往往就在高低之间,尴尬徘徊,如同遭遇“天花板”。近年来,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的大学生;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农民工;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无疑是涌入“夹心层”的新力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夹心层”还将不断扩大。事实证明,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夹心层”,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最容易被忽视。对这一群体的剖析,无疑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谁是城市“夹心层”
人们习惯于把生活过得去但是没钱买房的人、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夹心层”。“夹心层”不是规范的学术表达方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夹心层”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一种在市场化过程中因公共政策不到位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夹心层”最早是指那些既买不起商品住房,又得不到政府住房支持的处于中产边缘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最近各地召开的“两会”,“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
由于“夹心层”之说形象生动,易记易传,不少在就业和生活境遇中处于不上不下境地的人群往往被泛指为“夹心层”。这些年,硕士研究生在寻找工作时,往往上不如博士毕业生受人重视,下不如普通本科生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处于“夹心状态”。除了购房中的“夹心层”和大学生就业中“夹心层”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不太被人关注但却更为庞大的“夹心层”,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通常所称的“80后”和“90后”。他们缺少父辈在农村劳动的经历,缺少真正的农村艰苦生活的体验,一般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务工经商。由于身份和能力的限制以及家庭条件的制约,他们一般很难在城市真正扎下根来。由于他们读过书,受过初高中教育,生活在信息化时代,渴望留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不愿意回到农村过他们父母的生活。即使暂时回到农村父母身边,他们大多不愿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过着比较封闭的乡村生活。城市留不下、农村留不住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一是他们在就业、生活、心理等诸多方面处于无处归属的“夹心状态”。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夹心层”。他们是中国社会中另一个遭遇“天花板”的群体:一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不上不下或日子也曾经好过,后来发生了变化;二是他们都不属于政府关注的帮扶、救济对象,成为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的绕行群体;三是他们积郁的怨气都很大。
为何成为“夹心”
“夹心层”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部分社会群体没有能够很好地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导致“夹心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公共政策存在问题。住房“夹心层”的存在和急剧扩大,说明房地产政策和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有问题,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房价过快增长,也没有能够有效地保障各个阶层的住房权利。就业“夹心层”的出现,说明我国的大学教育培养制度、学科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明我国就业制度不完善、不合理,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期望需要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和心理上的“夹心状态”表明,我国社会体制中的诸多不合理现象仍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农民和城市居民仍然不能平等地就业、居住和生活,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如果说住房上和就业上的夹心层是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和划分的(实际上,还没有研究者真正用“夹心层”这一概念,更没有人认真地用客观的指标来研究和测量所谓的“夹心层”),那么生活于无根状态的农民工中的“夹心层”更多是心理上的,更多的属于主观认同上的“夹心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夹心层”是社会阶层化的现象,是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导致的结果。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阶层现象,社会阶层的产生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给较低社会地位和社会处境不理想的社会阶层成员带来希望,带来努力和前进的动力,让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不能正常社会流动。社会存在“夹心层”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夹心层”扩大化,特别是人们心态和归属上出现“夹心化”倾向。
心态上的“夹心层”不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客观标准区分的“夹心层”可能涉及多种社会群体,涉及多个社会阶层,“夹心层”只是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给他们的一个名称,反映他们之间客观处境上的某些相似点或共同点,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归属认同。而心态上的“夹心层”更多的是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工作境遇而引发的认同感,是主观的“夹心层”。“夹心层”并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从年龄、素质还是能力方面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处于社会的中坚位置,都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而且很多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如果他们的就业、生活、居住等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滑向“失意精英”,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威胁力量。
捅破“夹心层”的天花板
进入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过去公共政策或多或少偏向于了少数精英群体,对于企业家、商人、明星大腕、专家学者和党政干部的利益关注和强调的较多、维护和实现的较好,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失地农民等生活困难群众的利益关注和关心不够。因此,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不断调整公共政策,着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点是解决困难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生活需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处于强弱之间的“夹心层”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党和政府既要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也要着力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合法权益;要关注两头兼顾中间,既要关心和维护强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要关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着力改善“夹心层”的生存状态,要防止“夹心层”群体扩大化;要防止“夹心层”群体跌落到社会底层,成为弱势群体;要防止客观的“夹心层”变成主观认同的“夹心层”。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保障“夹心层”群体的合法权益,提升“夹心层”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让他们充满希望地工作和生活,让他们心情愉快地工作和生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不同类型的“夹心层”产生原因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产生“夹心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原因,捅破制约各类“夹心层”向上社会流动的“天花板”,实现各个社会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